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

作者简介

本书以气势磅礴的文字带领我们重温了与经济学家们相伴相生的现代历史。这些经济学天才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书中史诗般的故事讲述了现代经济学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将人类的物质命运从命运手中夺回到了人类自己的手中，并因之将人类从世世代代的含辛茹苦中解救了出来。

娜萨的描述是从查尔斯•狄更斯和亨利•梅休开始的，他们二人对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穷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和文学描述，而伦敦还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耀眼的城市。书中还描写了马克思，恩格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比特里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以及美国的欧文•费雪等人英雄般的勇气和努力，他们都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并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约翰•凯恩斯到熊彼特，哈耶克，从凯恩斯的门徒琼•罗宾逊，到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密尔顿•弗里德曼，还有印度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玛特亚•森，娜萨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天才的思想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从伦敦开始，继而是欧洲和美洲的发达国家，直到现在扩展至全球。从娜萨的生动描述中，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些经济学家在如何应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危机，世界战争，革命，经济动荡以及彼此间的分歧，如何回击马克萨斯的理论，并将经济学从悲观的科学改造为一门最终战胜了悲惨而短促的人类宿命的科学。仅仅在两百年之前，这种思想人们尚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从反复的失败中寻找解决方案，而最终成就了卓越的历程。

书籍目录

前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001

第一幕 希望

序幕 好好先生与守财奴／009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018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马歇尔的守护神／056

第三章 波特女士的职业：韦伯夫妇和家务管理型国家／101

第四章 黄金交叉：费雪与货币错觉／150

第五章 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与经济演变／183

第二幕 恐惧

序幕 世界的战争／211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熊彼特在维也纳／221

第七章 欧洲奄奄待毙：凯恩斯在凡尔赛／249

第八章 忧郁的街道：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维也纳／277

第九章 无形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和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296

第十章 结构性难题：大萧条中的凯恩斯和费雪／323

第十一章 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比特丽斯·韦伯和琼·罗宾逊／356

第十二章 经济学家的战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财政部的较量／373

第十三章 流亡：二战中的熊彼特与哈耶克／392

第三幕 信心

序幕 无所畏惧／403

第十四章 过去与未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410

第十五章 来自奴役之路：哈耶克与德国奇迹／419

第十六章 统治的工具：萨缪尔森到了华盛顿／430

第十七章 巨大的幻觉：罗宾逊在莫斯科／448

第十八章 命运之约：森在加尔各答与剑桥／467

尾声 想象未来／483

鸣谢／486

注释／489

图片来源／548

编辑推荐

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从西德尼·韦伯到密尔顿·弗里德曼，娜萨将那些改变了经济学格局的经济学家描写得活灵活现。她借由讲述经济学家们极其翔实的故事追踪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而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改变了我们对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的看法……从许多层面而言，西尔维娅·娜萨所著的《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都非常令人着迷。

前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世上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对富庶生活的体验都极其短暂。从古至今，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贫困中度日。    ——约翰·加尔布雷思，《富庶的社会》，1958年    虽然生活的苦痛偶尔也能得以缓解，但人们更常遭遇的却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作为一个种族而言，人类十有其九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    ——埃德蒙·伯克，《对自然社会的辩护》，1756年    人类与经济需求之问的关系终会改变：人类将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他们所面对的物质条件，而不是相反地被之束缚。对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从来都是嗤之以鼻。    就以这位《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所栖身的辉煌的乔治王朝而言，当时的英国拥有“举世罕有其匹和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或为世界各国所称羡”。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民，她正好亲身经历了破除迷信、愚昧和专制的欧洲启蒙时期。她出生于一个英国的中等阶级家庭，当时的“中等”意味着非比寻常，是普通平民的反义词。与《傲慢与偏见》中的本内特先生甚至是《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小姐相比，简·奥斯汀的家族简直就是个穷光蛋。即便如此，他们家一年总共二百一十英镑的进项也还是超出了当时英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的收入水平。尽管为了生活免遭“困苦、破败和沦落”，她也曾被迫从事过一些“庸俗的经济”活动，但她的家族仍然拥有房产和闲暇的时间，能够自由择业，可以上学，读书，写作，以及涉猎诸多的报刊。简和她的妹妹卡桑德拉都未曾像《爱玛》中爱玛的情敌简一般，因生计所迫而出任别人的家庭教师，她们也都不曾下嫁一位并非自己所爱的男人。    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在奥斯汀家族与所谓的“下层”人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是绝对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如此描述一群矿工的悲惨境遇，他们“几乎终日身陷地底，见不到阳光；虽然他们从事的是最累最枯燥的活计，但他们从中得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盼头。即便吃的已经是最粗糙最下等的粮食，他们仍然常常食不果腹。他们的健康遭受严重的摧残，寿命也因之被减短。”尽管如此，从生活水准来看，这些“不幸的人们”其实还算是相对幸运的。    当时英国的“平民”指的是在农场干活的劳力。按经济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的说法，他(“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比古罗马的一个普通奴隶高不了多少。他的农舍除了一间黑洞洞的屋子以外别无他物，他年复一年终日与妻儿和家畜们相依为命。他唯一的取暖源是做饭时点燃的冒烟的柴火。他仅有一套聊以蔽体的衣服；从无车马代步，一生中从未出过远门。他仅有的消遣是男女的交媾和偷偷打猎。他无处医病，目不识丁。他的儿女们自幼便被派去放牛，或在农田里驱赶乌鸦，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把父辈的饭碗继承过去。    收成好的时候，他吃的只是最劣等的粮食——麦麸。可别以为它是如今的面包和麦片粥的样子。连土豆都是他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土豆当然是你们贵族才有的好东西了，不过种植它们一定得花不少钱吧。”一个村民曾如此对简的母亲说过。)据克拉克估计，当时的英国农场劳工平均一天仅摄取区区一千五百卡路里的热量，这相当于如今新圭亚那(法属)或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个原始部落成员三分之一的水平。“他不单要忍受粮食的长期匮乏，而且一旦面包价格出现巨幅波动，他面对的将是不折不扣的断粮与饥饿。十八世纪的人口死亡率对农业歉收和战争时期的高通货膨胀极其敏感。尽管如此，当时的英国平民与同等地位的法国或德国人相比还是要富裕得多，以至于伯克在其书中向他的英国读者们保证，“英国国内奴隶制的诸般卑鄙和恐怖的行径，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相比远不值一提。””    天命难违。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使这个国家的财富急剧膨胀，但即使最精明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无法把人类从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贫穷和“世代辛劳”的宿命中解脱出来。在当时，人的社会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自己无法作主。当一位忠诚的仆人去世以后，他或者她也许能得到“他无怨无悔地在命运为之安排的位置上履行了他的职责”的称赞。¨因此，乔治王朝时期的改革派，帕特里克·科区杭在提出其“国家应该负责贫困儿童的教育”的改革建议时，不得不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保证，他的建议并非是要“让那些穷孩子能受到与他们社会阶层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以免“那些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当劳工和下层人的家伙们”逐渐心生不满。    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都了然于胸，而且从不会有人对现状提出质疑。    简刚刚去世五十年，这个世界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人类的财富、奢华和生活品位在突飞猛进”，也不仅仅是在此期间，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已经绝望了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罗伯特·吉芬，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就曾特别向他的读者们指出，奥斯汀时代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事实上，五十年前，在全英国范围内，周期性的断粮挨饿对人数众多的劳动阶层而言还是家常便饭。”最大的变化在于，人们逐渐感觉到，那些被承袭了千百年的条条框框已经慢慢开始松动。如今，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社会是否需要变革，而是变革该以何种规模和速度进行，以及需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最大的变化还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也并非拜天所赐，它是人类理想、意志和知识的结晶。    人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命运并非前世注定、一成不变，或绝对不可更改。这种观念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激进最革命的发现之一。它使人们开始质疑以往被奉若圭臬的人类应该臣服于上帝和自然的教条。这种新观念认为，若是拥有了新型工具，人类必将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它呼吁人民大众起来呐喊与行动，而不是悲观放弃，任人宰割。1870年之前的经挤学几乎全都是在灌输你不能做什么，而1870年以后，讲的则几乎全是你能够做什么。    “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源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近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①曾经这样写道。与宗教、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相比，经济范畴内的可能性研究在当时风靡一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对经济学如醉如痴，他们当中为数众多的人把写出一部经济学巨著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鼓舞之下，他们开始规划出系统的程式以便探索出一个“极具创造性也极其有效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不但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能带来同样丰富的新的机会。最终，新经济学改变了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    您手中的这本书并非一部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有一种观点，它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但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独裁政权的崛起以及经济大萧条让它在那段灾难深重的年代里饱受非难，但二战结束之后，在第二个黄金时期来临之际，它又得以复兴。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将近代经济学称为一个“器官”，在古希腊语中它是“工具”的意思，它不是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对于发掘真理极其有用的“研究推动器”。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尽善尽美，永远不会终止。它总是需要不断地提高、改进和创新。马歇尔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①将经济学称为“经济学家的心智工具”。如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对于研究分析和充分挖掘当代世界的潜力是必不可少的。    我书中选择的是那些先行者，他们在经济学演变为一门为人所驾驭的工具学科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我选择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他们“有冷静的头脑，也不乏澎湃的激情”，是他们帮助构建了马歇尔的“推动器”，也是他们帮助凯恩斯发明了他的“心智工具”。我选择的人物都针对他们的时代和环境，凭借各自的禀性、经验和天赋提出了新的疑问并且也给出了新的解答。我选择的人物中有的人从十九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出发，周游世界，最后在二十世纪初印度的加尔各答结束了他的旅程。我努力尝试着去描绘他们每个人观察当时世界时所见到的画面，我也努力想弄懂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们，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并一直在激励着他们。所有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思考的工具”以期解决凯恩斯所称的“人类最终的政治问题：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三者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    正如凯恩斯第一部传记的作者罗伊·哈洛德所言，那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把他喜爱和崇拜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以及作曲家们视为“人类文明的托管人”。他的愿望则是成为一名像他自己一样、比前者地位略低但仍必不可少的经济思想家：他也要做“一位托管人，但不是文明的托管人，而是文明的可能性的托管人”。    正是基于后面这一类托管人的杰出贡献，那种认为人类十有其九能够挣脱他们千百年来悲惨宿命的观点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站住了脚跟。从那儿开始，它就如同池塘里荡漾于水面的涟漪一般，不断向外传播扩散，人类社会也因之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被重新塑造。    时至今日，这种传播和扩散仍在继续。

内容概要

西尔维娅·娜萨，《财富》杂志作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经济记者，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剑桥大学金斯学院和丘吉尔学院访问研究员，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商务新闻奈特教授。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从西德尼·韦伯到密尔顿·弗里德曼，娜萨将那些改变了经济学格局的经济学家描写得活灵活现。她借由讲述经济学家们极其翔实的故事追踪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而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改变了我们对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的看法……从许多层面而言，这本书都非常令人着迷。娜萨的上一部作品《美丽心灵》讲述的是一个叫约翰·纳什的经济学家的故事，但其实娜萨的心灵也同样美丽。因为一颗并非同样美丽的心灵无法写出一部如此丰富，感人，重要，同时充满趣昧的作品。    ——米奇·爱德华兹《波士顿环球报》    这是一次对经济学思想和人物的令人着迷的走访，正是这些思想和人物使我们能享受到人类在其以往的历史中难以望其项背的生活……曾经写出过《美丽心灵》的娜萨被知识界的巨匠们吸引了。这些巨人们以他们独特的步伐从《推手》一书中极具可读性的每一页上踏步而过。全书还弥漫着大卫·麦卡洛讲述大众化历史的风格……这些书页让这门所谓的悲观的科学显得格外亮丽。    ——凯伦·郎《克利夫兰正直人报》    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到现代的印度，娜萨的目标是将读者带入书中人物生活在其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去。她极为成功地展现了她所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及行文的典雅。    ——斯蒂芬·帕尔斯泰因《华盛顿邮报》    娜萨是位极其出色的作家……本书就像是经济思想家们的一次肖像展，每个人都按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地点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你会不由自主被他们的生活经历吸引得手不释卷。    ——詹姆斯·格兰特《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个关于激进的能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思想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故事……画面如史诗般宏大。而细节却那么的生动鲜活，有时甚至有些恐怖……然而，从这些翔实而复杂的细节中，我们却能看到许多粗糙却关键的概念在闪闪发光。我真希望大学里的经济学入门课程能像本书一样有趣。    ——《财富》    《推手》是一部有血有肉。充满激情和温馨的关于经济学的历史……风格让人联想到她1 998年出版的畅销书《美丽心灵》……绝对是一本好书……不但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位严肃的读者也需要在自己的床头柜上摆上一册。    ——《经济学人》

章节摘录

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这是最坏的时代。    1842年6月，当查尔斯·狄更斯结束了他成效卓越的美国巡回读书会归来时，整个英国正为饥饿的阴霾所笼罩。接踵而至的多次农业歉收使面包价格翻了一倍。城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走投无路的流民。他们四处寻找工作而终不可得，于是便开始寻求施舍。棉花业连续四年萎靡不振，工人们只能靠公共救济和私人开设的粥棚勉强餬口。保守派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给了一个冷森森的警告，“鉴于数百万人口已无计生存，这个国家本身也便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死路。”    日益高涨的阶级间的相互仇恨对教育、社会与宗教自由以及选举权怀有坚定信仰的狄更斯忧心忡忡。那年8月，一个棉花加工厂的小范围罢工酿成了暴力事件。数天之内，该事件从平常纠纷升级为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人民宪章”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赋予所有男性以选举权。人民宪章运动参与者将国会里中产阶层激进派所提出的“一人一票”的诉求推向了街头。政府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托利党迅速出动了身着红色军服的海军陆战队，并将带头闹事者逮了起来。其他的普通罢工者们则逐渐回到了各自的工厂。尽管如此，卡莱尔，这位写出了让狄更斯不忍释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作者，却仍然悲观地警告大家，“不满、愤懑以及对上层社会的反抗和嘲讽……正在日益普遍地成为中下阶层的主流情绪。”    虽然身在伦敦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为众多绅士与淑女所包围，狄更斯对共和主张的同情却如同他醒目的领结一般让人一目了然。在与这位年方而立的文学奇才初次相遇之后，卡莱尔盛气凌人地将他描述成“一位结实的小个子，非常小”，而且后面还恶毒地添油加醋地说，他的穿着与其说好，毋宁说俨如德·奥尔赛，意思是他的衣饰和那位臭名昭著的法国伯爵一样艳俗。据卡莱尔的好友、激进派哲学家约翰·穆勒回忆，卡莱尔还曾将一位法国雅各宾革命者形容成“那张邋遢的暴徒的脸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在午夜的奢华宴席上，宪章派人士的“暴乱”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卡莱尔对首相断然采取措施以防激进分子兴风作浪表示了衷心拥护。他还认为，那些真正衣食无着的人已经在得到帮助。而虽然狄更斯曾经说过“卡莱尔是我最想见的人，如果能见到他，无论走多远我都义无反顾”，但此刻他却认为，无论从审慎还是社会公正的角度，政府都应当对有劳动能力但却面临失业的人们及其家庭给予救济。    1799年到1815年期间，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连年饥馑曾在社会上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爆发的大饥荒使这种争论又死灰复燃。争论的焦点是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鼓吹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简·奥斯汀的同时代人，也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人羞涩，心地善良，并在英国圣公会担任神职。他生来便有兔唇的生理缺陷，但他又有一个锋芒毕露的数学头脑。在早期担任助理牧师的日子里，在他任职的乡村教区内发生的饥荒曾让他饱受折磨。《圣经》将这一切归因于穷人的原罪，而时尚的法国哲学家们，包括他父亲的朋友孔多塞，则认为这些都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觉得自己必须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的《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截至1834年他去世之时，这本书总共再版达五次之多。查尔斯·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的奠基者们正是受到了这本书的鼓舞。也正是这本书使得卡莱尔为经济学贴上了“悲观科学”’的标签。    马尔萨斯一直竭力想解开的疑团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包括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人类十有其九”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即使在不挨饿的时候，这个星球上栖居的人们也自始至终生活在对因饥饿而致死的恐惧之中。虽然农业收成的好坏会带来一些不同，地域的富庶和贫瘠也能造成一些差距，但人类的生活从未长期地摆脱过勉强维生的水准。    在尝试解开这个由来已久的“为什么”的过程中，这位举止温和的牧师与后来的达尔文，甚至弗洛伊德①不谋而合。性，他总结说，才是罪魁祸首。也许是基于对他教区内教民们凄隆生活的观察，或是受了那些将人类等同于动物的科学家的影响，抑或是因为他第七个孩子的嗷嗷落地，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行繁殖的冲动压倒了人类所有其他的本能和技能，包括他们的理智、聪明、创造力，甚至还有宗教信仰。    基于这唯一但极具煽动性的前提，马尔萨斯推出了他的理论：无论何时何地，人口的增长都会超过粮食供给的增长。他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极易让人堕入彀中：设想在某种条件下，粮食的供给刚好能满足一定数额人口的需要。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就如同亚当和夏娃不会一辈子待在伊甸园中一样。动物的原始情欲促使男男女女们越来越早地步入婚姻的殿堂，并组成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就长期而言，粮食的供给却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水平。结果，本来刚够养活从前全部人口的谷物和其他基本口粮的数量，将会变得不够。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可避免，“它带来的后果便是穷人的苦日子变得雪上加霜。”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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