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全22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
ISBN:9787543468764
作者:陈燊 主编
作者简介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陈燊主编。全集为22卷精装版，定价2000元。是目前国内收录最全，注解最详，容量最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是与列夫•托尔斯泰相媲美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领域，则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文豪齐名。他创作中的某些思想和他独创的某些文学艺术手法，对20世纪的外国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起到重大深远影响。本全集收入他的全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详细的题解，全面阐述了作者从开始构思这一作品到创作完成的整个过程，以及该作品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和有关评论。
全集中“作家日记”、“题解”、“文论”等中文译著均为首次面世。
书籍目录
总序 陈燊
第一卷 长篇、中短篇小说 磊然 郭家申 译
穷人（1846）
化身（1846）
九封信的故事（1847）
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
女房东（1847）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郭家申 译
波尔宗科夫（1848）
脆弱的心（1848）
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848）
诚实的小偷（1848）
枞树晚会和婚礼（1848）
白夜（1848）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张有福 译
小英雄（1857）
舅舅的梦（1859）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1859）
第四卷 长篇小说 艾滕 译 冯江南 校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
第五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死屋手记（1861—1862）
第六卷 中短篇小说 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 译
一件糟糕的事（1862）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
地下室手记（1864）
鳄鱼（1865）
赌徒（1865）
永远的丈夫（1870）
第七卷 长篇小说 力 冈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罪与罚（上）（1866）
第八卷 长篇小说 袁亚楠 译 白春仁 校
罪与罚（下）（1866）
第九卷 长篇小说 张 捷 郭奇格 译
白痴（上）（1868）
第十卷 长篇小说 张 捷 郭奇格 译
白痴（下）（1868）
第十一卷 长篇小说 冯昭玙 译
群魔（上）（1871—1872）
第十二卷 长篇小说 冯昭玙 译
群魔（下）（1871—1872）
第十三卷 长篇小说 陆肇明 译
少年（上）（1875）
第十四卷 长篇小说 陆肇明 译
少年（下）（1875）
第十五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1879—1880）
第十六卷 长篇小说 臧仲伦 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下）（1879—1880）
第十七卷 白春仁 译
文论（上）(1845—1861)
第十八卷 白春仁 译
文论（下）(1862—1865)
第十九卷 张羽 译
作家日记（上）（1873—1876）
第二十卷 张羽 张有福 译
作家日记（下）（1877—1881）
第二十一卷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书信集（上）（1834—1868）
第二十二卷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书信集（下）（1869—1881）
附 录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创作年表 陈思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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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剪影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12月号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火山性的，……”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经说过过这样一句名言。 “火山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在其意大利之旅中，曾与他的阿波丽娜尼娅·苏斯洛娃，徜徉于美丽的那不勒斯海湾，在这座位于维苏威火山山麓、庞贝古城废墟之畔的古城，留下一段浪漫。 历史上曾经真实上演的这一幕，似乎给出一个理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但有着同一份火山般热情的陀迷，今日也可以相逢于美丽的那不勒斯，相逢于这座位于维苏威火山山麓、庞贝古城废墟之畔的古城，来追寻这位魅力无穷历久弥新的火山性大作家的踪迹——思想踪迹，来探察这位一生执著拷问人性奥秘的火山性“残酷天才”文学世界的蕴藉——哲学蕴藉。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维，作家眼光”为主题的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Internationnal Dostoevsky Society，IDS） 第十四届年会，于6月13-20日在那不勒斯举行。本届年会由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与意大利哲学研究院联合主办，得到了俄罗斯国家人文基金会与“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的赞助。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一百十八位陀学专家出席了这届年会。其中，来自俄罗斯的与会代表人数最多，达到四十位；来自美国的与会代表人数次之，有二十一位。东道主意大利有九位学者与会。中国学者在去年年底才得到这届年会信息，此时年会报名时间早已截止。但IDS学会领导非常期待中国学者加入，特地邀请曾于1989年7月22-29出席IDS第七届年会即卢布尔雅纳年会的笔者，以年会客人身份出席这届那不勒斯年会，安排笔者在这届年会上介绍当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现状（6月15日16：00），邀请笔者出席这届年会期间举行的“IDS主席团与国家或地区代表会议”（6月15日17：00—18：30）与“IDS全体会员大会”（6月16日21：00）。 在那不勒斯举行的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每三年开一次的陀学盛会。这届年会继承了往届年会（布达佩斯，2007；日内瓦，2004；巴登-巴登，2001）的研讨方式：在开幕式之后有两场大会学术演讲，之后便是按论文论题来组合的分场学术研讨，以学者集群来组织的专场圆桌座谈，以及新书展示、出版消息发布、专题性展览。 这次的专题性展览，一是由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现代东欧艺术史教研室联手组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漫游》，展示作家当年在西欧诸国漫游的足迹；一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欧洲”图书馆馆藏的多种旧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都是第一次俄侨流亡岁月在西方出版的，其中有不少堪称珍版。这次的新书展示与出版信息发布会内容十分丰富。俄罗斯的“陀学军团”阵容强大，来自莫斯科与来自彼得堡的九位学者，分别代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等机构，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二十多种陀学新书。其中，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专题的百科辞书，有多种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汇编，更有多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B.巴格诺教授甚至亲自出场，为科学院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作宣传。展示会与发布会上的所有样书，全部馈赠给年会主办者。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秘书长、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的斯蒂凡· 阿罗耶教授代表本届年会东道主，将整整铺满一桌的陀学新书，全部如数笑纳，可谓斩获甚丰。 不过，这些节目仅是此次学术会餐的餐前开味酒，还列不上本届年会学术盛宴的主菜单。 年会的重头戏，自然是精彩纷呈的学术演讲、个性独具的学术发言、引人入胜的学术争鸣、丰富有趣的学者间交流。年会上的学术交流采取的方式有：全体会员倾听的大会演讲、按论文议题组织的分场发言，由学者集群组合的圆桌座谈。 这届年会上有四场圆桌座谈。第一场是紧扣本届年会主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意大利的哲学研究”（由来自罗马大学、米兰天主教大学、弗洛伦萨大学、威尼斯大学四位著名学者为主角，用意大利语发言，可称为意大利专场）；其中，年迈的维托尼奥·斯特拉达教授是笔者的期待。他是意大利资深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很有研究，对巴赫金理论在意大利的传播尤其作出突出贡献。我们正在翻译他论巴赫金与卢卡奇小说理论的文章。第二场主题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可称为“美国专场”，由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兰兑斯学院的四位陀学专家为主角，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已届八十二岁高龄的美国资深陀学专家R.L.贝克纳普教授。他早年曾以一部只有122页的专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构》（1967）闻名于国际陀学界，现任IDS名誉会长；第三场的主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版本学与注释问题”，由来自彼得堡的俄罗斯陀学专家为主角。其中，有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会长、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副馆长B.N.齐赫米罗夫，他撰有一部厚达472页的专著《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当代解读：注释》（2005）；最后一场圆桌座谈的主题是“陀学的当代倾向”。从这四场圆桌座谈的主题来看，本届年会组织者似乎在追求一种由形而上再形而下，由宏阔观照之具体考察、不断纵深的学术研讨节奏，仿佛在用心体现一种更具学理性颇有哲学思维的学术眼光。 如果说，圆桌座谈是学者集群智慧的展示，大会演讲则是领衔学者个性风采的亮相。 本届年会安排了七个大会演讲。演讲人分别来自德国、美国、俄罗斯、匈牙利、英国。其中，美俄学者均有两位，好像在表征陀学强国阵容上的平分秋色。七个大会演讲的题目是： 1.“来自地下室的忘恩负义”（哥伦比亚大学，D.A. 玛汀森，IDS现任会长）； 2.“2+2=?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显在之非显在性”（彼得扎沃茨大学，V.H.扎哈罗夫，IDS现任副会长）； 3.“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罗马的媚俗”（海德堡大学，H.-J 格里克，IDS名誉会长）； 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中的体裁与情态问题”（布达佩斯大学，K. 柯若） 5.“不可能的形式问题：圣奥古斯丁的犹豫不定与伊波利特·捷任提耶夫的心烦意乱 ”（耶鲁大学，R.L.杰克逊，IDS前任会长） 6.“19世纪60年代美学理论语境中的〈罪与罚〉（布里斯托大学，R. 皮斯，IDS现任副会长） 7.《作为民族历史事实的Ф.М.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死与Л.Н.托尔斯泰之离世：宗教哲学层面》（莫斯科大学，I.L.沃尔金） 这七位大会演讲者，或者是年逾古稀的国际陀学界的资深学者：譬如，耶鲁的杰克逊教授，一生致力于陀学，是《俄罗斯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1958）、《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式探索：他的艺术哲学研究》（196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1981）、《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1993）等多部陀学专著的作者；譬如，布里斯托大学的R.皮斯教授，还在1971年就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几部小说的考察》；后来，还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1992）；或者是IDS的领导人物。譬如，D.A. 玛汀森；譬如，V.H.扎哈罗夫。有两位似乎是破格，是例外。其实不然。两天后在本届年会的“IDS全体会员大会”上，来自匈牙利的K. 柯若（她属于陀学界新锐学者，已撰写三部陀学专著，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话语”——人物，文本、互文》一书颇受好评，2005年已被译成俄文）与来自俄罗斯的I.L.沃尔金（他是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基金会主席，近些年来在莫斯科积极推动以俄罗斯为主体以陀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贡献突出）俩人均被增选IDS副会长。可以说，本届年会上的大会演讲者，几乎全是今日国际陀学界的领衔学者。 两场大会演讲基本上是宣读论文，其实还是一种独白。与之不同的则是分场研讨：在三十六个分场，以一百零八位学者的发言为议题的学术研讨。这是年会的主体。这里已经有不同形式的对话：或质疑、或辩驳、或回应，或延伸，时有争鸣气氛。每个与会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学术兴趣自由选择，自由串场，但必须有所取舍，因为这些研讨虽在不同会场，但分场研讨总是同时进行。在这些分场研讨中，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以下十个发言： 1．“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美学”（A.G.加切娃） 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哲学中的‘人性’与‘诚挚性’范畴”（L.I.萨拉斯金娜） 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鲜活的生活’概念”（A.E.库尼里斯基） 4.“历史记忆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人之奥秘’的根本性构成”（B.N.塔拉索夫） 5.“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的二重性（‘双核’）与三重性（‘三核’）”（B.F.叶戈罗夫） 6.“〈罪与罚〉中音乐与声响之指号过程”（A.涅米奴希） 7.“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词语：美学层面与本体层面的关系”（N.B.日沃卢波娃） 8.“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之方法论基础与当代科学”（E.A.叶萨乌洛夫） 9.“海德格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与政治”（U.施米德） 10.“波尔菲里· 彼得诺维奇：视角的道德内涵”（R.L.贝尔纳普） 在本届年会与会者名单上，还有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陀学专家及巴赫金研究专家G.S.默森教授；在本届年会会议日程上还列有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P.托若普教授的发言题目：“巴赫金的描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描写：文学史分析的方法论问题”。这两位学者的发言，都是笔者十分期待的。遗憾的是，这两位教授因故均未到会。同样有点遗憾的是，法国著名陀学专家、IDS现任副会长Sophie Ollivier 教授也未能与会。然而，让笔者高兴的是，在本届年会上见到了美国著名的陀学专家、十年前笔者在美访学时曾与之有过通信联络的R.F.米勒教授，她仍在布兰兑斯学院执教，现任IDS副会长。她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痴〉：作者，叙述者与读者》（1981）篇幅不大，但却是一部颇获好评的力作。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已届盛夏热情似火的那不勒斯，笔者有机会与国际斯拉夫学界不少老友得以聚首重逢：五年以上的重逢，十年以上的重逢，二十年以上的重逢，不一而足，令人感动。 有堪称莫逆之交的重逢。譬如，与学界老前辈，与年逾八十的彼得堡著名的俄罗斯学者B.F.叶戈罗夫教授这次在那不勒斯的重逢。我们上一次相逢是在六年之前，在莫斯科的“宇宙”大饭店，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首届国际研讨会上。记得那一次会上，他的发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笔者与B.叶戈罗夫是以洛特曼研究而于1989年就相识的。这回一见面，他就给笔者展示刚面世的一本洛特曼文集。他提示笔者：他要在会上介绍洛特曼怎样独辟蹊径地从符号学角度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他告诉笔者：刚刚在塔林举行了一届洛特曼学术研讨会，塔尔图的同仁曾期待笔者光临这个会呢。 也有期待之中的重逢。譬如，与哈佛大学著名斯拉夫学者W.M.托德教授在本届年会上的重逢。十年前笔者访问哈大学俄文系时W.M.托德教授曾以系主任身份接待笔者；后来，笔者获悉他接任哈佛比较文学系主任。在本届年会与会者名单上，笔者就看到他这次是以美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界“国家代表”的身份与会。在本届年会开幕之前可以自由活动的那会儿，托德教授与笔者不约而同地溜到阳台上欣赏会场对面咫尺之外的海景——拍照那不勒斯海湾的风景。一转身，我们彼此一眼就认出对方了。后来，在去卡普尼岛的游船上，我们俩有机会比较充分地交流美中两国近些年来陀学领域里新书新人的信息。我们谈起IDS现任会长的陀学专著，谈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已经成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谈起最为年长的陀迷J.弗兰克教授矢志不移，心无旁骛，毕生为心爱的作家立传，完成了五卷本煌煌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最近他还有一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面世。在那不勒斯，这位哈佛大学资深斯拉夫学者还向笔者披露，他即将再度主持哈佛俄文系工作。 还有不期而遇而令人喜出望外的重逢。譬如，与保加利亚的陀学专家E.德米特洛夫教授这一回在这意大利古城不无喜剧性的重逢。那是在本届年会开幕当天晚宴的餐桌上。笔者自然地问起偶然地成为邻座的一位与会者来自何方，邻座说，来自索菲亚。笔者继而问起：你可知道一位姓德米特洛夫的陀学专家？对方说，在我们那里姓德米特洛夫的多的是。笔者说，1989年5月曾与一位来自索菲亚的小伙子一同出席在苏联旧鲁萨举行的陀学研讨会。未料此语已出，坐在笔者对面的一位立时用俄文叫出笔者的名字。“原来你是‘乔’（笔者的俄文名字音译）？！”“原来你是埃米尔（德米特洛夫的名字）？！”。于是，久违了的两位老友兴奋地回忆起二十二年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义在旧鲁萨的相识：我们俩是那次国际研讨会上仅有的两位外国学者，受到了俄罗斯学者们格外热情的礼遇与款待；我们俩回忆起五月的旧鲁萨之春，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纪念馆两位漂亮的娜塔莎，划着小船将我们一直送到古城诺夫戈罗德的情形。岁月如烟。当年的保加尼亚的那位又瘦又高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壮实魁梧、鬓发全白的中年学者。两位老友对面而坐，竟不相识！此情此景，怎能叫人不感慨！索菲亚的这位埃米尔一开始竟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梦还是真？莫不是宴会上好几瓶葡萄酒——美妙的那不勒斯的葡萄酒的奇妙效应？笔者倒是很想用“有缘千里来相会”给他解惑，但又怕他不解，就说：这不也是一种“幻想的现实主义”的境界？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立时就约笔者次日与他及他的夫人一同去参观著名的庞贝遗址。后来，在途中，在小火车上，我们俩再次回忆共同的友人：其中有的人竟已仙逝。在庞贝，笔者有机会给这位老友好好地讲了讲中国文化中的“缘分”。笔者还告诉他：这些年，我们请过他的那位著名的保加利亚同胞茨维坦·托多罗夫来华讲学，并有计划邀请他的另一位著名的索菲亚同胞茱莉亚·克里斯特瓦来华与会，笔者现在还与他的一位同胞、如今也是知名的斯拉夫学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加林·吉汉诺夫有学术通信来往。后来，有一天去参观那不勒斯著名的考古博物馆时，笔者刚要进馆，就听到有人叫笔者的名字。笔者应声回首，竟然又是这埃米尔夫妇。这回他抢先说了句——似乎是在回答我：“缘分”！其实，我们之所以在二十二年之后不期而遇再度聚首，不正是因了陀学之缘？说来也巧，埃米尔在本届年会上的发言题目正是“陀思妥耶夫斯笔下的相逢”。他是从哲学意义上来探讨大作家笔下人物相逢的种种意涵。然而，我们这些学者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所以能在这那不勒斯聚首重逢，除了学术交流的意涵，不也还具有人生之旅的意涵吗？如今，在又拥有于意大利偶然亦必然的重逢这份体验之后，索菲亚的这位陀学迷，是不是对他自己在那不勒斯年会上提出的“相逢”命题又多了一层领悟呢？ IDS的宗旨，正是为有志于陀学的不同国度的学者提供定期聚首相逢交流切磋的一个平台。IDS由美国的斯拉夫学者发起，其主要创始人是N.纳托夫 （N. Natov）——一位“铁娘子”般的传奇人物。她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其博士论文是《加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IDS于1971年9月2日在西德的Bad Ems正式建立，早期基本上是北美与欧洲诸国陀学专家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曾先后在奥地利（St. Wolfgang，1974）、丹麦（哥本哈根1977）、意大利（贝尔加莫1980）、法国Cerisy-la-Salle，1983）、英国（诺丁汉1986）、南斯拉夫（卢布尔雅纳1989）举行年会。 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苏联的陀学专家们才开始被邀请出席IDS年会，但人数甚少。在1989年IDS卢布尔雅纳年会上，笔者只见到来自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G. 弗里德连杰尔、V.图尼曼诺夫这样著名的苏联陀学专家，以及V.扎哈罗夫这样的苏联陀学新秀。后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陀学专家越来越踊跃地参与IDS活动。在2004年IDS日内瓦年会上，与会代表一百五十七人，俄罗斯学者就有六十人之多。今年在那不勒斯举行的这届IDS年会，一百十八位与会代表中俄罗斯学者有二十位。如今，在IDS年会上，俄罗斯陀学军团人数已稳居第一。过去那种只是边缘的角色已成为历史。俄罗斯军团在IDS活动中成为主角乃是正常现象。在IDS本届年会上，俄罗斯军团的这一地位又得到巩固与提升。这体现为：一是又有一位俄罗斯的陀学专家在学会全体会员大会上被推选为IDS副会长；二是学会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三年后IDS下一届年会将在莫斯科举行。这也是合情合理之举：已经存在了四十年之久的IDS年会一直是在作家的祖国境外举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IDS新任副会长I.沃尔金在那不勒斯年会闭幕后回到莫斯科接受《文学报》记者采访时的一番坦言：“四十年来，IDS一直在我们本土之外举行，可谓荒唐。”自然，如此荒唐现象，是值得俄罗斯学界好好反思的。也是在这一语境中，当笔者向IDS主席团介绍当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实绩之时，并表达中国正期待有机会也举办一届IDS年会的愿景之际，几乎所有的与会学者都表示出兴奋与喜悦。但大家明白：最早也只能在莫斯科年会之后，这一提议才能列入IDS议事日程。好在IDS是开放的，正在不断发展。IDS本届年会上已经正式吸纳三年前列席IDS布达佩斯年会、现已建立陀学学会的巴西为IDS会员。IDS现有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近三十个国家会员；其中，十八个国家或地区有常任协调员。R.韦勒克、D.利哈乔夫、G.弗里德连杰尔等来自美国、苏联、德国、奥地利的七位著名学者是IDS名誉会长；IDS现任会长为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D.玛汀森。来自俄、法、英、美、日本、挪威、匈牙利七国的八位陀学专家出任IDS副会长。IDS现任秘书长为来自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的年轻教授S.阿洛耶。IDS每三年举行一次年会。IDS有自己的刊物。一是学会的《通讯》（Bulletin / International Dostoevsky Society；一是学会的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Dostoevsky Stud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Dostoevsky Society ：一是学会的丛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系列丛书。在IDS本届年会上，还通过了新的“IDS章程”。这一以学术交流为使命的国际学术组织，IDS正步入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壮大的发展轨道。 诚然，三年一度的IDS年会是各国陀学学者聚首交流对话切磋的重要平台，但并不是这种对话交流的唯一平台。一方面，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基金会这几年已开辟出让各国陀学专家在莫斯科聚首相逢的平台：每隔二三年，在俄罗斯严冬降临之际，各国的陀学专家可以应邀出席以“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为固定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平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一直是重头戏。这种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议题的国际学术交流已经举行三届；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可创办以陀学为主题的双边或多边的、中小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譬如，中俄、中美、中日双边交流，或者，中俄日、中俄美三边交流。 看来，只要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拥有火山般的热忱，扎扎实实的耕耘，只要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召唤，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迷相逢聚首的愿景，就可以实现。 晚霞映红了天边。维苏维火山又进入眼帘。从卡普里岛上归来的游船徐徐驶回那不勒斯港湾。IDS第十四届年会降下帷幕。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的学术交流，历时一周，圆满结束。各国代表们依依惜别。不少朋友在道别时分热切地表达了期待在中国在北京重逢的心愿。“乔,何时北京见？”这“乔”，是笔者名字的俄文音译，也是意大利文中的“再见”。“再见”若真的实现，莫不就是“重逢”？有了在莫斯科的相识，便有了在那不勒斯的“相逢”。有了在那不勒斯的“相逢”，也会有在北京的“重逢”。 在这火热的六月中旬，在这那不勒斯古城，笔者有机会领略国际陀学界一批年逾古稀的资深学者——如彼得堡的B.叶戈罗夫，纽约的R.贝克纳普，布里斯托的R.皮斯，威尼斯的V.斯特拉达——老当益壮的身影与老骥伏枥的风采，为之深受鞭策；有机会目睹国际陀学界一批风头正健的新锐学者——如莫斯科的V.扎哈罗夫，布达佩斯的K.科若，维罗纳的S.阿罗耶，St. Gallen的U.施米德——年富力强的活力与踌躇满志的能力，为之兴奋不已。有机会参观曾是欧洲汉学最早摇篮现在还是意大利汉学重镇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子学院”，感受中意双方院长与教师——如张群教授、M.萨歌蒂教授、青年教师刘满满、唐熙——致力于中意文化交流的热忱与活力，为之深受鼓舞。而笔者之所以很快能与“孔子学院”联络上，则得力于该校斯拉夫语文系的一位教师——笔者在年会会务组报到注册时第一个遇上的塔吉雅娜，她一口流利俄文：原来她是从彼得堡远嫁这那不勒斯；她一头黑发：原来其外祖父是上海人。她对笔者一见如故，特别呵护，令笔者由衷感动。这些经历，这些体验，将长存笔者心底。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会酿成一篇美好的回忆。这些学者，这些友人，将成为笔者在陀学园地不懈耕耘的动力，学术合作的伙伴，来日“重逢”的朋友。 “相逢”有世俗意义上的相见相识，更有精神意义上的相遇相通。“火山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精彩丰厚的文学世界，自然是不同国度的陀迷在精神上沟通相遇的平台。对这一世界加以探察的研究著述，自然也是不同民族的陀学学者在学术上对话沟通的平台。今日的世界陀学，已然是寄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上的一个“小世界”。不少国外朋友在热切期待中国融入这个“小世界”。为了呼应这一期待，应有必要的“相逢”。为了更好地“相逢”，应有必要的了解。一套“当代国外陀学研究丛书”书目，已经浮现在笔者的脑海…… 那不勒斯古城的这回“相逢”，将是陀学征途上新的“相逢”的起点。国外陀学界朋友们在那不勒斯港口上的声声“再见”，一定会在中国——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如期实现。 -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不过晚年的博尔赫斯重新认识了陀，“年轻时，我曾认为陀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但是在十年之后，我回头再读他的书时，我感到大失所望，发觉他笔下的人物是不真实的，而且都受到主题的约束”。）“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发展而来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谁谁谁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无论从那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位作家都是最具可比性的，早有先贤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详见其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话，梅氏的喜恶便可见一斑：“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生活宛如地下涌泉般纯洁的清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就像火一样——这一股火焰从原始地下深处喷射出来，却混合着岩浆、灰烬、令人窒息的恶臭和浓烟。”2.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基尔凯廓尔传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名叫茨威格的作家和一个名为布贝尔的哲学家彻夜无眠，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促膝长谈，多少个名字从他们眼前流过，尼采、托尔斯泰、左拉、雨果……茫茫黑夜漫漫，一颗颗流行划过天际。直到第二天早上，第一缕曙光照亮这阴暗的角落，两人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梨花带雨的讲出两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基尔凯廓尔，人类的两个思想领袖。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德莱尔与福楼拜1821年，上述的三位作家降临在地球之上，这是一件缘分啊，就像同年死去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般，有了命定的某种姻缘。三位作家如生前就商量好一般走上了不同的路径，各自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天地，福楼拜消隐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实践了作者的消亡；波德莱尔的强烈情感在自己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如怒目金刚却又冷眼旁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人分饰诸角，藏身在作品中彼此对话，各自碎碎念。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作品中同样环绕着一种幽暗的微光，这微光的黑暗之中躲藏着两个驼背小人的影子，而这黑暗中的一点微光更是培育了两人那彻底的孤独感和失败感。本雅明在论卡夫卡的时候提出，“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诸多条件之外，必须直接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失败者。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不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都如同在梦中，再没有什么事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让人难忘。”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是如此，他不断地强调缺乏时间让他写出一部巨著，他对自己的作品一直有着强烈地不满意，生活上的落魄乃至一度因为赌博而破产。他在1870年给伊万诺娃的信中说道，“您信不信，我有十分把握，如果能像刚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即使过一百年也会有人谈论它。”现在，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这句话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仍在被有心人津津乐道，如同卡夫卡在最后的遗嘱中要求销毁自己的作品现在却成为了经典。他们在这种孤独感和失败感的包围中，养成了一种比常人更敏锐的神经，使得他们探索灵魂深处和生存危机的工作变得更为便利。于是，卡夫卡找到了人类的变形，而陀则深入到人类的异态，但是卡夫卡显得更为残酷，而陀的残酷中有着更多的怜悯。如果说卡夫卡还挣扎在苦难与人生无解的泥潭，孤立无援地望着触手可及却又不属于他的希望，那么陀已经在泥淖中净化完毕，在死亡的洗礼之后，开始和希望过招。倘若用但丁的《神曲》来比喻，那么卡夫卡仍然沉浸在地狱的火焰之中，而陀已经到了净地和天堂的交界，当卡夫卡把自己囚禁在阴暗的城堡时，陀已经化身为阿廖沙开始了普世之旅。当然，这两者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书写着人类的思考和困境，就像在地狱第一层的那些先贤们，又怎么会低于净地中乃至天堂里的大多数人们呢？或者说其实他们的光辉更加灿烂。卡夫卡和陀同样是伟大的人类的探索者和思考者，作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狭隘。5.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维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维诺，看起来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作家，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一个如火山灰里刮起的沙尘暴，一个如在真空中悬浮的羽毛，如果说卡尔维诺的小说就像是满天繁星般令人眼花缭乱，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笼罩繁星的无穷夜幕，沉沉地遮蔽一切。卡尔维诺珍视的轻快精形繁，似乎只有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所体现，这也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唯一提到陀的地方——“还有一种多样化的文本，它以繁复的题材、声音和世界观取代一个思考的我的单一性，其模式是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体或复调或狂欢式的写作，其历史可从柏拉图下溯至拉伯雷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谦谨的卡尔维诺虽然表明自己更偏爱轻与快，但也同时珍视重和慢，轻快精形繁似乎要将整个文学宇宙吞噬其中,细节的细节的细节，从无穷大到无穷小的转化。在叙述方式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神经质般的唠叨、呓语和永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似乎注定挑战着作为读者的卡尔维诺，但事实也许未必如此，因为这些看似冗长的叙述或议论，随意的用词看似和精确毫无关联，但却内涵着一种模糊的极致，文字的世界在这里变得摇摆不安。而这种模糊，也正是卡尔维诺所珍视的一种文学特质。天枰座的卡尔维诺善于用羽毛称量灵魂的重量，天蝎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狠狠地咬住阿波罗儿子的脚踝，绝不松口。这也是为什么卡尔维诺可以精妙的遣词造句，轻松自如地驾驭着语言的重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常常不择手段地抓住一个事件或一个思想毫无节制的铺张开来。在小说的技巧方面，似乎是卡尔维诺的完胜，卡尔维诺的小说既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品，如《看不见的城市》；又是一个浓缩智慧的益智玩具，如《宇宙奇趣》；或是一次文字的历险，如《寒冬夜行人》……但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结构和技巧，虽然新奇的形式能让人享受阅读过程中的愉悦，但也有自我束缚的地方。坦白的讲，卡尔维诺虽然是一个天才般的作家，但是却难称伟大，部分症结恐怕也在于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马由缰的结构，虽然看起来粗糙，但却是一种灌注全部生命力的载体，《少年》里看似荒唐的无数巧合却支撑起一个少年的成长史，进而让人可以原谅或者忘却他的种种近乎拙劣的布局谋篇。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用《命运交叉的城堡》那精巧的结构，来讲述《卡拉马作父兄弟》的思想，也不可能以一个寒冬夜行人的口吻讲述梅什金或斯塔罗夫金的癫狂，形式过于突出，就会掩盖内容的魅力，终要有一方退居幕后，甘为绿叶，什么事情都要适得其所才好。如果非要寻找二者的交集，那便是两人都有对人类完整性的诉求，在卡尔维诺那里是树上的男爵，是裂成两半的子爵，是不存在的骑士（见《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是看见了第二个“我”的韦尔西洛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卡尔维诺更像是继承了柯勒律治和博尔赫斯的想象力遗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为后来的卡夫卡埋下了伏笔。同样是面对人类的不安定状态，或者称之为精神分裂状态，卡尔维诺希冀的是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分裂极限后的完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寄托于神性的完整包容着所有分裂。孰优孰劣，难以定论。要是比深刻，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斗得过这个古怪的俄罗斯老头，因深刻而沉重，因沉重而令人敬畏。但如果比得是轻快，恐怕谁也追不上飞跑起来的卡尔维诺，轻快而令人愉悦。卡尔维诺就像是哆啦a梦一般，让人永远猜不透他下面拿出来的是什么，也永远不知道他神奇的口袋里还装着多少神奇，他头戴自己的竹蜻蜓“慢慢追赶”赫尔墨斯的飞脚，轻盈飘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像极了背着沙袋的我爱罗，每个人都知道他袋子里装的什么，但是当他下起漫天沙雨或使出大招砂瀑送葬，人们还是要惊讶于他的不可捉摸与深不可测。在卡尔维诺那里读者就像是平庸的大雄，期待着卡尔维诺从口袋里掏出的神奇，并且乐于享受。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读者更像是被砂瀑埋葬的路人甲，合上书本就会满嘴沙子的从沙堆里伸出一只求救的手，感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大仇深与普世光环。陀思妥耶夫斯基汇聚了全部生命，写的是同一本书。卡尔维诺则编织了轻盈的蛛网，绵延着想象的极限。（题外话）——两位作家都是我所喜爱的，毫无孰优孰劣一较高下的意图，本就是完全不相同或者说处于两个极端的作家，放在一起比较只是为了更能凸显两者的特点，两位作家的文学就像是卡尔维诺所谓的银杏叶：“漫天纷飞的银杏叶的特征在于：事实上，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飘落的叶子，出现在与其他叶子不同的高度，因此，视觉感官所坐落的空洞而没有感觉的空间可以区分为一系列连续的平面，在每一平面，我们发现一小片叶子在旋转，而且只有单独一片。”（出自卡尔维诺《月光映照的银杏叶地毯》）（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原因……什么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借用《奥博洛莫夫》那段精彩的问答格式。）关于陀，我们实在不应再纠结于他那看起来高深奥妙的心理分析，正如他自己百般强调的“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我描绘人的内心的所有深处”。纳博科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缺乏品味，他对那些患上前弗洛伊德情结的人物的单调处理，他沉溺于人类尊严的悲剧性厄运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欣赏。”我想，纳博科夫也是中了前辈研究者的毒，仅仅聚焦在精神分析的领域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品质，这也难怪，谁让纳博科夫本身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学家，而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呢。同样徒劳地就是像托尔斯泰和巴赫金一样争论陀的小说究竟是复调还是单调，事实上巴赫金的复调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妙，他的学说对于解读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贡献，更像是在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载体，这一点和弗洛伊德对陀的分析别无二致。但愿，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是有一种东西却是历久弥新，越发闪耀出它无与伦比的光泽，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其实，本雅明早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由于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学而对他加以赞赏，这种赞赏就是无耻的越界行为，而正因为此，批评家和写作者大多惺惺相惜，因为水平一般的小说写作者讲的都是陈词滥调，而批评当然都能将这些陈词滥调叫上名来，正因为能叫上名来，就加以赞赏。这一范围正是批评所必须规避的。如果以这种概念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评头论足，就是无耻和错误之举。与此相反，应当把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意念中，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是一种源自东正教，脱胎于人道主义，在俄罗斯信徒身上存在的伟大而深沉的爱，即对众人的爱。陀描绘的一切阴暗，残酷，痛苦，罪恶，死亡……只要忏悔，就能在这种普世之爱中得到救赎。这种普世之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核心，并向外部辐射开来，信仰，虔诚，忏悔，祈福，助人……一切美好的品质，都脱胎于此，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注脚。陀不是一个先知（本雅明倒更像是一个先知，用手中的权杖指引着方向），他是一个深沉的思想者，一个虔诚的爱的信徒。陀在自己作品中表达过，如果真理与上帝相悖，他将毫不犹豫的选择上帝而放弃真理，这里的上帝更多地是作为普世之爱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替身，所以一旦上帝和爱发生冲突，相信陀一定会站在爱的一边。众多评论家或是因为《宗教大法官》而把陀当作一个反上帝论者，如尼采，或是简单地把陀当作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单纯地从宗教的角度去衡量陀的思想。实际上，陀信仰的是爱的宗教，只不过这里爱和基督得到了暂时的重合，但是分裂一旦发生，陀自然会背弃上帝而选择爱的哲学。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出，“爱能赎一切罪过，爱能拯救一切”。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称呼陀为残酷的天才，喜欢对他变态的心理描写孜孜不倦地探究，并将之称为俄罗斯的精神毒药。索洛维约夫这样评价“读他的书很痛苦，正像生活很痛苦一样，他是俄罗斯文学的黑夜，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幽灵和杂乱无章的幻象，黑夜笼罩着这个狂人狂热地发出梦呓。”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了陀的细枝末节而已，陀的确善于刻画人类的各种异态行为，《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群魔》里的斯塔罗夫金，《地下室手记》里的退休公务员……处处充斥着犯罪，流血，变态，神经质等等。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理解成陀的重点所在，因为从根本上讲，陀甚至未曾对谁残酷过，除了对他自己。他并不是徘徊在善与恶的两端，他不是俄罗斯的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不过是用来点缀善的装饰品。对陀来说，善与恶就如同阳光与林间的树叶，树叶永远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只能将这光芒更加聚焦，令其更加纯粹，在陀的世界里，善就是这阳光，而恶不过是林间的叶子罢了。充满理性的米兰•昆德拉之流怕是理解不了这种爱的伟大，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我很不舒服。突然，我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无以名状的痛切怀旧……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显然，他影射了后来在苏联发生的事件，期间他还做了一个蹩脚的反讽，我只能说这种反讽只是显现了他在某个方面的无知，而且他也无限地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因为陀的情感，陀的爱，并不是排斥了理性，而是超越了理性，其间有着无数的摸索和磕磕绊绊，流血和牺牲，他直面了恶，用整个生命与之搏斗。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又怎么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米兰•昆德拉并没有能够理解陀的爱，而是将其视为了智化未开的野蛮人的爱，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其实，歪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又何止昆德拉呢？我们曾经从苏联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革命和暴力，却对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爱之信仰视而不见，在大学教堂里盛行的文学史是这样对他们定义的：“软弱性，阶级局限性，落后的封建贵族意识……”话已至此，夫复何言？（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还是要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话，“要表达不朽性的生命，最精辟的词就是：青年……读陀的作品，总能清楚地看出，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陀对少年的偏爱是在作品中常常见到的，少年的纯洁性和可塑造性都是成人世界所匮乏的，对牧人神学来说，孩子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意味着基督所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得进入天国。”少年状态，也是陀探索的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的一个解答。《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小女孩，历经无数的苦难，却愈发散发出圣洁的光芒，成为了一个灵魂的摆渡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郭立亚，在善（阿廖沙）与恶（拉基津）之间摆动，而最终选择了阿廖沙的善良；乃至《死屋手记》中的少年，也被陀描绘得比其他人更为美好……陀关注的不仅仅是少年身上的美好品质，也关注他们这些原初的品质该被如何引导，倘若在人类的伊甸园中这或许无需引导，但是在这个人类文明社会又该何去何从？这也构成了《少年》这部小说最主要的议题。关于少年的独像和群像，陀和福斯特有着同样的见解：陀：“他们分开时一个个都是天使；可是凑在一起，尤其是在学校里，往往就没有同情心了。”福斯特就更加决绝地延伸了这一观点：“这些恶作剧本身都是区区小事，算不得什么，不过，听任这些荒唐的事情沆靡一气，继续下去，那你就会生活在一个成年撒旦都不能设计出来的地狱里。”（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间地狱，请参阅野岛申司的日剧——《人间失格》。）实际上，少年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个分支。少年思想者的形象在诸多作品中更加唤醒了主人公内心的良善，在陀的笔下他们绝非是弱势群体，而是强有力的输出者：他们不想有意识地影响他人，却无意识地比那些不纯洁又不坦率的成年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一个离群的，走向死亡的人想在周围的人中寻找一颗他立刻能亲近，交融而不感到见外的心，这便是孩子们的心，孩子始终对世人一视同仁，这也是普世之爱的一个变体。有评论说“阿辽沙是个起点，是个纯净的起点，人必须走过伊凡、地下室人那样的怀疑，经历邪恶，经历怀疑，然后才能真正的找到上帝，成为佐西马长老。”而这个佐西马长老，仍然需要经历最后的回转，再次回到阿辽沙的样子，才能最终进入天国，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经历万恶而达成至善的途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这是托马斯•曼的话。虽然他的评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我也没有。这终究只是我个人一时的看法，或许哪一天我也会像博尔赫斯一样，恍然发现之前的迷恋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于是一个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重新出现，邂逅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像发现爱情，因为爱情也没有那么靠谱，而我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必将经历更多的转变终至变成了另一个，不过那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一个渐渐获得新生的人，渐渐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人，认识至今不为人知的崭新现实的人。这可以构成另一篇评论的主题——不过，我的这篇评论已经结束。（年轻时总是容易犯下很多错，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也是漏洞百出，虽则总体的思想没有改变，但是细节之处实在太多纰漏偏颇等等。想必过段时间再看，只会更加惨不忍睹，所以想到诸多作家的“早期风格”，到了晚年都会不禁莞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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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倡议，并非评论，观点如有向左，谢谢婉言指正。——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类精神的守夜人。我不用强调他给予我的巨大影响，他在我身上的种子需要时间的累积才可得以证明。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去读陀的不下二十人，以致他们跟我在喝酒的时候，看我开始微醉，都要半开玩笑，喝止道：“别聊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类精神的道路上，早已不止是以一个作家而存在，一百多年来，他对全球各地的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俨然是一位精神领袖。正因如此，那些与他齐名的作家，却远远没有他显得那么的重要。前段时间某个周末，我连续看了3个完全无关的电影，第一个是伍迪艾伦的《赛末点》，第二个是传记片《飓风》，第三个是《美国派3》，3个雅俗不同，毫无关联的电影竟然都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他即便不是台面上的人类精神支柱，但他绝对是人类精神暗流里的中流砥柱。今天，中国的现状，信仰缺失，道德腐败，精神糜烂……吧啦吧啦，上下微博，看个新闻就能了解，我的任何注解都是多余的。而我所思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远远不像莎士比亚或者托尔斯泰那样，在今时，此地下，是一位“过时”的作家。他的精神是适用于中国精神出路的，至少是可以避免中国精神走向歧路的。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并非道德家或者评论渣们武装过的说辞。我得坦然承认，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门宗教，我就是最狂热的传教士。我不仅把他的理论和精神带入我的生活，作为“知行合一”的信仰，持久恒定地改变我自己，也试图把它带入中国社会。我希望可以在此号召，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在他所铺垫的精神道路上，作为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方式——当然，是以“文学性”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从一个理性与感性极端失调的民族中产生，它并没有在1917帮助它自己的民族，走出歧路。因为，他的民族正是理性与感性的失调的原因，是不会选择他如此这般"用模糊感性表达出来的高度理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你几乎很难用一个理性的词语去概括它，它是一种具有缜密逻辑，却用一种醉酒状态才能体会的理性思维。与斯拉夫民族不同的，我们却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焦灼不分的民族，在感性的重大事件面前，我们的民族会很快反正，但却又做不到俄罗斯那种彻底的否定或者颠覆传统，我们一直在走某种折中路线，如改革开放等等。换句话说，我们的民族自决性，是一个非常中庸的民族，缺乏高度理性，同时又唯唯诺诺缺乏不敢一意孤行的感性到底。这点无法改造，这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缺点，也是我们民族从几千年的中原一小块地方，扩大版图到如今地步的重要优点。中国从1912年以来，文人一直在努力“改造”，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演讲中说得那样: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相信自己民族的根基，他们游离在俄罗斯之外，思考着改造俄罗斯的方法，他们必将失败。而今天，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建工程，无论你是逃避，移民，掩耳盗铃，它依旧存在，是摆在我们这些文化自卑的一代人面前的重大命题。俄罗斯的文化自卑感消失，要得益于陀，在马尔科姆·考利的评论书中已经阐述过这点。而我们的民族，是难以指望一个旷世天才出来拯救的，我们需要唤醒一种思潮。这个工程太巨大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和建设。而我所希望的，就是重塑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并非要把陀推到我们的民族神坛上，而是这位先知所提倡的精神、方法，是可以用来思考我们的民族自己的问题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我想简单阐述一下，包涵以下几点：民族主义： 解决一个民族精神出路的人，才有资格妄谈解决人类精神出路，那些绕过民族而不谈，整天谈世界，谈人类，谈自由与爱的人，他们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找借口。同样，无法认知民族的优劣性，也是无法成就任何伟大事业的。就如，你必须认识到你的嘴里长了一块骨头，你又要吃下一块牛排。思考的方式不是怎么把骨头吐出来，也不是把牛排换成稀饭。对自己的民族，就必须含着这块骨头，去吞食食物。反宗教主义：陀并非是敌基督教，甚至很多误解把他当成狂热基督徒。但实际上，陀有着狂热宗教徒的情感，却是反对宗教主义的，他只是认为宗教可以更好的帮助社会道德的提升，所以必不可少。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几乎是根本不信宗教(他信仰的是基督精神，而他所信仰的基督精神不如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更恰当)，在他的核心思维里，皈依宗教几乎等于精神自杀。反乌托邦主义：政治上，陀是反CP的，反超人（后来的纳粹）。思想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的认知第一条定律即：无论如何，人类社会不会变得更美好，今天没有过去糟，明天也不会比今天好。人类的未来只是同样的糟糕。但没有乌托邦，你是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丢掉为人的使命与责任。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黑暗的精神道路，依旧需要守夜人——做好守夜人，远要比做圣人更重要。自我牺牲精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最核心的地方，陀自己归纳为“基督精神”，或者是人类灵魂里的上帝。但他在这一点上的提炼，已经超过了东正教的范畴，倒不如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陀认为，在伟大的事业面前，首先要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一点我们的民族恰恰最缺乏，所有那些“正义之士”要去做一丁点破事，都会先喊道：“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实际上，历史很可能什么都不证明，这种为了向历史索取报酬的牺牲，根本算不上自我牺牲。只有全心全意的，默默无闻自甘受难，才可以算上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生活主义：即便个人生活如何黑暗，无论如何活下去。引用《卡拉马左夫兄弟》里的一段"即使我不相信生活，即使我对于心爱的女人失掉信心，对世间事物的秩序失掉信心，甚至相反地深信一切都是无秩序的，可诅咒的，也许是魔鬼般地混乱不堪的，即使我遭到了一个人灰心失望的种种可怕心境的打击——我总还是愿意活下去，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这只是个倡议，具体的逻辑，几乎很难在一个帖子里讲明白，日后我会点点滴滴的阐述。心中与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深读陀的人，大概一点就明白。不了解的人，也是很难一下子说明白。
精彩短评 (总计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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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套书。用一年时间读完。 -
读过一小半，偷懒标了 -
暂只读了第一卷 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 -
搞一套就完美了！ -
比较八卦地注视“戴蓝眼镜的青年”一类文学角色的真容中。/河北教育因这些书而可敬。/微有错字，引用部分字体阅读不便。导读、背景知识不错。内容全。上品。 -
#罪与罚#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
求购二手，奢望三五百收一套。有意豆油 -
这不是再版么 -
打算入。。每个译本都想看一次~ -
日记还是不读了= = -
最爱的作家 -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
跋涉的过程的是艰难的，跃过无数山峰才可到达山顶。不可能做到尽收眼底，但我尝试过把值得一观之处细细把玩。只因为后处的山峰远没有前处的魅力。 -
: I512.1/7362/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