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书籍的人

作者简介

“坚忍”和“刚毅”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座石狮的名字，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最严酷的日子里，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总会在星期日晚间的广播里，用这两个词来鼓舞市民们熬过一个个黎明前的黑夜，迎接明天的曙光。《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中，无数的藏书家、书商和图书馆人凭着“坚忍”与“刚毅”，在保存书籍文化的传承上成就了不朽的功绩。

作者巴斯贝恩为读者讲述的便是这些“为了书籍的人”，有博德利、贝萨里翁、蒙田、马基雅维里、哥伦布之子斐迪南，还有藏书三万册的翁贝托·埃柯、布克奖得主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此外，还有多名从事古旧书和珍本书交易的资深书商。他们爱书、藏书、护书，经年不休，矢志不移。对他们来说，书是孩子，是亲密爱人，甚至是生命。

书籍目录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序曲

第一章 永恒的生命

第二章 幸运

第二部分 爱书之人

第三章 从疯狂中返回

第四章 辉煌的不合时宜

第五章 爱书人群像

第六章 猎人和采集人

第七章 许多年

注释

译名对照表

编后记

编辑推荐

　　《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1》是一幅书籍文化保存与流传的巨幅长卷，是一幅爱书人的群像，本书便是讲述这些百分百书痴对书籍的占有和流传所怀有的喷薄热情。这是一部爱书人文化史，一部藏书家文化史，一部书痴文化史。

前言

　　序言　　奥托·贝特曼博士（Dr. Otto Bettmann）滔滔不绝地谈了几小时，详细地回忆1935 年他怎样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魔爪中逃了出来，怎样在美国建立了新生活，成为现代通讯工具的一位卓越的革新者。已经到了中午，该休息一下了。这位92 岁的传奇人物，几十年来以“图片人”着称的老者清脆地拍拍手掌，高兴地说道：“行了，你们一定饿坏了，大家吃点午饭吧。”　　贝特曼博士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影像资料库，把各种照片供应给书籍设计师、杂志发行人、报纸编辑、广告代理商、电视制片人，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还非常擅于讲述；他写过不少书谈论各种消费品，谈起文字的伟大力量更是精彩动听。他又是技术高超的音乐家，长于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们从他的书房出来时，我请求他为我和我妻子在客厅的小风琴上弹奏点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坐到琴键前，弹起了巴赫大师的一段美妙的小步舞曲。　　后来，在佛罗里达州比奇菲尔德海岸离他家不远的一家海鲜餐馆，贝特曼博士又详细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热爱巴赫（他和巴赫的家乡同在德国莱比锡）：“巴赫总是把我们带回到起点。我深信，上帝把他派遣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一点儿秩序。贝多芬从来不做这类事情，他出发以后就飞速地进入了外层空间。巴赫可不一样，局限在自己创作的乐曲范围之内，抓住一个主题不放，一切都在奇妙的秩序之中。”　　我们坐了好一会儿享用午饭，愉快地用面包屑满足几只停在餐馆外面的桌上肆无忌惮的燕雀乞食。贝特曼博士又重新拾起刚才放下的话题：　　“上帝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做什么呢？他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我从巴赫写的一切里感到这种秩序。他开始一个主题，加以发展，前后音质相同，精神相同。主题向前进，上升变化为各种形式，但总是回到出发的起点。”　　我与奥托·贝特曼相会，触发点是1995 年10 月《纽约时报》头版登载的一篇长文。新闻标题是：“影像档案被微软的亿万富翁盖茨收购”。　　这是微软公司董事局主席威廉·H. 盖茨三世（William H. Gates Ⅲ）的又一项壮举。盖茨是华盛顿州贝尔维的私营科尔比公司所有人，这个公司进行了收购谈判，据说是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交易”。由于购买了贝特曼的档案，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用来运作计算机系统的软件供应商将获得充足的原始材料，也变成电子图像的主要供应商。盖茨还会增购其他资料。到2000 年，科尔比公司将掌握超过六千万张图片。　　盖茨获得的资料中包括贝特曼档案库于1990 年从国际联合通讯社和路透社购买的1 150 万张新闻图片。《纽约时报》的文章旁边登载了几张样品：棒球大王迪玛吉奥（Joe DiMaggio）亲吻玛丽莲·梦露（MarilynMonro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亮出他标志性的V 字手势表示胜利，一只垂耳狗倾听RCA 留声机声音的经典图片。图片将要经过扫描，转变为数字化图像，在国际互联网上供应给各方的商业客户。　　在这场大买卖的激动气氛中，人们对奥托·贝特曼的关注都很有限。　　他是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20 世纪30 年代就开始创建这项档案了。上世纪每个时期的大事都对他的生活与世界观发生过深刻影响。《纽约时报》　　还在不重要的地方刊登了消息的附识，标题是“从一个观点到1 600 万张图像”。文章记述了世界最大的图片档案怎样从一个人的收藏中产生：　　“收集图片者奥托·贝特曼生于1903 年，出身于莱比锡的富裕家庭。父亲是矫形外科医生，把对书籍的热爱也传给了儿子。奥托早在十二岁时就在家里的字纸篓中搜寻积累医学图表了。”　　虽然这篇人物介绍写得很简短，但贝特曼博士一生的主要经历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在本书里想探讨的问题：知识的传授与保存，信息储藏方式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对阅读和印刷文字的无比尊重。贝特曼接受过历史学的陶冶，曾在柏林的普鲁士国家美术图书馆担任珍本书的保管员。　　他首创使用一种新发明--用35 毫米莱卡照相机来拍摄德国国家藏品里的手稿。国家社会党掌权以后，把犹太人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来，他就逃到美国。随身携带两大旅行袋，里面装有25 000 张图像，许多是他自己拍摄的胶卷底片。尽管他一生中拍摄了千万张图像，但贝特曼始终坚信书籍在文明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就我而言，《纽约时报》里最好的消息是他还健康地活着，住在佛罗里达，和过去一样头脑清楚。我们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了，几周以后见面，进行了两天难忘的交谈。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画抵千言，但我并不同意，”他在第二次会晤快结束时这样说，“我认为一词抵千图。图片是作为过去的信息来到我们面前的，但是，没有一幅图片可以说是我真正所爱、感到满足的，因为它总是表面的东西，缺少充足的内涵，非常肤浅，只有阅读才使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两年多一点儿以后，正在我动笔写这篇序言的那一天，消息从佛罗里达传来，同样登在《纽约时报》上，说奥托·贝特曼博士因肾功能衰竭在博卡·拉同医院逝世，享年94 岁，还说他是“图片宝库”的创建人，“宝库的资料已渗透了美国文化”。几星期前，我们还交换过信件，相约在佛罗里达再次见面；他说将“像亲人相聚一样愉快”，令我万分欣喜。现在会见再也不可能了，但是这位文雅之士在1996 年对我谈到巴赫，说他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总是不断回归到起点，是个艺术天才……这些话永远在我心中产生共鸣。　　从我的研究工作开始，我就想在爱书人、藏书地以及书籍文化的编年史发展中寻求某种延续不断的东西；历史画面当然是不停地变化的，但是它必然要回归到哲学的本原。我在十五年前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企图记录下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占有和流传某种事物的热情：这个事物就叫“书”；我要记录下人们怎样千方百计把我们历史、传统、文学的碎片保存下来。我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文雅的疯狂》，主要谈的是收藏图书的激情。在本书中，书被尊奉为一种象征，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de Bury）在《书之爱》（Philobiblon）中称之为“思想的天赐食粮”；这本书继续研究书籍文化的综合概念，重点讲述为书籍文化献身者的经历与思想--不论他们是图书馆员、读者、作家、学者、制书人、书商、编目员、保管员、档案员，还是收藏家；讲述书籍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我考察的题目也包括“书是怎样构成的？”不论它是刻字的花岗石板，是刻上楔形文字的烘烤泥板，是纸草手卷，是棕榈叶上抄写的文字，是尖笔在羊皮纸上写的文字，是金属版面在纸上印出的文字，是激光扫描的光盘，还是把数据载入微小芯片上，再用银幕显示出来。然而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书籍传递知识的作用上。　　在大萧条最严酷的日子里，纽约市喋喋不休的市长拉瓜地亚（FiorelloLa Guardia）总爱用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来结束他星期日晚间的广播讲话，为的是鼓舞听众熬过尚未见到曙光的黑夜。这位被人称为“小花”的市长常用的词语--“坚忍”与“刚毅”，确实在市民中间敲响了希望的乐音，使这两个词成为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头石狮子的非正式名称。　　自1911 年起，这两头用田纳西粉色大理石雕成的狮子就威武地把守在第五大道图书馆的门外。不论它们是向外护卫着知识，还是向内猎取知识，在我看来，它们的形象都代表着本书的主旨。　　我在旅行采访中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当我的笔记超过千页的时候，愈来愈清楚的是，我必须把这些材料写成两本书，而不是一本。因此，《坚忍与刚毅》特别关注我遇到的人物和地点，讲述其中无比有趣的故事；下一部着作《文字的辉煌：变化世界里书的永恒》（A Splendor of Letters: ThePermanence of Books in an Impermanent World）则集中讨论有关的问题，并用故事来阐明问题。　　诗人麦克利希（Archibald Macleish）担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1940 年，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他写道：“书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最基本的含义是“由某种物质材料构成的”制品，然而，更重要的含义则是“一种智力的对象，由各种材料或不用任何材料构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平衡与结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麦克利希强调：物质的书“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密码，通过这种密码，智力的书才能从一个人的心中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心中。智力的书永远是一种想像的结构，它一度悬浮于半牛皮装帧对开本的十分字版面之上，后来又悬浮于其他的书页和版面之上，甚至用的是其他语言”。这种想法出现在电脑这个词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之前，是半个世纪前写出的，在今天却显得更加重要，它指导着我的各项研究工作。比将来的书籍形态更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存已有的书籍。我们今天面临着挽救数百万册“易碎书籍”的艰难任务，这些书印在酸性纸上，正在加速腐朽。更艰难的问题是怎样保证电子数据资料长寿，它的产生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但它比印刷书更不能持久。　　如果要在这些书页里遇见英雄人物，他们就是书的供应者和保管者。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说：“刚过去的不过是序曲。”这句话我曾在《文雅的疯狂》中多次使用，现在又用在《坚忍与刚毅》中。我不可能访遍自古以来地球上所有的重要藏书地点，事实上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选择几处许多世纪以来发挥关键作用的图书馆去访问致敬，讲述那里卓越人物的故事，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查阅文献资料，我在下列地点做了繁重的工作：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Boston Athenatum），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马萨诸塞州沃瑟斯特的圣十字架学院（the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狄南德图书馆（Dinand Library），伍斯特克拉克大学戈达德图书馆（Goddard Library），还有伍斯特的美国古物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常常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珍贵宝物。我的研究工作常常得到电脑的协助，这是十年前无法享受的。虽然现代化的技术能节省大量时间，但我的讲述总是要求我见到实物和地点，要求我面对面地采访主要人物。　　在我完成写作计划的亲身体验中，有一件事最能显示本书的主旨。这件事发生在1995 年4 月--我可以把它描述为神灵显现。那时我正在完成《文雅的疯狂》写作中的若干悬而未决的事项。为我修改文字的编辑向我提出一堆问题，我正忙于回答，以便书能按期出版。我需要确证弗兰克·西季威克（Frank Sidgwick）所编三卷本《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A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Pepys Library）中的某一个细节，该书1914年出版于英格兰。我使用那套书的材料是英国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佩皮斯图书馆馆长卢凯特博士（Dr. Richard Luckett）给我的一张照片，具体说是第二卷的序言，讨论1703 年佩皮斯遗嘱的附言，那遗嘱把历史上最不寻常的遗赠给了图书馆。我不曾读到原书，需要从书的版权页上获得更多出版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复杂，但是我必须核对一些事实，才能把这个重要版本列入我的参考书目中。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过去从来不曾叫我失望，此后也不曾叫我失望，但他们只有佩皮斯书目1825 年版以及1978 年版，没有1914 年版。我到第二个地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寻找，也没有好运气。失望之余，我打电话去找在英国的卢凯特博士，他又离开度假去了。最后我决定去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那是美国的卓越藏书所在地之一，着名的研究型图书馆，始建于1807 年。　　在那里，我不但在地下藏书库的一个遥远书架上找到了那套精美考究的三卷本，而且发现它还处于原始状态，书页没有裁开，经过这么多年，显然还无人阅读过。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还没有使用扫描设备来出借图书，当我在前台签名借这套书的时候，我发现书后借书卡片上是一片空白，证明它还是第一次离开图书馆。“81 年了。”我摇着头大声说，心中既感谢又觉得奇怪。办理出借手续的馆员，白发苍苍的詹姆斯·菲尼（James P. Feeney）用眼睛瞪着我，问道：“你知道他们为谁买的这套书吗？”他停顿了一下，说：“巴斯贝恩先生，是为你买的。”平静地说完以后，他又接着工作去了。　　他不曾说--也用不着说的是：他的前辈把书买来以后搁置了将近一百年，为的就是将来某一天某个人也许需要读到它。幸运得很，在我之前无人借出此书，并未成为抛弃它的理由。有一阵子，许多别处的图书馆风行缩减库存空间、紧缩经费、改订规则，这里却没有照办。仿佛有一只集体的手--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彼特拉克，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eof Sweden），托马斯·杰弗逊，阿瑟·阿方索·索姆贝格（Arthur AlfonsoSchomburg）--每一位世界智慧的暂时保管者都伸出手来，穿过时光的激流漩涡，把这套宝贵的书送到了我的手中。这是一个实现信念的行动。　　我们是他们的继承人，对于第三个千禧年的读者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内容概要

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Nicholas A. Basbanes），1943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曾任海军军官、记者和文学编辑，现居马萨诸塞州的北格拉夫顿。1999年因写就《文雅的疯狂》一跃成为知名专栏作家，被誉为“关于书之书的权威作者”。除本书外，其他主要作品有：《文雅的疯狂》（A Gentle Madness,1999）、《疯雅书中事》（Among the Gently Mad,2002）、《文字的辉煌》（A Splendor of Letters,2004）、《读者有其书》（Every Book Its Reader，2005）、《版本及印次》（Editions & Impressions,2007）、《文字的世界》（A World of Letters,2008）、《关于作者》（About the Author,2010）等。

章节摘录

　　我生命怎样开始，无疑将怎样结束：在书的围绕中。我祖父的书房里到处都是书；他禁止给书打扫灰尘，每年只许打扫一次：在10 月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虽然还没学会读书，但已经很尊崇这些直立的石块，或独自站得笔直，或互相依靠；有的书像砖一样堆在书架上，有的书高高地排列成行，像古代的巨石阵。我感到自己家庭的兴旺发达就靠这些书。它们看上去都很相似。我就在这古老、沉重纪念碑围绕的小天地里玩耍嬉戏。它们看着我走进这个世界，也将看着我离开；它们的永恒保证我的未来将与我的过去同样静默安详。——让－保尔· 萨特（Jean-Paul Sartre），《词语》　　翁贝托· 埃柯（Umberto Eco ）住在米兰风景幽美地区的一套宽敞住房里，居高临下可俯瞰具有历史意义的卡斯特罗· 斯福泽斯科城堡。他搬到这里之前，已经被迫再次放弃别处舒适的住所，其原因就是他的书太多了。“地板都快要压塌啦！”他对我说。这位世界闻名的符号学家、中世纪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教育家、文化批评家和三部畅销小说的作者领220着我参观他陈设美丽的套房；他和妻子瑞奈特（Renate）被三万册图书围绕着，所谓“私人藏书”的观念已经不适合眼前令人惊异的景象。他称为“家”的石面建筑原来是个优雅的旅馆，地板能承受重压，天花板非常高，可以安放高达十一层的书架。为了帮助自己到最上层取书，他把几个活动梯安在钢制的轨道上，以便不费力气地在房间里来回移动。他本人在套房后方一个偏僻的小屋里写作，那里同样被许多书架包围着，像奇怪的迷宫。埃柯坚持叫我量一下书架的深度；我很快量出9 英寸，正好是安放一排书的空间。他扬起眉毛强调说：“不用猜测啦。我绝不在书架上安放两排书，绝不。我要一眼就看清书名的是什么。所有的书都排成单行。” 　　埃柯欢迎我和妻子到他家中谈论图书与写作的前一天，我们会见了受人仰慕的意大利书商切萨（Carlo Alberto Chiesa ）和他和蔼的妻子叶莲娜。切萨向我：“你打算去会见翁贝托· 埃柯吗？”我们那时正在享受一顿难忘的米兰式午餐：通心粉、煎炸小牛肉配鲜嫩蓟菜心、极佳的核桃仁蛋糕。我告诉他，约会已安排好了，就在第二天下午。切萨简明扼要地说：“你见到的场面一定叫你大吃一惊。这个人的周围全都是书，他把书当粮食，因为其中有知识。” 　　我把这个评论讲给埃柯听，问他有何反应，他微笑了一下，耸了耸肩。然后他点头指向客厅里一个闪光的玻璃陈列柜，里面有十多本珍贵的书籍。它们摆在那里既是为了主人的愉快，也是为了给来访客人参观。他的珍本书收藏其中有难得的摇篮本：包括一本完全红色的《上帝之城》，一本极好的《神曲》。这些书离开周围的书山书海，单独摆在一个地方。“我不是那种把图书关闭在秘密处所的收藏家。我需要的时候就打开书、使用书。每隔15 天我就按一个专题把一批书选出来放在那个柜子里。你用不着告诉我15天的光照对书不利，我早知道了；行了吧？又怎么样呢？我可不在乎。” 　　作为藏书家，他收藏的重点反映了一个学者、教育家和爱探究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兴趣。他给自己的藏书起了个名字，表现了他对古物的爱好；他还把这名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符号学、珍品学、精神病学、巫术、灵魂学图书室”。他解释说：符号学讲的是科学、象征和“奇特的”语言；研究珍品学是“因为它很奇怪”；研究精神病学是“因为我不收藏严肃的科学书”，只收集古老的学问、点金术以及玄秘的东西；灵魂学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在古代希腊与灵魂的探索有关，在诺斯替派神学中与高级精神存在有关。在17 、18 世纪英国大学里，灵魂学常与物理学处于对立地位，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用作一种“灵魂的学说”。这个词也用来表示早期的医学，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丰富领域。　　那天下午访问埃柯的高潮，是他领着我们参观他的藏书，还慷慨地允许我们翻阅那些最珍贵的书册。使我特别感兴趣的一本书并没有包括在他最珍贵的图书中，是1995 年我们初次会面时他对我谈到的一本。他的第三部小说《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刚在美国出版时，在波士顿召开的这部小说的讨论会上，我对他的采访不可避免地转到他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的写作过程。那是一部描写中世纪的侦探小说，以意大利的寺院为背景。小说使埃柯从博洛尼亚大学受尊敬的符号学教授变成了国际名人。从那时起，那部小说的各种语言译本共卖出了900万册。小说还改编成电影在全世界放映，由西恩· 康纳利（Sean Connery）扮演英勇的侦探巴斯克维尔的威廉（William of Baskerville）。埃柯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一文中说，他在1978 年开始写这部小说，“受到一种观念的促动：我仿佛毒死了一位修道士。我觉得一部小说总是由某种观念产生的，其余的东西不过是增添些血肉而已。观念往往起源得很早。”　　在《玫瑰的名字》的末尾，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为一个神秘的死亡事件找到了答案，那是由于“偷窃并占有了一本书”。我们最后得知，谋杀的方法是在一册亚里士多德《诗学》失传文本的书页上巧妙地涂上了毒药，不谨慎的读者翻动书页时用舌头舔手指，无意中把毒药吸了进去。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在小说中被作者开玩笑地比作福尔摩斯，当他仔细观察那本有毒的书时，“有些篇页几乎已经腐烂了，书的页边被舔掉了，或者沾上白色的污渍，仿佛是潮湿或时间腐蚀的结果”。书末的一些篇页粘在一起，“好似浆糊粘过一样”。　　我们第一次谈话中，埃柯解释说，1990 年他和妻子准备从博洛尼亚搬迁到米兰，他在旧居的上层书架里发现一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16 世纪意大利文译本。“作为一个藏书人，我养成一种习惯，每买一册书，就写下它的价钱、篇幅大小和外貌，还记下是否有污痕、虫蛀，等等。我当时已经记不得那本书了，所以就把书打开，里面用铅笔记下了1000 （1000 里拉），相当于70 美分。我才想起大约在20 年前，我在什么地方花七十美分买了这本书。” 　　那时，埃柯决定对这本书作一番描述，于是把书的内容仔细考察了一遍。他发现那位16 世纪的意大利文译者打算重新恢复《诗学》已失去的第二部。我在记录自己的发现时，写下‘水渍，大片的污痕，页边已经缺损，书末的篇页粘到一起’。这完全和《玫瑰的名字》中的描写一模一样。它不是手抄本，是印刷本，但外貌完全一样，书名也相同。书末的几页摸着也恶心，好像放过毒药一样。我花了70 美分买了这本书，但是它被污染成这样，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干脆把它忘了。”然而事实上他完全不曾忘记它；他已经用眼睛把它“拍摄下来”，蓄存在潜意识中，等待将来使用。“20 年后，我觉得自己为小说编造了一个抄本，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家中那本丑陋的书。”他非常开心地微笑，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道：“我一直把它存在这儿呢”。　　他把那本书从底层书架抽了出来，让我仔细观察，确实丑陋不堪。虽然如此，它却在埃柯的书房中占有荣耀的地位。他说：“有时，被遗忘的书会成为最重要的书。初看一眼，你占有这本书已经20 年了，竟没有读过它，这事似乎无法解释。可是你把它打开以后，你又觉得对它非常了解，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他漫不经心地分析说：“很可能有一种魔力在起作用，你摸过这本书许多遍，便吸取了其中的信息。真正的原因是，你把它移来移去好几次，又从其他同类题材的书里读了一些东西，于是你就感到没有读这本书也知道它的内容。这种现象在我是经常出现的。”埃柯把那本书放回原处后，又取出了另一本“故意制造的”亚里士多德的书，同样残破损坏，沾满了印渍。那是1986 年拍摄电影《玫瑰的名字》所用的道具。埃柯是电影的技术顾问，这道具是他获得的惟一纪念品。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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