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潮日

出版社:爾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0-10
ISBN:9789576393075
作者:隱地
页数:284页

作者简介

克難歲月------------ 白先勇
隱地的--------『少年追想曲』
隱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嘆,近二十年來,台灣人過慣了豐裕生活,把從前物質匱乏的窮苦日子忘得一乾二淨,現在台灣的新人類e世代恐怕連「克難」這兩個字的真正涵義,都不甚了了。說真話,要不是最近讀到隱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沒有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看到「克難」這個詞兒了,台灣人大概真的把當年那段克難歲月早已淡忘。
在隱地和我這一代的成長時期,台灣社會的確還處在一切因陋就簡的「克難時代」。這個「克難時代」大約從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算起,跨過整個五0年代。「克難」一詞除了意味經濟上的貧乏,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那時刻國民黨在大陸新敗之餘,兩百多萬軍民倉皇渡海,政府在台灣面臨的內外形勢,是何等嚴峻。當時台灣的物質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緊肚皮又要維持士氣於不墜,怎麼辦?叫幾聲振奮人心的口號倒也還能收一時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在五0年代是喊得很認真的。「克難」也變成了那個時候的一句口頭禪,大家都有一種共識:國難當前,一切從簡,眼前困境克難克難也就撐過去了。當然,「克難」也有克服萬難的積極意義,所以還有勵志作用。當時台北有一條街就叫--克難街。台灣出產的香菸也有『克難牌』,跟『新樂園』不相上下,據說軍隊裡的老士官愛抽這種菸。克難街從前就在南機場那兒,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條相當破敗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難」。隱地最近有一篇文章寫他的少年流浪記(搬搬搬,搬進了防空洞),最後棲身的那個防空洞,就在克難街口。台灣的克難日子早就過去了,所以克難街也就改了名稱,一分為二:國興路與萬青街,現在青年公園就在那裡。
舒服日子容易過得糊塗,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銘心,難以忘懷。最近隱地在「人間副刊」及「聯副」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追憶他青少年時期那段克難歲月,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驚,原來隱地還有這等沈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來。隱地當然是個資深又資深的老作家,算算他連編帶寫的書,迄今已有三十餘種。他寫過小說、散文、格言各種文體,而且到了五十六歲突然老樹開花,寫起詩來了,一連出版了三本詩集,台灣詩壇為之側目。隱地寫得最多的其實是散文,「人情練達即文章」用在隱地這些散文上最合適,他的「人性三書」、(翻轉的年代),還有兩本「咖啡」書:(愛喝咖啡的人)、(盪著鞦韆喝咖啡),都是隱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後寫出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特點,無論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或是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觀,隔著一段距離來講評人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而且作者的態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謬人生,見慣不怪,有調侃,有嘲諷,但絕無重話傷人。因此隱地的散文給人一貫的印象是溫文爾雅,雲淡風輕,他自己曾經說過:「散文,最要緊的就是平順。」平順,就是隱地的散文風格。但隱地最近發表的這一連串告白式的文章,與他過去的風格有了顯著的不同,就如同由這些文章結集成書的名字(漲潮日)一樣,暗潮洶湧,起伏不平,因為作者在徬徨少年時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創傷是如此之深且劇,客觀平順的散文,已無法承載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傷痛的重擔了。
隱地少年的創痛,直接來自他的父母,間接來自政府遷台貧窮匱乏的大環境。寫自己的父母本來就難,親子間的情感糾葛,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締造者,那下筆就更難了。尤其是中國人,多少總受儒家思想的制約,寫到自己父母,不免隱惡揚善,不像有些美國人,寫起回憶錄來翻臉無情,把父母寫得禽獸不如,也許真有其事,到底不足為訓。隱地父親事業失敗,終身潦倒,母親不耐貧窮,離家出走,少年隱地,擺盪在父母之間,經常衣食無著,三餐不繼,甚至漂泊流浪,居無定所,青澀年紀早已飽嚐人生辛酸委屈,對父母的怨懟,當然不止車載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餘年,經過了解、理解、諒解的艱難過程,終於與人生取得最後和解,才開始把他心中的積怨與隱痛化成感人文字。對作家隱地來說,這恐怕也是一道必須的療傷手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隱地家這本經加倍難讀,先說隱地父親,本來是溫州鄉下的農家子弟,因得父母寵愛,賣地讓他完成大學教育,當時農村有人上大學就好像古代中科舉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況隱地父親唸的是燕京、之江兩所貴族名校又唸的是英文系,在當時,以這種高人一等的學歷,無論入那一行,都應該前程似錦的。隱地父親在北京杭州這些地方見過世面,當然不甘蟄居於溫州鄉下。雖然家裡幫他娶親而且還生了兩個男孩,他還是拋棄妻兒,隻身到上海求發展了。在上海,遇見了隱地母親,一個嫁到上海的蘇州姑娘,生過一個女兒,丈夫去世後,留在上海討生活。於是年輕的隱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編織著「上海夢」,三十年代,上海是無數中國青年的冒險天堂。奇怪的是隱地父親精通英文,卻沒能在十里洋場發達起來,而且民國三十五年卻跑到台灣在一女中作了教書先生。剛到台灣那四五年,隱地一家住在台北寧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裡,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為隱地父親拿到上海種玉堂大藥房的代理權,售賣種玉丸,據說吃了這種丸藥,容易受孕,因此生意興隆。可是共產黨一進上海,種玉丸也就斷了來源,從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隱地父親不安於教職,一心想做生意賺錢養家,可是做一行賠一行,最後連教書工作也丟了,被一女中趕出了宿舍。經濟窘迫,促使家庭分裂,於是隱地跟著他父親開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隱地的父親對他說過人生像潮水,有漲有退。可是父親的漲潮日等了一輩子也沒有來臨,六十九歲,抑鬱以終。寫一個徹底失敗的父親,隱地寫得相當坦率,有時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這自傳性的回憶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傷,怨而無誹」,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顆寬容的心了。
隱地父親年輕時曾是個衣架子,瘦高身材,穿者筆挺的西裝很登樣,所以隱地母親常常對他說:「你父親穿起西裝來,真是有派頭!」,可是又緊接一句:「西裝穿得筆挺,我怎麼會想到他兩袋空空!」在隱地的記憶中,他這樣描寫父親:
是的,我記憶裡的父親總也是一襲西裝。可是他一生就只有西裝。父親活一輩子,沒有自己的房屋,沒有長期存款,當然更沒有股票,他去世時,唯一留給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裝。(上海故事)
一套西裝,寫盡了父親潦倒一生。事實上在隱地筆下,父親是個老實人,還有點爛好人,日本友人贈送的一棟樓房會被親戚騙去賣掉,隱地母親把所有積蓄換成金條縫在棉被裡讓他父親帶去香港跑單幫,朋友開口,居然輕易被誆走,這樣沒有計算的人,怎能做生意?這就注定了父親一生的失敗。
隱地寫到他母親,也是愛恨交集的。母親的倔強個性,不肯向環境低頭認輸,好面子愛打扮,一手好廚藝----這些都是隱地佩服母親的地方。在父親那邊常常挨餓,到了母親那裡,母親總會設法讓他填飽肚子,即使家中缺糧,母親也有辦法帶著飢腸轆轆的隱地到處去打抽豐:同安街郁媽媽家、福州街楊媽媽家,還有廈門街的陳家好婆,隱地這樣寫著:
說起廈門街九十九巷陳家好婆,更是我從小不停去吃飯的地方,陳家好婆家裡有錢,又沒孩子,也沒親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說話,她就會送錢給你,每次吃完飯,陳家好婆一定會塞錢給媽,媽媽一接到陳家好婆的錢,她的眼淚就會掉下來。遇到過年,我最喜歡到陳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壓歲錢,可以讓我吃好多頓飯。(餓)
這段表面輕鬆的文字,蘊含了好強好面子的母親無限辛酸。事實上隱地母親本身就是一位烹調高手,隱地稱讚他母親燒出來的江浙菜,台北飯館無一能及。我也嘗過隱地母親的手藝,她那道嫩蠶豆羹絕不輸台北敘香園的招牌菜。如果隱地父親事業成功,家境富裕,他母親也許就順理成章做一個能幹稱職的好主婦了。然而「貧賤夫妻百事哀」,中國家庭的悲劇,大都起源於油鹽柴米。
隱地的哥哥從香港帶了一件皮夾克送給他,那時候,男孩子穿皮夾克是件很騷包的事,隱地喜歡穿了皮夾克去逛西門町,可是那件皮夾克卻常常無翼而飛:
關於我的皮夾克,也充滿傳奇,它無數次進入當鋪,可見在貧窮的年代,它甚有價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軍服脫掉,想穿上它去西門町溜達,發現皮夾克又不見了,我當然知道它去了哪裡,一股自暴自棄的恨意昇起,我騎了腳踏車飛奔而出,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腳踏車撞在牯嶺街口、南海路的一戶紅色大門上,冬夜,我卻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腳腫,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夾克寫出了母親的窮途末路,經常要拿兒子的衣服去典當,母親必然已陷入絕境了。
環境不好,母親的情緒也變得暴躁不穩,隱地十三歲的時候,母親睡午覺,隱地翻書包將一枝鉛筆盒掉落地上,母親驚醒從床上跳起來,一隻瓶子便擲向了兒子,接著一頓狠打,木屐、磚頭也飛向他來,十三歲的隱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戲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愛他的母親,痛打他的母親,都是同一個人,後來母親離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間的裂痕就更難彌合了。
隱地的詩與散文風格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隱地開始寫詩時,早已飽經人生風霜,已無強說愁的少年浪漫情懷。他詩中處處透露著老眼閱世,臧否人生的睿智與幽默,詩寫得輕鬆愉快,所以廣為讀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詩:(玫瑰花餅)卻不是這樣的,無意間,隱地又一次真情畢露:
出門的路
回家的路
一條簡單的路
原先歡喜地出門
為了要買想吃的玫瑰花餅
讓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麼在回家的路上
走過牯嶺街-------
一條年少時候始終走著的路
無端的悲從心生
黑髮的腳步
走成白髮的蹣跚
我還能來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門的路
回家的路
一條簡單的路
這首小詩相當動人,幽幽的滲著一股人生悲涼。為甚麼走過牯嶺街無端端悲從中來?因為牯嶺街一帶正是隱地少年時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親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嶺街上。已過中年的隱地,驀然回首,無意間觸動了少年時的傷痛,有感而發,寫下(玫瑰花餅),這首詩的風格,與「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調是相符的。無論詩文,隱地寫到少年徬徨時,總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貧,父親不務實際,全家經常借貸度日,後來狄更斯父親因欠債坐進了監牢,十二歲的狄更斯一個人在倫敦流浪,自己賺錢謀生。狄更斯幼年便閱盡倫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後他小說中的倫敦才寫得如此多姿多彩。隱地少年時在台北搬家的次數恐怕少有人及,自從被一女中從寧波西街的宿舍趕了出來,隱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處漂泊,東門町到西門町,從延平區搬到南機場的防空洞裡,台北好像那個角落他都住過了,難怪隱地對於老台北的地理環境瞭如指掌,五0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理就顯得非常具體實在。隱地寫自己「成長的故事」,也就連帶把那個克難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台北風情勾畫了出來,而且點染得栩栩如生。那時候的西門町是「我們」的西門町,是我們去萬國戲院、國際大戲院一連趕幾場電影的時代,詹姆士狄恩主演『天倫夢覺』,觸動了多少當時台北的少年心。葛蘭在總統府對面的三軍球場跳曼波震動了整個台北城,幾千個年輕觀眾跟著喝采吹口哨跟現在的新新人類一樣high。克難時代也有窮開心的時候。
看完了隱地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樣顛沛流離四分五裂的環境中,居然還能逆來順受向上茁長,日後開創出「爾雅」的輝煌局面來。他這些文章,對於一些正在貧困中掙扎的青年,可以當作勵志讀物。
隱地以說小說的方式,向你娓娓道來他的成長經歷,他所處的年代以及他的夢想。或與e世代的年輕人讀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那卻是真真實實的人生,一個走過克難歲月的人,對你坦誠的述說。也許你會從這樣一個生命故事,重新思考如何經營你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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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自《白先勇书话》 作者:白先勇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e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50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二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在50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回忆录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而且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30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35(1946)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上海故事》)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生的失败。隐地写到她母亲,也是爱恨交集的。母亲的倔强个性,不肯向环境低头认输,好面子爱打扮,一手好厨艺——这些都是隐地佩服母亲的地方。在父亲那边常常挨饿,到了母亲那里,母亲总会设法让他填饱肚子,即使家中缺粮,母亲也有办法带着饥肠辘辘的隐地到处去打抽丰:同安街郁妈妈家、福州街杨妈妈家,还有厦门街的陈家好婆,隐地这样写道:说起厦门街99巷陈家好婆,更是我从小不停去吃饭的地方,陈家好婆家里有钱,又没孩子,也没亲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说话,她就会送钱给你,每次吃完饭,陈家好婆一定会塞钱给妈,妈妈一接到陈家好婆的钱,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遇到过年,我最喜欢到陈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压岁钱,可以让我吃好多顿饭。(《饿》)这段表面轻松的文字,蕴含了好强好面子的母亲无限辛酸。事实上隐地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烹调高手,隐地称赞他母亲烧出来的江浙菜,台北饭馆无一能及。我也尝过隐地母亲的手艺,她那道嫩蚕豆羹绝不输于台北叙香园的招牌菜。如果隐地父亲事业成功,家境富裕,他母亲也许就顺理成章做一个能干称职的好主妇了。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中国家庭的悲剧,大都起源于油盐柴米。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入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溜达,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那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睡,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出门的路回家的路一条简单的路原先欢喜地出门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怎么在回家的路上走过牯岭街——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无端地悲从心生黑发的脚步走成白发的蹒跚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仍然是出门的路回家的路一条简单的路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地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去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50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士•狄恩主演《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做励志读物。

精彩短评 (总计1条)

  •     这本书不但叙写了隐地本人的"克难"岁月,还借着他的经历、随着尔雅出版社的草创历程,对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坛概貌有大致的介绍。作为一本回忆录,可品味之处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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