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窗》书评

时代的代入感——评刘心武小说《飘窗》

严格说来，刘心武作为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太多。但是刘心武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知名度。三十多年前，刘心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走上文坛，并开“伤痕文学”之先河；二十多年前，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近十年来国学热，刘心武的揭秘和续写《红楼梦》再次成为一大文化热点；如今，他携《飘窗》卷土重来。刘心武总是能在文化前沿占得一席之地。但平心而论，他却并不是一个时尚、讨巧的作家，他的揭秘《红楼梦》就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续写《红楼梦》则更不会讨好，但刘心武一直在耐住寂寞地坚守着。那么，他又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作品和方式进入公众文化视野的呢？其实只要将他的作品与时代对应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开始反思和控诉“四人帮”，刘心武推出了《班主任》；而到了8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迷茫中，刘心武又推出了他的《钟鼓楼》。这两部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时代为背景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时代性自然会受到当时的人们的关注和欢迎。如今的《飘窗》也是如此，同样是现实主义题材，背景就是时下这个更大的转型期，每个人都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中。这个时代物质世界较之《钟鼓楼》那个时期要丰富得多，但因为物质的膨胀而带来的物欲膨胀，让人们的精神世界空前的空虚，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更加难以取舍，而且这种取舍似乎困扰着每一个人。于是，这种困扰也就成为了《飘窗》的主题之一。笔者认为，《飘窗》这个题目本身就暗含着这种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小说主角之一的薛去疾每天坐在飘窗旁看着窗外的“清明上河图”，愉悦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这种精神愉悦还是来自于“飘窗”这一物质，而一旦这个物质条件受到了威胁，首先妥协进而垮掉的还是精神世界。《飘窗》的结构和《钟鼓楼》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一个事件展开，让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不同的是，《飘窗》引入人物的事件要比《钟鼓楼》里的那个婚宴强烈、刺激得多：“庞奇站在街口，一条街抖三抖。街上不少人都知道，一年前他离开那条街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庞奇要杀的人是谁？是歌厅小姐薇阿？还是难以弄清楚的社会强人麻爷？抑或是卖水果的顺顺？再不就是台商林倍谦？还是……在这种猜测中，社会各阶层的市井人物一一出场，并展示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与物质的巨大矛盾：微阿作为歌厅小姐，她唯一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妈咪”，她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片空白，她的填补方式只能是在说话时加一句不知所云的唐诗；顺顺是社会底层人物，摆个水果摊会被城管撵得满街跑，社会底层人很自然地会痛恨腐败和特权，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渴望能有一个“铁人”罩着他；麻爷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极尽权利和富贵，只要是钱能办到的事，就没有麻爷办不到的，但麻爷却也活得很有顾虑，他最怕别人瞧不起他；庞奇本身也在拿了麻爷的房子给他做走狗和不要他的房子换取自由之间徘徊；书中精神世界最为丰富的是薛工薛去疾，但最后仍然经历了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考验，其结果让人无比震撼和无尽唏嘘……因为精神和物质的矛盾是这个时代的通病，所以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代入感，如果我是庞奇、如果我是薛去疾，我又会怎么样？因为就是以当下的时代为背景，所以刘心武的小说要比其他借古讽今的、或寓言式的现实主义作品的代入感都要强。《飘窗》里所涉及到的情节很多都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却没有人把它直接写出来的。而刘心武的直接书写，则体现了他直面现实的勇气。记录时代是文学家的一种责任，但文学家又不同于记者，他们在记录的时候还必须要带给人们思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我们，要往何处去？可能也正是这种思索，才让刘心武在每个时代都能被人们关注吧。此文载于《青年时报》，转载请注明

拯救与反噬的故事

看过刘心武研究《红楼梦》的相关评论，一直很崇拜，我也料想刘心武会被《红楼梦》所影响，果不其然，这本《飘窗》是一本《红楼梦》大观园式的长篇小说，刘心武着眼于社会现实，从中挑选了代表人物，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当代社会现实浮世绘的长篇小说。虽然我较为喜欢着眼于局部，娓娓道来的小说，但对于这部全局式的小说还是较为肯定的，因为其中费了刘心武的多年观察和思考。薛去病是一个退休的干部，他通过飘窗观察时事，他考究红泥寺街，而“红泥”变成了“虹霓”，暗示着社会的改变，从古代的单一走向多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禁欲走向纵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刘心武，他的心一直在思考如何拯救那些堕落的人，于是他以一个破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我”进行叙述，他的妻子和儿女原本是在美国的，后来儿子薛恳失业了，然后海归创业，而最终的失败也导致了薛去病的“死”，本想去救人，却导致了自我的毁灭，这是刘心武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以及面对复杂社会现实的一种自我嘲讽和无力的反应。薛去病自视清高，所以与麻爷和夏家骏等人格格不入，但他与庞奇却那般地相知，薛去病用世界文学名著和人生哲学来教导庞奇，以致庞奇从麻爷手下的一个鲁莽的汉子变成了一个有良知的男人，庞奇在薛去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获得了人生的自由，敢于反抗，敢于恋爱，分明就是受了启蒙。但是当庞奇回来的时候，他要杀人了，从一开头我就想着，究竟要杀谁呢，我们都觉得是麻爷，因为麻爷黑白通吃，导致了红泥寺街的堕落，但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却大吃一惊。庞奇对于薛去病为了房产而对麻爷下跪的事情极其伤痛，因为薛去病就是他的导师，但是此时他的导师的行为摧毁了他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和理想观，于是他用仅有的一颗子弹杀死了薛去病。其实，我们都知道当薛去病下跪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死了。谁也没能改变当下的社会，薛去病被反噬了，但他同时也算是非常安慰，因为至少庞奇崛起了。我们都知道小说里面的人物还是非常多的，涉及的生活环境和工作也是非常广德，从贫民窟里的姿霞夫妇以及司令，到街边水果街的顺顺一家，到歌厅里的薇阿、糖姐，再到红二代的海芬和官二代的钟力力，我们见识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互相影响着彼此，充满了刘心武的观察、体验和反思在其中，我们看到了黑暗的同时，正是在憧憬明日的光明。By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

透过《飘窗》窥世间百态

透过《飘窗》窥世间百态 ——兼评刘心武的《飘窗》庞奇站在街口，一条街抖三抖。街上不少人都知道，一年前他离开那条街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那一定是来杀人的。” 开篇悬念，震慑人心。庞奇和谁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最终他又杀了谁？翻开书，这么大的一个悬念就铺设开来。除了开篇的这个大悬念，书中还有很多小悬念。只要翻开书，读者就有跟着刘心武的笔端去探个究竟的欲望和冲动。 　　《飘窗》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从我们的身边都能找到生活原型的。话说高级工程师薛去疾退休后，习惯于从飘窗里看风景。在《飘窗》中，刘心武描写了包括薛去疾在内的30多个人物，呈现现出当代各色人等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多面性。“有些人你以为很粗粝单纯，但是走近后，全然不是那回事；而有些人的善，却不经意间存在于你想象不到的角落。”透过小说主人公的生命轨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及人性的脆弱，在刘心武的笔下迭出，“镜照出我们这个时空的人性与尊严”。　　通过一个“飘窗”窥世间百态，有好几十个出场人物；《飘窗》内外，是一幅当代社会人生的全息图景。在刘心武的眼里，“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刘心武《在飘窗台上看风景》），飘窗外的世界构成了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从小说主人公薛去疾的“飘窗”里望去，小说所描述的环境空间是三个区边缘衔接处的一个叫红泥寺街的地方。用刘心武在书中的话说，“来往于这条街的，有富豪，有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更有原住贫民和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当然，在这条街上，还有关押“上访人员”的黑拘押所，以及酒绿灯红、穷奢极侈的私人“会所”……　　“正是因为这许多的‘社会填充物’”，使沉迷于《红楼梦》多年的文坛老将刘心武，把视角对准了当下，通过对知识分子、对小商小贩等各色人物的刻画“来展现当代生存困境”。用刘心武的话说，“我从《红楼梦》里学到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学到了对社会边缘人的关注，对《红楼梦》的研究心得，都浸润在了《飘窗》的文本中。”不仅如此，《飘窗》还具有以下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笔墨当随时代”，一部好的作品，一是要突出表达时代的色彩，二是要在作品中注入时代的情感，三是作品要洋溢着时代气息。即，作品不但要从生活实际出发，还必须把握好对“真善美”本质的审视与追求。尽管作品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长篇小说《飘窗》依然充盈着刘心武的敏锐发现、独特感受、深刻反思和无限悲悯。薛去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承认他身上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人们常常把生存分为庙堂和江湖，以为远离庙堂就能享自在江湖，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刘心武语）这种生存焦虑，在《飘窗》中，随处可见。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价值取向（或价值指向），但作者将对土地的爱、对人性的悲悯与张扬无不在作品中一一表达和展现。　　其次，行文构思奇特，情节扣人心弦，语言深刻、辛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凡经典性的作品，几乎都有其自身的语言风格。《飘窗》中穿针引线之人物薛去疾，原是作者激励赞赏的正面人物，不但悟透了世间尘事，还告别了庙堂浮华，“他没事就坐在飘窗台上依着大靠枕欣赏他所谓的‘清明上河图’，也常常下楼，爽性进入到那世俗画卷里，成为其中的一个芥豆”，静享江湖之悠闲，其脱俗出世之态一度上升到庞奇“精神导师”的高度。但是，情势在小说的结尾之处急转直下，由于儿子海归创业失败，薛去疾跪在麻爷跟前作揖磕头，磕响头！芸芸众生，在刘心武的笔下都化作了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刘心武说过，“其实我的生命中一直在种四棵树：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和《红楼梦》研究。小说已经出版过很多种，其实研究《红楼梦》等经典也是兴趣，也是为了从古典文艺中汲取养料。我现在没有创作的硬性任务，写小说讲故事是我从生活中所得，是由内而外的自发的热情。”尽管《飘窗》是刘心武写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整部作品还是充满了想象和悬念。如，薛去疾对麻爷的一跪，不但使庞奇的崇拜彻底粉碎，甚至动摇了我们的信仰或信念。但是，“在庞奇发出一声用整个生命凝聚的怒吼之后”，是否会更加让人遐想或沉思。“我先杀了你！”是庞奇最无奈的抗争，还是另有寓意呢？（欢迎合作，欢迎约稿：dushan_baihe@163.com)《揭阳日报》6月14日第七版“悦读”http://www.jyrb.net.cn/content/20140614/detail152820.html透过《飘窗》窥世间百态飘窗内外庞奇站在街口，一条街抖三抖。街上不少人都知道，一年前他离开那条街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那一定是来杀人的。” 开篇悬念，震慑人心。庞奇和谁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最终他又杀了谁？翻开书，这么大的一个悬念就铺设开来。除了开篇的这个大悬念，书中还有很多小悬念。只要翻开书，读者就有跟着刘心武的笔端去探个究竟的欲望和冲动。 《飘窗》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从我们的身边都能找到生活原型的。话说高级工程师薛去疾退休后，习惯于从飘窗里看风景。在《飘窗》中，刘心武描写了包括薛去疾在内的30多个人物，层现出当代各色人等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多面性。“有些人你以为很粗粝单纯，但是走近后，全然不是那回事；而有些人的善，却不经意间存在于你想象不到的角落。”透过小说主人公的生命轨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及人性的脆弱，在刘心武的笔下迭出，“镜照出我们这个时空的人性与尊严”。通过一个“飘窗”窥世间百态，有好几十个出场人物；《飘窗》内外，是一幅当代社会人生的全息图景。在刘心武的眼里，“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刘心武《在飘窗台上看风景》），飘窗外的世界构成了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从小说主人公薛去疾的“飘窗”里望去，小说所描述的环境空间是三个区边缘衔接处的一个叫红泥寺街的地方。用刘心武在书中的话说，“来往于这条街的，有富豪，有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更有原住贫民和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当然，在这条街上，还有关押“上访人员”的黑拘押所，以及酒绿灯红、穷奢极侈的私人“会所”……“正是因为这许多的‘社会填充物’”，使沉迷于《红楼梦》多年的文坛老将刘心武，把视角对准了当下，通过对知识分子、对小商小贩等各色人物的刻画“来展现当代生存困境”。用刘心武的话说，“我从《红楼梦》里学到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学到了对社会边缘人的关注，对《红楼梦》的研究心得，都浸润在了《飘窗》的文本中。”不仅如此，《飘窗》还具有以下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笔墨当随时代”，一部好的作品，一是要突出表达时代的色彩，二是要在作品中注入时代的情感，三是作品要洋溢着时代气息。即，作品不但要从生活实际出发，还必须把握好对“真善美”本质的审视与追求。尽管作品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长篇小说《飘窗》依然充盈着刘心武的敏锐发现、独特感受、深刻反思和无限悲悯。薛去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承认他身上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人们常常把生存分为庙堂和江湖，以为远离庙堂就能享自在江湖，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刘心武语）？这种生存焦虑，在《飘窗》中，随处可见。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价值取向（或价值指向），但作者将对土地的爱、对人性的悲悯与张扬无不在作品中一一表达和展现。其次，行文构思奇特，情节扣人心弦，语言深刻、辛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凡经典性的作品，几乎都有其自身的语言风格。《飘窗》中穿针引线之人物薛去疾，原是作者激励赞赏的正面人物，不但悟透了世间尘事，还告别了庙堂浮华，“他没事就坐在飘窗台上依着大靠枕欣赏他所谓的‘清明上河图’，也常常下楼，爽性进入到那世俗画卷里，成为其中的一个芥豆”，静享江湖之悠闲，其脱俗出世之态一度上升到庞奇“精神导师”的高度。但是，情势在小说的结尾之处急转直下，由于儿子海归创业失败，薛去疾跪在麻爷跟前作揖磕头，磕响头！芸芸众生，在刘心武的笔下都化作了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刘心武说过，“其实我的生命中一直在种四棵树：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和《红楼梦》研究。小说已经出版过很多种，其实研究《红楼梦》等经典也是兴趣，也是为了从古典文艺中汲取养料。我现在没有创作的硬性任务，写小说讲故事是我从生活中所得，是由内而外的自发的热情。”尽管《飘窗》是刘心武写实主义的代表作，但整部作品还是充满了想象和悬念。如，薛去疾对麻爷的一跪，不但使庞奇的崇拜彻底粉碎，甚至动摇了我们的信仰或信念。但是，“在庞奇发出一声用整个生命凝聚的怒吼之后”，是否会更加让人遐想或沉思。“我先杀了你！”是庞奇最无奈的抗争，还是另有寓意呢？《迪庆日报》2014年12月13日第4版：民族文化http://www.shangri-lanews.com/dqrb/html/2014-12/13/content_64225.htm

我给刘心武先生的小说《飘窗》做了一张故事卡

1-作品名称：《飘窗》 刘心武2- 作品类型：第一．剧情 第二．社会 第三．家庭3- 作品简介：远离庙堂，甘居江湖的清高退休老知识分子薛去疾，从飘窗中望尽来往、居住于红泥寺街的社会各阶层人的生活百态，同情底层，憎恶贪官奸商，最后却为生活不得不抛弃自尊，自甘堕落。4-角色特征： 薛去疾：中产阶级退休老知识分子，同情底层人民，痛恨社会毒瘤，最后为生活所迫抛弃尊严。庞奇：麻爷保镖，收入不菲，忠义有嘉，社会良知的代表。麻爷：神秘的社会强人，产业无数，保镖众多，纵横于黑白两道，社会毒瘤。5- 故事<起因>庞奇的回归，打破了红泥寺街往日的平静，因为一年前他说“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这就牵出了一段往事，故事缓缓地拉开了帷幕……<经过>一年前，庞奇还是麻爷最器重与最信任的保镖，金豹歌厅的妈咪糖姐和准妈咪薇阿也还是重复着习以为常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官场中的人汲汲钻营，官商勾结，底层人物的生活困苦艰难，薛工从自家飘窗望出，看着红泥寺街，如欣赏一幅清明上河图。一日，薛工当政协委员出访时认识的商人林倍谦到大陆寻求投资，邀请薛工赴宴，宴会上，薛工见到了大名鼎鼎，并被自己称为社会毒瘤的麻爷。宴请结束后，麻爷让庞奇送薛工回家，二人自此结识，互认伯侄。庞奇喜欢听薛工给他讲那些他以前从来没机会听到的故事，薛工是老一代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庞奇对薛工口中引人入胜的西方名著入了迷，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公平民主思想的影响，除此之外，薛工向他揭开了真实的生活，让他了解到了官场的腐败，奸商当道，对底层大众困苦的生活也有了更近一步的认识。薛工渐渐地成为了庞奇的人生信仰与精神支柱。后来，庞奇陪麻爷去澳门时，偶遇了取得学士学位的冯努努，双方一见钟情，他们很快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并开始要谈婚论嫁。但女方母亲一直嫌弃庞奇只是初中学历。一次，庞奇受伤后，冯努努利用其朋友海芬的关系，闯入了高级秘密病房探视他。雷二峰想借机挤走庞奇，就向麻爷汇报此事，麻爷知道后，送了一套房给庞奇，希望他以后更加忠心。深受薛工思想影响的庞奇对此犹豫不决，不知该欣然接受还是忍痛拒绝，他承受着冯努努的母亲对这桩婚事不认同的压力，同时，冯努努希望庞奇能够脱离麻爷，却又舍不得房子。与此同时，无执照的水果摊摊主顺顺夫妇，因为无意中为雇佣顺顺媳妇的那个机构的领导提供自家身份证，帮其转钱到国外，就此搭上了有权有势的“铁人”，占用人行道，搭了个大的水果摊，生活变得“好”了起来。倒卖黄牛票的二磙子开了一家打卤面店，生意很好，与铁路公安相互勾结，尽显社会黑暗。政协委员、作家夏家骏结识了冯努努的好友钟力力，钟力力是某机构中非常富有的官员的女儿。后来，他为了争夺副部级待遇，想出版一本有大人物题字的书，因此通过钟力力求其朋友将军之女海芬帮忙，找到了海芬的偶像尼罗并介绍他们认识。但在会面中，因钟力力的父亲被双规，钟力力匆忙离去而没能成事，出版之事最后也被取消了。钟力力在事发当天匆忙出国。海芬和尼罗后来又见了一面，并怀上了尼罗的孩子，但她发现她已经不喜欢尼罗了，决定把孩子打掉。<高潮>正当庞奇与女友热火朝天地在装修房子，准备结婚之时，家里的父亲和弟弟因为家里房子被强拆而和乡亲们到大都会上访。截访者徐主任与雷二峰，以及庞奇的叔叔、金豹歌厅的糖姐勾结，最终逼走了庞奇，并使他与麻爷的关系分崩离析。庞奇临走前撂下了一句话：“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薛工在美国定居且有一份高收入好工作的儿子薛恳被辞退，夫妻因生活压力争吵，薛恳被迫回国。薛工到处找关系都没有用，后来薛恳联系了两个同学，一起开了一家试剂公司，并通过其初中同学戚续光认识了某位高管的孙女婿，争取到了官方资金。一年后，薛恳因为一个单子把房子进行了抵押，后来又进行了二次抵押。但由于最后生产的试剂不合格，相关实验室不予以采用，导致公司破产。薛工被逼无奈，只得放下自尊，下跪求麻爷，以保全房子。 <结果>一年后，庞奇回归，向麻爷寻仇，却被告知薛去疾向麻爷下跪之事，怒寻薛工求证，心中信仰轰然倒塌，用全部的生命热情发出一声怒吼“我先杀了你”！不知多少年后，在大都会的地图上，没有了公德南街，也没有了红泥寺街，那片曾热闹地上演过惊心动魄的故事的位置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虹霓森林公园。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飘窗》评论-19分

第一次读刘心武的书，刘心武和陈忠实都是1942年生人，都是文学领域中的大家，能在如此年纪写出《飘窗》这样富于现代气息的小说，确实不易，这是不断改变自我的体现。书中有一段落，把经典名著喻为“茹毛饮血”，想来确实如此，这些“茹毛饮血”的确可以增进我们知识的广度，但具体内里的深意，由于时间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已经与我们周围的现实相去甚远了，只能增加些谈资罢了。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确是文学经典，但从那个年代中我们感受到的所得是有限的，《飘窗》应该算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虽然不算经典，但毕竟向着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努力着，值得敬佩。追究艺术的真实本质，唯一不变的，只有不断的改变。小说内容以一个城市的局部展开，在这万丈红尘的市井当中，描绘了各个阶层的人，有单纯执着的庞奇和冯努努，有深谙生存之道的糖姐和微阿，有纵横捭阖的麻爷，有普通退休工程师薛去疾，有孤傲的诗人，有不择手段的作家，有海归，有小贩，有工人，有富二代官二代等等，在这狭小的范围中，人物之间联系甚密，也给每个角色设置了最终的结局，每个读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形象，也隐约的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如果你对自己的归属不太认同，那么是否适当的增加些关于自我的思考甚至改变呢。最终每个人都得服从于现实，有理想是必然的，努力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必然的，但终究都要让这些个人化的细节符合于现实的硬道理。生活的路途其实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只是看你设计的是否合理和巧妙，如果眼光长远又精心细致，经常思考为自己做好各样准备，那生活的把握性就会大大加强，就会把生活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会避免掉困难甚至危险，这算不算生活中的唯一的选择呢？《飘窗》写照现实，篇章不多，平铺概叙，但表面背后的空间营造的浩浩荡荡，这些角色都还要继续生活，至于接下来情节如何发展，其实是要让我们想象的，不仅仅是想象情节，应该是在想象着自己。平淡当中竖起无尽的未知遐想，这就是刘心武的高明之处。

道德的预判

最初认识刘心武是评《红楼梦》，的确是疯迷了一阵子，以至于以后看什么书，都觉得那里面每句话都蕴藏了无数的秘密。虽然在他评的《红楼梦》里，打死我也不相信秦可卿是反清人士（也许是我记错或者会错意了吧？）因为我想表达的是，刘心武的那种对红楼梦的痴迷，实在让人钦佩。受其影响，笔者曾一度迷恋《红楼梦》，感觉那种残缺如断臂维纳斯一般的美，着实让我对那种寻找迷一样的答案颠倒了好长时间。本书开头第一段刘心武就埋下的黑社会保镖庞奇发誓，回来就会杀一个人的伏笔。是否，《飘窗》同样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如草蛇灰线、绵伏千里的故事和结局？一切重头——退休高级工程师薛弃疾偶然机会与神秘人物麻爷的保镖庞奇初识，成为忘年之交。对于风轻云淡又谈吐睿智高雅的薛弃疾，为身处黑暗的庞奇敬重。一点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良心初露，并有了自己的一份爱情，意欲淡出复杂的环境。麻爷指使的强拆和神秘纵“失”火，拦截私囚上访群众，庞奇家人也卷在里面，庞奇为家人挺身而出和麻爷决裂。然而，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庞奇和薛弃疾产生了最后的冲突。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在书中也并未直接表明。刘心武用了和《红楼梦》同样的写法，让人去破解他留下的“谜题”。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他们在故事的主线里各自起到什么作用？小姐的爱情和明争暗斗；小商贩的耍小聪明；文人的虚伪；官场的贪婪；海外归来的儿子薛垦让人失望，寒心的作为……一切都要在故事里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我中了刘心武的“毒”，习惯于在这种小情节中找蛛丝马迹，就连他们的名字也要琢磨琢磨。例如，薛弃疾的儿子薛恳——怎么想都是觉得是作者有用意的，少一点良心的“恳”，和他最后的事情倒也相合。但是，这都是故事的小处着眼，从整本书来讲，作者描述的社会，逼真、现实与漠视，才让人心寒，也许，想要“去疾”顽症，主人公所畅谈的名著或许有帮助吧？在这种混浊的红尘中，大人物，小人物仿佛都变得贪婪，自私，把个好好世界摆弄的乌七八糟。却忘了“荒冢一堆草没了”的结局。对啊，这不就是《红楼梦》里《好了歌》再一次诠释吗？……我想我真的是中刘心武的“毒”太深，不知不觉就又去猜测啦。

刘心武的《飘窗》给我的失望

好久没买过正版书了，在逛书店的时候发现刘心武出了新书《飘窗》，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正版的就正版的，这类作家的书买正版应该也值，因为会阅读多遍的嘛。看书太快也是一苦恼（看完就没得看了），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觉得很不甘，就好像你慕名去一饭店吃一道你热情期待许久的招牌菜，吃完之后却感觉：也算行，不是太好吃。对于吃货来说这个比喻好。哈哈。就是觉得有点“欠”。这本飘窗主要角色叫做庞奇，是个保镖，为黑社会性质的一个老大做保镖，罩着歌舞厅什么的娱乐场所。从高级知识分子薛去疾的视角去写一个城市的现状，薛工和庞奇是忘年交。用刘心武的话叫做薛工是庞奇的启蒙老师。唉，酸腐就在这里。一看就是老牌作家写的故事。是故事。酸腐第一：文学至上。就像老牌的那些小说一样，爱情总是萌发于文学，两个年轻男女在一起都是从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开始的，仿佛不走这个路线就不是真爱。这无比的脱离实际。更何况是一个高级保镖，见惯了上流社会，见惯了斗勇斗狠，怎么会天天去听老知识分子口述世界文学名著？在打斗的间隙，去听一个老头讲述《巴黎圣母院》，讲述《悲惨世界》，讲述《呼啸山庄》，讲述《简爱》？？！而且我无法想象那个场景，给一个几乎文盲的人讲外国文学名著，讲冉阿让偷面包等等。而且在小说中，通过这薛工的引领，这个被称为“大庞子”的保镖走上了正义的道路，终于弃暗投明，做了良民。这事后话，文学嘛，结尾总是要大而全的。更匪夷所思的是，大庞子与女主角的相逢来自于一个偶然，女主从树上掉下来，被身材魁梧的男主接到，四目相对，火石电光……这是简直是经典的琼瑶情节，是不是还要抱着旋转几圈增加镜头感。这倒也还凑合，后来两个年轻人卿卿我我谈起了精神恋爱，天天见面都要谈外国文学，探讨谁谁的生活轨迹，探讨谁谁谁……全是外国名，连我都记不清了。都是名家。这真奇怪，这真奇怪，这真奇怪。请容许我说三遍奇怪，因为奇怪奇怪真奇怪。年轻人在一起恋爱的，我觉得更现实的是讨论讨论音乐、电影、美食、旅游、游戏……什么都有，都是贴近生活的。但绝不是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酸腐第二：那个歌舞厅的妈咪叫什么来着，薇阿，特别喜欢念唐诗！！来了客人总是要先念一句唐诗然后才是寒暄，说话间隙也要引经据典唐诗不离口……这个我还真是妄自揣度，我不认识一个歌舞厅妈咪，不过一个不着调的爱念唐诗的妈咪还真是难以想象。还不如谈谈时政，也许更能和客人们有话题。酸腐第三，知识分子最终向现实低头，为了一套房子，给大庞子的前主子磕头，大庞子一怒之下杀了他的精神偶像。全书完。向现实低头就得死吗？这是个问题，值得思索一下。还有许多情节都显得很刻意 ，再多说就是剧透了。平心而论，刘心武文笔流畅，一看就是有着坚实基本功的老作家，比现在的网络写手那不只是甩出几条街，咱这种读书爱好者妄自评价名家有点不礼貌的样子，但是他拿着他的旧文风勉强往现代城市上套，实在是别扭。他写老北京，一定不错，朴实厚重。写这些东西，他好像力不从心。尽管他说自己是个潮老头。

若是市井，莫谈政治

因为开始喜欢看小人物的故事，所以挑了这本书。开头着实是吸引人的，但是越是到后的叙述，越让我分不清个所以然。出场人物很多，但是线索并不是复杂的，但是就时间线条而言，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很多故事，会让人有反思。顺顺夫妻的“铁人”，小潘最后的犯罪等等，都是对小人物的塑造。但是，我却觉得他虽塑造了，可是却不完整，写得不接地气，也很表面。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那种可感度不高。书里最令我产生阅读疲倦的就是常常的政治色彩嵌入。或许我本是个粗鄙之人。虽说很多书籍都是依靠着时代，政治的大背景，但却也恰到好处。而本书里的一些言语我却觉得稍显卖弄。当看到结局时，我也是觉得很突然。庞奇前后态度转变之快之大都很突兀。这样的结局不免让我觉得有些烂尾。因为开头的描写带着的那种悬疑效果，会让人觉得后面的故事绝对值得一看，但却不曾想，结局匆匆，画风转变得如此之难解。也许需要再过些时候才能明白其中深意吧。

飘窗外的人生

读完之后觉得真真是一部力作，切切实实直面无奈的人生。所有的知识，实业都比不过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的麻爷。所有在人生中的光明势力，最后还是要在这个社会与那些沆瀣一气的作风同流合污。这是生存的法则。最后薛在麻爷面前的下跪，无奈的揭示了这个赤裸裸的现实。在写夏家骏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描绘的既讽刺又深刻。在麻爷的Party上夏家骏对薛的冷嘲热讽以及对于自己成功的得瑟。林倍谦说的大儿子可以接替他的生意，而小儿子呢，能得诺贝尔奖么？深刻的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地位上的瞬间跌落。接下来写到顺顺的水果摊，也是极其有意味的。没有一个大的商铺，没有一个过硬的后台，生意怎么做大？最后一次的偶然，让顺顺有了这个大摊位，于是，顺顺的人生也果然就开始顺利起来。官商勾结，真真是无往不利的。写到小潘的时候。这算是基层劳动人民的代表了。生活被迫常年与妻子分居。最后发展到对薛的性骚扰。这可以解释为社会动荡强奸案多发的又一现实因素么？后来的官富二代钟力力，移民造假学历事件，她妈说没什么，关键是我不缺钱还有上面有人。对啊，只要有钱和有人，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事办不成。还有里面穿插的爱情故事，努努与阿奇的爱情。努努是个大学生，可阿奇在社会上学到的远比大学学的来得多。努努还是觉得好奇阿奇的人生，最后在谈婚论家的时候，努努妈妈，做为一个知识分子，认为学历很重要，成为不同意两人交往的理由。而最后阿奇的房子，以及找黄牛买票的各种直面现实的想法，又让努努妈最后从反对变成默认。现实的力量总是可以改变很多的想法。夏家骏对力力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白富美眼中也很快被识破。大叔对小姑娘的这种不光彩的想法，一下被姑娘识破，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夏家骏，简直是不要脸。但是现在的社会，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很多？海芬，将军之女，作为一个特权的拥有者。可以办成很多的事，也可以无所谓很多的事。但是遇见的偶像也好，尼罗，也是个社会渣滓。瞬间就索然无味了。还有底层的姿霞，被生活所迫，做了小姐，最后又走上了诈骗的道路，实则是生活太难，无力又无奈。

庙堂凶险，江湖诡谲，知识分子的艰难穿行

汉娜自缢的绳索挽留了她最终仅剩的尊严，也昭告着以米夏父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无力。尊严、反思与一个时代的迷惘共同构成了奥斯卡名作《朗读者》的三大主题，在多元素融合的交相辉映中，小说《朗读者》以其震撼与迷人赢得了不同国度、各个年龄层面的读者。而在我国著名作家刘心武七十提笔的小说《飘窗》中，不仅同样构建着这三大元素，更透过一个退休知识分子的视角，描绘了江湖的诡谲，官场的凶险，中产阶级的危机，及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小人物们的众生百态。社会发展至此，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们再也无需去真实地杀一只鸡，然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语义却在从小被教育着“以中华之复兴为己任”的他们无力改变社会、无力改变周围亲友、甚至不得不被社会所同化，乃至污浊化时，得到更深层次的加强。而偏偏在面对问题时，知识分子们又往往因他们的教育、环境、阅历等，而比旁人更多了一分敏锐，也因此多了一重痛苦。正如《飘窗》中的老工程师薛去疾，他同情游商菜贩、家政人员、打工者，对他们背井离乡的遭遇感同身受，对洗黑钱的社会毒瘤麻爷嗤之以鼻，却不仅险遭物业电工小潘的毒手，更在走投无路之时，最终不得不用尽全部尊严去求助于麻爷。事实上，底层并非如他所想般地单纯，上层也丝毫不会因他的想法做法有任何不同，种种社会关系交织如同一张巨大而致密的蛛网，牢牢将本最厌恶攀附关系的他粘附其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看似优渥，失去也只在一念之间，天地间看似宽广，实则可供行走的空间相当有限。夹缝中的生存如同带着镣铐的舞蹈，华美的长裙下是难以言尽的苦衷。作者通过主人公薛去疾之口，将靠洗黑钱纵横于黑白两道的麻爷及一群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外来打工者称为“社会填充物”，我认为是极其准确的。天地间的平衡，正是通过这些小小的填充物实现的，如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任何一个职位有空缺，必然会有填补-----尽管在这些填充物彼此之间，却是“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事实上，所有这些填充物的存在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薛工称麻爷为社会之癌，可是须知，不是癌令社会生病，而是机能出现问题、生病的社会必然生癌，就算没有麻爷，也一定会出现诸如此类的光爷、滑爷、亮爷。而“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则不仅是从前几千年内的不变定律，也将几乎肯定是未来的无奈现实。正如雨果在一片丑陋的十五世纪中塑造了几乎完美的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刘心武老先生也在《飘窗》中设计了一位忠义有嘉的保镖庞奇，让他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同样是面对一套房产，他和未婚妻却坚决选择了放弃。然而，那位一直是作为他良心的支撑而存在的薛伯-----薛工薛去疾的堕落却令他的信仰几乎崩塌。那在绝望中举起的枪，正是庞奇力图挽救他心中的信仰与尊严的救命稻草。虽然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然而正如伤口痊愈会留疤一般，破碎的信仰又怎会毫无接缝地被拼合？其实，无论是作为曾经麻爷的保镖，收入不菲的庞奇，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薛去疾，他们又何尝不是社会的填充物呢。而疼痛的社会，疮疤就留在每个填充物的心灵一隅。《飘窗》的作者刘心武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生于四川，1977年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长篇小说《钟鼓楼》更获得了第二届矛盾文学奖。此外，他还因红学家的身份而广为公众所知。而细读他的最新力作《飘窗》，也不难发现其中多少有些许红楼的况味。从社会意义上说，对于世间不公的种种，一部小说终究如同主人公薛去疾一样，本身是无力的。然而，这部《飘窗》就如同清明上河图，为一个时代的芸芸众生留下走过的存照，已足矣。节选版刊于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4.5

为当代中国绘一幅“清明上河图”

近年来，许多作家在经历了凌空蹈虚的现代或后现代写作之后，又纷纷转向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写作。如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春尽江南》，马原的《纠缠》等。这些现实主义力作，抛弃玄妙的技术试验和文字游戏，直面当下的中国现实，重新建立了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文坛上引发了广泛热议。刘心武的新作《飘窗》亦是一篇反映当下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市场经济兴起之后，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固定的社会秩序被一一打破重组，农民进城，国企改革，知识分子没落……刘心武通过本书《飘窗》，试图为时代更迭下的社会变迁立此存照。“飘窗”外，包含人生万象。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在给经济带来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取巧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例如本书中神秘的黑社会头子麻爷，他虽然不常露面，但是却几乎控制了一个地区的所有事务，连官员也要敬他三分。他产业巨大，“超市，连锁旅店、大小五家不同规格的饭馆、网吧……全在他掌控之中，或是他出租使用空间，或是他控股，或是他软翼下的买卖，他要灭掉任何一家，咳嗽一声足矣”。与此同时，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分化，得益者如夏家俊，靠着趋炎附势、四处巴结，日子过得风风光光，如鱼得水。而一向正直的知识分子薛去疾却被搁到了社会的“死角”。在小说末尾薛去疾向黑社会头子麻爷的下跪，几乎可以说是隐喻了知识分子在窘迫的现实面前最终不得不向权力和金钱低头，从而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落魄，刻画到了极点。刘心武通过《飘窗》，还写出了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小人物的悲欢命运。在改革开放大浪潮的裹挟下，难以数计的卑微小人物，从农村涌向城市，但是却只能生活于城市的底层。他们有的做了小姐妈咪，有的当了保镖，有的成了电工，还有的成了水果摊小贩。本书中人物众多，不啻为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人物的画廊。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难处和悲哀，例如痴心恋着台商叶先生的小姐薇阿，卖水果的小贩顺顺和扫大街的顺顺媳妇，小时工文嫂……作者写出了这些社会底层弱者悲哀而无奈的生活，但是又不仅仅停留在呈现苦难上面，作者也在反思，造成这些黑暗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在哪里。最后发现，其实每个人都难辞其咎。例如水果小摊贩顺顺，他渴望“铁人”的保护，但是所谓“铁人”，不就是腐败分子吗？找“铁人”，不就是去跟腐败分子勾结吗？顺顺这样最底层的人，本来是最恨贪腐的，但是一算计到自身的利益，所向往的路子，也还是找个“铁人”来保护自己的非法经营。“顺顺这样推着平板三轮卖水果，也是法外生存，我买他的蔬果，也是助长法外活动”，借助知识分子薛去疾的反思，刘心武先生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所以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一名资深的红学研究者，刘心武先生在小说创作中，难免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书中的知识分子薛去疾时不时地就会触景生情地想起《红楼梦》中的某些情节，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顺顺给薛去疾沏好茶，没喝，望望，薛去疾就想起《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去以后，贾宝玉偷偷到下人的住处看望她，所描写到的那种带膻味的粗茶”，书中类似地地方还有好几处。《红楼梦》中颇多影射与暗示，本书亦有。例如雷二锋的父亲雷进当年的告密，就暗示了后来雷二锋对庞奇的告密，二者之间形成了有意味的影射关系。还有本书故事的结尾，深得红楼三昧，“不知是几多年以后，那个大都会的地图上，没有了功德南街，没有了红泥寺街或则打卤面街……”，与《红楼梦》的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飘窗》，刘心武先生写出了时代变迁下当代中国的社会万象，刻画出了社会转型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为当代中国描画了一幅内容丰富的“清明上河图”。

当代社会的存照

　　《飘窗》是我读过离出版日期最近的一本书，是刘心武暌违逾十年的最新写实长篇，合卷细想，就像一幅关于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生百态的全景图。如作者提到自己新书房的大飘窗时所说：“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这扇窗，也是小说主人公薛去疾卧房的那扇窗。刘心武也说，主人公多少会带有自身的影子。　　小说读起来更像个剧本，大家纷纷猜疑庞奇到底回来杀谁的线索从头穿引至终，这中间便生出无数大小人物纷杂事故，叙事笔法往往在情节扣人心弦处切换文境，同样在第二个文境渐入佳境时回到第一处续写，通篇行动元很具吸引力。当然作为红学研究学者的刘心武其作品也难免脱离《红楼梦》的况味。语言上，会偶尔出现类似“红楼”味道的字句，如电工小潘“偏我一旁听见了，我就把那钱挣了”“偏那天遇上大堵车”，准妈咪薇阿向警察求情“你们关她有什么意思”这些微似的话；内容上，主人公会时不时地想起红楼梦的片段。如“顺顺薛去疾沏好茶，没喝，望望，薛去疾就想起《红楼梦》里晴雯被撵出去以后，贾宝玉偷偷到下人的住处看望她，所描写到的那种带膻味的粗茶”。小说里边出场的人物算下来过百，主要人物也有二十，然而人物关系多而不杂，着实作家构思巧妙之处，像那六度空间理论的数学猜想：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最多不会超过五个，也像那“葫芦案”，绕来绕去终究绕不过这一个圈的几桩人事；小说的结尾处“那大都会的地图上，没有了功德南街，也没有红泥寺街或者打卤面街……在公园里漫步休憩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那片空间及附近区域，究竟都生存过消失过一些什么生命，那些生命有过什么故事。”焕然一新的虹霓公园渐渐抹去了曾经脏乱差的红泥寺街的存在，万境归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个人比较喜欢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如凤尾般精彩，同时又给了读者一个心伤：在正常运转的社会机制中，知识分子冷眼旁观出来的准则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是不是都会心甘妥协，向特权俯首称臣？显然薛去疾是无奈了，庞奇对他更是无奈，是绝望的忿怒，以往的友情随经不起勘验的信仰一同泯灭，庞奇曾对麻爷忠心不二，如今麻爷的利爪伸到了自己的家乡，危及到父老乡亲，他才发现以前的自己纯粹是在为虎作伥，薛去疾对自己生命尊严的轻视更是带给他人生信念的二次摧毁。　　作家在书中使用了一个词：社会填充物，以此来形容各个阶层中间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没有了社会填充物，达官显贵们也就没有了的优越感。相较而言，每个人又何尝不算是社会填充物？主人公在窗里看外面的人，出了屋子自己也是窗外的人。儿子薛恳一家的美国生活另夏家骏嫉妒，看似优渥，其下岗及再创业的历程也只能冷暖自知。庞奇的风光保镖似乎挺美，他自己坦言，“就好比虽然开着豪车听着美妙的歌曲，在高速路上畅快地往前，但是，他的目标在哪里？哪里是他的终点？哪里是他自己的家？”　　小说告别传统的胡同院落，围绕着热闹的街面、楼盘、会所，写了些近乎无事的常事，描画了地气丰沛的百味人生，也保留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罕见又鲜明的各类人物，体现了作家的深沉思力和人性拷问。

忧心之作，令人震惊！

端午读飘窗，粽子加黄酒。 　　 何谓大都会，何年人事久。 　　 糖姐非妈咪，庞奇非走狗。 　　薇阿主堂会，唐诗不离口。 　　 夏家有高才，攀高急奔走。 　　 覃氏驱奇学，高言收白兔。 　　 诗人海外来，财色岂为垢。 　　 麻爷虽土鳖，相较亦非丑。 　　 余孽盼文革，谁家有豆蔻？ 　　 台商林倍谦，左右香透透。 　　 薛公思去疾，奈何空两手。 　　 世情已茫茫，护生无兜鍪。 　　 我今读此书，满腹心难受。

展现世间丑态

这篇小说中有无数张复杂的关系网，顺顺有铁人，二磙子上面有人……等等。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很重要，没有它什么事都不好办，可这张网却很脆弱，当力力的爸爸被双规后，很多人都假装不认识他，人的丑态暴露得淋漓尽致，你对我有用，你便是爹，当你遇难时，无论如何我也要跟你划清关系，其实文革并未走远，文革那时人的冷漠现在还保存着。在利益面前，尊严渺小的可怜。

《飘窗》解读方式之一种 ——关于阶层/知识/历史书写的超越性尝试

文学作为现实之“灯”，在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时必然携带着所谓的“诗意”，而正是因为“诗意”，虚构的小说世界往往比现实报道更真实。余华的《第七天》揭露了种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但读起来更像是一篇篇新闻事件的堆砌，各种吸引眼球的媒体事件并没有得到完善的文学处理，这也是其引起许多评论家诟病的重要原因。刘心武的新作《飘窗》则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所谓“文变染乎世情”，作者在犀利的社会批判下，不乏深刻的价值构建，这就让整个小说形成了自己的整体性叙事。作者巧妙地设置一个“飘窗”，作为俯瞰小说世界的眼睛，观看到复杂的“闾巷新事”，叙述过程常中见奇，语言精炼得当，不失一种文人士大夫气，从中清晰可见作者对于白话古典小说的成功借鉴。一在《飘窗》一书中，刘心武把整个社会的复杂现象完美地融合在一部小说之内，使打卤面街成为中国社会现状的一个剪影。打卤面街是一条“三不管”街，所有的权钱腐败、见不得人的营生都集中于此，这就为矛盾的集中反映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小说的主人公庞齐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闪亮登场——“庞齐站在街口，一条街抖三抖”。从庞齐的角度看，整个小说可以看作是庞齐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寻求融入城市生活而惨败的故事。庞齐拥有一身武艺，从歌舞厅的保安人员到被引介为大佬麻爷的贴身保镖，为许多昧着良心的事情疲于奔命。一次巧合，庞齐结识了知识分子薛去疾，由此与薛去疾构成了被启蒙和启蒙的关系。薛去疾教给了庞齐西方文学的精神养料，从而使庞齐收获了冯努努的爱情。正是由于爱情，庞齐开始了对自我职业的怀疑，开始寻求解脱麻爷的束缚。最终，庞齐因父亲和弟弟为代表的乡亲们的上访行为而彻底觉醒，企图通过刺杀麻爷来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然而，在得知薛去疾也因为名利，不得不屈服于麻爷时，他的人生观、“乡愁”（或者说乡情、亲情）的力量都轰然崩塌，最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另外，在庞齐失踪的一年内，因冯努努的不知去向而导致的爱情的缺失也意味着庞齐彻底与城市”斩断了联系。觉醒意味着毁灭。在只知道赚钱时，庞齐不会收获爱情，拥有“知识”之后得到了暂时的爱情却失去更多。最终，这燃起的一缕柔情，让其彻底醒悟的“乡愁”与精神救赎的尝试全都化为泡影。这都体现了阶层之间万难冲破的壁垒的坚固，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庞齐这样的“中国式于连”及其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到底该何去何从？二“农民进城”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文学原型。从上世纪80年代《人生》中的高加林、《鲁班的子孙》中的小木匠，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泥鳅》中的国瑞、《高兴》中的刘高兴等，当代文学刻画了一个个农民进城的悲剧。在《飘窗》一书里，刘心武为人物巧设职业，比如顺顺夫妇的卖水果职业、庞齐的保镖职业，这些职业为人物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并为其中所含有的传奇色彩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注脚。当然，《飘窗》中对当今知识分子群体群像的描写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充分借用知识分子相比于无“知识”者所擅长的言说能力，把他们作为“观看者”。知识分子群体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混杂性，大致可分为完全堕落者和摇摇欲坠者两个群体。前者以夏家骏、覃乘行、尼罗等为代表，他们为自身利益疲于奔命，蝇营狗苟。但是凭借自身的经营往往能深入权力内部，由此，却也能被当作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些只有权钱交易内部才能知晓的秘密。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中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还具有一定的权威，受到当权者和商人等各个阶层的尊重，那么在《飘窗》中，夏家骏、覃乘行、尼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则完全沦为犬儒，其谄媚的姿态甚至让读者都觉得恶心。纪实文学作家夏家骏为了在政协委员中求得一位置，可以低下头来甘当钟力力的“枪手”。作为海外流浪诗人的尼罗，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却又打着“爱国主义者”的旗号回到国内。覃乘行则满口西学，僵死在食古不化的囚牢里。知识分子屈从于市场、权力，没有比今天更甚者。这一类人，充当了故事中的小丑，其作用在下文中还会有所涉及。后者是以薛去疾为代表，他坐在飘窗处阅遍打卤面街世情的畸形变幻，可以说，他是这一幅清明上河图最有力的描绘者。作为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薛去疾还对古文、西方文学有一定造诣，他从历史中走过来，并持有自己的操守。另外，他还和各类底层的人们保持交流，比如水果贩顺顺、电工小潘、洗车为生的何司令等。尤其是他作为庞齐的启蒙者，而与之进行的交流更是全小说的精髓部分。薛去疾不仅作为庞齐的启蒙者，同时还受到了庞齐的“启蒙”，他从庞齐那儿接触到以前所接触不到的下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样是面对世事，薛去疾表现出一种“中产阶级”所具有的保守性，而庞齐则具有更大的宽容性，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故事的最后发展到启蒙者“背叛”被启蒙者，从而造成了二者相互虐杀的悲剧，这必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三如果把《飘窗》放在整个当代文学版图上看，庞齐、薛去疾、何司令等各式人物的设置，基本上尝试超越了阶层、知识、历史的书写样式。这基本上延续了刘心武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追求突破的姿态：从《班主任》作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到与冯骥才、李陀的通信推动“现代派”问题的讨论，再到后来报告文学的创作，还包括《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三部长篇作为“市井小说”的中坚之作……《飘窗》是刘心武近20年来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这部小说是作者又一次企图重构现有的文学史版图的尝试。在社会问题大量爆发的当下，如何将笔触重新深入社会，而又不乏思考的诗意——对这个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正是《飘窗》对阶层、知识、历史书写的超越性尝试之外的进一步整合性的思考。刘心武对于古典白话小说语言尤其是《红楼梦》的借鉴，对社会现实（关联阶层、知识、历史等）的重新思考，正是一种重新构建规范的可能性尝试。刘心武的书写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一种节制美，或者说是一种“规范”美，没有汪洋恣肆的激情，以深邃的洞见见长。这种超越的尝试与“规范”构建的努力是一个作家最美的姿态。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7/14/nw.D110000gmrb_20140714_1-15.htm

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眼睛

（周俊生）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刘心武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开启了中国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在接下来的80年代，他不断推出新作，其“三楼”系列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至今仍是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但是，自1993年出版《风过耳》后，刘心武差不多有20年时间未再涉足长篇小说创作，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写下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还为这部巨著作了“续貂”之作，引起红学界的强烈争议。就在文学读者差不多已经淡忘刘心武的时候，已经进入老年的刘心武最近又推出了一部长篇新作《飘窗》。一个具有江湖地位的老作家新出长篇，自然是文坛的一件盛事，刘心武再度成为文学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微笑着频频接受访谈，介绍他的这部新作。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时，刘心武说：“《飘窗》是写众生相，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小说背景是北方某大都会，但没有坐实是北京。《飘窗》中写了不少当代小说中刻画得不多的人物形象，比如高级保镖、歌厅‘妈咪’、势力很大的神秘人物‘麻爷’等，还刻画了高级工程师、‘文革’造反司令、大都会城管、台湾老板、80后青春女孩、进城卖水果谋生的农村夫妇等各个阶层的人物，人物彼此融入各自生活，发生各种奇怪纠葛。”(见该报5月9日)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飘窗》就是一部描写北方大都市各色人群世相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对于一位长期居住在京城的作家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飘窗》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一开始就充满悬念，刘心武对记者介绍的各色人等一个个粉墨登场，他们的言和行纠合在一起，组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部小说也许没有什么太深刻的价值，值得读者关注的倒是在刘心武的侃侃而谈中没有涉及的一个情节，也是小说的一个扣人心弦的高潮，这个大都市里的黑社会与外地基层政府勾搭在一起，将上访人员关押在黑监狱里。读到这里，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健忘，就会记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媒体曾经揭露过一个叫做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通过截留、关押、遣送外地赴京上访人员向外地基层政府收取劳务费，而在这个过程中，上访人员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其公民权被粗暴践踏。这一事件曝光以后，安元鼎公司迅速受到了处理，而媒体的报道也很快戛然而止。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件，它标志着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伦理的沦陷，作家把它记下来了，并且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文学承担了使命，而这也构成了刘心武这部新作的一大看点。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看到的几个访谈中，刘心武对这个重要的情节都是闭口不谈，如果读者没有阅读这部长篇而只是看了这些访谈，就会以为《飘窗》只是一部五彩缤纷的世情小说，这未免降低了这部小说的价值。最近几年，已经有多位中国作家从新闻事件中撷取创作素材，但由于大都只是对新闻事件的照搬或者摹写，它反而被视为中国作家创作力衰竭的一个证明。其实，作家将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素材创作小说，在文学经典中也不乏其作，俄罗斯的不朽名著《复活》就是托尔斯泰从报上看到了一个妓女将嫖客杀死的报道后触发了创作的灵感，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讲述一个悲惨的言情故事，而是通过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的交集和心灵冲撞，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矛盾纠结，小说完全超越了一个杀人案子所承载的含义。刘心武的《飘窗》当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作家的努力已经使这部小说超越了那些“新闻串烧”式的作品。在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中，他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现实主义开始受到了冷落，十八九世纪风靡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被认为不合中国国情，“文革”时期流行一时的革命现实主义已经臭了大街。上世纪80年代，兴盛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恰到好处地进入了中国，引得一大批中国作家趋之若鹜。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心武也没有去凑这个热闹，而是坚持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然而，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中国却越走越窄，就像刘心武所说的，因为它要“干预生活、干预现实，这就变得敏感”(5月21日《中华读书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选择了回避现实，更聪明的中国作家则接过马尔克斯的衣钵，用恣肆无拘、天马行空的创作手法来掩盖自己面对现实的无力。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文学创作理念，它并不因为“敏感”而失去了价值，相反，那些一心要跳出现实主义窠臼的作家，却往往会落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差不多与《飘窗》同时发表的作家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据说反映了身陷城镇化漩涡中的人们的困惑，应该说题材非常时髦，但是，由于作家在写作中也掺杂了一定的魔幻色彩，小说读来总是感到轻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小说在今年的《收获》上首发的时候，附上了一位评论家的推荐文，看来这位应命而作的评论家并没有好好读过原著，但是他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弟弟失踪后他在寻亲过程中经历的苦难。评论家的讲述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虽然言语寥寥，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评论的那部小说。在一个充满了利益纷争的现实社会，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眼睛。作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将现实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将现实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引领芸芸众生沉思。而作家要承担这个使命，就必须紧紧地拥抱现实，来不得半点虚幻。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态的社会里

房子， 学历，关系。。。这些字眼永远是如此扎眼。在利益面前，尊严真的那么重要吗？活了一辈子的退休高工，自持甚高，最后为了房子还是下跪了，前面当保镖的庞奇还在说尊严何等重要呢。小说更加让我肯定的一个社会生存法则就是：关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眼睛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刘心武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开启了中国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在接下来的80年代，他不断推出新作，其“三楼”系列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至今仍是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但是，自1993年出版《风过耳》后，刘心武差不多有20年时间未再涉足长篇小说创作，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写下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还为这部巨著作了“续貂”之作，引起红学界的强烈争议。就在文学读者差不多已经淡忘刘心武的时候，已经进入老年的刘心武最近又推出了一部长篇新作《飘窗》。一个具有江湖地位的老作家新出长篇，自然是文坛的一件盛事，刘心武再度成为文学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微笑着频频接受访谈，介绍他的这部新作。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时，刘心武说：“《飘窗》是写众生相，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小说背景是北方某大都会，但没有坐实是北京。《飘窗》中写了不少当代小说中刻画得不多的人物形象，比如高级保镖、歌厅‘妈咪’、势力很大的神秘人物‘麻爷’等，还刻画了高级工程师、‘文革’造反司令、大都会城管、台湾老板、80后青春女孩、进城卖水果谋生的农村夫妇等各个阶层的人物，人物彼此融入各自生活，发生各种奇怪纠葛。”(见该报5月9日)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飘窗》就是一部描写北方大都市各色人群世相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对于一位长期居住在京城的作家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飘窗》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一开始就充满悬念，刘心武对记者介绍的各色人等一个个粉墨登场，他们的言和行纠合在一起，组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部小说也许没有什么太深刻的价值，值得读者关注的倒是在刘心武的侃侃而谈中没有涉及的一个情节，也是小说的一个扣人心弦的高潮，这个大都市里的黑社会与外地基层政府勾搭在一起，将上访人员关押在黑监狱里。读到这里，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健忘，就会记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媒体曾经揭露过一个叫做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通过截留、关押、遣送外地赴京上访人员向外地基层政府收取劳务费，而在这个过程中，上访人员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其公民权被粗暴践踏。这一事件曝光以后，安元鼎公司迅速受到了处理，而媒体的报道也很快戛然而止。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件，它标志着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伦理的沦陷，作家把它记下来了，并且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文学承担了使命，而这也构成了刘心武这部新作的一大看点。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看到的几个访谈中，刘心武对这个重要的情节都是闭口不谈，如果读者没有阅读这部长篇而只是看了这些访谈，就会以为《飘窗》只是一部五彩缤纷的世情小说，这未免降低了这部小说的价值。最近几年，已经有多位中国作家从新闻事件中撷取创作素材，但由于大都只是对新闻事件的照搬或者摹写，它反而被视为中国作家创作力衰竭的一个证明。其实，作家将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素材创作小说，在文学经典中也不乏其作，俄罗斯的不朽名著《复活》就是托尔斯泰从报上看到了一个妓女将嫖客杀死的报道后触发了创作的灵感，而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讲述一个悲惨的言情故事，而是通过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的交集和心灵冲撞，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矛盾纠结，小说完全超越了一个杀人案子所承载的含义。刘心武的《飘窗》当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作家的努力已经使这部小说超越了那些“新闻串烧”式的作品。在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中，他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现实主义开始受到了冷落，十八九世纪风靡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被认为不合中国国情，“文革”时期流行一时的革命现实主义已经臭了大街。上世纪80年代，兴盛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恰到好处地进入了中国，引得一大批中国作家趋之若鹜。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心武也没有去凑这个热闹，而是坚持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然而，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中国却越走越窄，就像刘心武所说的，因为它要“干预生活、干预现实，这就变得敏感”(5月21日《中华读书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选择了回避现实，更聪明的中国作家则接过马尔克斯的衣钵，用恣肆无拘、天马行空的创作手法来掩盖自己面对现实的无力。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的文学创作理念，它并不因为“敏感”而失去了价值，相反，那些一心要跳出现实主义窠臼的作家，却往往会落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差不多与《飘窗》同时发表的作家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据说反映了身陷城镇化漩涡中的人们的困惑，应该说题材非常时髦，但是，由于作家在写作中也掺杂了一定的魔幻色彩，小说读来总是感到轻飘。值得一说的是，这部小说在今年的《收获》上首发的时候，附上了一位评论家的推荐文，看来这位应命而作的评论家并没有好好读过原著，但是他讲述了一段自己的亲弟弟失踪后他在寻亲过程中经历的苦难。评论家的讲述是现实中的真实事件，虽然言语寥寥，但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评论的那部小说。在一个充满了利益纷争的现实社会，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眼睛。作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将现实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将现实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引领芸芸众生沉思。而作家要承担这个使命，就必须紧紧地拥抱现实，来不得半点虚幻。作者：周俊生摘自：南方都市报

一位老先生的誠意之作

首先詫異於劉老先生對那些較為時興的名詞的理解和運用，接著是在於同性戀元素的並入，再就應當表示老先生的寫實功力確實不一般（是經格非先生推薦而來閱讀）。通篇來看，我認為融合度較差，特別是結局，期間分隔的時間章節手法其實沒有起到多好的效果（如果沒讀錯，中間有兩個故事是時序顛倒的，可能這是老先生獨特的用意－－－“時序有時並不重要”），另一個就是讀起來硬感多，比如同性戀話題的古怪並入（雙面效果了）－－－寫得生硬，再如對話內容中一板一眼的成份佔多（人物立場劃分明顯）。總的來說，是劉老先生的經驗和能力才華寫就，同時也是先生的經驗經歷附給了這小說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道德价值几何？

从飘窗中看去，确实就是一副清明上河图：或许，这几乎是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隐喻，也是一个几乎为所有人忽视的隐喻；但是，谁知道水是观察者，谁是那个被观察者呢？或许，全书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自律者，通过他的飘窗，也通过他的经历，展示了一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景象：或许一念天堂，而往往就会发现一念地狱。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那一念天堂和一念地狱之间我往往遵循的是一个相同的规则：那就是社会填充物。也许，无所谓天堂，无所谓地狱，关键你看他们的视角。一旦你将你的所有的价值都放置在道德价值上，你会发现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是道德的炼狱；而那些在社会缝隙之中苦行的人们，最终也在社会缝隙的挤压下变成了道德破裂者。曾经，可以用欣赏清明上河图的姿态俯瞰众生，最终，生活在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填充物构建了他们的世界，并且利用这个世界将道德彻底摧毁。那么，这些道德和价值，价值何在？无论如何，刘心武的这一主题确实是非常讨巧的，也切中了大都会的时弊；种种社会之光怪陆离，最终都可以在大都会的一个单元楼的飘窗之下，以及薛工的个人经历串联起来。也许，我从来都不会拒绝利用文学的眼光透视社会的作品，这也是我会推荐这部作品的理由。但是，少的那一星来自于叙事本身的平稳（对文字的利用泰国四平八稳），以及对人物设定的偏脸谱化。这也是最终的悬念揭晓之时，给人的震撼不够的原因：让一个保镖来承担所有的道德重负，并且将所有人的道德都置于相对撕裂的状态，可能没有对于这些角色背后的更多的心灵背负有足够的深度：毕竟，他们也总是有灵魂的吧？

飘窗内外皆风景

　　很多人认识刘心武，大抵是从《红楼梦》开始的，他以小说家身份讲《红楼梦》，讲出了与其他红学家迥然不同的风格。虽然始终对他的观点有着些许芥蒂，我却也因为这新奇的视角，仔细地揣摩了几遍。后来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刘心武的小说，才知道他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以“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闻名文坛，而有八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之誉的《钟鼓楼》，更是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如果说认识刘心武始于《红楼梦》，那么喜欢他，则是从《钟鼓楼》开始的。他在《百家讲坛》上讲《红楼梦》，从曹雪芹的文本中挖掘出很多故事，虽说是红学研究的另辟蹊径，但终归是主观发挥的因素居多，而《钟鼓楼》，则是一本真正的现实主义力作，橘瓣式的结构，从一个胡同里四合院中几户人家一天的故事展开，延伸出几十个人物几十年的故事，时间与空间的交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读罢全书，仿佛看完了一场场人生的大戏，有意犹未尽之感。　　而刘心武的新作《飘窗》带给了我同样的震撼。这是刘心武的又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当得起当代“清明上河图”的赞誉。小说采用了与《钟鼓楼》相同的橘瓣式结构，以某大都市一个叫薛去疾的高级工程师在自家房屋的飘窗台上看风景的视角，写了当代社会的众生百态，有呼风唤雨的社会强人，也有在最底层的小商小贩，有歌厅小姐、台湾商人、农民、电工、清洁工，也有作家、诗人、学者，富二代，文人的清谈，路人的围观，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却又沉醉其中。　　《飘窗》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因为其中的人和事，多是对时下种种社会问题的控诉，作者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关心社会众生疾苦，冷眼旁观世间罪恶。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贫富悬殊、拦截上访、执法内幕，倒票黄牛……一片乌烟瘴气。“钱不是问题”和“我们有人”，成了办好事情的绝对法宝。《红楼梦》里有“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复杂社会关系，《飘窗》里这社会一隅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又何尝不是如此？　　读此书时，忍不住去留意它与《红楼梦》的关系，刘心武研究《红楼梦》三十年，书中自然有受《红楼梦》影响的痕迹。譬如，书中不时会出现《红楼梦》中的典故，晴雯兄嫂处的粗茶，刘姥姥大观园中吃的茄鲞等等。而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子，莫过于此书的不知哪朝哪代的模糊写法，虽然很多事情都是当代社会的投影，作者却在最后一章写道“不知是几多年以后”的情景，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的结尾，那空空道人“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方寻得悼红轩的曹雪芹。刘心武此处的模糊笔法，显然与曹公手笔有异曲同工之妙。　　《飘窗》中写了近三十个主要人物，但每一个人物的处理都不是漫画式的，而都具有丰满的立体人格，虽说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但是其中却没有真正的大奸大恶的人物，即使是呼风唤雨的“社会毒瘤”麻爷，也有着自己的落寞和乡土情结。盗窃杀人的电工小潘，也有许多生活的无奈。歌厅小姐薇阿虽然性格颇有放荡，但我们却在她对于唐诗令人忍俊不禁的引用中，感觉到这个人物的天真可爱；水果摊主顺顺夫妻虽然忠厚老实，却也为了自己的生意贿赂“铁人”，洁身自好的薛去疾却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出卖尊严。无论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温暖的一面，也有对社会环境的妥协。终归，这乌烟瘴气的众生相，是因为同处一个大染缸，每个人大概都有自身的不得已。　　这本书中的众多人物，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最先出场的庞奇，这个一身武艺，令人闻风丧胆的铁汉，却有着万缕柔情。他虽然身处社会强人麻爷身边，出入于各种纸醉金迷的场合，却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守。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如痴如醉地从薛去疾那里获取知识，接受着人道主义的启蒙教育，怀着一种孩子般的情怀追求与冯努努纯粹的爱情。他的身上，有一种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守孝悌，有正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冯努努是一个值得他爱的女子，她不仅不介意他的身份，更在庞奇与麻爷决裂后，退还了麻爷赠给他们的豪宅。而几乎与此同时，薛去疾却为了保住房子向麻爷下了跪。薛去疾是庞奇的启蒙老师和虔诚信仰，而他的下跪，让庞奇心中的信仰彻底崩塌，所以，他最后要杀薛去疾，是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在薛去疾下跪之前，曾以为他是个代表作者人格追求的理想人物，如同《老残游记》中游历市井控诉社会的老残一般，代表着一种正能量；或是《儒林外史》中展现了科考丑态后给出的杜少卿式的理想人格，然而，他的下跪，对于对他抱着这种理想期待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读罢此书，才真正明白，作者本无意于在当下的众生中寻出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他所憧憬的，是整个社会的改变，是一种社会大同的理想未来，在那个时候，没有了这纷繁众生生活过的红泥寺街，也没有了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那时候的虹霓森林公园树木葱郁，空气清新，人们在公园里散步休憩，一群喜鹊在枝头喳喳地叫着……这是一种孔子在几千年前追求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的理想人生，也是作家提出的未来的愿景。（此文已刊载于《北京日报》，略有改动）

知识分子的窗外飘着什么？

刘心武新近出版了被命名为“二十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飘窗》，这部小说很容易令读者想起余华去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第七天》，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是将视线投向了底层人的生活与命运，在素材选择方面都紧跟热点，不同之处是刘心武对社会新闻的处理方式是，仍然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作为书名，“飘窗”是一个用意明显的意象，主人公薛去疾常透过自家的飘窗，去观察城市街道两旁的百姓生活景象，“飘窗”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用——维持了薛去疾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矜持，同时，“飘窗”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电视，这台“电视”中播出的内容，世俗，沉重，有真实有虚假，有实意有虚情，它比电视剧精彩，精彩到令人惊惧。在这部握在手里并不算厚重的小说中，竟然有近一百个人物出场，这不由让人想到，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作为专家的刘心武，在写作《飘窗》时使用了《红楼梦》的笔法，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如同书中将“飘窗”外的市井世界描述为“清明上河图”一样，一眼即可看清楚，只是，这幅现代“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繁华与热闹都是表象，内里尽是悲凉与伤感。“通过六个人可以结识世界上任何人”，这个说法被形容为六度空间理论，《飘窗》中的诸多人物关系，就可以用六度空间理论可以形容，在这个六度空间里，薛去疾是中间人，向上，他衔接的是政协委员、文学界大人物、高官子女等等，向下，他认识的人又包括歌厅小姐、水果摊贩、小区电工、保安等等。在书中，作者使用了“社会填充物”的说法，来形容各个阶层中间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按照书中人物的说法，没了“社会填充物”，达官显贵们也就没了什么优越感，这样的形容，真实又犀利，有一语道破的畅快感，但琢磨起来也颇令人胸闷。套用电影常用的一个术语，《飘窗》写的是“群戏”，除了薛去疾是绝对的男一号(他同时也担任了故事导游这个角色)，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节篇幅大致相同，这些角色将人们于市井之间所能见到的人物一网打尽，剩余的那些“客串角色”随时保持出场的状态，只待作者一声召唤，便站立于文字当中，向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讲述社会百态、人生百味是《飘窗》的“主旋律”，但能给读者带来震撼感的，却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描写，薛去疾有着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清高，也有着知识分子的妥协与胆小，他以俯视的眼光大量一切，但却尽力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本真与善良。他与黑社会头目的保镖庞奇的“忘年交”故事，曾是整部小说里最温暖的部分，但结局之令人意外，可以视为刘心武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反思。知识分子的窗外究竟飘着什么?《飘窗》给出的答案是，窗外的社会充满着交易与潜规则，窗外的空气游荡着弱肉强食的气息，窗外的人们如同被操纵的木偶，每个人都被按在原地，被一双无形之手驱赶着疲于奔命……那么，窗内的知识分子就能躲得开窗外的纷扰吗，故事的结局是明显的：不能。《飘窗》中的知识分子之死，是死于尊严的丧失，死于大环境的压迫，而庞奇由一个良心未泯的保镖，一个有爱情、有未来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犯，则是因为内心那份期望的泯灭。在庞奇看来，薛去疾有着完美形象，不但是他的人生导师，也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庞奇可以自恃贱命一条，但薛去疾却不可以丧失人格，书中悲剧有无数种，但薛去疾与庞奇的悲剧却如同《拍案惊奇》，它突兀又耐人寻味，它令人怀疑其合理程度，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失去这个情节，《飘窗》也会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久离长篇小说创作的刘心武，小说语言依然娴熟，对新兴事物的了解以及对新鲜词汇的运用，也让《飘窗》散发着蒸腾的时代气息，只是，可能限于篇幅原因，诸多角色没能展开描写，读起来有走马观火之嫌，人物转场速度过快，也需要读者读慢一些以便能记住人名。叶兆言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写不好当下是无能，但通过《飘窗》，还是可以看到，作家是能够写好当下的，《飘窗》即是反应当下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的创作姿态要超过故事本身，它埋藏于故事里的审视，更是体现出一位作家的清醒。

老知识份子眼中的社会百态

一位老知识份子眼中的社会百态，这位老知识份子的心静跟刘心武觉得很像。书中展现出来的社会百态还算是丰富，但写法太过于平静，看了之后，不会让你有太多的反思，书中也没有什么高潮的剧情，没有那种跟着剧情一起大起大落的感觉。可能就是经历过太多社会百态知识份子的刘心武一种诉说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