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不散》书评

曲听多少回 人也不散

平实的语言里包裹着厚实的情感，似乎每一颗字里都潜藏着深深的怀念与感激。怀念童年的美好时光，怀念兄弟姐妹间的趣事，怀念水到渠成的爱情小事，也感激身边的人无尽的包容和爱。而对于身边至亲一一离去，人生在不得已中跌落谷底，那种莫大的悲痛也是在最平静的语言中渗透出来的。于我而言，看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在字里行间里窥探别人的生活，而是从别人的人生轨迹中吸收自己想要的养分。接触不一样的人生历程，接触一个别样的世界，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别于从前狭隘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曲听多少回，人都不会散的，因为记忆在这里，因为彻悟在这里。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1.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2.“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3.粉墙黛瓦幽美雅静，此景只应天上有、梦中有、书中有、戏中有。4.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5.梦到长安人未到，点滴黄昏次第愁。6.“二分明月、三月烟花”的扬州。7.云淡风清近午天。8.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9.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10.风月消磨了“似水流年”，可是这笑窝会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浅评

周三上午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是例行的写作时间。也不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昨晚散步时问振磊，明天的写作写什么好呢？他听完大笑：原来你的文章都是这样灵机一动出来的。这说明我到如今为止也没有什么连续的写作主题，平时积攒的自以为可以扩展的主题，临到要写了，才发现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记下这个主题了。借着今年情人节当天写的万字长文，截取了其中一半，反复阅读，修改，交完了今天的写作作业。剩下的时间才做了今天的延伸阅读，仿佛是平白无故捡来两个钟头，十分地惬意欢喜。读过了金安平的正传《合肥四姐妹》，加上苏炜专为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撰写的《天涯晚笛》，再读这本“二姐”的散文集子，就觉得十分轻松接地气了。苏炜的文章难免有捧吹的嫌疑，毕竟也算是张先生的入门弟子。金安平的传记是正统的传记写法，不带感情色彩，没有先入为主的观点，也尽力查证资料，保证事实。二姐的这本散文，就是她个人一生的回忆，这回忆里有身为教育家的父亲，出身大家，美貌端庄却又早逝的母亲，以及名声在外的大姐夫昆曲演员顾传玠，驰名海外的文学家－二姐夫沈从文，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自己的丈夫周有光，以及知名的美籍汉学家－四妹夫傅汉思。只是，四姐妹的传记读得越多，越是有一个疑问：这四姐妹，除了四妹妹在国外教学中国书法，算是一位职业女性以外，其余的三姐妹，都是有一个显赫的开端，（几乎是中国第一批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接下来的余生，却几乎没有事业上的建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除了时代的不公平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女性角色的定位一直不曾有过改变，哪怕是在她们这样接受过古典教育和新式教育的女性身上，相夫教子，辅助夫婿也成了一生的主要职责。比起妻凭夫贵，如果能有属于自己的成绩单，恐怕这才是一个人最笃定满意的回报。比如像杨绛，当然她是借了长寿的光，很多成果是完全走进老年之后才慢慢做出来的。

我看到的《曲终人不散》的精彩片断

小四妹回来了，妈妈就派我当她的小先生，因为我比她大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妈妈买了蓝布，教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书包。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每位小先生都对自己的学生特别巴结。尤其是我，我认为我的学生最难对付。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比姐姐们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新文学水平比她高。我左思右想，要替小四妹改上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了名字，连姓也改了。我在四妹书包上用粉红丝线，小心地绣上了“王觉悟”三个字，我好得意。大姐规规矩矩绣了“宗和”两个字，三妹不会绣，只好作罢。小四妹不及大弟二弟乖，看来她对我这样的老师不敬重，不怎么佩服。有一天，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所以然，就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这一笑可把我气坏了。

曲终人不散 白首不相离

张允和文集《曲终人不散》已经和读者见面，周有光的文集预计出版3本，很快上市。两人的文集体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学术成就，更有情感点滴。名门世家 文坛佳话2012年1月13日是周有光先生107岁的生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龑社长表示：“要 把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反映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图书展现给我们的读者，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包括周先生对现代文化的总结，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和张先生对文化、艺术的研究、积淀。”周有光不仅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传奇婚恋，其夫人张允和出自江南名门。两人相爱相伴70年，直至2002年，93岁的张允和先丈夫而去。两人文集的出版，成为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张允和的父亲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还热心于结交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后来，他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曾经是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家里十个兄弟姐妹中，她虽然身材最为瘦小却风趣好动。张允和16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时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之后周有光就总去找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张允和却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周有光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当他们终于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时，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的花前月下，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新式而简单，来的人却非常多。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安详。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六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差一点丧命。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语文改革。张允和：（1909年7月~2002年8月） 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曾为高中历史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晚年致力于写作，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并续办家庭刊物《水》杂志。“最后的闺秀”张家四姐妹张允和是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是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也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周有光说到张家四姐妹时说，“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李鸿章）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周有光先生介绍“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家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周有光先生回忆，“张家兄弟姐妹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是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叶稚珊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允和就去世了。事情也巧，允和是93岁去世，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93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恩爱秘诀“举杯齐眉”不生气张允和富有文采。她86岁学电脑，主编一本家庭刊物《水》，并经常写一些隽永的文字。她写的《曾蔷何许人也》，被大出版家范用先生看见了“大吃其醋”，说张允和为什么写曾蔷这个小女孩却不写他。此事成为一则美谈。周有光文集文章里有提到他们感情的点点滴滴。他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周有光先生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谈到家庭和谐的原因，周有光说，“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谈到对孩子的教育，周先生表示，“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派他到前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