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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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的一种。与南朝文学徜徉于山水林壑、沈溺于宫闱闺阁不同，北朝文学是带着血与火走进中国文学史序列之中的，由此，北朝文学的情调才那么悲凉，风格才那么刚健质朴，她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的关注才那么热烈而执著。当然，对北朝文学的特质和进程仅仅作出“描述”还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说明”。《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旨在说明北朝文化有哪些特质？这些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又如何通过文学创作的主体——北朝士族而在文学上表现出来？很难说《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日晷文库》对这些问题都有了圆满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但这本书肯定会使您对这些问题产生新的兴趣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书籍目录

目录导言第一章 北朝士族的处境和心态 一 北朝士族与代北贵族的冲突和融合

二

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门第情形述略 三 北朝儒学及其他 四 北朝士族心态探略第二章 南风北渐与北人的接受和选择 一 南北文化交流的主要途

前言

导言1．研究北朝文学的意义所谓“北朝”，一般是指鲜卑拓跋氏纵兵中原，于439年统一北方以后，中经东魏和西魏的分裂，北周和北齐的对峙，至589年隋灭陈和后梁而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北朝文学”，其时限要比这一时间略宽一些，上限要追溯到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下限要论及整个隋代。原因是作为北朝文学创作主体的门第士族，在拓跋珪时期就已进入了鲜卑统治集团的上层，与代北大族发生了冲突，而此种冲突深刻影响了北朝特别是中、前期的文化特质及走向，所以北朝文学必须从彼时讲起。其次，能够代表隋朝文学的作家，大多来自北齐和北周，隋代文学实际上可视为北朝文学的延伸和发展。所以，作为文学史概念的“北朝文学”，其时限要比作为史学概念的“北朝”大一些。北朝文学历来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也颇薄弱，甚至萧条。作为“中古文学”研究开山的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就没有只字论及北朝，以后的文学史著作虽然也有把北朝文学立为专章来加以论述的，但主要是对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中心的北朝民歌表示兴趣，对文人创作则一笔带过。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在于北朝文学本身，伟大的作家固然没有，杰出的作品也很少，固然不能上继魏晋，下攀唐宋，就是与同期的南朝，也难以比肩并立，而只能瞠乎望其项背。但是，北朝文学尽管相比之下给人以“荒凉”的感觉，但究其实际，也还是代有创作，其精神气脉不绝如缕。而且，作为北朝文学精神的“北方文风”，它与南方文风的汇合交融，产生出一种表里可观、文质彬彬、清越明艳的文学新精神，显然也是导致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却是，对南朝文学的研究已然较为具体而深入，相比之下，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则还停留在一般而笼统的几个概念上。这样，中国文学历史的研究之链就弱了一环，如对唐代文学之源的探索，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缺失和不足。所以，现代学者有鉴于此，已经开始对北朝文学进行研究。特别是我师曹道衡先生的一系列研究文章，钩稽史料，探隐索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北朝文学的面貌和发展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看，北朝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景象，它的社会政治基础、文化背景、社会心态是什么，这也未始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的：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消极的史料，……其重要的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梁氏的话是非常有见地的，北朝文学的不发达甚至萧条，就正是这样的“消极史料”。对这一“消极史料”的研究，将是本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将努力从各个方面来探索北朝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的决定和影响下北朝社会文化氛围的整体图景，从而说明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从一特定角度，为文学理论提供一些可供概括的文学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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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研究北朝文学的意义    所谓“北朝”，一般是指鲜卑拓跋氏纵兵中原，于439年统一北方以后，中经东魏和西魏的分裂，北周和北齐的对峙，至589年隋灭陈和后梁而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北朝文学”，其时限要比这一时间略宽一些，上限要追溯到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下限要论及整个隋代。原因是作为北朝文学创作主体的门第士族，在拓跋珪时期就已进入了鲜卑统治集团的上层，与代北大族发生了冲突，而此种冲突深刻影响了北朝特别是中、前期的文化特质及走向，所以北朝文学必须从彼时讲起。其次，能够代表隋朝文学的作家，大多来自北齐和北周，隋代文学实际上可视为北朝文学的延伸和发展。所以，作为文学史概念的“北朝文学”，其时限要比作为史学概念的“北朝”大一些。    北朝文学历来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也颇薄弱，甚至萧条。作为“中古文学”研究开山的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就没有只字论及北朝，以后的文学史著作虽然也有把北朝文学立为专章来加以论述的，但主要是对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中心的北朝民歌表示兴趣，对文人创作则一笔带过。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在于北朝文学本身，伟大的作家固然没有，杰出的作品也很少，固然不能上继魏晋，下攀唐宋，就是与同期的南朝，也难以比肩并立，而只能瞠乎望其项背。但是，北朝文学尽管相比之下给人以“荒凉”的感觉，但究其实际，也还是代有创作，其精神气脉不绝如缕。而且，作为北朝文学精神的“北方文风”，它与南方文风的汇合交融，产生出一种表里可观、文质彬彬、清越明艳的文学新精神，显然也是导致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却是，对南朝文学的研究已然较为具体而深入，相比之下，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则还停留在一般而笼统的几个概念上。这样，中国文学历史的研究之链就弱了一环，如对唐代文学之源的探索，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缺失和不足。所以，现代学者有鉴于此，已经开始对北朝文学进行研究。特别是我师曹道衡先生的一系列研究文章，钩稽史料，探隐索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北朝文学的面貌和发展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某种特殊的角度来看，北朝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景象，它的社会政治基础、文化背景、社会心态是什么，这也未始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的：    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    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    消极的史料，……其重要的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    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求之，故能注意者鲜矣。梁氏的话是非常有见地的，北朝文学的不发达甚至萧条，就正是这样的“消极史料”。对这一“消极史料”的研究，将是本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将努力从各个方面来探索北朝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的决定和影响下北朝社会文化氛围的整体图景，从而说明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从一特定角度，为文学理论提供一些可供概括的文学史事实。    ……

章节摘录

二 北朝土族的生活方式：门第情形述略所谓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地形成的人类生活活动形式的总和。所谓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即北朝士大夫在汉魏以来形成的世族门第的条件下，他们的社会生活活动的内容、形式和特征。研究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意义，在于它是和士族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状态联系最紧密，最直接地形成和影响着后者的因素。所以，北朝文学与其创作主体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朝文学的种种特征和变象都能在它的创作主体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某些发生学上的原因和本质学上的根据；而且，文学的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又莫不受其整体特征的影响。所以，研究北朝文学，探讨和说明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是有其必要性的。以门第的形式存在和活动，是北朝士人生活活动最显著的特征。门第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汉。余英时指出：“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以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渐发展，……士族的发展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强宗大族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以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两方面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即是专攻儒学，以通经致用而在朝廷获得大官，由此而形成累世经学、累世高官的传统。又儒家以敬宗恤族为要义，以扶持家族的集体生存和发展为崇高道德，故渐渐形成有极大凝聚力的家族结核。到了魏晋时，门第士族便已形成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占有特殊优势地位的社会集团。北朝时期，虽经十六国时期的频繁战乱，北方的世家大族曾经一时沉寂，但依凭着自身顽强生命力，他们仍一直延续了下来。后经孝文帝的大力扶持，一大批代北贵族也进而转化为士族，北朝的大族门第便更趋兴盛。北朝门第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聚族合居。数百口的士族大家庭聚族而居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魏书》卷六十四《卢玄传》：“父母亡，然同财共居，自祖至孙，家内数百口。”又如同书卷八十七《节义·李几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乡里嗟美，标其门闾。”再如《节义·王阊传》：“数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刘业兴，四世同居；鲁郡盖俊，六世同居。”又如杨播、韩麒麟、韦孝宽等，并皆数世共居，兄弟熙熙一门之内。而许多士族人士在遗言中，也谆谆以兄弟团结、同财共居、维护家族的整体繁荣和稳定为嘱。这种情况与南朝恰成一鲜明对照。《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馋害，其间不可胜数。”可见在南朝，个体家庭已经代替了大家族，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卢思道在北齐时聘陈，面对南人的讥刺反击说：“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指的也是这一情况。所以笼统而言魏晋南北朝如何如何，即就家庭组成方式这一点而言，就可知其不妥。南朝世家大族比之于北朝，有渐衰渐散的趋势，这是有史可证的。《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植附传》谓：“(裴)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炊，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习也。”这条材料给我们窥探当时南、北世家大族内部的情形，提供了许多信息。首先，“各别资财，同居异炊，一门数灶”是“江南之俗”，裴植亦如此，这在北人中只是一个例外，是染上了江南之俗的缘故。其次，在北朝，诸兄弟之间是并不“各别资财”的，他们的财产继承，恐怕是嫡长子继承法。《颜氏家训·后娶第四》谓江南不讳庶孳，而河北则卑于侧出，不预人流。《北史·崔亮传》谓：“亮祖修之，修之弟道固，字季坚，其母卑贱，嫡母兄攸之，目莲等轻侮之。父缉以为言，侮之愈甚，乃资给之，令其南仕。”所谓“卑于侧出，不预人流”，恐怕就是庶出子弟没有财产继承权，所以道固父要另以资给，让他到南方去谋生。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南朝世家大族的渐趋涣散衰亡就从经济上找到了原因。当永嘉南渡，世家大族在南方拓土占地，立住了脚跟。作为一家一族来说，当时可以集中大量的土地，显出很大的经济实力。十数世以后，众多子孙“各别资财”，作为财富主要标志的土地就越割越小，经济实力也就越来越弱。这样，世家大族就从经济上削弱了它存在的基础，涣散了凝聚力。北朝则不然。由于是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就一直可以集中地掌握在一家一族手中，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士族的凝聚和延续。这就是为什么越到后期北方的世族要比南方强大有力得多的家族制度方面的原因。北朝士族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北朝士族俭朴质直，恭慎克己的心理特征。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再具体阐述。在婚姻上严士庶之辨，讲求门地之对当，联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内进行，这是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又一特征。北朝士族的婚姻，如北魏前期清河崔氏的联姻对象，为赵郡李氏、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渤海封氏等，都是与崔氏同仕于朝廷的汉人士族，又都是北方的高门。下嫁庶族，被视为莫大之不幸。《魏书》卷五十六《崔辩传巨伦附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可见士庶之隔几同天壤。需说明的是，自魏晋门阀地位确立以来，婚姻上的士庶之隔，早已如此。所以这里虽仅述北朝的状况，但许多方面实与魏晋南朝同。惟这种联姻方式于文化学术乃至与文学的关系，历来颇少有论及之，故有必要在此专门指出作一些讨论。虽限于北朝，实亦遥契于魏晋南朝，这也是限于本书体例不得已的办法。二 庾信洛州刺史任期考庾信入北以后，曾任洛州刺史一职。滕王宇文迪为庾集作序，谓信“出为洛州刺史，……。复为司宗中大夫”。滕王序作于大象元年(579年)，其历叙庾信仕历，止于司宗中大夫。可见此时庾信正在司宗中大夫任上。又系洛州刺史任在司宗大夫前，则其时必在579年以前。但庾信在何年出为洛州刺史，刺洛时间究有多长?滕王序未及。《周书》、《北史》庾信本传亦不载。清倪墦作《庾子山年谱》，于“建德四年”条下，谓“信时为洛州刺史，为政清静，吏人安之”，揣摩倪墦语气，庾信任洛州刺史时间，最迟亦当不晚于建德四年(575年)。核之史实，殊为无据。洛州州治洛阳，本为汉魏皇畿。据《魏书·地形志》，太宗拓跋嗣始于其地置洛州，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又改洛州为司州(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太和十七年，又改洛州为司州。按京师司隶所掌，故曰司州。”)。后魏末，东西分立，东魏迁都邺下，复改其地为洛州。其后，东、西魏，周、齐之间，兵连祸接，洛州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宫阙丘墟无复旧貌。其地亦时更归属。大统九年(543年，东魏武定元年)，宇文泰战高欢于邙山，不利，洛州复入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街之因行役重经洛阳，作著名之《洛阳伽蓝记》。自兹以后，洛州虽仍为双方争夺之目标，但基本上在东魏控制之下。《周书》卷二《文帝纪》：“大统十六年(550年)秋七月，太祖率诸军东伐。……九月……自蒲坂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遂入于齐矣。”此言宇文泰(太祖)东伐而还，新得之洛阳等地重为东魏所据。又据《周书》卷五《武帝纪》，保定四年(564年)冬十月，伐齐。十一月甲午，柱国公尉迟炯率师围洛阳。十二月壬戊，齐师渡河，晨至洛阳，诸军惊散，遂班师。此言北周尉迟炯围攻洛阳无功而还。据《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此次率师解洛阳之围者，即金子斛律光，足见洛州于保定四年以前，大略皆在北齐统治之下。倪墦谓庾信于建德四年刺洛，此时真正任洛州刺史者实为北齐之独孤永业。《北齐书》卷四十一《独孤永业传》：武平三年(572年)，“河洛民庶，多思永业，朝廷又以疆场不安，除永业河阳道行台仆射，洛州刺史”。本传接叙永业与周军对垒情状云：“周武帝亲攻金镛(按：在洛阳城内)，永业出兵御之，问曰：‘是何达官?作何动作?'周人曰：‘至尊自来，主人何不出看客?’永业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乃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将至，乃解围去。”按周武帝建德后亲自领兵征齐，有四年七月、五年十月两次，第二次亲征，彻底荡平北齐；第一次则因病而还。据此，上述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与周军对垒情状，当发生于建德四年夏，故倪墦将庾信洛州刺史时间系于洛州尚在北齐管辖下之建德四年，实属失考。 再据《北齐书·独孤永业传》，永业于北齐乾明(560年)初迁洛州刺史，其间虽两次为人(段思文，乞伏贵和)所代，然终因永业“善于招抚”，“治边甚有威信”而于武平三年复出刺洛，从史传行文来看，自永业作刺后，洛州似未曾为北周所据，且遍检《周书》，同期内亦确无周人刺洛之记载。故言保定四年至周武平齐前，洛州始终在北齐管辖之下，当无可疑。据此，则庾信之刺洛，必在洛州为周所得之后。据《周书》卷三十《于翼传》，周军平齐攻取洛州，时在建德五年：“其年(建德五年)，大军复东讨，翼自陕入九曲，攻拔造涧等诸城，径到洛阳，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门出降，河南九州十三镇，一时俱下。”北周取洛后之第一任刺史为贺若谊。《隋书》卷三十九《贺若谊传》：“平齐之役，谊率兵出幽谷，先据洛阳，即拜洛州刺史，进封建威县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武帝伐齐之役，始于建德五年(576年)十月，所以周军入洛，贺若谊作刺史，至少也要在建德五年十月之后。本文开头曾言庾信刺洛，必在579年之前，事实上，579年及其后，洛州刺史任则另有其人。《隋书》卷五十四《元亨传》：“宣帝时(宣帝在位，仅579年不到一年时间)，为洛州刺史，高祖(隋文帝杨坚)为丞相，遇尉迟炯作乱，洛阳人梁康、邢流水等举兵应炯，旬日之间，众至万余。州治中王久舒潜与梁康相结，将图亨。亨阴知其谋，乃选关中兵，得二千人左右，执久舒斩之，以兵袭梁康、邢流水，皆破之。”尉迟炯起兵发难，时在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可知579、580年间，洛州刺史为元亨。578年，则为萧园肃。《周书》卷四十二《萧园肃传》：“宣政元年(578年)入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进位大将军。”这样，庾信任洛州刺史的时间，就被限制在576年十月贺若谊以后至578年萧园肃之前。情况看来是，贺若谊攻下洛阳，即被任命为洛州刺史时，在576年十月稍后。又因乎齐战役之需要，谊须领兵深入北齐地区，于是庾信就被派接任。又《庾子山集》卷七庾信以洛州刺史写有《贺平邺都表》，可见庾信始任洛州刺史，与周军克邺同时或稍早(576年底)，然后，庾信之职为萧园肃所代。萧园肃于578年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不久又于579年为元亨所代。故萧园肃代庾信作洛州刺史的时间，说得最宽泛也该在578年底。据此，庾信任洛州刺史，当始于576年底(或577年初)至578年底，总共两年或两年不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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