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

作者简介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丹东究竟是怎样死的？他与妓女玛丽昂又有什么关系？牛虻和他的情人以及他情人的情人间的纠缠又是怎么一回事？卡吉娅和萨宾娜身体的丰盈及阿蕾特和特丽莎身体的沉重间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十诫》所要表达的诚实、谎言、友爱、亲情、负疚……这些伦理问题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毕希纳、昆德拉、基斯洛夫斯基这些思想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作者刘小枫以其优美流畅的文笔、精辟独到的视角，向我们复述了一个令人深思乃至惊心动魄的故事，让我们思索人生。所谓现代性伦理，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时下人们正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本书的叙事纬语从人民伦理转到自由个体伦理，主要围绕中欧两位当代作家的叙事，以探讨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的差异。

书籍目录

再版记言

前记

引子：叙事与伦理

一 丹东与妓女

二 牛虻与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

三 沉重的肉身

四 性感 死感 歌声

五 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

六 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 

七 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

八 艰难的自由伦理

编辑推荐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丹东究竟是怎样死的？他与妓女玛丽昂又有什么关系？牛虻和他的情人以及他情人的情人间的纠缠又是怎么一回事？《十诫》所要表达的诚实、谎言、友爱、亲情、负疚……这些伦理问题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相信读了本书会引发你对人生新的思索！

内容概要

刘小枫，1956年出生于重庆。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著作有：《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随笔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记　　构思这部小品文集有好些年了。　　九○年，北岛兄约我给他主编的《今天》写稿。那时我在巴塞尔念书。正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考试关，满脑子单词和词尾变化规则。在古典语言课上读了一些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散文，联想到读过的现代小说，即兴写了《沉重的肉身》，不过为了换换脑筋。这篇几千字的小品刊发后，出我意料，得到文学界一些朋友谬奖，怂恿我再写。打那以后，脑子里就不时冒出些意念——但仅意念而已，功课繁重，没有精力来编织这些纬语，也就搁下了。　　九三年到香港，老友林道群嫌我的学究文字艰涩难懂，文风变得让人厌烦，问我有没有非学究性的文字，我就把臆想中的这部文集给他，答应半年交稿。谁知四年如烟，学务、编务缠身，全是道问学的学究事，这些小品写得断断续续，总不能如意。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如今终于成章，算是生命经历的缘份。　　文集的构思费了一番心思，读者要是留意到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就好了。所谓现代性伦理，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时下人们正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本书的叙事纬语从人民伦理转到自由个体伦理，主要围绕中欧两位当代作家的叙事，以探讨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的差异。　　文集做预告已三年多，害得有读者不时徒劳寻问，在此深表歉意。纬语没有写完，想好的意念还有好些——赫尔岑讲的“家庭戏剧”、阿玲讲的自己与米勒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讲的拉拉的故事、艾柯讲的修道院故事……，都有意思。为了尽快向友人和关心的读者交待，先就此打住。　　需要交待的是，原刊于《今天》的《沉重的肉身》当时写得仓促，这次重新写过。部分篇章分别在《读书》月刊和《上海文学》刊发过，结集时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香港

章节摘录

　　有好几次，牛虻的头蜷缩在我的臂弯里，或者抓住我的双手。我感觉得到，他的心在发抖。牛虻的内心实际很脆弱，但他只在我面前袒露内心的脆弱。有一次，我对他说，他对待绮达不公平，他没有权利侮辱一个女人。他向我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的“一段丑恶的纠葛”。他对我说：“一个男人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一个可以……可以爱恋的女人的，而我……我是一个曾经陷溺过的人。我害怕……害怕黑暗。有时我是不敢单独过夜的。我需要一件活的……结实的东西在我身边。……我怕的是内在的黑暗。那儿并没有哭泣或咬牙的声音，只是寂寞……寂寞……”　　这就是他可以轻践绮达的理由?　　牛虻是革命者，但他首先是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的革命者并没有什么特别，或者说，革命的男人也是各式各样的男人。他轻践绮达，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轻践。再说，一个女人不也是很难遇到一个自己爱恋的男人?一个男人轻践一个女人的理由，轻践一个女人只会因为她恶劣的品性。　　1.正道在一要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正道，必有邪道。正道是相对于邪道而言的。正道与邪道的区分是道德和宗教沉思的起点，也是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道德的生命像一根绷紧的绳索。卡夫卡从“正道”的思量开始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可谓直截了当。　　正道是一根绳索，它一头系在地面，一头系在天堂。邪道与天堂无关，不能系什么，不把人引出这个世界，所以不是绳索。正道根本不是路、而是绊人的绳索，因为它本是天堂抛出的系住人的绳索。　　福音书说，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凡人不能成为人的绊脚石，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是贴近地面的绊人的绳索，所以他就是正道。　　对于现代人来说，伦理行为变得艰难，首先不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观念秩序混乱，何谓善、恶已经没有了社会共识，人们难以找到可以遵循的道德品质，而是虽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信任，却做不到。自由伦理的艰难表现为个体的道德能力的软弱，有心愿，甚至有意志向善，却没有体力为善。就像有爱的欲望，却没有抱住爱者的能力。这有些像保罗说的人的罪。　　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既然这样，我所做的并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我里面的罪在做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灵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保罗，《罗马书》，7：15—25)　　身体在性的罪不是一种道德的恶，而是个体人的身体性情的欠然，这欠然的身体性情使人做不到自己所意愿的。由于个体人的身体性情成了现代人的自由伦理的基础和首要的根据，现代人往往看不到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　　什么是个体人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个体欲望。　　如果从生命个体的偶在性出发思考伦理问题，首先得面对个体人的性情，而不是一些已成文的教导人应该如何的道德命题。人的性情在传统伦理学中从来就是基要问题，只不过在中古时代的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人的自由意志，在现代伦理学中，所谓性情主要指个体人的欲望。中古时代的人的伦理意识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有欠缺的，只有上帝的自由意志才是整全的；现代人的伦理意识以为，人的自由欲望就像从前上帝的自由意志。　　痛苦是身体的自然本性受到损害或自然欲求受到阻抑。毕希纳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带入案情分析。有一次，他亲身感受到身体的自然在体的受伤。他去山区旅行时，寄宿在一个农家，正好遇上这户人家的几岁大的男孩死了。毕希纳触摸到这个小男孩冰凉的尸体，不禁打了一个生存性的寒颤：“这个小孩怎么就这样被遗弃了？……难道这副容貌、这样平静的面孔应该腐烂吗?”　　痛苦就是由这“应该”的质询引导出来的，这“应该”基于一个超自然的理。　　丹东们不知道身体的痛苦?毕希纳想，这正是案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疑点。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毕竟是同一战壕中的同志和战友，他们能一起革命，首先基于一些共同的信念。例如他们都相信自然权利，这得自于他们共同信奉的无神论。毕希纳在进一步查阅这宗思想疑案的档案时，发现了一场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尖锐地触及到近代神学的阿里斯之踵：神义论因个人的痛苦而失效。在这场讨论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立场完全一致：这个世界不可能设想是完美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推断出造物主这个完美无缺的存在?丹东的同伙裴恩说：除非消除生命在世的不完善，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可以不谈人世的邪恶，却无法罔顾我的痛苦。神义论用人的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人的感情却不断提出抗议。“为什么我在受痛苦?这就是我的无神论的砥柱。痛苦的一次最轻微的抽搐，哪怕仅仅牵扯到一根毫发，也会把创造物这个概念从头到尾撕破一个大裂口。”　　丹东派的这一看法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徒、大检察官萧美特的完全赞同：“对啊，对极了！”　　痛苦成为无神论的砥柱，完全是有神论自己惹来的麻烦：神与至善至福相表里，有神在，就不应该有痛苦。如果无神，也就无至善至福，痛苦就只是自然秩序中的“适偶”，不可能成为什么的“砥柱”。人们记得，后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而且调门更高，雄辩更为滔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提出了无神论的砥柱，基于相同的身体痛苦。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不靠神义而靠人义来克服痛苦的方式：自然性的个体享乐或者公意道德的恐怖革命。这不正分别是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作案方向？妓女玛丽昂和丹东是尼采的先驱，要求以享乐克服痛苦的消极自由，罗伯斯庇尔是马克思的先驱，要求以积极自由建立的道德公意的社会制度克服痛苦。　　享乐的个体道德拒绝用超自然之理来克服偶在的受伤。　　误会是生命的自然状态，走出误会才能转入生命的自在境地。人只能在谅解和赦免中走出误会编织的生命之网。谅解不是遗忘，强迫遗忘自己的受伤或不幸，等于自己的受伤或不幸还在继续伤害自己。谅解伤害你的人或赦免自己偶然造成的过错，其实意味着：活着、但要记住，意味着生命的爱的意志比生命的受伤更有力量。　　谅解不是说，受伤算不了什么，别人对我行的不义算不了什么；赦免自己的偶然过错，也不是说过错算不了什么，而是把我遭受的不义和不幸或我的过错导致的不幸转交给了上帝的爱，这爱是上帝为了承负世人不能承负的苦楚在自我牺牲中付出的。人自身并不具有谅解和赦免的能力，只有在上帝的爱中，人才获得了谅解和赦免人为的和自然的伤害的能力。能够谅解和赦免的，最终不是我们这些活在软弱的自然生命的偶然中的人，而是上帝之子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受伤的生命，这是上帝的受伤。上帝受伤是为了我们在生命误会中的受伤不再伤害我们的生命想象，在受伤之后仍然相信生命中美好的可能性，把个体生命身上受伤和不幸的痕印化解成珍惜生命的意志。　　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是革命者，仍然也是一个基督徒。革命只是为了改变没有自由、公义的社会制度，它无法消除个体在人生误会中的伤害或受伤。即便是基督的上帝，也不能精巧地设计出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使个人根本避免偶然的伤害或受伤，不然他也用不着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承负不该他承负的人间苦楚。人生误会的伤害或受伤是人的生命自然牵缠的结果，上帝让自己的亲身儿子受致死的在世伤害，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再活在自然牵缠的受伤中，而是活在他的受伤的爱之中。如果革命也要革掉基督的上帝的命，生命中无可避免的误会导致的伤害或受伤就只有把人为的加害当止痛药了。　　琼玛!别再让苦楚的记忆吞噬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无数次在心里对琼玛这样说，生命的珍贵是上帝给予的。我已经感觉到琼玛变了许多。虽然我与琼玛是革命同志的友谊，在表达情感上，她对我一直态度暧昧，但我看得出，她对我与对别的革命同志不一样。琼玛对我虽然矜持，却很体贴。在琼玛的食橱里，时时都预备着我喜欢吃的糖果，她并没有给别的同志留这类东西，甚至牛虻也没有。这显然已超出了同志般的友谊。琼玛也感觉到我和她在性情上很相契。性情的相契才是幸福的相遇，找寻我的生命欲望所想象的你，就是找寻相契的性情，这比在大海里捞针还难。有好几次，我抓住琼玛的手想对她说：珍惜我们的相遇。　　牛虻的出现，明显使琼玛的心情又变得恶劣起来。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愿在她心绪十分脆弱的时候增加感情的纷扰。我一开始就觉得牛虻对琼玛的态度有些蹊跷，我对琼玛说过：“这个人很危险，他是神秘的、残酷的、无法无天的——而且他爱上你了!”当琼玛对我说，她与牛虻“已经连结在一起了”，我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情爱是最为纯粹、也最为脆弱的自由。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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