文明史纲

作者简介

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布国代尔独力撰写的一部通史，也是其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初版于1962年，初衷是为法国16到18岁的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即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而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二十五章。第一部分“方明史”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叙述乐欧和俄国的历史）。它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给了人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论述深刻，予人以启迪。

书籍目录

布罗代乐教授历史（莫里斯·埃马尔）

序

导言：历史与现在

上编 文明史纲

第一章 术语的衍变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第一部分 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

第四章
历史

第五章
地理

第六章
伊斯兰伟大与衰落（公元8至18世纪）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

编辑推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有以一人之力撰写一部通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

内容概要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1985年11月），当代法国知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15至19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文明史纲》和《法兰西的特性》等。曾有人这样说道：“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的话，那么，获奖的第一人必定是费尔南·布罗代尔。”这话虽为戏言，却也反映出布罗代尔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本序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1980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简称《地中海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  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他们不是在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6年11月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于1996年出齐)，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圃，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

章节摘录

书摘    正如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存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    在遥远的或晚近的过去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和见解中，它一点一点地加以筛选，看重一些东西而忽视另一些东西；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它具备了一种既非全新也绝非过去完全相同的形态。这些来自内部的拒斥可能很坚定，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只有持久的拒斥对心理学史正在逐渐探索的那些领域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领域或许大如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诸如此类的探索的例子包括：阿尔贝托·特向蒂(AlbertoTenenti)对15和16世纪的生活与死亡的两项开拓性的研究，R.莫齐(R.Mauzi)在《18世纪法国的幸福观(L'ldee de bonheur en France au XVII e siecle)的考察；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eault)于1961年写作的那部令人着迷的著作《古典时期的疯癫史》(LHistoire de folie al'ageclassique)这三个个案都是改变了自身传统的文明的例子——有时它们很少为人充分地了解。这种过程十分缓慢，以至于生逢其时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它。每一个时代，拒斥——和对某种抉择的偶然接受——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在此期间，禁止、阻碍和恢复的过程常常是艰难的、不尽如人意的，而且总是非常漫长的。    这正是米歇尔·福柯以其特有的术语所说的“分割”(8e partager)——就是说，将其所摈弃的价值驱逐出知识边缘和内心生活。福柯写道：    人们可以追溯界限(1imites)的历史，也就是追溯令人费解的行为的历史，这些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必定会被人忘掉，借此，一种文明将它视为异己的某种东西清除出去。贯穿这一文明的历史，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孤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就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因为它把它的价值作为它的历史的持续特征来接受和维持；但是在我们所选择讨论的范围内，它做出了基本的抉择——(我们所强调的)分割，这种抉择赋予这种文明正面的性质——也就是构成这种文明的基本实质。     这篇优美的文字值得密切关注。一种文明要获得其真实面貌，就得排除性质不明确的领域中烦扰它的东西，尽管这个领域对我们可能已经变得陌生了。文明的历史是历时几个世纪之久的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它就像一个介于清楚的、自觉的目标和模糊的、未察觉的命运之间的个人一样举棋不定，进退维谷，它对目的和动机的影响常常为人所漠视。显然，这种基于回忆的心理学论当然，人们可能会给出不同的例子。阿尔贝托·特南蒂的著作耐心地追溯了西方疏离中世纪所面对的基督教死亡观的过程——从放逐尘世向坟墓外真实生活的一次简单的转变。在15世纪，死亡成为人类所受到的至高无上的考验，被看作消灭肉身的仪式。但是，在这种新死亡观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观，生活固有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对死亡的焦虑有所减弱，16世纪——至少在开始时——是以尽情享受生活(joiedevivre)为其特征的。    到此为止，我们的论点一直是建立在文明之间的和平关系之上的，每种文明都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它自己的抉择。但是，暴力也是常有的事。总是令人悲叹的是，暴力的结果常常是毫无意义的。    像高卢和西欧大多数地区的罗马化这样成功的例子，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所花费的那个时间段——尽管常常不可信——通过罗马的这些附属国开始出现时的原始水平，通过它们对征服者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通过它们对自己命运的默认，才能得到解释。但是，诸如此类的成功十分罕见：正因为存在这种例外，才证明了普遍规律的存在。  事实上，当双方的接触充满暴力时，失败比成功要来得更加频繁。“殖民主义”或许在过去取得过成功，但今天它却显然是一败涂地。通常，殖民主义的后果是—种文明为另一种文明所淹没。被征服者总是屈从于更强者，但是，当文明这间发生冲突时，他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性的。长期的强行的和平共处中或许包含着让步或共识，也可能包含着常常是富有成果的重要的文化交流，但是，这个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充满暴力的氛围下文化相互渗透的最佳例证，在罗歇，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的杰出著作《巴西的非洲宗教》（Les Religions africainsouBrdsil)(1960年)中得到描述本书讲述了黑奴的悲惨故事，他们被强行从他们的非洲根基上拖走，抛到殖民地巴西的父权制基督教社会之中。他们对此表示反对，但同时又接纳了基督教。一些逃亡的黑奴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quilombos：巴伊亚（Bahia)东北部的帕尔梅拉斯(Parmeiras)共和国并不是没有经过一场全面的战争就被征服了。尽管被剥夺了一切，但这些黑人还是恢复了古老的非洲宗教习俗和神秘舞蹈。在他们的candombl6s和macumabs中，他们将非洲和基督教的仪式混为一个综合体，今天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这是一个令人称奇的例子。战败者投降了——但同时也保存了自己。    ……书摘2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的表述，是由德国历史学家在19世纪创造出来的(准确地说，是在1808年)。《彼特拉克与人文主义》一书的作者皮埃尔，德·诺亚克(Pierre de Nolhac)“1886年在高等研究院讲座课程中首先使用该词，享有把它正式引进到法国大学官方语言之功”。这样“人文主义”相对来说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术语，对它的解释易于因人而异，随个人的爱好而定。直至那时之前，人们使用的只有“人文主义者”(humanistes)一词，指的是十15和16世纪中给自己取了那个名字的范围有限的一群人。    不过“人文主义”并不局限于这些“人文主义者”，并不局限于他们所体现的“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精神”。它包含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多种——非常多，到了现在内涵极其丰富。1930年的一份研究出现了诸如“新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纯粹人文主义”，甚至还有“技术人文主义”和“科学人文主义”之类的说法。现在进行概括考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这证明，假如说该词曾经是一种学术的或技术的说法，那么现在它趋向于通俗化，具有了许多新的含义，因而与生存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联系起来。    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找到的说法有：重2世纪人文主义(构成经院哲学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或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文主义(这么表述通常是指其原创性和多重性)，甚至“卡尔·马克思或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e Gorki)的人文主义”……对此我们只能感到困惑，除了需要和明显渴望把它们都作为一个语族的问题之外，这一系列“人文主义”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性?    或许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借用奥古斯丁·勒诺代(Augustin Renaudet)的下述说法?这位托斯卡纳和欧洲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所下的广泛定义似乎包括了这一非常普遍的含义：“人文主义’一词可以用来指代一种建立在人类；高贵品性上的伦理。转用于研究和行动，它承认和超越了人类天才的伟大和其创造力，而反对无生命自然之原始力量。具有本质意义的仍然是，个人通过严格的、有条不紊的纪律发展自己之所有人类机能，以不失任何能够扩展和提升人类的努力。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分开头这么说：‘凭借不间断的努力，达到生存的最高形式。’与此相似，司汤达在1850年1月31日对欧仁·德拉克洛瓦说：‘不要忽略任何能够使你变得伟大的东西。’这么一种建立在人类高贵品性上的伦理道德要求社会做出不断的努力来具体体现人类关系中最高度完满的形式：一种庞大的功绩，一种伟大的文化成就，对人类和世界空前多的了解。它奠定了个人和集体道德的基础；它建立了法律，创建了经济；它引发了一种政治制度；它培育了艺术和文学。”    这一雄辩的定义应当说是足够充分的。不过它没有对那种运动感予以足够有力的强调；在这方面，艾蒂安·吉尔松(Etienne Gilson)简短的定义则反过来夸大了那种运动感：他宣称，文艺复兴本质上届于中世纪，它“没有增加人性，而是削弱了神性”。这一断言是不公正的，过于极端，但它有意无意中确实显示了所有人文主义者思想中天然的趋向、偏好。人文主义解放并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如果说没有完全把它忘却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人文主义也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排他性地从属于上帝，反对一种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念，反对任何忽略或看上去忽略人性；的信条，反对任何会减少人类责任的制度……它是一系列永恒的要求，它是荣誉的一种表现。    约翰·加尔文(Calvin)完全没有这种幻觉。“当我们听人说要依赖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时，我们不是被抬高到一个芦苇的顶端吗?它承受不住我们的重压，马上就会断裂，结果把我们也摔了下来。”加尔文不属于那些首先相信人性的人。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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