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辩

作者简介

《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辩》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本卷是其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949-2000文学卷)”分册。本卷从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侧面评述有关论辩的历史情况及各方观点，希望为读者搭建一个回望世纪性论争的小小平台。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诗经》研究论争一、《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一)20世纪以前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本年代研究的论争／010(二)20世纪前半叶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年书代研究的论争／013(三)20世纪80年代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的论争／019(四)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关于《毛诗序》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的论争／025(五)结语／030二、“《国风》民歌说”是否成立之论争(一)“《国风》民歌说”的由来／033(二)“《国风》非民歌说”派学人对“《国风》民歌说”的质疑／035(三)对“《国风》”非民歌说派学人批评“《国风》民歌说”的反批评／040(四)“《国风》民歌说”与“《国风》非民歌说”之争的意义／043第二章 《楚辞》研究论争一、“屈原否定论”相关之论争(一)围绕廖平、胡适的“屈原定论”所展开的系列论争／050(二)何天行、朱东润的“屈原否定论”及相关批评／063(三)三泽玲尔的“屈原否定论”及相关批评／074(四)结语／08l第三章 汉代诗歌研究论争一、乐府机构的初设年代问题之论争(一)主张乐府设置不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一派意见／084(二)坚持乐府机构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一派意见／086(三)结语／088二、《孔雀东南飞》写作年代之论争(一)二三十年代关于《孔雀东南飞》写作年代的论争／'09C(二)二三十年代之后关于《孔雀东南飞》写作年代的论争／095(三)梅祖麟：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妻”的写作年代／098第四章 魏晋诗歌研究论争一、建安诗歌研究论争(一)对“建安风骨”的不同理解／102(二)关于曹操的评价问题／107(三)“抑丕杨植”与“抑植杨丕”／112(四)三曹游仙诗的评价问题／115(五)蔡琰诗的真伪论争／119二、阮籍《咏怀诗》主题论争三、玄言诗的评价问题第五章 南北朝诗歌研究论争一、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绩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二、鲍照《拟行路难》研究三、庾信研究四、“永明体”研究五、宫体诗及其评价六、《木兰辞》的创作年代与主题思想之论争第六章 隋及初唐诗歌研究论争一、隋及初唐诗歌的总体评价问题二、初唐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沈、宋诗的评价问题四、陈子昂诗论及诗歌成就的评价问题五、《春江花月夜》主题之论争第七章 盛唐诗歌研究论争一、“盛唐气象”的论争……第八章 中唐诗歌研究论争第九章 晚唐诗歌研究论争第十章 唐五代词研究论争第十一章 宋词研究论争（上）第十二章 宋词研究论争（下）第十三章 辽金元诗歌研究论争第十四章 明代诗歌研究论争第十五章 清词研究论争第十六章 近代诗歌研究论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后记编辑后记

内容概要

　　檀作文，男，安徽东至人，1973年3月生。199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4年9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孙静教授，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1997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9月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振刚教授，专攻先秦两汉文学，2000年7月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诗歌教育与传播工作部部长，兼任中国诗歌网站长、北京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同时也是中华诗词研究院研究员。北大求学期间，曾在林庚先生指导下研读李白，并追随吴小如先生研读儒家经典与中国诗学。治学方向以儒家经典与中国诗歌为主，出版过《论语解读》《朱熹诗经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辩》《网络诗词年选》《李煜》等专著数种。以周穆之名作《且听风吟》

章节摘录

　　（五）蔡琰诗的真伪论争　根据前人的资料，署名蔡琰的作品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胡笳十八拍》，但是对于它们的真伪，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争议，20世纪继续延续这种争议。就两首《悲愤诗》而言，有四种说法：两者肯定说、两者否定说、肯定骚体说、肯定五言说。　　两者肯定说范晔在《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最早肯定两首《悲愤诗》均为蔡琰所作。20世纪内的40年代之前，主张此说者有胡适、联沛等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谈到，蔡琰被胡骑掳到南匈奴，曹操用重金将其赎回之后，她感伤乱离，创作了《悲愤》二篇，叙述她悲哀的遭际。联沛于《蔡文姬的三篇作品》一文中，还凭自己的眼光，列出了蔡琰三篇作品的创作顺序：骚体《悲愤诗》最先，次是《胡笳十八拍》，最后是五言《悲愤诗》。凭借的依据是什么，联沛并没有说明。　　五六十年代，不少学者也持“两者肯定说”。高亨认为这两首诗歌都异常明确地叙述了蔡琰被掳入胡的主要经历，就这一点来说，两首诗歌都应看作是蔡琰的作品。　　直到1998年，管雄仍然同意这一说法。管雄以现在的创作实例来加以证明，认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同一题材写作两篇作品是常有的事，就像现如今，有些小说，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剧本一样，作者还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相信《后汉书》的说法，两首诗歌均为蔡琰所作。　　两者否定说主张此说者较少，40年代有张长弓，80年代有蔡义江。张长弓于《读（蔡琰悲愤诗辨）》一文中，先分析汉末史实，然后提出八点理由：时间不合；解释不易；胡地景象不合；两诗意思相重；咒骂董卓可疑；抄袭《董卓传》；诗词明白感慨；钟嵘未读蔡琰诗。据此，张文得出“两首《悲愤诗》不出于蔡琰之手”的结论。蔡义江则不仅认为两诗不是蔡琰所作，而且还根据诗歌的语句进行分析，认为与晋宋间文人的语气相仿佛，因此，认定两首诗均是晋、宋间某一佚名文人的拟作。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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