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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这么细地读过教材，还是语言学教材。因为怕自己读不出什么感受来，所以格外仔细，有时都抠到字句上去了。边看边勾画或记录，最后从那些页边的铅笔小字整理出下文：语言 世界观全书的正文从一切研究的基础——“哲学”谈起。通常，一遇到哲学字眼，我都会尽量避开或者打打马虎眼，因为那些概念太抽象，囊括的范围太宏大，要想个明白的话太累人了。这次多亏了潘老师的文笔，我才没有因为与大量术语纠缠而窒息。开头的感觉像在听讲座一般。对“哲学的意义”的表述让我想起已忘了出处的一个说法，大意是：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到最后都会进入“哲学”的范畴，因为哲学所探讨的就是世界的本源与存在方式。挺有意思，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是一切有形后的无形。不过还是暂时抛开这么高远的虚无，回到文本上来。作者肯定了语言哲学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汉语研究应该建立“自己的语言哲学”，指明从哲学上研究语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世界观问题”。接下来的文字便围绕该问题展开。读“由来与分歧”这一节，我一直思考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按洪堡特的看法，学会一种语言就等于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世界，这看来挺有道理的。接着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语言决定论”，并对萨丕尔他们会有这种想法感到不解。我怎么想都只能想到思维对语言的影响。当然我也怀疑自己持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传统“认知”观点的先入为主。在我看来，物质、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首先是物质反映在头脑里，然后才会有对头脑里这种意识的表述，即语言。而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所反映的是“我”看到的现实，通过“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件事物被我用语言反映出来的时候，与它本身的客观存在相比，实际上已经过了两道过滤——我看到的和我的语言能表达的。这么一想我发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最初时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关系似乎没那么简单。起码，我的语言能力就影响着我对事物的认识。接下来的分析总结彷佛就像我们搞哲学问题向来喜欢的大杂烩，把几种观点有机融合为一以免犯“片面性”错误。不过一直在字里行间寻觅“语言影响思维”踪迹的我，终于在看到“约定俗成”这几个字时缓了口气。本来我一直揪住“个人”不放，觉得尽管在交际中的措词不当会为思维提供新信息，但是那不当的词也是思维的产物呀！这时我认识到这不是自己跟自己的问题，而是语言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在存在文化差异的语言交际中，新的语言信息要经过已有规律的检验。语言和思维在交际中互相规范。在后文中我读到萨丕尔提出的“‘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类社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这一观点，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综合而成的观点是——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我感到这一节内容在表达上有点小问题。既然特别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为什么三个黑体字标题都只说语言“反映”什么？前两点读下来，我还是不知道语言是怎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只是在比较汉英语词义引申时，想到在实现音形义三者结合时要比英语多走一步的汉语，大概就是因为那多出来的一步而产生了那么多自由悠远意味深长的东西吧。在第三点，我恍悟语法等“内蕴语言形式”其实属于思维！只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说语言上的不同表现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不是倒过来。后面的例证让我彻底理解了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语法形成人们的思维定势，从而影响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反映世界的方式。一个民族的语言色镜是自制的，而对其中的个体来说，这副色镜自出生时便戴上了。意义部分，更多由个别词句引出的想法。方言的个性让我想起四川话的那些句末语气词，比如“嗦”“三”“哈”（只是个人音译，实际写法可查）。这些词与语气程度相关，四川话转为普通话时往往不能只简单去掉它们，得以普通话为立足点考虑这个意思怎么说合适。看来学习方言也能获得看待事物的新角度。而不同语言中的“共性”，基础彻底扩大为全人类和整个客观世界，这方面的问题就一下解决了。本来我们也不是说“只”存在个性差异。而第二节中列出的对申小龙语言世界观论的批评似乎也有概念理解上的问题。“相对”是说有差异，并没有否认可译性啊，毕竟我们都在一个物质世界里，理论上各语言间都可互译。因为“性”而造成的不可译现象其实在于接受性。文化的“同”与“不同”也是相对的。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在认识世界时也可能得到一样的结论。至于共性论者致力于从一种语言中得到共性，让我想到了只写都柏林的乔伊斯。他说如果自己能写入都柏林的灵魂，那么就能写入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灵魂，因为普遍性存在于个体的独特中。个体里固然有共性，但不看别的你怎么知道你这算“共”？关于本章的几个术语：“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观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在三节里曾用第二个表示第三个，而三、四节总用第一个来表示第三个。不该第一个是概念，第二个是现象而第三个才是观点么？汉英语法对比比起第二章的字句细抠，五、六章的框架性更强些。作者先对现行的“汉语特征”进行了偏误分析。“男性化和女性化问题”很有意思。读到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的“具体想象总是被用来取代抽象的名词”时，想到汉语里具像的词语又往往蕴涵着意境层面的东西。有趣！而林先生说难将汉语优美的散文翻译成英语，更是深有体会。我就曾跟同学讨论过翻译那些写景的文字有没有意义。它们美就美在语言上，一翻译就没了，即使读者仍觉得美，那也不是原作者的“美”了。散文翻译体现的是译者的文笔。对于汉英语法对比的阐释，我归纳为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参照物是英语。汉英语最直观最基本的区别在于英语的形态性。这成为后文一切比较的前提。不同的地方源于此，相似处也得先纳入这个前提。通过汉英语语法现象的比较，归纳出两点：一、 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的。从第五章第二节显、隐性的表现比照中，很容易看到位于汉语语法核心的是语义。比如词头词尾最初并不是为了完整意义而出现的（不过它们似乎又确实使人觉得表述更完整了，这点大概是因为音节的关系吧），所以有无皆可；而词缀本身具有语法含义，这就决定了它的必要性。汉语的那些可有可无性，总的说来就是因为存在与否对语义理解的影响不大。看“It has been late”先看到“has”再想到“已经”；而说“夜已深”，“已”直接表达的是意义。所以汉语的体和态是在从语义中判断出来的，是第二位的。对乔姆斯基所举例子的分析似乎表示对于汉语来说，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合语法的。而霍凯特举的例子则显示了汉语句子没有什么固定的骨架，一个句子里的语法关系因读者的理解而决定，就好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只要你能解释通，只要语义是对的。这种隐性造成了汉语语法的一系列特点。最重要的是语义是汉语语法的基础。语法单位模糊，不能像英语那样归类模糊时可借助形态手段来确定，因为汉语的结构是语义条件下的，一种结构能存在在于这种形式下的语义能被理解。对于那五级单位的关系，我觉得语素、词、短语和小句、句子间，是一种原料与成品的关系。前者经过加工成为后者。加工可以是多个的组装，也可以是单个的改进，比如加上语气。汉语的词类也是由意义决定的，功能只是一个判断标准而已。搭配功能也是建立在是否符合语义理解的基础上。其实英语也不能只通过句法来定词类，而且它的名词与形容词看来在语法上有归同的趋势。词序和虚词则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这里纠正了一个“定量”与“定性”的问题。地位和数量并不成正比。对于“固定性”这个问题，不固定是说汉语几种情况都可以，而英语词序变动要遵照一定的规则。语法体系的可塑性同样来自于“意合”。思维空间使无数可能性存在，于是规则的变通就灵活起来，显得复杂多样。所以拿来的理论都能套。但不管寻同还是求异，研究的立足点都该在汉语本身。读这节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125页英语与法语的比较。英语只有个时态标志，意思上显示了分析型特点。而对于综合型的法语来说，如果写il iras，法国人是不是就会不理解？既然这类句子区别在人称，干嘛要在每个地方都套上规矩呢？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汉语不是通过形态来理解意义的，所以对英语的分析趋向很易理解，但不知道语言里还有许多形式标志的民族是怎么想的。二、 汉语语法是柔性的，英语语法是刚性的。英语的刚性完全就是因为它的形态性本质。所以它可以有大的条条框框，只需要补充一些硬性的解释。而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例外就太多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几乎每个语法点都有各自“要注意的地方”。而以语言精练的诗为例来表现英语虚词的不可缺，性价比实在是高！至于语词的伸缩，英语只是一种单向的简化，而不是长短两种并存的弹性。或者因为口语的简洁性而缩略却未被书面语接受。在正规的文书例如研究报告中，“’”这个缩略符号是不能用的。汉语的柔性首先也表现在那些“可有可无”上。然后是很重要的词的伸缩。不但几乎所有汉语单词都能形成单双音节的等义词，而且这两个词是共存于使用中的，使用的地位也相当。对于“双音化”问题，我的理解是变化的不是单双音词的存在，而是使用单位。古汉语以单音词为单位使用，那些双音用法两个字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那么紧密（而加无义的衬字是为了音韵上的舒服吧）。现代汉语里双音词的常见主要因为作为使用单位它出现的频率高。古汉语中双音词的单用情况若是用现代汉语来释义，多半就变成两个词四个字了，形式拉长，意义因并列而强调。运用单位都可以自由拆装，不过单位的长短不同了。从汉语语法的柔性引出了音节与节律的语法意义。语言本来就是用来“说”的，只是能通过形式看出语法的英语几乎通过形态就能分析语法了，而汉语得先“读”出意义来才行。最明显的例子大概就是感叹句了。英语有“how”、“what”作为形态标志，而汉语靠的是语气。汉英音韵的比较是第六章前半部分的内容。汉语“音节内部凝聚音节间离散”的音韵特点使汉语音节孤立性强，所以才能有那么多的单音词吧？英语元辅音系统在音节构成上的复杂性与汉语调韵声系统的经济性比照，是不是有汉字具表意功能的原因呢？英语的概念是先由声音到文字的。而汉语形音义三者间却是形与义直接联系的。中国传统认为视觉符号第一位，语音是多变的。汉字字形发展没有过本质性的变革，但在读音上就不一定了。存在这种“第一位”看法上的不一致，印欧语里的同音多形大概相当于汉语里的多音字吧？ 汉语音韵特点与图像反映概念的心理吻合，适合一个个孤立的文字。只是我还是不清楚到底是音韵决定了我们使用汉字这种手段呢，还是汉字决定了我们的音韵特点？（潘老师的那篇论文里提到“语言第一性”的问题。而按传统观点，汉字也晚于语言）反正汉语形和义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肯定的。拼音文字的音义在音节上没有同一性，在单词上才有。而汉字是音形义三者的对应统一。由此，作者提出以音韵结构和语义结构最小模式的结合作为语言类型的划分标准，并进一步把“一音节一义”的汉语语法基本结构单位归到“字”上。在比较中，汉语的特点随处可见：1.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缺少形态标志的隐性语法自然是以语义为重的。是否符合语义，是否解释得通，是汉语结构是否成立的标准。而也正是这种解释分析的性质造成了汉语形式组合的灵活多样，汉语使用现象的复杂多变。所以汉语有弹性。我们看英语的句义往往是先由形态判断成分再联系单词的意思加以组合，而读汉语句子就一定要先把意思弄明白才能分析出语法成分来。要体会这种“形态为主”和“语义为主”的区别很容易，找一句英语和一句古汉语来翻成现代汉语，差别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浮现。不过英语语法也有语义的一面。不管英语还是汉语，其实判断结构是否固定，成分是否必要，标准都是意义的表达，都在于使用群体是不是接受。只要能被理解，能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形式就是合语法的。2. 汉语是音足型语言。与音形结合紧密，以形足义的英语相比，汉语靠音来完整意义的表达，比如语气的区分作用。汉语的弹性则更是含着一种音韵上的规律，比如双音节的普遍。前面我提到那些可有可无的成分似乎完整了语义，这种“完整”其实是对于接受者的心理而言的。我们总“感觉”单字突兀，而双音节就舒服。这里的音“足”的是我们的心理。我们乐于接受这一种形式。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喜欢双音，这个问题跟“为什么英语把概念先与声音联系而中国人认为形义的关系才紧密”一样难懂。当然这就涉及到民族心理的层面了，涉及到了语言哲学。难不成说发明印欧语的祖先爱说而我们的祖先冥思更多？或许汉字音形义一体的特点可以和“天人合一”、“万物同宗”的认识相联系，而我们文化中表象后那么多意蕴的东西也因为汉语孤立的音节字符间留出的空隙。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语音的问题。为什么选择了这些音，是什么决定了音与形的对应？讲到这里，也说的差不多了。最后我想谈一点阅读方法上的感受。可能是受到上课时张老师观点的影响，从一开始我对这个文本是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的，在第二章确实抠出了一些觉得是“概念范围模糊”产生的错误。渐渐的，阅读的重心转移了，除了内容，我开始注意到潘老师遣词造句上的功夫，觉得有意思的，妙的，也勾勾画画。最后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回过去翻前面那些“错误”，却发现不理解自己当时的“不理解”了，很多东西也能看通了。但偶尔带着批判的观念去抠抠字句未尝不可，至少能发现许多趣处来。
精彩短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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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论文才是读书的第一生产力~ -
本科时用的好教材 -
书和PPT能不能相似再相似一些，写书的是师父，做课件的是弟子啊... -
啰嗦 -
不是这个版本，应该是第二版，绿色的。。。上学期教材 -
宏观性太强，几乎没有细致的描写，不过为什么潘老师在写完纲要后就不出细致的比较描写的书了？ -
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本，可能是因为当作教材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