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水浒（品人篇）

作者简介

本书围绕《水浒传》中的人物，分为八个板块来加以评论。具体包括：武松板块(潘金莲、孙二娘、蒋门神等)、昏君奸臣板块(赵佶、蔡京、朱勔、高俅等)、宋江板块(朱仝、秦明、李逵等)、闲话配色板块等。

书籍目录

序言：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前言武松板块（潘金莲、孙二娘、蒋门神等）1.武松是个什么人2.武松是什么地方人葬于何处3.武松怎么会在阳谷县打虎4.武松是用拳头打死老虎的么5.潘金莲为什么要勾搭武松6.善说风情的王婆没有好下场7.武松杀嫂，不是必然的结局8.张青和孙二娘，绝对是铁杆儿歹徒9.武松醉打蒋门神——典型的“黑吃黑”10.血溅鸳鸯楼——武松滥杀无辜的开始11.武松能徒手搏虎，却斗不过一只狗昏君奸臣板块（赵佶、蔡京、朱勖、高俅等）12.风流昏君宋徽宗，是“盗贼蜂起”的总根源13.状元宰相蔡京，是个大奸臣14.蔡京等人的“奸臣集团”如何引发“民变”15.奸臣高俅——从球星到卫戍司令鲁智深、林冲板块（史进、杨志等）16.史进——误入歧途的典型17.鲁达拳打郑屠，既不英雄，也不好汉，更无必要18.花和尚其实是个莽和尚19.莽和尚鲁智深好管闲事20.林冲能忍之一：是个标准的“顺民”21.林冲能忍之二：发配路上，英雄气短22.风雪山神庙——林冲忍无可忍，终于被逼反了23.林冲上梁山，人性从善开始变恶24.杨志卖刀，虽好汉难敌无赖25.杨志发配，凭比武得以重用晁盖、吴用板块（刘唐、三阮等）26.刘唐报信，晁盖谋不义之财27.吴用游说三阮，不是他“善说”的功劳28.智取生辰纲，吴用是个好导演宋江板块（朱仝、秦明、李逵等）29.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30.刘唐下山，是“宋江杀惜”的引子31.宋江杀惜，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32.朱仝“义释”宋江，究竟是什么“义”33.宋江逃亡，一曲“流浪者之歌”34.秦明是个草包司令，宋江是个黑心匪徒35.宋江回家，自投罗网36.李逵究竟是个什么人物37.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真面目的大暴露38.宋江再次让贤——拙劣的奸诈表演杨雄、石秀板块39.“淫妇”潘巧云，是不是该杀40.杨雄、石秀，因负气杀人而当强盗卢俊义板块（大名府之战）41.卢俊义上山，典型的强盗逼人做强盗42.卢俊义下山回家，一步步走进陷阱43.宋江兵发大名府，是因为吴用计划不周44.关胜和索超，贪生怕死的投降将军闲话配角板块45.闲话柴进：一个神秘的半江湖人物46.闲话李立、张横、穆弘：一帮歹徒恶霸47.闲话黄文炳：一个忠君的好官48.闲话顾大嫂和扈三娘：两个不同性格的女人49.闲话时迁：功劳不小，待遇不好50.闲话安道全：嫖妓女的神医

编辑推荐

　　《吴越品水浒：品人篇》告诉你怎样解读《水浒》；告诉你为什么写《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别带阶级感情读《水浒》；不再一知半解读《水浒》；不再无的放矢评《水浒》；向刘心武挑战品《水浒》；向易中天挑战品《水浒》。

前言

　　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　　——喜读《吴越品水浒》　　周瑞金　　继去年8月出版《吴越评水浒》之后，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吴越品水浒》大作。吴越先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依旧笔耕不辍，真是：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耀辉！　　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以人性善恶评《水浒》，以对国家、民族、社会利弊判是非，大胆倡言《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　　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谠论，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见。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此书出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应在意料之中。　　《水浒》是一部奇书。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民间故事、戏曲，于元末编撰成书，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历时二百年之久。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以其恢弘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　　成书四百多年来，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评点，不可胜数。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他高度评价《水浒》的文学-2；术成就，创造了文中夹批、回尾点评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开创了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但是，金圣叹曲解了《水浒》的思想意义，腰斩《水浒》，截去《水浒》七十一回后的章节，凭空捏造一个“嵇叔夜”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因此，鲁迅批评他“昏庸得可以”。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缺乏科学的研究。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为代表，对《水浒》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通过考证，对《水浒》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鲁迅对《水浒》的考察研究，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水浒》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敌统治年代，想呼唤强悍和对抗，鼓励“暴民”犯上作乱，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看作是强盗，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褒强盗、贬官府”的“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鲁迅还指出《水浒》所写的，是从侠变来的强盗，这种盗有两面性，“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因此，鲁迅的结论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要说对《水浒》的评论，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如同他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封建社会四大家族”的政治书一样，也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在民主革命时期，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他把《水浒》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赞扬梁山好汉们的反抗精神，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逼上梁山”。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即京剧，由于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所以相应地也把“京剧”改称“平剧”）《逼上梁山》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到了“文革”后期，他又把《水浒》贬为鼓吹投降的“反面教材”，着眼于“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四人帮”利用、扭曲和变性，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宋江架空晁盖”、抓投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落下了历史笑柄。　　我的老友吴越先生，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水浒》思想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做了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再品评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吴越品水浒》一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不拘泥于“阶级斗争”。通过讲“故事外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水浒》背后深蕴的思想、情节和旨趣。作者提纲挈领地从“侠意识”和“霸意识”的区别入手，分析了《水浒》主要人物“救人于苦难”的“侠意识”十分淡薄，而“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霸意识”却不断地滋长蔓延，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的苦难，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以武松为例，作者评述说：“以前的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但是人性不恶；自从十字坡认了张青做哥哥以后，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善恶的界限模糊了；血溅鸳鸯楼以后，他的人性逐渐向恶的一面偏移了。”“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水浒传》。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研究《水浒》，是领导分配的任务，目的是如何把《水浒传》改写为拼音文字，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这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吴越为人禀性耿介，直言无忌。五十年前在“鸣放”中，他大胆质疑“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口号，倡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云云。结果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二十三年。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对人性善恶、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评人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1975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他看见革命派的“豪言壮语”：“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杀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他从“人本位”出发，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质疑朱仝上梁山，是不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由此质疑《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反思，他认为：评论《水浒传》，再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分析了，而应该跳出“阶级”这个框框，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为此，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以“官逼民反”为主题，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利用点滴时间，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二百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他一旦从“鬼”变成人，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累计发行了七十万套，被称为是“当代《水浒传》”，并被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　　2002年，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他改写了一部《水浒传》少儿版，并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这些简评，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补白”，“有白则长，少白则短，缺白则无”。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吴越对《水浒传》的崭新观点，也由此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约请他撰写《吴越评水浒》一书，除了把《水浒传》原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并仿金圣叹评《水浒》的范式，在正文中夹“批”，每回后加“评”，外加大量注解，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而在注：评文依旧是“朝花”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总字数不过十几万，也没有充分发挥；而注解则相当全面。可以说，这是《水浒传》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也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此书出版以后，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新浪网“网上大讲堂”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水浒》。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梁山一百单八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专题电视大PK，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吴越侃侃而谈，舌战群儒，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借此东风，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他对《水浒传》的评价。在此期间，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论点集中起来，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水浒传》的专著。他回到北京以后，摒开一切杂务，专心写作，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把他对《水浒传》的独特一家之言，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这就是《吴越品水浒》一书的由来。这不是《吴越评水浒》简评部分的重复，而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总字数超过了五十万，是对《水浒传》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考证和评论。　　果不其然，吴越这一品，真的品出了《水浒》许多味儿来，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写作的动机、时代的背景、民间的传说、历史的事件、文人的评说，等等。如此上下左右，四维时空，细细品评，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　　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结果，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可谓历时弥久，功力弥深，广积薄发，必有惊世骇俗之见。　　如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是何等的重要。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持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看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内容概要

　　吴越，原名吴佩珏，1932年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祖籍永康）。十七岁参军，自学成才。一生坎坷，历尽靡难；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年近耄耋，不知老之已至，仍笔耕不辍。一生只有两大爱好；读书、写字。共写有文学作品26本，中短篇小说、杂文、诗歌、评论数百篇，总字数超过1500万（代表作是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五卷200万字，以“官逼民反”为主题，被称为“当代水浒传”，畅销70万套，各中文网络书库都能查到）；电脑教育55本，将近1000万字。离休前曾任宝文堂书店副编审，离休后出任中国科协《金秋科苑》月刊总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更多信息，请参看吴越博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宋江在水浒中的形象　 来源 价值中国网 迟竹强 　　宋江，人唤“及时雨”。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历史上的宋江只是被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宋江这个人物，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书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宋江的仗义疏财，好多人喜欢他，因为他主张招安，好多人厌恶他。那么怎么来看宋江呢？通过重读《水浒传》，想着通过书中关于宋江的描写来解读宋江这个人物。

章节摘录

　　1.武松是个什么人？　　一部《水浒》，最出风头的人物，就是武松。他在《水浒传》中所占篇幅巨大——在评书中还有所谓的“武十回”，把武松渲染、包装成一个家一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明末清初的评水浒老前辈金圣叹先生按高低上下四个等级，品评了三十个水浒人物，其中第一个“上上级人物”，就是武松（下面依次是鲁达、李逵、林冲、吴用、花荣、阮小七、杨志、关胜……三十个人中，并没有宋江，可见金圣叹对宋江的评价不高）。尽管武松可能是“太行山梁山泊”的“三十六人”之一，但是至少在南宋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还是默默无闻的。因为南宋末年编辑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三十六人”的名单中虽然有“行者武松”的名号，但是却没有他的任何事迹。连鲁智深也只有“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十几个字；而武松除了名单上有个名号之外，更没有任何事迹，连何时上山都没有记载，读者只能从书中的叙述推知武松是跟随宋江上山的九个人之一。这实在是一件无法解释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一直到了元朝，才有《武行者》、《武松打虎》和《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可能就是武松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等戏曲剧目。　　有戏曲、评书的渲染，武松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最高。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农村老太太，她可能不知道李白、杜甫、苏东坡，也可能不知道省委书记是谁，却可能因为看戏、看电视、听说书而知道武松是景阳冈上打虎的英雄，是为哥哥报仇而杀了嫂嫂的义士。　　正确地说，其实武松就是因为“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危害乡民的猛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至于他后来为哥哥报仇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在孟州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等等，算不算英雄行为，那可就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了。　　为什么打虎算是英雄。英雄可以分为许多种，有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有勇拦惊马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人民英雄如刘英俊，有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如董存瑞，更有许许多多见义勇为救人生命财产的无名英雄。那么，打老虎算是什么英雄呢？说他是勇士不行么？当然也可以。但又有些不同。比如斗牛士，可以算是勇士，但不能算英雄，因为他只是勇敢，甚至残忍，却没有为他人作出贡献。老虎在古代不是被保护动物，数量可能还不少，它是要吃人的，要危害百姓生命的。所以当时的打虎行为，属于“为民除害”范畴，是给百姓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如果是一般的猎户用刀枪弓箭射杀老虎，那就不稀奇了。“猎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能很多，许多猎户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足为奇。就因为武松能够“赤手空拳”地打死一只危害百姓的猛虎，所以才说他是英雄。相对而言，《水浒传》中还写了李逵用刀砍死大小四只老虎，解珍、解宝也曾用窝弓药箭射死一只大老虎，书中都没有大事渲染地说他们是“打虎英雄”。——独独这个武松，因为景阳冈上多次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件，危害百姓，众猎户又无法捕捉，他武松却“赤手空拳”地把这只大老虎打死了，所以就成为英雄了。——这和特定的时间、地点都有关系。　　好汉和英雄的区别。好汉和英雄，当然是有区别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通常人们都称为“一百零八条好汉”，没人说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几年前，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就说过“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至有49人不是好汉”这样的话。从话茬儿看，这个语言大学的教授，就没有从定义上弄明白好汉和英雄的区别。　　那么好汉和英雄应该怎么定义呢？咱们不妨先来查一查字典。　　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解释：　　好汉——是勇敢坚强的男子。　　豪杰——是才能出众的人。　　英雄——1．才能勇武过人的人。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3．具有英雄品质的人。　　这样的解释，虽然“权威”，却不严谨。　　第一，好汉“是勇敢坚强的男子”，就有所不妥。大家都知道，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分明包括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这三个女头领；好汉必须是“男子”之说，是不是不妥？　　第二，豪杰“是才能出众的人”。“才能”这个东西，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出众”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一个人，生意做得好，唱歌唱得好，都可以说是“才能出众”，但是这些人似乎都不能称为“豪杰”。　　字典上对“英雄”的定义，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实际上就是“好汉”加“豪杰”；而英雄绝不是上面说的那种好汉加豪杰。“好汉”似乎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是非善恶的限制。一个被拉到刑场去杀头的强盗，往往都要大喊一声：“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可见好汉的主要定义是“勇武”，此外还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而豪杰往往要求有正义感。一个强盗可以自称是好汉，但不可能自称是豪杰。　　我给“英雄”的定位，是对国家、民族、人民，至少也应该是为他人作出贡献。其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行善”，而不是“作恶”；是维护“正气”而不是助长“邪气”。　　“英雄”应该和军事、武力或冒险行为如探险、航天、救助等有关（前苏联的“母亲英雄”，以生孩子多取胜，可以说是例外；似乎可以解释为本民族的壮大作出贡献），但不一定本人就是武功盖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懂武功。所以武艺高强的岳飞是民族英雄，文质彬彬的文天祥也是民族英雄；李白、杜甫虽然“才能出众”，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好诗来，却不能算是英雄，连豪杰也不是。　　对英雄的定义，应该没有古今中外的区别。“英雄观”和“忠孝观”不同。“忠孝”的定义，可以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忠于谁”的问题，古代只要求臣民忠于某个个人，例如忠于皇帝或帮会的帮主之类；今天则要求忠于国家和民族，不再强调对领袖个人的“忠心”了。“孝”也一样，第一，今天不强调“以孝治天下”了；第二，今天不再主张“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命臣亡臣不得不亡”之类的“愚忠愚孝”了。古往今来，人们对“英雄”的认识，是始终如一的，不存在古代的英雄到了今天不算英雄的说法（岳飞、文天祥始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更不存在“用今天的定义去要求古人”的问题。古代的英雄，到了今天也应该是英雄，除非他在古代就是“浪得虚名”，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因此，用我上述的英雄定义去衡量古人，不但不是对古人的“苛求”，而且是测定“真假英雄”的试金石：一切假冒英雄、伪造英雄，立刻就会原形毕露。　　“好汉”的定义比较模糊，一般只指某人办事敢作敢为敢当，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连累别人，档次比英雄要低得多。所以杀了人的杀人犯，作案以后能自首的，也被称为“好汉”，但不一定是英雄。更主要的一条，英雄的所作所为，前提是为国家、民族、人民，至少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思想境界高的，具有爱国心；思想境界低些的，也具有“侠意识”；好汉的所作所为，则是为自己或朋友、亲族，思想境界主要是“霸意识”。他们有时候也在“义气”的驱使下为“别人”做事，但是这种“义气”，不一定是“正气”，很可能是“江湖义气”或“哥儿们义气”。结果很可能是帮助坏人打了好人，或者是帮助这个恶势力打击另一个恶势力。所以“义”也有大义和小义之分。“霸意识”也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但却往往是以牺牲、剥夺他人的自由幸福来得到的。他们想望自己能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却不考虑别人的死活。所以土匪、强盗、杀人犯，往往都称自己是好汉。　　那么，武松算是英雄呢，还是好汉？这要按他一生所办的某件事情来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下结论。就是山东快书，也是说：“闲言碎语不用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没说武松是英雄！　　下面，我还是拿我上面提到的“英雄三要素”：一、善恶是非，包括正气还是邪气；二、为国、为人还是为己；三、“侠意识”还是“霸意识”这样三条标准，来对武松这个人物加以检测和评说。　　武松的青少年时代。《水浒传》中写武松出场，是在柴进的庄上。那时候，他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彪形大汉了。书中没有介绍他的青少年时代，只说他以前在老家清河县酒后打人，自以为把人家打死了，这才逃到柴进庄上躲避的。为什么打人，并没有交代。酒后打人，当然不算是英雄行径，为此潜逃，敢作而不敢当，更连“好汉”也算不上。正因为《水浒传》对武松的青少年时代缺少铺垫，所以后人说书，都有各种不同的发挥或充。王丽堂的扬州评话第一回，说他在家乡打死了一个恶霸，所以逃到柴进的庄上躲避，但也没有详细交代打死的是什么恶霸。直到第十回武松去二龙山投靠鲁智深，才说是当年清河县大旱，武松带领饥民吃大户，打死的是大户家阻挡饥民抢粮食的狗腿子（这属于“水浒外传”，分明受到“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尽量美化武松）；高元钧的山东快书，还专门用了一回的篇幅（俗称《武松赶庙》），细说他打虎以前的经历：少年时代在少林寺学武，学成以后回家，在东岳庙庙会上遇见恶霸“李家五虎”强抢民女，他打抱不平，出手相救，打死了李家五虎，这才逃到柴进庄上来躲避的。这样一铺垫，突出了武松打虎以前就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脑子里有“侠意识”，具有豪杰仗义的性格。　　经过补充铺垫的武松，应该是一个具有“侠意识”的血性青年。　　2.武松是什么地方人？葬于何处？　　现在，我冒昧地问一句：“武松是什么地方人？”　　许多山东朋友，都认武松是他们的同乡，山东人也以山东出了武松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自豪。那么，武松应该是山东人了吧？但如果再问一句：武松是山东哪个县的人呢？山东朋友可就答不上来了。　　其实，这个问题，《水浒传》第二十二回（指七十回本，下同）中交代得很清楚：宋江杀了阎婆惜，和兄弟宋清两人逃到沧州柴进的庄上，遇见了武松——　　宋江扶起那汉，问道：“足下是谁？高姓大名？”柴进指着道：“这人是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间一年了。”于是问题来了：清河县属于山东省么？　　翻开地图一找，山东和河北的交界，从德州到临清的这一段，是以大运河为界的。清河县在大运河的西边，分明属于河北省管辖嘛！山东人引以为荣的“山东好汉”武松，居然不是山东人，这不是笑话么？如果说，因为武松曾经在山东阳谷县打虎，被阳谷县知县聘请当了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而且武大郎也已经从清河县迁来阳谷县定居，因此就把武松算是山东阳谷县人，是不是太勉强了点儿呢？　　阳谷县城内有一座牌坊，上书“打虎英雄的故乡——阳谷”，是毛泽东的手迹。毛泽东熟读《水浒传》，当然知道武松是清河县人。看来，毛泽东就是持上述观点的。　　有个山东朋友和我辩论，说清河县宋代属于山东省。这当然是“移山倒海”，何况“省”的行政区划名称，是从元代才开始的。宋代的省级行政区划叫做“路”，相当于元明清直到今天的“省”，只是辖境略小罢了。　　为了找到确切的证据，我找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的地图上没有画出清河县，但是京东西路和河北东路的分界线在运河东边，而清河县在运河西边，可以证明在北宋时代清河县是属于河北东路的。再看南宋地图，当时淮河以北都已经是金国的属地。金国地图上却有恩州，属于河北东路，不属于京东西路。恩州的州治就在清河县。那么清河县在北宋、南宋都属于河北，应该无可置疑了。　　但是我还不放心，专门托朋友给我借来了《清河县志》。一查清河县的历史沿革，得知清河县置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汉高祖时代，这里先置清河郡，以后屡次改为清河国。汉元帝以后定为郡。辖地相当于今天河北省清河县的周边地区，包括今天山东省和河北省邻近的好几个县、市。东汉以后又改为清河国。北魏仍称清河郡。隋朝初期废除郡一级行政区划，隋朝大业以后又恢复为清河郡。唐朝初年废郡设州，县属于“州”管辖。唐初的清河县属于贝州，州治就设在清河县。到了宋代，贝州改名恩州，州治还是设在清河县，属于河北东路管辖，路的治所设在大名府（所以大名府同时是北京留守司、路、府三级政府的驻地）。宋代虽然没有山东省、河北省的建制，但是已经有“路”的建制（路比省略小），所以《水浒传》中才有“山东及时雨，河北玉麒麟”的说法。这里的山东和河北，不是指“省”而是指“路”。后来元代建省，也是在辽宋时代“路”的基础上拆并划分的。　　再查《元丰九域志》：恩州，清河郡，治清河县，下属县三：一，清河县；二，武城县（武城县在运河东，现在属山东省）；三，历亭县（元至元二年（1265）入陵州为故城镇，同年复置故城县，改属景州；现名故城县，在运河西，属河北省）。　　这样看来，恩州下属三个县的辖境虽然历代有变迁，但是清河县历史上从来都是属于河北，不属于山东。《水浒传》写于元代，出版于明代。山东人“冒认”武松为同乡人，应该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按《水浒传》原文，武松打虎以后，被请到“本处一个上户”家去，他介绍自己，说的是：“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查《元丰九域志》，宋代的阳谷县属京东西路的东平郡，清河县属河北东路的清河郡，两县不属同一个郡，所以武松称自己是“邻郡清河县人氏”。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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