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当中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重新对市场、社会和国家进行结构功能定位，推动负面的、自在的、单向的全球化转向正面的、自为的、双向的全球化，促使片面的、外生的、被动的现代化变成全面的、内生的、主动的现代化。

书籍目录

引言 一、国内研究现状和走势 二、西方研究概况及学术范式转换 三、现实、理论和学术意义 四、篇章结构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一个科学命题 二、两项伟大实践 三、三条实现途径 四、四种发展形式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环节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19—194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和探索（1948—1978）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9—）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全球化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节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共生与形塑 一、全球化和民族化都是全球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产物 二、世界历史发展物质性和能动性的相反相成表现为全球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融入全球化的理论建设工程 第二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依附性问题 一、全球资源配置不均衡 二、全球劳资关系不对称 三、全球公共治理不公正 第三节从全球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一、实现主题的中国化，促使负面的全球化转换成正面的全球化 二、实现主力的中国化，推动自在的全球化转换成自为的全球化 三、实现主体的中国化，引导单向的全球化转换成双向的全球化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节现代化与中国化的交汇与提升 一、全球化、现代化、中国化的交叉与汇合 二、现代化对中国化的提高与升华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代化的理论建设工程 第二节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问题 一、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基础，造成发展内涵的片面性 二、社会内部活力支撑不足，引起发展动力的外生性 三、传统国家政治权威衰落，导致发展战略的被动性 第三节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一、通过主题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片面到全面的历史性超越 二、通过主力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外生到内生的历史性超越 三、通过主体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超越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启示 第一节从理论品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维度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学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理的解释学透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的解释学分析 第二节从现实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视阈 一、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二、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 三、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第三节从主体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化和主体化的统一 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 三、科学国情观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性 四、科学方法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性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全球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由靳书君著。全球化、现代化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应战全球化挑战的结果便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所谓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思想径路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

内容概要

靳书君，男，山东曲阜人，1972年12月生，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负责人，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地区发展”人才小高地主要成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项。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研究生教材1部。在《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报刊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

名人推荐

这本书出自学苑新秀之手，却能鞭辟入里、引人喜读，足见是作者的倾心之作、凝思之作，也是给力之作、发微之作。 ——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博士后导师） 除了对问题的结构化阐释，贯通全书的概念、范畴、问题阈、方法论，显示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式的追求和努力。 ——钟瑞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我国资源和要素大量外流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大国通过巨额战争赔款和经济政治特权对中国进行资源掠夺，仅庚子赔款一项，就需要岁人5两左右的劳动力每人负担2两一3两白银，相当于全国人民半年的净收入，直到抗战爆发，中国每年的外资流人都小于中国偿还外债和外国投资利润之和，存在着巨大的资本净流出。洋行、外国银行、外资公司建立起从通商口岸到内陆城乡的经济渗透网，长期在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部门占据优势地位，在中国搜刮现代化需要的生产要素，到抗战前夕，外国资本已经掌握了中国的主要资源和能源，建立起一条由中国向西方列强输出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依附性链条。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洋行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被动地接受世界市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输出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输入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的进口很少，外国资金市场调剂的一小部分机器、技术、原料和能源，基本上流向那些为在华外资服务的行业。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中国输出原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但进出口差价却越来越大，中国需要输出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才能换回同等数量的外国工业品。外国在华投资在中国采矿冶炼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居于显著地位，在煤炭、钢铁、电力等资源能源产业，铁路、航运等主要交通运输业，以及卷烟、酿酒等重要制造业中，外资均居垄断地位，基本控制了中国工业消费品市场，搜掠中国的战略资源和原材料。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通过钱庄操纵着中国的主要投资融资活动，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外汇黄金市场，为外资收购国内资源承担金融保障，由这些银行经办的中国对外贷款，基本上是支撑腐败政府的挥霍和军阀内战的财源，属资本的净流出。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垂直和水平的国际分工形式，国际分工趋向网络化，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但西方资本并没有放弃从中国收敛资源的全球战略目标。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例长期失调，货物贸易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小，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过大。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通过参与全球化聚合现代性要素，近年来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特别是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克、中铝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失败的事实雄辩地说明，对涉及西方国家战略资源的跨国并购，西方国家绝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在商言商，他们也“反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改变在华经营策略，逐步突破控股比例限制和转让技术的附加条款，从新建转向并购，特别是收购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从资金输入到品牌输入，从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取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乃至行业的控制权，在诸如电子计算机、核能发电、办公自动化设备等新兴行业已经形成外国品牌垄断，橡胶、轮胎、机床、家电、轿车、饮料等行业也出现了外资垄断的苗头。跨国公司在中国企业乃至行业控制权的扩大和上述外贸结构适应相结合，使我国被动适应西方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为发达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消费品。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形成了美元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即美国出口美元，通过购买股权、设立企业、购买商品等方式，把美元换成这些国家的商品、资源和股权；中国出口资源和商品，进l21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次级债等方式把美元借给美国。为了保证中国作为“全球工厂”始终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供应，发达国家对华滥用反倾销手段，征收甚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反倾销税，并借助技术壁垒进行贸易保护。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清华、北大被称为“为外国办的中国大学”，有资料表明在美国工作三年以上的专业人才中，中国博士、硕士占97％。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有2／3的留学生回国效力，使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的“最佳回归比数”，我国的情况却呈现1：2的倒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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