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票到暴力》章节试读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第二章

作者说，本书的主旨是个悖论：一方面，在全球成功展开一场自由主义民主革命会夯实全球和平（即“民主和平论”）；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培育了民族冲突，不仅可能增加转型成本，还有可能诱使人民走向一条漫长的反民主的曲折道路。关于民主化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其实要“历史地/分阶段地”看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冲突在民主转型的最初阶段可能增加，但一旦民主巩固之后，长期来看，看住巩固实际上减少了族群冲突。即：民主转型（X轴）和民族主义冲突（Y轴）之间其实是“倒U且左陡右缓”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系？关键在于“政治精英”。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精英—说服”假说：政治精英不得不进行民主化转型（通常是外部势力进行的所谓“和平演变”），但又不愿意允诺全部民主权利（这是肯定的，因为会侵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用“民族主义”作为“折衷道路”，即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不完全民治（因为可以将所谓“民族的敌人”、“人民内部的敌人”排除在民主之外）。政治精英使用“民族主义”来推进民主化转型，这一过程也并不必然带来族群冲突，还需要一组中介变量：此刻，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富裕？代表制度和新闻专业主义是否成熟理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像“光荣革命”的英国那样，民族主义者就既没有动机（因为比较富裕而不会对现状充满愤懑）也没有机会（因为代表、选举都已经有固定“套路”，专业化的新闻媒体也不会被激进观点“绑架”）来煽动冲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可能出现反革命的（一战前的德国）、革命的（大国大革命）、族群的（19世纪的塞尔维亚）这三种民族主义。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第181页

每一件案例，当精英们倍感需要大众支持以建立有效统治的时候，都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用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民族主义培养出对他们所统治的、或者他们希望统治的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足以受欢迎，又不致使精英们承担全部的民主责任，还为只有弱小行政和参与制度的政权提供了亟需的合法性。
人民接受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有时，他们与精英能够分享使用武力对付其他民族的共同利益；有时，他们只是想这么干，源于他们从精英控制的民族主义媒体接收到扭曲的信息和分析。精英经常利用他们控制的政治议程阻止大众团体得到参与政治程序的机会，除非他们接受以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争论。
与其他民族的暴力冲突通常都是精英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国内政治互动的副产品，一些时候有意为之，另些时候是无心栽柳。精英们常发现陷入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修辞的陷阱，不得不按他们所鼓噪的意识形态来做，否则就会丧失公众眼中的信誉，结果要冒着失去权力和地位的风险。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第365页 - 一、二、七章

本书解释为什么民主化通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没有发生，在此基础上描述一些让民主转型不太危险的方法。作者认为，并非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众——对立”/“古老仇恨”），而是相反“精英——说服”。新近的民主化和新闻自由化升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冲突的风险。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完成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p22)……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要民治，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p27)。民族主义精英先以制度建设、扩展观念的方式，将狭隘利益转为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动员大众的民族主义能量。再利用排外的方式，抑制大众参与政治的需求。要在民主化时代避免民族冲突，最近的研究支持要先“有一定的财富、有知识的公民的发展、权势精英的支持、建立一整套保障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制度”。作者认为最有利的顺序是先从一个具备流动性利益的强力精英的兴起开始。一个和平的民主转型所需的国际支持和其它有益先决条件应该是分别并且互相加强。没有哪个单独的因素能够提供什么神奇成分足以隔绝民主转型中的民族主义危险(p329)。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第35页

当一国之内的权势精英需要利用大众热情进行战争和发展经济，但也希望避免实际政治权威向普通公民屈服的时候，民主化便产生民族主义。对于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是肯定一个部分民主形式的便利工具：精英们以民族的名义统治但并不对人民充分负责。从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形式，和它说释放的冲突强度，都大部依赖于民族主义精英的利益，他们的统治制度的优势或者缺陷，以及他们对媒体的控制力度。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第120页

纳粹成功的关键不是因为在开放讨论领域里的游说有多么出色，而是全赖于其口头功夫穿透了分隔的市场，以及讨好中产阶级和小城镇的目标人群的风格塑造。纳粹的宣传内容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并无什么不同。所有这些团体体现了伊安·克尔肖（Ian Kershaw）所概括的“恐惧、愤恨和偏见的融合物，加倍了对更好未来的模糊憧憬”。

《从投票到暴力》的笔记-全书 - 全书

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政治单元（国家）和文化单元（民族）必须合一的政治原则Jack Snyder：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即自视有着独特文化、历史和制度，或原则的人民，应当在一个政治体制内统治他们自己以表达和保护那些独特的特性两种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民主巩固减少了族群冲突，但在民主转型崎岖道路上的最初阶段却可能增加冲突（最好战），尤其在那些新（独立）的国家民主化初期伴随着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内反对派的兴起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民族并非简单地被民主化所释放或唤醒，它们是民主化过程中被其亲身经验所塑造的如果国家官僚过强，而民主参与和公共争论的制度太弱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就会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杠杆推进民族主义三种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革命的和族裔的——都会制造暴力的民族冲突，公民民族主义更温和包容经由互相信任的小规模人际网络所动员常常得以克服人们的逃避倾向民族主义精英通过制度建设将狭隘利益转为全国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一旦大众的民族主义能量被动员起来，遏制大众参与政治的需求族裔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保卫民族的名义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反革命民族主义（1914年前的德国抵制试图削弱民族传统体制的内部派别在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中产阶级微弱、公民技巧缺乏的国家，民主的转型鲜有巩固。传统的庇护网络常常主宰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后发国家比较典型的状况是其较弱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转型初期不够灵活的精英们，如此环境容易培养出排外的民族主义。与“钢铁和黑麦”的精英一道，俾斯麦把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和农场主塑造为真正德意志民族的特权核心对魏玛晚期的中产阶级选民来说，民族主义更多意味着一个民粹的、反社会主义的国内政治议程，而非军事化的外交政策英国谨慎的公民民族主义：当它的工业和军事优势刚好被德国超越的那一刻起，英国采取了适时的收缩战略，从帝国的过度扩张撤退英国特有的战争筹款手段，主要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庞大的战时税收增加和征兵来动员资源Liah Greenfiled: 在英格兰，是个体自由构成的民族造就了民族自由。在法国，则是民族的自由构成了个体的自由（集体主义）公民民族主义特别适合在以下环境得到发展：与他国的安全竞争中产生出动员人民支持的激励的国际环境；但是还需地缘的缓冲将这种安全竞争保持在一个温和的水平上极端后发国家不会产生民族主义也不会产生民族主义冲突（无政府）苏联的制度遗产留给高加索人民两个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围绕族群组织起来的政治，却没有沿着族群或者其他什么建立起来的有意义的民主参与制度斯大林创造的加盟（联邦）共和国有助于制度化这些族群认同，特别是襁褓中的阿塞拜疆认同乌克兰精英因此面临更少的、却常常造成其他民主转型国家动荡的人民压力，结果也较少需要通过好战民族主义学说来动员支持在新兴民主化国家无条件地促进公共讨论自由，很可能会在很多情况下让问题恶化。如果劳动相对稀缺，其偏好便是保护主义，民主化就得设法对付自由贸易国际贸易的崩溃特别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复燃即使经济危机也能推动民主，只要危机能够切断反民主的联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暧昧地达成交换，俄罗斯以克里米亚问题的节制换取乌克兰放弃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