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书评

以史汉之书，平经学之争

以思想史的方式，对经学进行研究，这是钱穆独特的研究方式。经学在晚清产生有很多特别的影响，特别是与晚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有为和章太炎两人对于经学的讨论，直接影响到民国以降的学术议题。钱穆参与到其中的讨论，其实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事情。不过，从二十年代顾颉刚与钱玄同倡导“古史辨”运动，借助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于古代典籍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史。不过，康有为对于古文经的批判，是否从学术史角度完全站得住脚呢？钱穆通过《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二十八个诘问，并通过年谱的方式，考察了西汉末年到新莽王朝的学术史。通过逐年梳理，钱穆对于康有为制造的学术公案进行了批判。认为，刘向刘歆既无力制造古文经，也没有时间制造伪经。这个看法直接影响到北京各个学校开设的经学史课程。在这个基础上，钱穆还针对廖平和王国维的汉代经师传承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汉并没有所谓的经学今古文的对立，所谓古今学，其实是西周诗书古学与战国诸子学之间的冲突。而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更多是为了功利，而不是纯粹的学术之争。这种看法，扭转了廖平在晚清提出的以《王制》和《周官》区分今古文经学的问题。也扭转了王国维以文字区分今古文经学问题。这个看法更接近于学术思想史的真相。关于今古文经学问题，钱穆提出两者最重要的争论，其实是《春秋》与《周官》的争论，今文经尊孔子，以《春秋》为素王大法，而古文经尊周公，以《周官》为圣王之制，因此两派学者争斗的核心在于《春秋》与《周官》。因此，钱穆分别通过对《春秋》学发展的历史和对《周官》所蕴含的制度进行了多方的探讨。可以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这部作品，是钱穆对于经学史问题核心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于澄清汉代经学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用《史记》和《汉书》对于汉代经学进行深入分析，也为后代学者研究汉代经学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