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洋葱

作者简介

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他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共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经历，已经为人们熟知，无需写入回忆录。

在书中，他一次次地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层层叠叠洋葱皮第二章　深藏不露第三章　他的大名是“这事咱不干”第四章　我如何学会了恐惧第五章　请客吃饭第六章　井上井下第七章　第三种饥饿第八章　我如何成了烟民第九章　柏林的空气第十章　癌症无声地袭来时第十一章　我得到的新婚礼物

编辑推荐

　　一本书引发一个事件　　　　去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社会标志性人物君特?格拉斯在这部爆炸性回忆录中，自揭其隐瞒了六十年的秘密，从而引发震惊世界文坛的“格拉斯党卫军事件”。一时间，《剥洋葱》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标题新闻，年届八旬的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这一人生污点后，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的猛烈批评，《剥洋葱》引发了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　　　　我所写的关乎“耻”与随之而来的“愧”。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　　　　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格拉斯八十自白

内容概要

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作家、雕塑家、画家。他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随笔，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历史遗忘的面孔”。

媒体关注与评论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著名《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汇报：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或者您从征兵令上就能看出来呢？　　格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　　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写作《铁皮鼓》时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朱刘华节译）　　　　《南方周末》专题　　君特·格拉斯：第50具党卫军？　　　　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的德国士兵公墓，招致格拉斯的激烈批评。《剥洋葱》风波中，有德国媒体嘲讽：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　　　　“格拉斯应当退还诺贝尔奖和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有波兰政治家愤怒地声明。　　愤怒的原因，是8月16日面市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里透露，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并将这个事实隐瞒了60多年。　　格拉斯于1927年出生于但泽自由市———位于波兰境内，归属于德国，二战爆发的标志就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军舰炮击但泽波兰军事基地。格拉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卡苏布人，他的舅舅在战争爆发的当日死于但泽市的波兰邮局。　　当时但泽市全市95％的人口是德国人，4％是波兰人，0.4％是格拉斯这样的德波混血儿，0.3%是犹太人。令格拉斯享誉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因为故事的背景都是1920年到1955年的但泽市。“但泽三部曲”也是格拉斯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泽自由市，在二战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剩下的德国人在战后被驱逐回德国，城市改属波兰，改名格但斯克。　　“没放过一枪一弹”　　面对要求自己忏悔的人们，格拉斯拒绝退还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的称号，并对所有愤怒的人说“你们先看看我的书。”为了满足大量“先去看看”的需要，原定9月1日出版的《剥洋葱》提前到8月16日上市。“在德国出来第一周排名就是第一，而且回忆录一般排在非文学区，它是排在文学区里的。”格拉斯作品中国代理人蔡鸿君说。出版社计划首印10万册，上市之后3天卖出了13万册。　　《剥洋葱》有480页，总共11个章节，从格拉斯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爆发日）开始，一直写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　　引起世界哗然的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标题是《我怎样学会了害怕》，格拉斯60多年来第一次公告天下：17岁时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党卫军又称“黑衫队”，是纳粹的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其成员严格按照血统和意识形态挑选出，武装党卫军则是党卫军的战斗单位，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战士组成。原则上，一半波兰血统、一半德国血统的格拉斯是没有资格成为党卫军的。事实上，格拉斯最初的入伍之路并不顺畅，“很多个子一米八的都当党卫军去了，因为他个子矮，人家不愿意挑他。”蔡鸿君说。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4年，武装党卫军不断扩充。1932年底，党卫军人数还只有5万多人，到1944年格拉斯17岁入伍时，全德国有81.8万党卫军。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武装党卫军是党卫军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那么臭名昭著。格拉斯在武装党卫军担任的是坦克填弹手，服役不到1年，没“放过一枪一弹”（格拉斯在自传中的说法），就因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并在医院被苏军俘虏，后来被转给美军，开始了在战俘营的生活。　　紧接下来的第五章，就是格拉斯轻快甚至有些高兴的战俘营生活了：他在战俘营里跟着一个名厨学烧菜，后来厨师被调走了，据说是给巴顿将军当厨师去了，而后来关于巴顿将军离奇死因的种种猜测中，就有食物中毒一说；格拉斯在战俘营里常跟一个叫约瑟夫的同龄小伙子谈宗教，这个小伙子，全名叫约瑟夫？拉青格，也就是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　　“不得发表任何书评”　　“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8月11日格拉斯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这样陈述自己的动机。这次采访是“格拉斯党卫军事件”的缘起，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格拉斯少年时曾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中学没毕业就被卷进战争。　　蔡鸿君最初听说一向对回忆录抱有“成见”的格拉斯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消息，是在2004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一个私下场合。　　消息来自负责格拉斯著作北欧语言版权的代理人安妮丽？霍伊尔。她是格拉斯作品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的妻子。奥尔加德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奥尔加德夫妇与格拉斯一家关系密切，格拉斯在丹麦的度假别墅与奥尔加德的家相距不远。　　2006年1月，Steidl出版社通知格拉斯的各国代理人，回忆录基本写完了。书名初步确定为《剥洋葱》。　　照以往的惯例，出版社会先将书稿电子版发给代理人，因为他们可以安排翻译版权，便于各国出版社根据需要提前开始翻译。等他们翻译完初稿，再拿着格拉斯修订稿核对，以便提高翻译效率。　　蔡鸿君没像以前一样提前拿到电子版。这一次，出版社没有遵守惯例，虽然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去Google，只发现一条与《剥洋葱》有关的信息：科隆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将在2006年冬季学期开设关于《剥洋葱》的课。　　2006年6月，蔡先后收到出版社的一封4页纸的书面信函和秋季新书广告册，说《剥洋葱》确定9月1日在德国出版。并且规定：9月1日正式出版之前，不得发表任何书评。“这个要求还是用斜体字标出来的。”　　德文信中用英文介绍了回忆录的内容。这是从未有过的。　　广告册用多页面介绍《剥洋葱》。刊登了出版社对格拉斯大约3000字的访谈，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访谈问：书里写的一切是否全部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格拉斯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像我对自己也始终抱有怀疑。关于书名，格拉斯说：《剥洋葱》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稍后，蔡鸿君按惯例收到了5本白皮书（正式出版前不带封面的试印本）。翻阅之后，他理解了格拉斯和出版社谨慎的道理。蔡认为，剥洋葱对格拉斯显然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流着眼泪回忆伤心历史的心路历程。　　“80岁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4000本白皮书被同时寄给了各国版权代理人，部分出版机构，以及少数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看过书之后，非常重视这次采访，负责文学的发行人弗兰克？希尔马赫尔和记者赫伯特？施皮格尔一起出动，与格拉斯“剥洋葱”。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以《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为题的格拉斯访谈，访谈是为稍后展开的连载做预告。采访不长，却引起了全世界哗然——君特？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消息一经披露，德国各大媒体旋即对此进行了追问，《图片报》在第二天刊登了格拉斯参加武装党卫军的铁证，他们从德国军事博物馆找到格拉斯当年在美军战俘营登记档案，上面有格拉斯的名字、住址、隶属部队、部队编号，档案上写着格拉斯的职务是坦克填弹手，还有格拉斯的手印。　　各界名人、媒体对格拉斯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的批判主要并不是他有过这种历史，而是有过这种历史以后他做得像很清白，“德国前总理科尔过去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　　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欺瞒”，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史。　　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8月19日，德国电视一台采访了格拉斯，他们为此中断了日常播出的电视节目。此后格拉斯没有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只留下一句话：“我感到很抱歉，但我很希望你们先去看看我的书，先不要把我妖魔化。”压倒性的批判之后，书评和读者渐渐开始对格拉斯表示理解：“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年轻这代人缺失了这块，我们父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也有这些……没有告诉我们。”但泽市长也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还是尊重格拉斯的，不会收回给他的荣誉市民称号。　　瓦尔特？严斯，83岁的德国文学教授、评论家，他说：“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非常令人感动的行为，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如果快要80岁的时候这么做，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尊重的，是很了不起的。很遗憾，我没有触动过我的生活中的这一点，现在我要补上。”　　卷入风波的最初限于政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很快就有更广泛的人们纷纷加入争论。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　　批评和同情的争论还在持续地进行。原定在9月4日举办的“蓝色沙发”活动未有取消的消息。如果不出意外，9月4日，格拉斯将出席贝塔斯曼和《时代报》主持的蓝色沙发回忆录首发仪式，届时格拉斯也许无法回避全世界的追问：为什么隐瞒了60多年？　　12月4日至8日，全球的格拉斯作品翻译者将会在德国老城吕贝克与格拉斯见面，而且出版社一改常规，明确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和作者讨论”。　　　　■名人声音　　“我想，要是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他的回忆录那该多好啊。毕竟格拉斯对别人的评头品足是毫不留情的，所以今天他迟来的坦白遭到了大量批评也是不足为怪的。鉴于格拉斯过去对人的那种强硬态度，我可以理解现在人们对他的反应。”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他对自己党卫军历史的沉默使他从前的言论变得荒谬不堪。”　　———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莎洛特·克诺普洛赫　　　　“把自己视为道德法庭的他，这下咎由自取。”　　———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　　　　“在我看来，他是想借此索取他自己恰恰拒绝给予别人的宽恕。”　　———联邦众议院主席基民盟政治家诺贝尔特·拉梅特　　　　“这一坦白再次证明了文学泰斗格拉斯是位天才的职业传媒大师。”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多策尔　　“我理解他过去为什么没有公开此事，太理解了！这是因为这里恶毒和怀疑的气氛所致。这不是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这种党卫军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别想再揭掉。”　　———作家马丁·瓦尔泽　　　　“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是不会因为别人在其身上发现的一点瑕疵而被推翻的。”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我无法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些事情会被公众舆论毁掉。谁都会犯错误的。”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乌尔夫·林德　　　　“对我来说，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坦白而失去道德信誉。”　　———作家拉尔夫·乔达诺　　　　“作为作家，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　　———作家约翰·艾尔文　　　　“不，为什么要对他感到失望？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得把武装党卫军和党卫军区别开来。对此，许多人，尤其是波兰人都不清楚。当然我也理解，波兰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特别失望……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武装党卫军实际上是一支军事武装力量，其职能更像国防军。”　　———德国社民党元老埃贡·巴尔　　　　“从当时的眼光来看，他是党卫军的成员这绝对不是犯罪，也没有罪责可言，因此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无法明白人们干嘛这么激动。一个17岁的男孩当时自然会被拉去当党卫军……所以从这点来看甭想拿此事做文章来整他。……他也说了，自己对此倍感羞耻而且负有罪责，尽管这并非确实是他的错。过去他没法说这事，时间越久就越难开口。但他现在终于讲了出来，我深表敬佩。”　　———电影《铁皮鼓》中父亲的扮演者马里奥·阿多尔夫　　　　“我认为要求他交回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那是他作为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而得到的表彰。”　　——德国笔会主席约翰诺·施特拉塞尔　　　　“我们格但斯克人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波兰格但斯克市长阿达莫夫茨基　　（宋健飞译）

章节摘录

　　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　　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他，我的父亲，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　　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　　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　　我也从敞开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著名《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汇报：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或者您从征兵令上就能看出来呢？　　格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写作《铁皮鼓》时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朱刘华节译）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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