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的革命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10
ISBN:9787303048021
作者:赵世瑜
页数:316页
作者简介
《中国民间文化探索：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的研究性论著。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论述中国现代民族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渊源，中编涉及这一时期民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下编按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分章探讨。
书籍目录
自序
绪论
一 关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意义2
二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研究状况
三 关于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框架及其它
上编 时世与英雄（上）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
一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 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
三 民间文化发展的新高峰
第二章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学术渊源
一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传统
二 西方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的东渐及其影响
中编 时世与英雄（下）
第三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一）
一 胡适与周作人：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先行者
二 “土生土长”的大师顾颉刚
三 独辟蹊径的江绍原与黄石
第四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二）
一 走上漫长的驿路——钟敬文
二 运动中的其他健将
下编 问题与思考
第五章 关于民俗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
一 早期的朦胧认识
二 系统探讨的起步
三 30年代前期探讨的继续展开
第六章 关于民俗的特征与民俗学的目的和功能问题
一 关于民俗特征的认识
二 关于民俗学的目的与功能问题
第七章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论及方法问题
一 从今天的认识谈起
二 关于民俗学方法论问题
三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问题
结语
一 思想革命与学术革命
二 民众、自我、文化和社会
附录一 引用及参见书目
附录二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附录三 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附录四 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
后记自序
绪论
一 关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意义2
二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研究状况
三 关于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框架及其它
上编 时世与英雄（上）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
一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二 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
三 民间文化发展的新高峰
第二章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学术渊源
一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传统
二 西方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的东渐及其影响
中编 时世与英雄（下）
第三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一）
一 胡适与周作人：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先行者
二 “土生土长”的大师顾颉刚
三 独辟蹊径的江绍原与黄石
第四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二）
一 走上漫长的驿路——钟敬文
二 运动中的其他健将
下编 问题与思考
第五章 关于民俗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
一 早期的朦胧认识
二 系统探讨的起步
三 30年代前期探讨的继续展开
第六章 关于民俗的特征与民俗学的目的和功能问题
一 关于民俗特征的认识
二 关于民俗学的目的与功能问题
第七章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论及方法问题
一 从今天的认识谈起
二 关于民俗学方法论问题
三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问题
结语
一 思想革命与学术革命
二 民众、自我、文化和社会
附录一 引用及参见书目
附录二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附录三 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附录四 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
后记
章节摘录
二 关于民俗学方法论问题 从北大歌谣运动时期以来，究竟什么是指导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或者说，当时的民俗学从事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有哪些？这个问题很难、而且也还没有多少人加以探讨，因此我们不妨把问题拉得远一点。 众所周知，清末民国初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西方的科学思想传了进来，为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分别采纳、接受，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还为许多人固守，因此一时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但是，在政治上的反动保守势力尚无暇顾及思想学术界的变化的时候，一些先进学人引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思想学术界所接受，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大学之中，“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这种情况下，学人们可以接触、吸收或接受各种新的、旧的理论和方法论，从而指导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取向。 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代表，那么1918年底开始创立的新潮社又可以作为探索科学世界观的北大青年的代表。罗家伦及其他成员所倡导的，仍然是个性的、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是不但每人自己能作充分的思想，并且要每人能将充分的思想发表出来；……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他们追求的这种科学的精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引进逻辑分析——从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和实用哲学。傅斯年曾指出，形式逻辑是实用哲学的基础，我们需要借鉴和使用之，这样就可以荡涤弥漫于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浑浊空气。因此，他们在方法论上，应该是倾向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似乎比他们的老师辈更加激进，因为他们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柏格森对科学真理非客观性的观点也介绍了进来。80多年后，钟敬文在谈及自己的民俗学方法论时曾提到他读过的《科学方法论》-书之作者王星拱。就是此人，曾在《新潮》上撰文指出：“科学的真实，是用我们的智慧，把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材料，由我们的志愿使用这些材料构造起来。这是完全的客观的吗？”傅斯年在上文中坚持哲学也必须经过证实和证伪的检验。出于这种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他们更强调主体的因素，因此对心理学开始重视起来。 同样是新潮社成员的顾颉刚，似乎并没有像他的好友罗家伦或傅斯年那样积极地参加这种科学哲学的讨论，但并不能说他对以上的讨论毫无关注或不受影响。他在回忆作《古史辨》的指导思想时，说这“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前者让他不要盲信经传，中间经康有为今文学对古史的怀疑，到胡适这里则教他“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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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从界定的时间正好为民国思想发展最为朝气蓬蓬勃勃的二十年。群星灿烂，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黄石、张清水、杨成志、娄子匡、容肇祖等人，或文学的，或历史学的，或社会学的，或人类学，或以民俗学为终身志向的，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眼光向下希冀塑造民间民众的新文化。从概念或问题出发，建构出新的视界，吸纳入新的材料，无疑为此书最大特色。此书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后一年，经过近十五年的洗淘，却愈发光亮，这不得不佩服著者的眼光与功力。首先，著者将论述的概念或问题是放置于清末民初的社会与社会思潮之中的观察与评价；其次，便为梳理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学术渊源；再后，论及主要代表人物——此书的上编；下编则是“问题与思考”——讨论中国现代民俗学在1918—1937这二十年中关于“民俗学的性质与对象问题”的认识与起步，“关于民俗的特征、目的和功能问题”；最后，是“关于民俗学的方法论及方法问题”。让我们一目了然的明晓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人物与问题，了解了前辈的学术的环境，学术的目的，学术的趣味，学术的路径，学术的成果等。在此书的附录，著者又有三篇学术传记性质论文，分别是“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并以此为作个案来补充著者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的梳理。对于1918—1937那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从史料从现象从人物从思想从概念或问题，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考察与订证，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此书的著者无疑采取了一种眼光向上的建构。2014-12-24 -
[周维强]眼光向下的革命 作者：周维强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02-20 1989年初，我在编《浙江教育报》综合新闻版的时候，看到一篇论文，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讨论教育问题的。这个角度叫我感觉很有趣味。可惜论文不属于我的版面，不知道这篇论文后来被如何处理。 从民俗学角度谈教育，这至少表明这篇论文的作者能够看出民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力量。我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民俗之内。 我们的古人写出了很多记录民俗事象的书，可是使中国的民俗成为一门现代学问，则是20世纪的一十年代末的事。赵世瑜先生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中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不开，它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学术运动，一场学术革命，它向学术界和全社会推出了崭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像其它学科的学者一样，力图通过本学科的努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供自己的帮助。赵世瑜先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这一总体认识，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1928年8月前后，当年轻的学者钟敬文在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大民俗学会经手付印苏州王翼之的《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认为是宣扬“猥亵”(其实这也反映出校内一部分学者对顾颉刚所主持的民俗学会工作的不满和轻视)，从而被迫离职时，会有那么多的“前卫”学者对钟敬文深表同情，当时远在北方的周作人听说这件事后，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钟敬文以猥亵语停职，自亦系意料中事，我们前此笑骂章士钊、刘哲，其实此刻要人中此种比比皆是，我们尔时亦太少所见耳。 周作人这儿所说的“笑骂章士钊、刘哲”，指的是20年代中期章作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以儒家经典反对新文化运动，刘也曾为张作霖军政府之教育总长，观念腐旧。周作人这样来作比，也正反映出新文化的学者们对民俗学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共同认识(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 赵世瑜先生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正是要为1918年至1937年的中国民俗学思想作传。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着眼于“问题”，强调对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描述。这一则是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程已有学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性的爬梳和勾勒，另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历史学界，已经发生了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转变。作者具备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双重学科背景(我曾读过他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明清社会史、文化地理学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著述，这些作品给过我很多阅读的快感)，所以做这项专题研究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像“时世与英雄”两编里对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与中国社会的联系问题、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中外学术渊源、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的讨论，在“问题与思考”一编里对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特征、目的、功能以及方法论等等问题的探究，我觉得是富有新意而能进入问题的实质的。从大的方面说，这新意中的最突出点是，有别于以往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考察，而专力于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探索。这是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学科建设做基石，也是为今天的民俗研究提供返本开新的一个参照。我们的民俗学在沉寂数十年后，如何再有大规模的起步?我们的新的起点该立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再上层楼而不是重复做“无用功”?这本书能使我们有所得。 我在阅读这部书时忽然由这本书而想到书外的一个问题。1928年秋，钟敬文在中山大学被迫离职后，由当时的浙江大学秘书长刘大白的推荐，到杭州担任教职。而杭州也在不意间因钟敬文的来到，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俗学中心。钟敬文先生晚年回忆道：短短几年，民俗学运动高潮再在浙江出现(参见《民俗文化学：梗概和兴起》，钟敬文著，中华书局1996年11月出版)。这固然表明浙江具有丰厚的民俗资源，民俗学家正可据以作出大成绩，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明，广州虽说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在学术领地里，或者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地里，当时的杭州的开明开放未见得会比广州来得更逊色一些?在浙江的当代文学界，有一个说法：浙江人大多要到浙江之外的地方去，才能成名。这个说法虽然讲的是“浙江”，但其实所指的是省会城市杭州，这是不言自明的。支持这个说法的一些事实依据是，譬如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徐志摩等等著名作家，都是在外地譬如在北京、上海功成名就。这个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它包含的深一层意思也许也值得我们回味。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恐怕也该考虑。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撤消道制，实行省、县两级制。杭州首任市长邵元冲力图使杭州跻身特别市行列，未获成功。杭州建市从一开始就与北京、上海拉开了距离。在现代史上，北京、上海能够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而成为全国的南北文化中心，这是由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等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这是不依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心里成名要比在中心之外成名机会更多一些、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显然的是一个事实，恐怕不好用作褒贬城市的依据。钟敬文的故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至少在现代史上，譬如在二三十年代，杭州的文化仍然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并不比其它的省辖市来得落后。至于今天的杭州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文化氛围、文化建设、文化胸襟，与其它省会城市相比较，究竟位于哪一个“区间”，哪一个“段位”，则当然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好好探讨的问题。(《博览群书》)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赵世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
清晰界定概念有助于作者展开论点分析，而明确知晓概念也会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我认为对本书的把握，可以从书名入手，逐层次掌握5个要点。1，什么是“民俗学”？民俗学尚无确切定义，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学，是以民俗文化为对象而进行考察、描述和研究的学问”。而民俗文化史对应群体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顺利生活和规范生活的功能。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是受欧洲民俗学发展的影响而在1918年出现的，但我国民俗学的史前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古籍中关于民俗事项的记录和论述。19世纪前期，欧洲民俗学开始从一种科学的意识转变成一种科学学科，重要标志是1864年约翰·汤姆斯用“民俗”（folklore）一词取代“民间古物”（popular antiquities），而且不仅用来指民间文化现象本身，还用来指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科，并且从此为人们普遍接受。欧洲民俗学的正式成立是1878年第一个民俗学会——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随后，一批经典意义的著作出版。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于1871年，弗雷泽的《金枝》出版于1890年，安德鲁·朗的《现代神话学》出版于1897年。总而言之，欧洲民俗学史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影响不可能形成全面系统的影响，同时其研究的具体性和学术性特征也不可能得到中国当时引进西学的大师们的抢先重视。因此，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始之际，人们虽然也受到欧洲民俗学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到西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影响。2，什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一般公认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出版了《歌谣周刊》杂志，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中国民俗学运动。这个时代涌现出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黄石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学者和研究著作。1926年前后，因为北方革命在北洋军阀的重压下陷入低谷，迫于压力，一些追求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广东。在中山大学，这些民俗学先驱不但成立了民俗学会，出版了《民俗周刊》，而且在培养人才、深入田野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即中国民俗学史上著名的中山大学时期。1930年，钱南扬、钟敬文、江绍原等人先后汇聚杭州，与浙江同人娄子匡一道，成立了民俗周刊社，出版了《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民俗学刊物。杭州民俗学运动的兴起，给浙、闽、粤、川等地的民俗学运动带来一定影响，原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一些分会也纷纷并入后来成立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杭州时期的详况介绍可以见钟敬文先生《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一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时候的民俗学分为两大区域和两类研究方向。东北、华北和华东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西迁进入云贵川地区，科研环境的变化使得学者的研究对象从中原汉文化转向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文化。他们中有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有研究文学、语言学的，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闻一多的《伏羲考》、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出于改造思想、改进学风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学艺术民族化的主张，许多作家、艺术家上山下乡深入民间，作为艺术家创作源泉的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空前重视。当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研究，但主要成绩还是对民间故事、歌谣、说唱及民间小戏的搜集整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民俗学运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宣告成立。由于受到前苏联学术体系和陕甘宁边去学术传统的影响，这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及民间艺术等几个方面，民俗学的其他领域被排斥在学术之外。这时候成绩最大的是对民间文学（故事、歌谣、少数民族史诗、叙事诗）、民间美术及民间音乐的搜集，学术研究则主要是围绕着民间文艺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等问题展开的。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民俗学运动遭受灭顶之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之下，197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工作，《民间文学》复刊；1981年上海《民间文艺集刊》创刊；1982年《民间文学论坛》创刊；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宣告成立。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会成立做了题为《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讲话，专门提到“这一段历史还没有好好地理一理，我们还没有写过《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这方面的研究活动还看不到多少”，希望“今后大家认真探索研究，写出比较完整和准确的科学史来”。随着人们学术视野的大幅拓展，学术焦点也从建国以来的单一民间文学研究，开始想民俗大文化方向转化，研究对象也从基础理论开始向专题研究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外国民俗学、人类学理论也被介绍到我国。1995年，民俗学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学科，培养专门人才的硕博士点陆续设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3，为什么本文将时间限定在“1918~1937年”这个时间段内？这个划分是有民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做支撑的。从中国民俗学史来看，1918到1937年是其开端和初步兴旺的阶段，相对而言，任务集中，其学术中心由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到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到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迁转路线很明确。并且，作为民俗学核心的诸多概念范畴，在这二十年间都得到初步探讨，从而大致规定了该学科的基本格局；各位研究学人不同学术背景带来的多学科介入，也与民俗学边缘交叉的学科性质相符；同时，民俗学与整个社会思潮的紧密相关，也是此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4，什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所谓中国现代民俗学史，既是指起源于中国的现代社会的民俗学的历史，又是指具有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民俗学的历史。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表示：“本文将不仅把民俗学视为一门学科，而将其当做一种思想、一种社会思潮，因而本文就不仅是民俗学史，也是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至少是把民俗学的产生发展纳入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的轨道”。所谓的“思想史”，如同社会史一样，指的是一种新型的史学，从人的思想、心灵或精神入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政治的或经济的角度，去重新诠释历史。通过考察个人的心灵、群体的观点以及某种思想产品的缘起和影响，探讨思想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思想交流手段对思想产品的重要性，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内在的自我促进因素。在本书的中编，作者的研究对象关注的依然是知识精英，但是因为这里是进一步对前辈学者开辟民俗学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背景，他们从事民俗学事业的思想动机、他们在有关民俗学理论问题上的思考加以分析，意在揭示学者们的思想与社会思潮，与民众思想的互动。赵老师希图将民俗学史向思想史拓进，其上编全然从思想史一面着眼，中编和下编浸染思想史的色彩，而结语更是努力钩连思想史和学术史。5，什么是“眼光向下的革命”？“阳光向下”的史学革命已经风靡十数年，逐渐为人们熟知和运用，而在赵老师写作本书时候还是一新观点。“眼光向下的革命”要求我们不仅要“眼光向下”，将目光集中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那里，还要“自下而上”，即从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或者社会的基层那里出发，反观和改造国家构造和精英文化。研究者要从大众的角色和角度去研究大众，甚至研究精英和研究一切：从乡村看城市，从民间社会看国家。应该说，关注自下而上的研究角度和重视田野调查一样，是赵老师一以贯之的学术特色。在《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中，在论及区域个案研究与历史整体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时，赵老师写道：“既将个人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努力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自下而上的研究，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整个大环境。本书除了自序、绪论、结语、附录外，主体分为三大部分。上编《时事与英雄（上）》梳理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渊源，从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开始爬梳，在介绍欧洲思想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影响的同时，注重中国自身内在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力量。中编《时事与英雄（下）》分类介绍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倡导者和从事者的学术背景和动机，将学者分为三大类：一是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借倡导现代民俗运动而完成自己目的的倡导者研究者，二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半路入民俗学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后又回归专职、但民俗学成果对自己专职研究同样造成巨大影响的研究者，三是以钟敬文、江绍原、黄石为代表的终身致力于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的“专业”研究者。采用分类的办法，可以将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及不同的动机解释的更具体和合情合理。下编《问题与思考》主要是作者的一些理论思考。比如：顾颉刚等民俗学先驱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贡献是哪些？在1918~1937这样一个时间段内，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论建设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一段时期的民俗学史？等等。在结尾部分，结合详尽的1918~1937年间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史实，作者更指出如今的研究要“到民间去”。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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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隆重推荐。作为历史学家，赵老师在书中不动声色的讨论了到现在仍然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礼俗互动、民俗学的起源问题等。关键是，十多年过去了，还是鲜有关于此话题的讨论成果能超过他寥寥数笔的判断。 -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之后的思想史勾勒，兼简略介绍了代表学者，清晰可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诞生的民俗学，在早期交织着着思想革命和学术革命的双重意义。民俗学由最初的民间文学扩展到后来学术层面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有其实践目的和时代影响的。民俗学研究一方面促进了对民众的重新审视，另一方面使中国的诸如文学、历史这一类传统学科开始重新定向。由民俗学研究到来的学术研究重点自上而下的转移，在整个人文学科中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
赵老师民国文看得多，自己写文也变成了民国风 XD -
心虚，那么多经典没时间看 -
写作此书的赵世瑜已经是个年轻教师了，想来不是太费心力，因此基本是历史综述的格局，阐发较少。而且，这种写自家老师的书，当事人总是写得热情洋溢，读者看来还是要淡一层。 -
把这段历史写的很全面，背景，代表人物及理论方法 -
以历史学角度看中国现代民俗史，钩连其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轨迹。一种创新尝试，不十全十美，但至少目前尚无人超过。 -
传统学术重视民俗四因：政治潜在需要、社会教化意义、移风易俗责任、求知博物知识 -
写的太过于教科书化了，很枯燥。但对当时民俗学产生的背景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