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低音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108046185
作者:王汎森
页数:261页
作者简介
王汎森：
我把这次的讲座题目定为“执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实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几个层面。演讲时，我在口头上提到“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难、提到历史解释中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状态的谬误、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风”，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给我们历史研究带来的新养分。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它何以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不过，在这个对谈中，我想集中讨论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两点：几年来，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因为对旧派人思想价值的鄙弃，所以对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一概否定。旧派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历史文化的看法，因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被否定，或成为隐蔽的层面，但并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认为，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有些是主调，有些虽然存在，却成了执拗的低音。
对这些“低音”需要“重访”。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从问题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与边缘的分叉点。
列奥·施特劳斯觉得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受到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影响，忽略了古希腊、罗马文本的许多深义。如果做历史研究，创造转化本身的“消耗”就很大。当我们回过去看，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被表述和彰显，有些东西慢慢成为低音。Pierre Hadot的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认为，现代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其实加上了太多现代的框架，经过几度抽离，那些带有生命实践的部分被抽离了。经过Pierre Hadot重访之后，更能把握其精微的复杂性。就像维科摆脱笛卡儿思维的影响，发现了古希腊很多后人感到陌生的东西一样。
书籍目录
序
第一讲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第二讲 “心力”与“破对待”
第三讲 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相关问题
第四讲 “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
附录一 传统的非传统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几个面相
附录二 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
出版后记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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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的书，初读总觉得不惬意，广征博引，却每每只选所引论题中最浅的地方来做触发剂，读《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如此，《执拗的低音》仍如此。福柯、丸山真男、施特劳斯，都只取一瓢饮。怪他何必依傍前贤，既然他的appropriation都不过是常识，难道读人的书得到一点提示也要放进脚注里明示不掠美，何况原来论述稍后要加以引申的批判性的部分全都有意忽略了，好似中学时做几何题，公理和简单定理让人不屑一顾，却能推出特别复杂美妙的命题来，王却只喜欢那些公理和简单定理。但长文读上一半就能叫人觉得如果纠结这一点就是读者自己只喜欢公理和简单定理。那些引用固然有浮华修辞或是死板遵守规范的嫌疑，但只是书里最浅的部分，王总能从广泛的阅读获得近乎常识的提示，然后把这提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进行推演，最后得到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眼光，一种最值得赞美的史家才能，史识，在职业化的今天，能得到这种史识的途径怕也只有博学深思了。如第一演讲里对事件序列和史家序列的区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基本观点的提示，说到底本身也不过是常识，但史家却往往为知识所障而不自知，虽然在具体操作中摆脱后知视角是很难的事，但正因为有了这种识度，王的论文往往能给人回到历史现场的愉悦感，处理同域同题其他人，很少做得到。第一演讲集中陈述了王的方法论，应该是治史者“正重读”的文章。执拗低音虽然音型简单反反复复，但它难在能入耳，没受过聆听训练的人，常常只能感受没法把它纳进意识。这就是才学识兼长人的擅场处。接下来第二演讲的谭嗣同主题，可与李泽厚对读；第三演讲建立德罗伊森-浮田和民-王国维的关联，特别美妙，因为关涉到史学上的大问题（客观研究与人生意义的安顿），是值得期待的论题；第四演讲的 “风”，既是讲刘的史观，也是夫子自道，就显得十分有味道。王的风格大体上，冲和又灵巧，很容易在精英型学子中引起共鸣。有两个细节很好玩，讲史家不该用他的后知视角做出当事人的决断是知性而冷静的，情境对他来说是透明的这种假设时，王举了个自闭症患者往往假设自己的心情对他人来说是透明的因而言行古怪原因是他们的期待不同于常人的例子，这个例子，不像民国以至共和国史家们总爱故意用那些生活化的很俗的例子，特别知识人的味儿，而且，要是王读过卢曼的《法社会学》，肯定又要做更高端的引用了；还有个脚注，说后来者会抬高先行者的标准，比如三五优秀的后浪，提高国际学术发表的规范，把先行者逼退，其实，这就是王安顿他的客观研究和人生意义的一个低级示例，如果自己的研究不够好，就要丢掉工作了，或者比丢工作更糟糕，只能在中下层里混口饭吃，没有快乐没有意义只剩下中年大叔气，因为，所谓客观研究也不过是份工作，得有份正式工作的人的人生意义，是很简单的。 -
《执拗的低音》是王汎森先生于2011年3月在复旦大学所进行的四场演讲的录音修改稿，结集成书之时，又加入《传统的非传统性》与《时代关怀与历史解释》二文作为附录。由于之前已听过录音，这次成书之后，再看一遍，思路也更为清晰了一些。王汎森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史学家，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最早读到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当时对王并不熟悉，读他的文字只觉得眼前一亮，特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一种史家的平和风范，特别是在论述到一些清代思想史上的学术之争时，不少研究者也常将自己绕进去，凸显意气，然王先生之文字毫无戾气，只见其思想之通达。在《执拗的低音》一书序中，王先生强调此书所宣扬的是陈寅恪所说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之“重访”，从我对王先生有限的学术了解来看，他正是一贯如此。这也正是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史学上的应用，章学诚于《文德》篇谓“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也正是此义。本书第一讲为《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王先生检讨了在近代知识转换过程及分科之学形成的过程中，伦理与知识是如何分道扬鏣的，学与行又是如何分开的，在“西方化”的历程中，一些新术语、新概念又是如何被重新拿来检讨古史旧学的，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实际产生了许多“消耗性转换”，并由此反思了现代学科建置对经学、史学、哲学、佛学的“消耗性转换”。这一讲是非常启发人思考的，也会给我们已经僵化的学术研究思路打开方向。王先生指出历史的前进有主流，也有潜流，有主调，也有低音。以往的研究我们常常重视的是时代的主流、主调，以“主调”为价值之所在，然而作为潜流，作为边缘的低音却是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与“主流”的对话一直存在的。研究重视重访低音，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时代的主流，并理解为何时代选择了这样的主调。第二、三、四讲分别探讨了谭嗣同的《仁学》、王国维的“道德团体”论及刘咸炘“风”的史学观这三个个案。王先生给我们展示了重访这些低音的过程及价值所在。王国维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王先生的研究在“同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回放展示了王国维的纠结与矛盾之处，将这样一位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学者比喻为处于两列对开的火车中的人，对于这样的牵扯与矛盾，让人不由身临其境。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王先生是真正在践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非全知全能、具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这个“选题”正凸显了王先生的史学眼光，“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P240），选取重访低音这样一个选题，在这个过程中去体认“去熟悉化”，重估“历史世界的有限性”及“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也许也是某段时期史学研究的低音吧。 -
2011年3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先生在复旦大学作了以“执拗的低音”为主题的四次系列演讲。2014年1月，这四次演讲记录及两篇附录整理出版。（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犹如此书副标题所书，此书是对“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但这些反思并不单单属于王先生，而值得所有历史研究者思考。如书名所示，此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执拗的低音”一语。很明显，“执拗的低音”就是借用了音乐上的概念。当然，这也并非王先生首创，“‘执拗的低音’是日本上一辈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在他的两三篇文章里出现的题目。”（第3页）葛兆光先生也曾提及丸山真男关于日本思想的“执拗低音”的比喻。（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54页。）所以，谈及“执拗的低音”一语，必然需要追寻到丸山氏。丸山真男之所以提出“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正是出于晚近以来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影响，传统思想进而进入“低音域”，而为人所忽略。丸山氏认为：“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局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的某些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4-55页。）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和他一直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很接近的，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另一方面它也是执拗的，任何一个主流思想，无论是外来的新观念，还是上层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经由深入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影响，形成某种妥协和变形，甚至是改造和扭曲。”（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第55页。）对于王先生而言，其对“执拗的低音”的定义也出于此。“近代中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西方化’的过程，它至少表现为两面，如大家所注意的是模仿西方，用西方的概念、架构、方法去解释古代；另一种表现是为了与西方竞争，故在表述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在内容、形式和重点上起了很微妙的变化，用模拟的假西方去对抗西方。”（第16页）无论模拟还是抗拒，无可否认的是，自晚近以来，西方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革命，还是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等学制改革，抑或思想、观念之变迁，其背后所主导者皆为西方思想与理念。这可以说是晚近以来处于压倒性的“主旋律”。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时尚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必说，曹元弼、张锡恭等持儒学救世说者自然是“执拗的低音”。即便是孙德谦、刘咸炘等夹杂于新旧之间的学者，亦可谓是一种“杂音”。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观无疑是线性进化观。（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进化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学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从由果逆因的线性发展观倒推，这种“低音”“杂音”自然不是不合乎历史潮流的。但从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实而言，却并非如此。在当时的思想界，曹、张、孙、刘也是一大宗，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处于某种“主流”地位。王先生在文中也指出：“像是解释事物发展的时候，规律的思维被有意无意地加上去，使得‘发展’变得非常有规律，而不能包括在规律性格局，或不形成一个有规律样子的发展，往往就被搁置一旁，逐渐成为边缘。……这些知识的特质，实际上非常重要，但很可能在现代新的‘西方化的’格局和架构之下变得格格不入，因而被摆落到边缘。”（第18页）故而，这些思想与故事即便原本处于主流也只能日渐成为边缘和隐流了。晚近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正是如此。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无论是传统学人还是新进少年，都在思考如何从“万国来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历史转变阶段中寻找出一条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中的道路。新进少年自然更多地从西方寻找出路，传统学人则仍然希望能赓续儒家中国，或者说传统式的中国。是以，在这一寻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学人多游移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甚至有不少学人仍坚持礼教本位。但从后设的线性历史学来看，中国的发展无疑是背弃了传统的道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以往的新途径。从这个角度逆推，自然是要寻找中国如何走上了这条道路，至于其实不合于这条道路的思想杂音，自然不被人所重视，也就成为了“执拗的低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低音”并不是“历史真实”意义上的“低音”，而是后设的“低音”。也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地凸显了“主旋律”，而刻意造就了这种“低音”。对此，王先生提出了“意义倒置”的概念。他认为：“‘意义倒置的谬误’有许多种意涵。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意义一层一层像黑板一样写了擦掉、擦了又写，英文叫做‘overwrite’。在这个写和擦的过程中，最后写上的那一层，跟历史上的一层一层往往是有出入的。所以历史的事实，跟现代心理的事实之间不尽相同。”（第20页）就是在这一层层擦与写之间，构建了我们理解的“历史”。但与“历史的事实”相较而言，这种构建的“历史”往往偏离真实的“历史”，因为这种“历史”已经驱除了太多的“杂音”，也许也改变了原来的“音域”。在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历史建构”中，最为处于重要地位的就是“线性进化观”的主导作用。从这个理念出发，“对‘历史’这个学科的新定义隐含了不是进化的，看不出线性的、向上发展轨迹的林林总总的事物是‘非历史的’。把事情组合在线性进化的发展中，很多摆荡来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见了，能放入这一种框架中就是‘历史’；而不相干的、不关联的部分就不会在历史叙述日，不成为历史学的重点，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造成很多的扭曲。”（第35页）也正是从这一角度逆推，许多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人、事都被不断屏蔽掉。但事实却是，“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曲，有很多调子同时前行。而且，历史是一个未完的牌局，我们此刻则是把它凝结在一个定点来研究，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副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争、互相影响，像一束向前无限延伸的‘纤维丛’。如果忽略了这些同时竞争的副调、潜流，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主流。”（第60页）用现在所谓的“主流”来逆推“历史事实”，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由“我注六经”转化成“六经注我”。王先生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刘咸炘在给蒙文通的信中说，近代有名的新派学者，大半是突出中国历史里面不重要、边缘的那一部分，以迎合现代西方的思想与价值，使得人们误以为它们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第17页）“史语所的一位老前辈王毓铨先生，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中举了许多例子。他非常愤怒地认为：近代中国史学过度受到西方的影响，每每把古代现代化、把中国史欧洲化，用十九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许多学术概念或范畴回去套在古代，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所形成的解释架构，即是我所谓‘西方化’过程。”（第17页）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西之间对于“王权”重要性的不同理解。“近代西方史学向来最为重视平民的力量，隐隐然认为‘王权’没什么作用，把朝廷和官方的作用看得很低，而又把民间、草根的力量看得过高。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情形并不一定是如此。过去，在承平的时代‘官’的权威性、说服性、道德性是非常强大的，官方权力具有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第21-22页）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为参照系逆推历史的发展历程。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葛兆光先生提出“回到起点”，即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来诠释当时的历史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清末以来新派之说全面胜利之前，了解时人怎么想这个问题，包括后来影响大局的‘主流论述’如何形成，看一看有没有可以重新梳理的地方。”（第4页）从这个角度而发，王先生提出了对历史的“重访”。所谓“重访”，即“重访许多在近一百年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重访许多被忽略的面相、重访一些基本的问题、重访一些近代保守主义者为了回应新派所作的过当的扭曲、重访近代主流论述形成之际发生重大分歧的过程等。我们回顾近代，常常忘了在过去一百年新思潮及反新思潮主导之下，被挤到边缘的历史及文化论述，忽略了它们是不是还有被重访、再审的价值？这些边缘或低音是否可能成为重要的资源。”（第3-4页）重访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还原一首复杂的乐曲，而不是单调的音律。我们需要重访“历史现场”，重新建构被扭曲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这种重访虽然更多地是凸显本土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研究范式转移的触动。柯文很早就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提法。同时又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对亲历者、历史学家以及神话制造者的不同角度来探讨人们（不单单是历史学者）如何选择史料，建构历史。这种对历史不同理解的提出和对史料选择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重访，他告诉人们历史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访”，不同角度下的“历史”都有所不同。这都可以说是“重访”说的先源。当然，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之所以会重新认识“执拗的低音”，重访“失落的音符”，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历史学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王先生提醒我们去“重访”属于中国自身的“执拗的低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重访”说的提出，仍是西方研究范式影响下的产物。借用王先生在本书第四讲《“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中的用语，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仍然处于“西风”吹荡之下，我们不但需要“重访”失落的“历史”，更需要“重访”属于中国自己的“研究范式”。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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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了历史研究中的很多误区 -
啟發頗多。 -
挺好，精神感冒药，能医小疾。 -
谭嗣同、刘咸炘、二陈尚好，王国维、章太炎有难度。对史学史又失去了信心。 -
太棒了!我觉得是建立在科学体系上历史思考，尤其第一篇，是用很多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论证的。贯穿整本书的是王汎森先生对历史乃至所有人文学科的认识。历史不是单一的追求事实的学科，他应该包括更加广泛和多样的内容。简单的学科分类其实导向的是单一的历史思考方式。所谓执拗的低音讨论的就是长久被压制或者忽视的思考观点。比如历史研究中的主观部分和时代原因。社会中潜藏的风与势。我还是坚持认为历史是时间的科学，那也就是意味着史家和其历史著作，仍然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主观和时代相联系的部分，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材料。书里作者对历史研究者应该做什么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
第一章和第四章确有启发 -
角度视野很受教 -
刘巍的书评更有趣，可见大陆与台湾“风气”之差距。 -
超級棒！第二篇《心力與破對待》看的略為痛苦導致卡了很久，但之後的幾篇每一篇都很有感覺。我並不是歷史專業也不關心歷史，但是這篇提到的回歸概念，與之後用這樣的方式分析王國維等人，很多地方即使現在看起來都很有共鳴。我始終覺得儒家文化與民主制度/現代社會還只是個做了一半的革命，所以裡面關於中西的對照與思索很戳人心。總能在不同典範中看到一個自己。 -
通过重新梳理历史上被淹没的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历史学研究方式 -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是一个高悬的目标，重返当时，注重后代所书写的主流下的“低音”，或许能让我们再窥一斑，然全豹知否则殊为难说。但，相当重要。全豹本身就像一不存在的终极目的，可欲不可求。历史不是单一主旋律，而是复杂交响乐。学术与道德观念难分难解，去伦理化困难重重。史学应该发现历史的断裂，呈现“切片”，这或许是受了福柯的影响。 -
“电影看两遍”给我启发最大的点。 -
第一讲。 -
“所以要用一切学术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要把西方个案化，也把中国个案化，不是西方普遍化，把中国个案化，也不只是西方个案化，中国普遍化” -
决定去访一访蜀学 -
重审，不做武断的判断。http://www.verycd.com/entries/53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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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研究边角料赋予新的高度。 -
后见之明 -
尤其喜欢第一讲和第四讲。 -
主体是去年读的，拖拖拉拉一直没完成。如许多人所言，序和第一讲确实特别有触动。 -
凝固成文字好像比起听录音的感觉差了那么一丢丢！ -
第一讲：消耗性转换、有限理性、事件的逻辑、潜流； 第二讲：心力、以太、冲决网罗；第三讲：德罗伊森、道德团体、论政学疏稿、殷周制度论、国史要义、两列对开的火车（*事实不仅是作为认识对象，而是意义关联体中的域化事实）、历史的意义（背棋谱）；第四讲：观风察势（胡适：虽有智者，亦逃不出）、方以智圆以神、事目史体、生民风俗（然班、范而后，史识渐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详事实而略虚风）、无不有风、时风土风（史以综合为事。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宇宙如网、道家史观说（史家观变道家御变）、古人不私文辞（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附录一：齐名（扶弱主义）、伪文明-四惑论、反国家主义；附录二：二义、选取（卢曼）、关联呼应（蒂利希） -
看到史料史实和观点争论部分只能干瞪眼，太专业hold不住。但很喜欢且敬佩这本书流露出的治学（吸收）、教学（产出）的思维和态度。挺有启发性，有点刷新我这个外行对历史学科的认识~ -
想来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一个概念，又如葛剑雄说的汉族语境下的夷狄是因为他们没能留下史料 -
我就是来补记录的，笔记在二号本里......我要看看我是有多少沧海遗珠还没有标.....大二下读完2014年夏。 -
这货在扯些什么飞机 -
观察潜流、细听低音，观察潮的转向，王汎森是一位有社会关怀的历史学者 -
经验表明，一切讲座的问答部分都是不忍直视的。 -
更关注《执拗的低音》里面的低音，即低音中的低音：一、北伐对新旧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二、章太炎思想格局的复杂性对其弟子的影响；三、“风和盐”的比喻，恩格斯已有“历史合力论”之说。 -
很多东西可以作为治史者之鉴。 -
照例摘一句印象最深的话：“一个关心时代的史学家是有可能将他的关怀、时代境遇与史学工作套叠在一起，成为一面三棱镜，映照他所属的时代。”王汎森的这个愿望，不知能否实现了 -
察风观势 -
讲座成书。 -
只好承认我喜欢读浅的东西，对于经验之谈，总是着迷。 -
也许是被论述方式感动到了，虽然并不新鲜，依然觉得方法论上有大启发。对于概念产生背景的爬栉与审视，时时对后见之明/各种倒置以及后出的范畴心存警惕。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最后似乎落到了附录中史学的二义性；恰如文中引的那句陈寅恪，放在文学上亦然。暑假回家记得把刘咸炘翻出来。 -
给《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预预热~ -
其实道理蛮简单的，但这份理解和感觉，通达的表述很值得学习。也只有在明清以后的思想史才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
“执拗的低音”与“风”两章最佳，王汎森还是传统的思想史学者，能继承余英时衣钵的，唯有此人了！ -
我认为“执拗的低音”与福柯“被压抑的知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也即“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处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的知识，这也是王汎森专门辟出一章写刘咸炘的意义所在，刘的“宇宙之网”史学观正是以风之名来重现传统历史书写观念中之“低音”的，所以第一讲与第四讲彼此呼应。晚近中国的表象是中、西”两列火车的对开“，冲突之下却是更为复杂的相遇图景，一批批学人们处理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在新语境中重新编码旧遗产，编码的过程中立场、逻辑、情感却又都在游移不定。第一讲中重新谈到近乎滥俗的“同情之理解”，但语言与例证的生动，令人折服。对“有限性”的承认甚至追求、对人的尊严近乎“老掉牙”地持守，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历史学家的身上的文人主义气质。 -
(⊙o⊙)…还是在网上找这四讲的视频。 -
引用赫伯特西蒙和艾略特的言论，阐释一种世代相传中出现的隔断与重塑，确为有所发见。 -
去年拿了学位回家，于君就给了我这个。暑假在家读它。 -
这次重读感触最多的是王汎森对刘咸炘“风”这个概念的解读。可联系的是蒙文通对“必观其澜”的推崇。刘、蒙皆川人，或许有什么地域学术理念上的联系，我不懂近代学术史，只好猜了。 -
王汎森先生对于古今中外学术资源的掌握与利用，当世史家无出其右者！ -
四两拨千斤。其实整本都是在“事实的厘清”和“价值的宣扬”二者之间的变奏，在不同学者之间——王国维对开的两列火车，陈寅恪的时代与个人间有分寸的视域的重合，章太炎的激进的保守，他的己所欲勿施于人，中间提到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钱穆几个学者，在学术的人文关怀和“向真理更进一寸有一寸的喜悦”间的位置，点的非常到位。 -
有意思。非常有启发。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其实也有类似的意味 -
作者文笔真好，用非常简洁精确的文句，来论说很复杂的道理，却异常流畅，让人在阅读时感不到任何滞碍。 -
我一直不太明白，打几星，是对内容的评价，还是阅读的体验，还是学到的东西？ -
第二篇直接读懵！哎,良久未读清季种种,已如隔山… -
最喜欢刘咸炘那一讲，关于“风”，小川环树也有专论，但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