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7-1
ISBN:9787511716941
作者:张英洪
页数:404页

作者简介

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湘西农村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四次重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作为第一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书籍目录

序一  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徐勇）

序二　从农民到公民：当代农民和现代中国的成长（项继权）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三、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叙述结构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五、有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第二章 土地改革、阶级划分与农村政治分层

一、革命政权的建立：嵌入性政治与强制性变迁

（一）共产革命的胜利

（二）南下干部

（三）建政征粮

二、划成份：农民身份的阶级化

（一）阶级理论的输入

（二）早期的阶级划分

（三）土地改革与阶级成份

三、斗地主：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

（一）诉苦：预热革命斗志

（二）批斗：宣泄阶级仇恨

（三）没收：瓜分胜利果实

四、怨恨：阶级敌人的武器

（一）仇杀

（二）哀求

（三）色诱

（四）泄愤

（五）自杀

（六）转移

五、小结

（一）两极社会催生社会暴力

（二）革命专政排斥人权法治

（三）阶级成份取代公民身份

第三章  集体化、城乡隔离与农民结构化

一、强制集体化：从阶级身份到社员身份

（一）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

（二）社员：农民身份的结构化

（三）干部与社员：支配与服从

二、城乡隔离：农民与市民的制度分野

（一）统购统销：农民与市场的割裂

（二）剪刀差：农民的额外“贡税”

（三）户籍墙：农民与城市的阻隔

三、大饥荒：公民权缺失综合症

（一）农民与饥荒

（二）天灾与人祸

（三）权利与剥夺

四、民意表达成本：以武文俊信访案为例

（一）联系群众与民意表达

（二）信访制度与武文俊上书

（三）公安六条与革命审判

五、小结

（一）强迫农民意愿的理想追求

（二）剥夺公民权利的发展观念

（三）超越宪法规则的权力运行

第四章  家庭承包、社会发育与公民权生长

一、平反与摘帽：农民内部身份的平等化

（一）转折：经济建设置换阶级斗争

（二）平反：政治纠错与权利救济

（三）摘帽：从阶级敌人到公社社员

二、承包责任制：农民身份的社会化

（一）包产到户：回归个体农民

（二）分化流动：形塑社会农民

（三）村民自治：培育参与农民

三、农民负担：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多边张力

（一）无代表征税：臣民型义务与非公共化行政

（二）掠夺性政府：私有化权力与非正当化暴力

（三）维权型抗争：体制内诉求与非制度化参与

（四）新农村建设：城乡社会平等与公民身份重构？

四、小结

（一）国家主导农民身份变迁

（二）自由选择创造惊人奇迹

（三）“土皇帝”与地方专制主义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农民公民权成长与现代国家构建

一、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演进逻辑

（一）农民身份的阶级化

（二）农民身份的结构化

（三）农民身份的社会化

（四）农民身份的公民化

二、农民与国家关系演变的模式与前景

（一）传统社会农民与国家：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

（二）土改时期农民与国家：四位一体、双边二重关系

（三）集体化时期农民与国家：三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

（四）改革以来农民与国家： 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

（五）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可能前景：多元一体、合作共赢关系

三、公民权：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品

（一）公民权短缺是农民问题的主因

（二）现代国家以公民权为基础

（三）全球化推动中国公民权发展

（四）农民公民权成长的新起点

（五）提升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能力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概要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法学博士，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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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第108期：从农民到公民还有多远？——评《农民、公民权与国家》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08/，详细解读三农学者张英洪的《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分析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变迁、农民公民权的落实，以及农民公民权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逻辑。以下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学术研讨会”的全程会议实录，学者党国英、张鸣、刘军宁、胡星斗、徐祥临、项继权、谢扬、叶兴庆、周志兴、丁东、杨雪冬等人均有精彩发言。主题：《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日期：2013年8月3日下午地点：中央编译出版社（鸿儒大厦）主持：董巍（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助理）曲建文（中央编译出版社编审、本书责任编辑）董巍：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下午好。《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始，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由我来主持。第二阶段是该书学术研讨会，由曲建文编审主持。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与会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张鸣老师；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老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胡星斗；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项继权；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谢扬；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巡视员叶兴庆；学者、共识网总裁周志兴；著名学者丁东；中央编译出版局战略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杨雪冬。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贾宇琰老师，中央编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永标老师，下面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介绍《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的出版情况。刘明清：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周末，牺牲休息时间来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研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在此我代表中央编译出版社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张英洪老师这本著作涉及的主题具有强烈现实感，是中国改革转型时期面临的很大的课题，而且是改革开放无法绕过去的严肃课题。这本著作涉及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农民整个这个阶层的命运，包括中国农民这种社会身份的转换，阶级的构成、阶层的变化，这里面涉及了很多的问题。特别让我们感慨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中国在农民公民权利的实现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出这样一本书也表达了我们的一个意愿，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早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抱以期待，当然也是一种乐观的期待。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中国各种问题、各种矛盾浮现，但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这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直接面对而无法绕开的。今天应该说我们很荣幸在这里举办张英洪老师这本花了他大量心血的著作首发式，借他的著作我们研讨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是尖锐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有一个理念“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当做一个理想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实现是沉浸在每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当中的，我们不仅关注那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同时我们也把更多的目光和注意力关注到中国的本土学者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作品，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有思想、有观点、有锋芒的作品，这个应该说也符合我们出版的理想、出版的理念。接下来，围绕这本书的话题还有一个阶段是自由研讨，我谨代表我们出版社表示对张英洪老师这部著作出版的热烈祝贺，同时也向各位专家和学者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另外，我想也借此机会，向我们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发出邀请，我们希望有机会把您们精彩的作品、精彩的著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出版的工作呈现给社会的广大读者。最后，预祝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老师。董巍：刘总刚刚介绍了《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现在我们盛情邀请张英洪老师，该书的作者，介绍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张英洪：感到非常荣幸，首先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能够出版我这本书，写这本书花了大量时间，出版也不容易，感谢出版社举办这样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非常感谢在座的专家、学者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个会议，我感到三生有幸，非常荣幸。我这本书是寄托了我这几十年的人生理想和梦想，要实现中国梦，我说发展公民权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二年级我就一直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三农研究，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学。那时课堂我觉得还没有讲到问题的核心要点，所以我自己受到三农学者的影响参加了三农问题的研究。我就想把权利作为自己的研究志向，我在这之前出版了几本书也是讲权利的，第一本书是《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第二本书叫《农民权利论》，把国际人权公约和农民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够，我就去读了博士，然后全身心的研究，学习了很多的理论成果，所以就完成了这本书《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本书我自己体会有三方面的结合，包括我在湘西农村工作十年的体会，我父母都是农民，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第二是我广泛的阅读了包括在座各位专家的著作、文章，还有很多学术名著，跨学科阅读，我深受启发，自己感到有很大的提高。第三是我这个人是出身农民，为农民说话的人都有三种感情，有一种很深厚的人文关怀，我要维护农民的权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我认为权利是最重要的，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富人、穷人、高官、百姓他们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所以我关注权利不仅关注农民的权利，也关注亿万富翁的权利。那么应该建立基本权利作为一个底线的社会，所以我一直追求这个，追求了十几年了。我非常荣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在座的各位学者优秀的思想成果我全部积淀在这里，我这本书也有一千多本参考文献。可以说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产品，我把它奉献给社会。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在成长，我看到孩子的成长，我希望每个生命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尊重、安全，那么我把这个农民的问题和国家和宪法结合起来，所以我做了初步的探索，这个探索是站在各位的肩膀上探索的。我最大的感谢还是感谢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对我的支持、关心、爱护，感谢各位媒体的关注，谢谢大家。董巍：刚才张老师简介了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想，他的学术成果也是他中国梦的体现，希望农民的中国梦有朝一日也能够体现。第一阶段到此结束，下一阶段由曲老师主持。曲建文：各位下午好！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曲建文，刚才董巍老师也介绍了，今天各位专家、学者都在学界久负盛名，也是硕果累累，平时工作也很忙，今天赶上礼拜六，而且天气也很“暖和”，我们也是觉得很过意不去，一句话，非常感谢。张英洪老师这本书，我读完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这是一本负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写的书，他刚才也讲到他是出身农村，同时他对于“人”抱着一腔热情，所写不仅有识，而且有胆，有些话写到纸上是要有点勇气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探讨的价值。下面各位专家发表高论。党国英：我要向出版社表示敬意，这个书名摆在这个地方，我都愿意说两句，外国有皇帝新衣的故事，皇帝没穿衣服不能说，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是很魔幻了。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恐怕比人家都要魔幻，“衣服”都不让说，这个就很荒唐，特别荒唐，皇帝没穿衣服，这个“衣服”这个词儿都不能用。所以出版社能出这个书，我觉得真是应该表示敬意。对作者也表示敬意，张英洪认识比较早，在湖北党校待过吧？张英洪：对。党国英：他一直坚持这个领域，特别勤奋的一个人，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比较好，对这个问题本身要说什么呢？我在这方面很外行，昨天我看了一个公安大学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谈土地征收权，一个法学家谈的那么细致，我们读了以后相当有启发，纯粹是法学论述，所以我就感觉到自己特别外行。张英洪做的工作我很外行不便说什么，刚才遗憾的是他讲的时间有点短，写这个书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国家按说现在还在研究公民权要不要平等，这是特别要命的事情，还在讨论这个事情上费了我们大量的资源，很遗憾，但是现在不研究这个问题又没有办法，社会需要。我相信张英洪的这本书，一个是超越了这个层面，就不是研究要不要，肯定要不要也讲，因为我们社会需要。这个问题恐怕西欧国家和美国人不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落后”，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书已经超出这个层次了，应该有些更深入的研究。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宪法》文本很好，但是公民权很不像话。纸上的权利和实际的权利差别很大，这点在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完全让有些人颠倒是非，胡乱说话，就说你看民主多不好，自由多恶心，你看印度、非洲多落后就是因为民主、自由，你看印度的《宪法》就是民主自由。我有幸去了印度，印度农业部部长一张嘴的确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我们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民主国家。”的确看了以后印度农村不如我们，甚至农民权利上都不如咱们。这点我们国家的确有些人利用了，说这个自由不好、民主不好。这个事情如果更深入的讲，精英阶层意识形态上达到一定的水准了，乃至政治精英都算进去，达到一定的水准了，让农民有一个所谓的公民权看起来是不够的，那么究竟这个公民权真正的要成为一个现实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个确实需要谈。这两年我们在几个地方调查，发现公民参与热情和市场化程度关系很密切。现在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们看来假的特别多，发现真不容易搞真。我们发现小农基础上要搞真合作社比较难，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非经济学领域，特别是文化界研究问题的时候，多少年来老讲一个观点，“反对城镇化”。当然城镇化也有一点问题。说这个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化根基在农村，需要留住根，保住中国文化，所以不要搞城镇化。我就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自己是小城镇出身的，只要是穷的地方一定伴随着奴役，不要管当地出了贾平凹，还是出了路遥，都没有用。我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连续吃了多少年的苦玉米，那个黄曲霉素已经高的不得了了。我们给外国人看的那种稀罕的东西，只要穷、水平低就有奴役，因为不奴役会有一部分人没法活得好。所以看起来公民权还是和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是脱不开的，反过来也有一个关系，我觉得也值得探讨，又是一个层次了，我相信《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这个书一定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研究，因为我们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清楚。曲建文：党老师谈到市场与公民权的关系，作者张老师在书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从土改到现在，实际上也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公民权也在不断的变化，也是向好的发展。但是党老师还是很谦虚，大学者一般都是这样。下面哪一位老师讲。刘明清：项老师您先说，因为您是导师（张英洪的博士导师）。项继权：非常感谢，很高兴，作为导师我非常自豪，另外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因为这个话题很难，是非常需要讨论的，但是又很敏感的问题。作为老师，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从他（张英洪）个人来讲，我想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他非常的荣幸，我想你们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这本书从三个方面，就是一本书、一个人、一件事，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张英洪他写这本书到后来出版，他花的心血很多。这本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书，他把公民权的问题研究了，而且和别的问题不太一样，他真的是到农村做调查，到他家乡去做调查，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中国农民的变化，而且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古今中外，站在很高的角度再来一个问题就比较好。所以这本书能从事实说话才能让人信服。另外，这本书是有创新的，我想至少在两方面，首先是通过个案来揭示中国农民公民权不同阶段的特征，他是按照历史顺序来概括。另外他是和现代国家构建联系起来，他认为现代国家构建核心的问题应该把公民权放进去。实际上我是非常赞同的，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实际上是跟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致的。另外，这本书的现实意义非常强，这本书所关心的不仅是农民，而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他有句话，农民公民权不仅是农民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我想说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农民是什么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当然里面还有未来的走向。第二我想谈一下张英洪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很强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本来有很好的工作，他放弃一切来我们这儿读书。另外写这本书有风险，他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像他这样全身心地去为争取农民权利而著述的学者真的非常少，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第三个是公民权这个问题，我对公民权有一些基本的看法，他的很多观点我都非常赞成。首先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公民权，农民问题还是非常突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农民的公民权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进步的过程，中国过去从臣民到后来的农民到后来的人民到后来公民的提出，这是一个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首先给农民一部分的权利，后来给他民主参与、经营自主权，现在就是民生保障，这是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一步一步地在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现在能够有成就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赋予权利。农民不流动城镇化会是这样吗？不可能。但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农民的各种权利还非常不够，或者说缺失，包括对农民这个概念来讲本身就带来歧视性，现在农民不是一个职业，有很强的身份、阶级特征。农民的社会地位低，而且这个问题是一种制度性的，不是说一般的社会文化，而是我们的制度限制了农民，凡是带着“农民”字眼的词都是受歧视的，农民工、农民意识、农民习惯等等，所以这本身对农民不公平的，他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尊严。另外我们土地改革只给了一部分经营权，还不完全，等等，农民离公民权其实还有一些距离。再一个我们下一步方向应该是赋予农民公民权，我们变市民，实际上我认为农民变市民是必须的，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农民和市民都变成公民，市民的公民权其实也不完全，我们看看我们的文件很有意思，包括《共同纲领》里，我们当时给农民的基本权利有几项，我们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我们城市里你能随便到农村去吗，农民进不了城市民更进不了村，这就是我们制度性障碍。我们的国家如果农民不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这个国家也是不平等的，因为现代国家是以公民为基础的，他是给公民相当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大量农民排除在平等的公民权之外，那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另外还有公民社会的问题，现在有人在混淆这个概念，他把学术概念和政治概念混淆，我讲的公民社会不是和社会相对的，或者是部分的社会，而是大家都有公民权的。我们讲公民权就是《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那么是《宪法》赋予的就不是少数人的，所以公民权要上升到《宪法》。像这些问题通过这个书，所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小的问题，实际上讨论到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所以我就谈这些看法，谢谢。曲建文：刚才项老师讲的是比较系统了，这里面把农民的问题跟国家联系起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本书的意义，这里面不仅谈了它的意义，也谈了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得，研讨会这是应该的。这里面特别提到资料的来源，我在读这本书时也有这个想法，那里有很多的例子都是方言，这是作者深入到农村，跟农村到地头面对面，挖地三尺把资料挖出来的，他的资料不是来自于书本，很多学术著作论据都来自书本，这个不是，所以他这个更有生命力。丁东：我谈三点感想：第一，研究农民的公民权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似乎是争议的问题，但是也是中国下一步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能不能坚持这个走向，我觉得这个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出个点子，说想排斥公民社会，弄出个“人民社会”，这个点子我是不赞成的，当然人民这个概念我们也常用，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民这个概念我们多少年来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所有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这样的话，要是把你划在敌人那儿，那是对你进行各种剥夺、打击，那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的。后来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一看，基本上都是冤假错案。这个概念起码是给我们民族历史进程带来巨大创伤的概念，当然我们《宪法》里还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属于人民。这个概念我们现在需要不需要向公民这个概念转化？我觉得这是中国往前走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如果还坚持把一部分人划在敌人那边，这样的话，这个里面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掌握公共权力者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谁划到敌人，不光是造成冤假错案，还给社会造成了很多动荡，将来这些事儿都是麻烦。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到公民这个概念上，我觉得主权在民，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就用公民这个概念最好，主权在民，民对官要进行制约，这样的话，这个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现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研究公民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当然张英洪这本书更加具体到农民的公民权利，那就更加重要，我虽然是城里人我也插过几年队，等于跟农民一块也挣过工分，也知道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地位是如何的尴尬，是如何的穷困。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个文章，我说现在插过队的人你们已经主政了，是不是在你们这一朝能够把农民的二等公民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解决实在是不应该了。就是说中国的农民的公民权，它的下降、被剥夺，我觉得也不要追到太远，就是说这个户口的二元结构就是50年代固化的，从固化了之后农民跟城里人比起来就是处处矮人一等，再加上一个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你不幸是地主富农在那个阶层就更矮人一等，到1979年把地富问题解决掉了。今天是不是都知道农民的疾苦，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二元制度给画上句号。第二点感想，他这个书的副题是研究湘西农村，尤其他们老家溆浦，我看到溆浦这两个字很有触动。我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问题，文革当中民间思想个案我都很关注，这个溆浦也有一个个案，就是书里有一节讲的武文俊。武文俊是一个溆浦的小学教师，1976年给中央写信提了十条改革建议，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基本是可取的是好的，只不过提的早了点，结果1977年给枪毙了。最后没有完全平反，说是有罪错杀，给家属补了800块钱。我研究民间思想多了一个个案，张英洪先生研究农民公民权这个问题也多了一个章节。我觉得这样的个案也是本朝历史的一个创痛，别管这个人作为小学教师也罢，作为农民知识分子也罢，他提出他的政治见解，而且是写信提出建议，本来是非常正当的权利。但是在特殊的年代，就是毛泽东死后第二年就把人家给枪毙了。1978年胡耀邦平反了冤假错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胡耀邦结束了一个历史，就是以政治思想杀人的历史。我觉得就是这一条，胡耀邦也是了不起。这一段历史因为跟我的研究有关，所以我的感触很深。第三点感受，对于张英洪这个研究的认识。虽然我跟张英洪也算认识一点，但是不熟，没有什么很深的私交，但是我觉得他在中国的学界，在中国的博士生里，他是一个很特殊的。现在中国博士特别多，每年要招6万，中国博士已经泛滥，比美国招的都多，但是货真价实的，学术水平高，让人值得尊重的博士非常少，张英洪是其中一个。湖南这类博士出的不是他一个，比如于建嵘也是一个，他们都是有很深的社会阅历，然后回头读博士，等于已经在政界混的不错，辞去公职脱产读博士，这个很可贵；如果两兼顾的话他也能变通。他这样，我觉得就更加值得刮目相看。现在中国的博士我也接触过一些，很难跟他聊得起来，他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研究问题从概念出发，在概念之间游戏的津津有味，但是他研究的那个东西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张英洪不然，他这个里面进行了很深入、很精确的思辨，而且有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概念跟他的生活感受，和整个历史进程是完全扣在一块的，这在中国博士笔下的科研成果里那是太稀缺了。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说这个会来不来，我说一定来，我说一定表示对张英洪的支持，而且我一定要说你作为一个博士你是很稀罕的，是很特殊的，在我们学院派的学术研究里头你是一个稀缺的人物。我就谈这三点。曲建文：这么稀缺的作者我们社出了他的书了。刚才丁老师讲的很生动，这里面讲到下乡农村的事儿，我看在座很多都下过乡，当时我也在农村，在农村当农民，有时候看城里工人羡慕的了不得。我觉得如果要有农村经历的人读这本书可能理解更深一些。周志兴：向丁东同志学习。先插一个别的话题，丁东讲博士的问题，共识网组织了一个叫青年学者沙龙，有不少人报名，上个礼拜六美国的（李堪如）克林顿总统亚洲事务顾问到我家，我请了20个学者，很多是博士。完了以后跟我们的人讲很不好，这些博士真的没有什么担当，而且很多人在那讨论什么？什么地方给我工资高，什么地方给我房我就去哪儿。就讨论这些东西。像张英洪这样的博士真的是我们以后需要发掘，真是要向全社会推荐的学者。翻了这本书，我有一个感觉，学问做的很扎实，用了很多的资料，看起来也是跑了很多的地方，翻了很多的书，我觉得这是非常扎实的一本书。刚才党国英教授讲，现在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还有一些文章是领导同志推荐的文章，其实那些文章非常差，包括最近有几篇文章，不想说这个文章的名字了。这本书看了以后给我两个感觉，一个是纵深感，一个是时代感。所谓纵深感就是讲历史，我的岳父在98年的时候出过一本书，书名叫《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写的也是湖南的农村，在香港出了叫《人在矮檐下》，我记得高华找了19本小人物写的这方面的书，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小人物记录的历史很细，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那个书也开了发布会，我记得丁东去了。为什么我们要出这样一本书呢？其实即便我们不是农民，我们上一代不是农民，上上一代肯定都是农民，所以我想对农民的关注，是我们一定要下功夫的。去年的8月，当时搜狐和腾讯搞了一个活动，叫《请农民工吃顿饭》，他们找到我，好多人都请过了，崔永元他们都请过了，我说我请保姆。我请了大概20个在北京打工的保姆，我原来其实很不看重这个活动，我觉得是作秀的事儿。吃完这顿饭以后我真是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和农民吃一顿饭，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记得那次我还拿了一个东西去，我正好回老家，我舅舅说要死了，把他很多东西拿出来，我看里面有很多古老的文书，有咸丰、光绪年间的地契，还有税票。还有一样东西很有意思，我的外祖父当年是过继到我外祖母这个村里来，有一个过继的文书，就讲这家里没有孩子要过继一个孩子过来，这个人已经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大家都要按这个村里的人来看他，然后有村里人的签名。这个就是当时乡村社会的家族史的管理，这个应该是一九一几年的东西，纸发黄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过去都是农民，再一个说明过去的农村没有支部，没有乡政府，他们农民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从历史上说，我们是靠农民打下了天下，过去讲淮海战役，是说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也说农民打天下要坐天下，实际上坐天下的不是农民，农民基本境况没有太大改变，现在的农民照样受歧视。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到外地去，去年我去了陕北，我跟组织的人讲，一定要有一个课题，就是要到农民地里看一看，到农民家里吃顿饭，为什么去陕北？因为陕北苹果受灾，我当时买了18吨苹果，因为他苹果卖不出去，被冰雹砸了，不影响味道，但是影响形状。当时一个副镇长在微博上发出呼吁说请大家帮忙，我也跟着转，最后说没有人帮忙，他一车最少要12吨，再大一车18吨。我就买了18吨苹果，回来卖出去一部分送出去一部分，但是和陕北农民结下了友谊，所以我们去年到了陕北到农民家吃饭，觉得农民尽管生活比原来好了，但是还是非常艰苦。比如说没有水，比如说电也很紧张，等等。所以我想现在的农民生活远远不是好的，而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更多。比如我们现在讲农民工，农民工的称呼其实还是有点歧视在里面。我们有没有说我们的领导干部的孩子在研究农村问题，现在领导干部的孩子恐怕都是在金融、电信、石化，有没有在研究农村问题的，有没有跟农民打成一片的，这就是标志性的东西。另外这本书还有时代感。现在城里人都不再讲公民，农民能讲公民吗？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其实农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类似于公民的想法。我去年去哈尔滨，原来省委的一个干部，曾经做过绥德的专员，他现在在政协的农村委员会，他跟我讲，现在的农民跟过去不一样了，他给我说了一个顺口溜，我当时记下来了，是怎么说的？有吃有喝不求你，要钱要粮不给你，你来找我不理你，你要整我我告你。这就是现在的农民，农民对我们的政府现在是这样一种态度。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态度？因为现在的政府和农民确实有很大的距离，不在一起。我现在在北京的昌平，很多人都去过我家，我家在一个村里，这个村是一个镇的所在地，现在据我了解，不但是乡镇是干部了，村里的书记也是干部，比如我们那个村的书记就是镇里的干部派下去的，如果是镇里面的干部派下去的话，他就是向镇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农民负责，所以他在代表农民讲他的诉求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站在政府这一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管理的体制，使得农民越来越向秦晖说的那种，是受到歧视的那一种人了。张英洪这本书在研究农民、研究公民这个问题上，确实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也认为张英洪是非常有担当的。同时我也认为出版社是非常有担当的。我做过很多年的出版社，根据我的判断这本书是不会赚钱的，所以出版社就有两个担当了，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应该说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这些年出了很多好书，我不知道你们赚钱不赚钱，但是这么多好书值得我们好好的向中央编译出版社学习。曲建文：刚才周老师说的我挺感动，我们社不是很赚钱，所以以后这些专家学者想办法叫我们多赚点钱，我们多出点好书，刚才周老师总结了这个书我觉得挺好，一个是纵深感，再一个是时代感。这书的确意义也在这儿。谢扬：很高兴参加这个会，首先我作为三农研究的学者，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确实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些问题。会前我因为书多少读了一些，做了一些准备，我就按照我准备的发言。张英洪著的《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的确是首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的研究农民的书，从农民问题探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变革，我个人认为本书有老一辈的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家的风格，这是我们长期探讨的，也有新一代的一些特点。首先是按历史来龙去脉的叙事风格，而且是第一线的史实，给人非常真实的感觉，这是本书吸引人之处，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但是局部史实如何构成历史时代规律性的描述还是需要洞察力。其次作者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当代国内外的文件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十分严谨，但是因为是当代问题研究，不少地方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第三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里面有思路也有建议，本书贴近现实，也是本书成为好书的依据。当然思路和建议依然要经受历史考验，好在今后二三十年恰巧是一个试金石，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所以后面谈几点建议。一个是关于计划经济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被纳入历史？文中定义为高度的集权体制，作者有其自身逻辑，但是是不是历史的真实逻辑还可以探讨。如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文件是这么说法，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有些学者和专家还想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史二卷也都提到，对此都有一些差异性，我本人建议作者和与会的学者可以继续探讨，学习一下（沈至华）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真相。他的档案资料、研究视野及得出结论，朝鲜战争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哨战和分水岭，这个历史逻辑不是我们愿意选择而是被迫选择。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三级所有是不是历史必然，也涉及我们今天如何认识现实的集体经济，说白了村社制度是外迁的还是内生的，文中所说的共同体道路是走出二元体的必由之路。我没有完整意见，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我自己的意见，就是这个架构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功能，农民需要以此来防备两极分化。在此意义上，农民历史上追求包产到户不是反对集体，而是需要生产继续下去的家庭需求，这种需求与我们公民基本均等化完全符合。第三文中有非常多的论述，提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好象有了《宪法》就有现代国家。我下面举几个例子，讲如何理解公民权与国家的完整概念。第一大家都知道，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少人解读是福利制度。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国家概念与公民权历史最悠久的，你能说其公民权是完整的吗？还是有点过度，或者说是破碎的。如今我国城市市民所拥有的公民权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有点过度享有某些福利。因为公民权是跟享有的权利的含量有数量概念的，那边讲农民剥夺这边是不是要享受一下过度，这不能成为今后追求完整公民权的目标，可能有些地方是过度的，公民权还应该剥夺点，重新建立架构，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新时代探讨公民社会问题逐渐突出出来，作者也提到这一时期，但我觉得还不够。实际上全球贸易自由化中，不少国家出现转产升级过程中，失业普遍。人民认为公民权受到冲击，于是不仅上街对本国政府不满，而且到国际组织大会开会地游行示威，希望反映他们边缘化人民的呼声。这不是一国政府所能回应的，国际上的公民社会往往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往往有点人权大于主权的意思。第三上述两个特点问题，恰恰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相联系，比如我国《宪法》本身就有的不公平性，我们二元结构存在本身，也是我们过去30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红利所在，我们靠着农民的贡献才走到改革开放今天的。但是如果以普世价值理解所谓的理想的公民权的衡量，那么是不是认为我们公民权缺失，这么简单理解我觉得也不够，还得需要全方位的思考角度。曲建文：谢老师提出了很多怎么样理解这本书的思路，这也是一篇很好的书评。胡星斗：这本书我没看完，还没来得及看完就赶来了，虽然没看完，但是的确已经有很多的感受。一是我们这个出版社刘明清总编辑为代表确实是充满了良知，这么一本书能够出版的确很不容易，刘总编很早就想出版我的书，但是最终还是不成功。张英洪的作品我认为是对公民权研究最深刻的一本，他的确博览群书。另一方面，我与他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说关注现实，去争取农民的权利，争取公民的权利。我的东西也不完全是理论研究，很多也是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张英洪这个书所谈及的内容，的确是极为重要，农民的贫困其实就是权利的贫困，这么一个话题虽然早就有人阐述，很多人都在阐述，但是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阐述这样一个内容，我觉得是张英洪老兄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认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特权阶级拥有各种特殊的权利，比如说话语权，因为我们的媒体全都是官办的，因此他们拥有特殊的话语权，而普通的民众、农民他们又没有权利。比如说我最近召开了一个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研讨会，后来又有视频、有微博、又有实名举报，后来黑龙江农垦公安进京抓捕了他们的维权代表（杨志国）回农垦，农垦的领导也到北京来跟我座谈。这个事情中也的确反映出老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农村教育投入非常少，本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大部分投入了高等教育，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是由社会来办，主要经费应该投入义务教育，但是中国完全相反，这样就导致我们农村的子弟能够上大学的只占工人子弟的大概1/4的机会，其实还不到。所以一方面是特权阶级特殊的受教育权，另一方面是农民权利的匮乏。再比如说金融权，中国基本上是官办金融，因此就导致我们农民创业很难，普通民众创业很难，大学生创业也很难，我们新农村建设农民没法创业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新农村的出现。再比如财政权，我们这个特殊阶层，他能够掌控财政、关住财政，发达国家财政都是要经过议会严格的审批的，而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普通民众，能够得到极少的财政这方面的投入。社保投入在中国大概只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几，这实际上百分之十几是否真正投入到工人、农民身上恐怕还是一个疑问，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六十以上。我们这个官僚制度，县里的官员是市里任命的，市里是省里任命的，因此官官相护，因此买官卖官。再比如说土地制度，张英洪同志书里讲到很多这方面内容。法制分权的前提是分散财富、分散资源，那财富、资源就要民间化，如果主要的土地的财富不能由民众所有，那么这个民主、法制、公平的基石就没有，甚至由于主要财产不能由民众所有，那么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的情况下，社会有没有道德，这可能都是问题。再比如其他的制度，比如说人大的制度，这样的代表制度，我还讲刚才说的黑龙江农垦的事情。黑龙江农垦的官员派人来跟我座谈，说农垦那些农民一年一千斤承包合同，每年上涨承包费是经过职代会批准的。我说这些农民职工代表都是经过你们挑选的，或者是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除非都是傻子，否则怎么可能去投票赞成，每年要重签合同，每年要增加自己的税费，而且这个税费是增加到自己无法承受的程度，只能证明这些农工代表不能代表农民，那些职代会的代表不能代表农民。大家可能只知道05年之后退出了农民的大部分特产税，不知道现在在国有农场还有沉重的税费，当年国务院的文件是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也免除农场的，但是有关部门制定违反国务院的文件，说可以收取一亩地25元，到如今变成了400元左右。所以我非常赞成张英洪博士的观点，要赋权，赋予农民公民权，如果农民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没有组织权。没有组织权大家都受害，比如说食品安全，小农经济是没法解决食品安全的，如果农民没有户籍真正自由迁徙的权利，不是说能走到什么地方，而是要获得这个地方相应的待遇，否则就不叫自由迁徙权，那叫流浪权。如果农民没有这种土地的权利、金融的权利、财政这样的一些权利的话，那农村不可能成为新农村，如果中国不能去特权，不能赋权，如果不能做到这两者，还有平权，就是平等权，那么中国会有各种群体性事件，有激烈的矛盾，也会导致目前中国的道德沦丧、道德堕落。这也是我从张英洪博士书中所获得的某种感想，谢谢大家。徐祥临：刚才几位都批评了博士水平不高，我就是带博士的，学生都不笨，就是没有好老师。当然把责任都归到老师身上也有点不公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改革了，我把这个话题扯到这儿就偏离了张英洪这个书的主题，但是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说张英洪这个书，确实像上面几位专家所讲的那样，是在政治学领域研究了农民权利问题，特别是着眼于将来。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可能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将来我们这些人如果有一天都不在了，等我们孙子、重孙子辈的，看看这本书再看看它的参考文献，就会给人比较完整的当年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方面状况，所以这个书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我这个发言我想立一个小题目，叫“政治学学者给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张英洪这个书送给我了，我也拜读了，有些内容读了还是很清晰的。比如生产队社员农民外出要请假，这个我有切身的感受，当年就是这样的。我就想起当年我家的嫂子要回娘家，得要请假。所以读起来想到这些东西不能说亲切，但是总是有那种怀旧、沧桑那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也是来自农村，而且年龄比张英洪还大几岁，对农村的感受可能更多一点，这本书将来还是会很有价值的。我说政治学家给经济学提出新课题是什么意思？张英洪这本书研究农民的权利问题，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公民权也好，或者没有公平的国民待遇也好，我认为都是一个意思。这个主要是从50年代后期形成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张英洪包括其他学者也都在探讨，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农民的权利被剥夺了？因为我们新中国，我们共产党领导这个天下，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打下来的，打天下就得坐天下，不坐天下利益在哪？那么为什么靠农民打天下，结果就把他的权利剥夺了呢？什么道理呢？我看张英洪也给了一些回答，毛泽东个人迷信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翻版，搞的计划经济也基本是照搬苏联的。我的看法，到现在我们研究农民的权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权利不平等，我认为我们学术界，我们的这些教授，更不要说什么博士生、硕士生了，是不是把当年毛泽东为什么非得学苏联，为什么革命时期不学苏联，为什么打天下的时候不学苏联，坐天下的时候非要学苏联，搞个人迷信，搞计划经济，搞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计划经济，我们作为经济学教授，是不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的看法，整个经济学界来说恐怕还没有搞清楚，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大概也就停留在哈耶克《奴隶制制度》的批判上，经济学道理上是不是给予很深刻的阐述了？我认为没有，我不客气的说张英洪这本书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探讨。当年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我们就不能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不搞剪刀差就不行？这本书是有历史感的。当年有朝鲜战争造成的冷战，东西方对立，但那个是国际之间的事儿。国内我们建立中央银行体制，就可以间接融资，那么你建立资本市场就可以直接融资，你搞市场经济允许农民卖个辣椒，卖个黄瓜，养个小猪，允许荣毅仁先生办私人纱厂，帝国主义敢打你吗？朝鲜战争的时候也还都是个体私营经济占主要，美国也不敢打你了吧。所以我认为当年我们不是说非得搞计划经济。党国英：我真想插一句话，我们是不是搞了计划经济啊？谢扬：跟苏联计划经济完全不可比。党国英：58年那个尤其就不是计划经济了。徐祥临：我认为那是计划经济的疯狂，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命令、长官意志，这就是我理解的计划经济。不是说书本上讲的有计划按比例，那个搞不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经济学教授到今天没有把这个问题，用东北话说，没有整清楚。包括一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也认为，当年那个就是对的，只能那么搞，我说完全不是上海交易所当年搞的中央银行体制，好像这个东西我们共产党就不能需要，好像只能改革开放之后搞，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这种大的制度差个20、30年，早搞早好，国民党不就是因为腐败吗，跟搞中央银行体制有什么关系。回到农民权利的问题，我们作为经济学没有给保障农民的权利以有力度的理论支撑。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1978年开始，这个已经比计划经济跨度要长了。53年、54年开始到78年，那不过20几年，现在得搞30几年了，所以现在农民权利如果归到计划经济上去，包括在座的也好，舆论界也好，包括对现在有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批判，说完全都怪以前旧体制的遗留，有没有改革开放之后搞市场经济造成的东西？我们革命时期曾经有教条主义，来自苏联的革命的教条主义，党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没有来自市场的东西对农民权利的侵害？比如小农经济的体制，这个小农经济体制下，如果说就是我们一些学者头脑中想的，包括学者灌输给官员形成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自由竞争，能不能给小农经济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和保障，我认为这也是大可以质疑的。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在我们学习时报上讲了，以拆迁问题发表了一个小观点，我认为我们现在农民的权利，我没有讲权利，我讲的是利益，权利不也是利益吗。对农民的利益是受到了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教条和市场经济的教条双重的夹击，双重的剥夺。那征地的人都是搞市场经济的，他凭借这个计划经济的权利，这两下一结合把农民剥夺了，私人老板不借助于政府，政府来自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安排，比如征地就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叶兴庆：谁在征地？你基本概念还没搞清楚，老板征不了地。徐祥临：地方政府跟老板，地方政府传承计划经济的东西，然后跟老板一结合。徐祥临：我就说现在计划经济的东西，包括对小农经济的剥夺，这里包括征地的问题，包括日常的市场竞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几个方面，作为经济学教授，对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剥夺农民的权利，市场竞争中的问题，都没有很好的给予揭示，我们老是强调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看到成绩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比如现在搞农业的农民，搞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农民，要受到几重剥夺：第一高利贷，要么借不着。第二要想多种土地，生产农产品，就得交地租。第三基层干部的作风等等的，还有贪官。特别是乡村这两级的干部作风不正。然后又有来自市场的风险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农业怎么能搞好，农民的权利怎么能够得到保障，我觉得张英洪这本书从政治学的角度，给我们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了。接下来经济学家应该扎扎实实研究农民权利如何通过经济发展，这里包括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等等的，这方面得到保障，这里面当然有话说起来就很多了，时间关系只是提一提，谢谢大家。张鸣：其实我才是外行，虽然跟张英洪，还有他的导师，还有党国英，有一段时间他们误以为我也是搞三农问题的，老找我开会，其实他们错了，我根本不是。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学术界，学术界也不太喜欢我，所以一般不参加这种社会讨论，嘴也臭，一说话人家都不太喜欢听。这个书大部分讲的前30年农村的历史，这个很有意思，包括我们讲通过土改集体化运动，整个农村的改造，显然中共是花了很大力气的，有时候到了再承包土地的时候就很奇怪，为什么折腾半天费这么大劲折腾回去干嘛呢？你看比如说土改的时候，刚才有的老师担心两极分化，其实土改跟两极分化关系不是很大，46年也土改，那个贫富标准怎么划？是以36年标准划，如果真的贫富分化，说80、70%土地都是地主的，农民没有立锥之地了，那干嘛用36年的标准到46年开始改土改，这不是扯淡吗。虽然你可以说在战争年代土改的暴力化，那到了中共已经掌权了，干吗还搞土改？然后后面就是集体化，担心说分了土地之后马上就是贫富分化了，搞集体化的时候主要借口就是担心贫富分化。你们要知道土地改革到53年还没有完成，但是53年已经开始搞集体化，也就是农民土地分了还没有种热就集体化了，这是没有常识啊，而且一般的宣传都是农民很乐意，全国差不多有快6亿农民，是不是有乐意的？估计会有。集体化之后农民地都种不好，然后加强整社、改社，制定很多政策，我觉得中央真是用心良苦。我们知道农民本身原来是有自发性的合作组织的，早就有，农民有各种类型的自发合作组织，有互助的，有搭帮生产的，还有文化组织，全都有，但是经过集体化之后什么都没有。包括今天，比如说集体化的顶峰就是人民公社，后来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才把人民公社降了，实际上就是等于错了，但是毛为什么后来要坚持不肯把人民公社去掉，实际上就是不认为农民公社错了。到今天为什么保存那么多再集体化的农村，什么吴仁宝，什么华西村，很多人还寄希望于这些，我们重新再翻回去那个社会，已经被证明了无数是扯淡的事情。你能再回去吗？他们也知道回不去，但是就要坚持这个，就像他们的理想。你说我们现在承认公民权利很多吗？福利跟公民权利不是一回事。那你养动物园动物比我们福利还好呢，你说他有公民权利吗？你给我再好的权利也无非是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这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讨论，实际上很多人到现在虽然已经稀里糊涂搞了市场经济，改革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就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怎么承认人的基本权利，他的财产权，他的合法的生存权，他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基于人的本能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包括他进一步的表达权是不是合理的，这是很基本的东西。所以，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至少前半部分中写了那么多关于这个时代怎么过来的，我也能看出来对于农民的强制。杨雪冬：我跟张英洪认识将近十年了，另外还有一层关系，我是编译局的，跟我们出版社很密切，我想谈三点：第一，从个人来说，我很钦佩张英洪，一个人有理想、有追求，在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当然周老师批评了很多博士，其实也不应该批评人家，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经济吗，就是要追求物质利益，我们不能占用89年之前的标准要求每个大学生都有一种理想，那也是不现实的。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守自己岗位的道德，我觉得这个社会可能会越来越好，这样可能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让每个人都去革命了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所以作为学者我们就去翻史料做田野调查，去看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作为学者的本分。第二，项老师那个团队，从我们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有个所谓的华东学派，有一批学者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批人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花大量时间做调查积累了大量素材。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从掌握资料、掌握信息上你们积累了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做研究不仅是要有资料和信息，还是要有提炼、有概念、有理论、有判断、有假设，这样才能搭建出理论体系，其实张英洪这个著作，通过公民权的概念力图做这个东西，是有很重要的探索。前天（袁换成）博士后出报告的时候，我说应该是你们第三代学者了。其实他做的是比较的研究，我说你用这种方法做研究，说明你真的是不断的往前进，应该是进一步鼓励的，当然你说这种方法按照西方的方法是不是有科学性，这个应该理当别论，我觉得应该有探索。第三，我对这种历史不是很熟悉，我总觉得政治学者要踏到历史学里有时候很危险，这些年有很多年做这种探索，因为你很容易用理论的范式或者概念，带着这种概念和范式看史料，很容易对史料有裁剪。我觉得有时候会犯一些忌讳，我觉得从史学角度会有一些问题。如果再进一步做研究，包括对很多青年学者来说，在去理解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用新概念理解历史的时候，如果走得过分可能把历史扭曲了，特别是当我们用一个概念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批评，当用西方的概念在看中国人的时候是有问题的，比如你这里谈到50年代对农民公民权的剥夺，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公民权，他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去设计，所以我去解读它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些概念我们怎么去赋予中国的内容。中国老百姓的思维能够更贴近一些，这样可能使你的解释会更好一些。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些学者以后应该进一步奋斗的，如果有可能，我们真的去创造出中国的概念。可能张老师会批评我了，我觉得有些概念中国人解释比较现实，跟我们事实很近的，我觉得这些应该是我们努力奋斗的。非常感谢刘社长给这个机会，谢谢！刘军宁：谢谢主办方和作者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编译局的活动，最近一次也接近20年之前了吧，所以很高兴有机会再次重新接触编译局，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知道我不是研究农民问题的，我也不是研究实证和历史的，我是更多的关心这个观念的。这本书讲的话题不仅仅是讲农民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所以这本书的题目如果去掉第一个字同样是成立的。在我最近一篇文章谈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当一切土地属于王的时候大家就是王臣，当大家都是王臣的时候就享受不到公民权。我觉得在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涉及到体制，农民问题的解决要涉及到土地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会有解。所以我想给张英洪一个问题，中国目前的农民问题，以及中国整个公民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能够得到解决吗？谢谢大家。邓永标：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深受启发，很多观点我是认同的，也有极个别的观点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首先是在这个书的出版方面，目前我们中国是一个合作的社会，目前作者能够关注这个民生的问题，拿出这样高水准的作品出来，我觉得这点是令人敬佩的。再从出版社来说，我们出这个书也是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历代领导对农村工作非常的重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有必要，让我们管农村工作的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看一看，这个书就会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今天是《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我想谈这么几个想法：近十年来我们农村真正受惠的是哪几个方面？随着国家改革和发展，第一点应该是在义务教育方面，确实让农民得到了实惠。第二是农村免除了“三提五统”，让全国农民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过去我们乡镇干部，我们的工作民间有个说法叫三要干部：要钱、要粮、要命，要命是计划生育，但是现在都减免了，农民得到了实惠了。第三个就是社保，让农民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当然社保问题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二方面，在农村农民问题上，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在座的专家与学者关注的，需要你们继续研究的，我觉得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探讨：第一个是城镇化的问题，我觉得城镇化的问题并不是把农民全部动员他进城，我想城镇化在农村建设方面，不是让他们全部进城，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第二个农村的社会保障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土地抛荒的问题，这块我不知道在座研究三农的专家知道不知道，这几年我跑了不少，有些地方农村非常好的土地整片的抛荒，这种在我们国家还比较普遍，不是个别的地方。过去你说一家两亩地三亩地，你稍微把他抛荒一点，那可不得了，下面马上会有一些利益争议的问题，现在看整片的抛荒，可以从土地上长出茅草可以看出已经抛荒了三五年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待我们专家学者去研究它。第四个问题是农民的养老的问题，现在有些地方有养老院，但是有的乡镇到现在没有养老院，现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搞了20多年了还是没有主动性，老是处于被动的位置，核心的问题是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农村的养老院的建设问题，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计划生育挂钩，能不能把计划生育的划拨资金拿出来一部分建设农村的养老院，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这也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第五个就是扶贫问题，在前十年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每级都有扶贫办扶贫局，那时候抓得比较好，但是这几年随着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城市建设，国家项目资金转移，近几年我发现国家对扶贫力度在削减，而这个削减并不是因为农村已经发展了已经富裕了，还有很落后的地方。现在有些乡镇搞新农村建设，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很多是叫路边花，第一排房子特别好，里面就是豆腐渣了。第六个就是农村的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农村乐得劳动力转移应该合理化、科学化，不能盲目的转移，国家政策要引导它。现在很多农村是成了留守村，整个原来三五百人的，现在就几户人家，整家都出去了，这就涉及到土地抛荒、地方的绿化、地方基本建设，这就处于一种滞后发展的状态，所以农村劳动力也应该引导合理的转移。这是我凭个人的感觉，目前有这么六大块值得在座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第三方面，我们农村能不能有一个新改革探讨这块，我个人想当然的有几块，第一能不能在中国农村里实行大社保，所谓的大社保就是说生、老、死、葬、病、医、吃饭，这个涉及到国家计划生育、义务教育这些方面的政策为什么在农村很难推进，为什么农村的大病、重病这种病种特别多？因为他们生活条件所限，他们生活质量不能跟我们城市比，尽管离开乡镇工作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有跟农民交往的情节，我们原来一个工作大院五千多人的办公楼，30多人来自农村，这些保安病了拿药找我，他要书看找我要，8小时以外就喜欢跟这些人聊天，我平常工作时间喜欢农村题材的文章，所以能不能在中国的农村实行大社保，现在是小社保。第二能不能在中国实行大扶贫。大扶贫是什么呢？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包括能不能走知识青年下乡，这也是一种扶持。第三是大建设。现在我们还有公路没通的，水没通的，中央始终提出来，全国多少年之内要消灭无公路的村、无电的村，但是现在还是存在。所以我就说将来农村工作的探讨方面，这三块能不能引起我们关注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感悟，供大家参考，说的不对，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曲建文：刚才各位专家学者也谈了很多，基本上是肯定了这本书，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下面把这个时间交给作者再谈几句。张英洪：非常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各位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对我以后的深入研究有了更好的启示和帮助，这个研究也只是我个人的初步探索，推进中国公民权走上发展一个小小的努力，我相信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这个成果会越来越多，研究三农的人有个好传统，我们三农的人都在关注农民命运，都在关注国家的命运，研究三农的人都很长寿，费孝通、梁漱溟都是长寿，也许这是上帝对研究三农的人的回报，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为农民说话的人也能够健康长寿。还有几点意见简单的说一下，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前三十年主要是对农民权利的伤害，改革以来主要是权利和资本对农民的伤害，最近十年农民在社会权利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农民权利改进非常大，但是当前我认为还有两种权利对农民权利影响非常大，我现在主要从事三农的政策研究，我也关注具体的政府实施的政策，我认为两方面过于突出，一个是征地拆迁，这是对农民财产权很大的威胁。第二是对农民人身损害非常大，有些把上访的人抓起来了，作为学者我表示担忧，我不大赞成这样的做法。这个权利的发展需要中国人共同的努力。该说的话很多，我最终还是再一次感谢大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个人的支持，对公民权的关注，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感谢曲编辑，还有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你们都辛苦了，谢谢大家。曲建文：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要谈很长时间，因为时间关系到此为止，希望会后专家学者继续在网络上还有报刊上关注这本书，下面请我们刘总再说一说。刘明清：刚刚听了咱们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给我个人很多的教益，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工作非常繁忙，党国英老师本来还有出差的任务留下来了，包括刘军宁老师很晚才过来，各位老师都非常繁忙，而且大家有兴趣，而且花时间，在周末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探讨这样一个话题非常地有意义，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开这样的研讨会有没有实际的价值？对这个社会的净化有没有作用？对社会进步有没有实际的推动呢？就像出版工作，出一本书表面看来这个书出版了，各位老师也都对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我们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出版工作，一本书在社会读者当中的流行会促进观念的改变，一本书改变观念，一篇文章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时代，都会发生的。我相信今天这个会议，学者们研讨的发言，再通过我们的媒体朋友，特别是通过我们凤凰网，还有我们周总的共识网，周总的共识网很高端的，很多人都在看共识网上的文章，其实也在影响决策层，不仅影响普罗大众。所以今天的会议，学者们的观点，大家的研讨，我们思想的碰撞，应该说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交锋，我相信我们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研讨会议，会对我们社会进步，包括对我们的公民权，农民的公民权，对人民的公民权，每个人的公民权将来的提升都会有帮助的。我们的书通过学者们口碑的传达、评价，再通过媒体的放大，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你们的传播再传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更多的读者，包括我们希望影响的决策者们他们会看到，这个就会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我相信是悄悄的发生的，也可能是很快的发生的，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议的意义。最后，再一次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你们贡献了你们的智慧，贡献了你们的思想，特别感谢张英洪老师，我们出版他的著作是我们出版社的荣耀。
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给农民赋权文/项继权（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张英洪曾告诉我，《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是他思考最深、用力最多的作品，也凝聚着他几十年来的思考、责任和担当。的确，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实在难得。此次中央编译出版社郑重出版这部著作，并举办新书发布会，邀请各位专家就“农民、公民权和国家”问题进行讨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张英洪也非常荣幸能得到各位的支持。在我看来，对他这样一个研究农民公民权问题学者，大家的支持的力度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社会各届对农民公民权的关注和支持的力度有多大，农民公民权实现程度就有多大。为此，我想就是这本书、这个人和这件事谈些自己的看法。《农民、公民权与国家》出版后好评如潮，这首先要归于这是一部契合时代需要的严谨的学术著作。《农民、公民权与国家》是作者把握时代发展有脉搏，通过他的家乡湖南溆浦县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的基本上撰写的，他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和变化。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用事实说话，有理性思考，视野开阔，科学论证，使这部著作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其次，这是一部有理论创新的著作。作者通过个案资料的分析，认为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是从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走向公民化的过程，这是对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和特点的新概括；作者对农民公民权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关系进行解释，强调农民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农民公民权问题，也是对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新见解，是政治学理论研究上的新贡献。此外，作者也将三农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最后，这也是一部很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著作。这本书不仅是关注我国农民权益和命运的著作，也是关注我们的国家改革和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权益命运的著作。尤其是当前我国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不同的评判和主张，也有尖锐的分歧。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入了解到农民和国家的过去，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未来。张英洪曾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对他非常了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仅将农民问题研究当作自己的学术研究主题，而且将农民权益问题，尤其是公民权的实现与农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每个农民获得完全公民权的过程。不赋予农民公民权，也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农民没有公民权，我国国家也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法治和文明；没有农民的解放，也就没有我们每个人的解放，没有我们国家的解放。维护和发展公民权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因此，他说“公民权既事关广大农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也事关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维护和发展公民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当然责任。那么我的梦想就是有效实施宪法，在现代法治的轨道上开启一个尊重、保障和实现公民权的新时代。”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从事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2003年）、《农民权利论》（2007年）、《认真对待农民权利》（2011年）等著作。可以说，他的全部兴趣，全部心血就是研究农民权利问题，就是求得人的自由、尊严和解放。他将为农民公民权鼓与呼当作个人的学术追求和崇高事业，这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他放弃了很多职位、利益和机会。众所周知，在中国讨论权利问题向来是不容易的，也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将这一切置之度外，真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风范。这种以学术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政治勇气，既要能“仰望星空”，又要能脚踏实地，这一切在当下中国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知识分子最值得学习的。这部著作的主题是讨论农民公民权问题。虽然张英洪的个别判断我不一定同意，但书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我是非常赞同的。对于农民公民权，我有几个基本看法：第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赋予农民以平等公民权。我国是一个农村幅员辽阔、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度，“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三农”问题来看，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农民权益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平等公民权问题。第二，我国农民公民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我国农民的公民权的发展从过去的臣民，到后来的国民、人民和公民，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重大改革事实上都是围绕农民权益问题展开的，归根结底是重新确立和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赋予农民群众平等的公民权。如“家庭承包责任制”通过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受益权及经营自主权；“村民自治”赋予农民群众民主选举及村务自治权；“户籍制度改革”确认农民群众自主择业、自由迁徙等公民权；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改革给予农民群众日益平等的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通过这些改革，农民的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公民权的保护不断强化。第三，当前农民的公民权问题依然严重。迄今为止，农村及整个国家的改革仍在进行当中，涉及农民权益的一些重大改革并未完全到位，城乡居民权益不平等依然存在。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也是一种阶级身份，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生活上仍是受到歧视和排斥的。而不少是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如政治上，工人阶级是领导，农民只是同盟军，城乡居民选举权长期不平等，农民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法律上，农民的土地产权是集体产权，城市土地是国有产权，财产权益不平等；身份上，农民是农业户籍，城市居民是非农业户口，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不平等；在生活上，凡是与农民相关的，都是与众不同，低人一等。如“农民意识”、“农民观念”、“农民工”等等，只要加上“农民”二字，必定是有贬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文化的歧视，但是，更重要的，这是一种政治歧视、法律歧视和制度歧视。第四，赋予农民公民权不仅仅是让农民变市民，而是农民和市民一道成为公民。农民公民权的缺失及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制度问题。这也是我国农民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农民问题长期难以有效的制度根源。正因如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观念上、政治上、法律上和制度上的歧视，赋予和保障农民平等公民权，是当前我们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在此，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改革要“让农民变市民”。从当前来看，这是有道理的，要让农民与市民一样享有基本的权益。但是，农民变市民仅仅是现阶段的平等目标。从公民权的角度看，这远远不够。按照现行宪法和法律，我国市民也没有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如我国过去的《共同纲领》和《宪法》都曾规定公民有自由迁徙权，但后来又取消了。市民在自由迁徙、自由表达、自由结社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同样存在诸多的障碍。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让农民成为市民”，而是让农民和市民一道成为真正享受自由、平等、民主和充分人权保障的公民。第五，农民公民权的扩大过程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现代国家是什么，我认为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单纯的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也可能只有少数人的民主），更重要的是民权国家，是一个维护和保障公民权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让全体国民能依法平等享有公民权的国家。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公民权也成为民族国家的辨别人们身份、确定“国家主人”和国家统治基础以及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者或统治者。失去公民权也意味丧失公民资格，进而也被排除在国家主权者和统治者之外。也正因如此，一个国家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对象、范围及其权利内容，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着这个国家阶级基础及政权性质。在现代社会中，广泛而平等的公民权是现代文明和民主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文明和民主国家的标志！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仅仅只有少数阶级、阶层或人群享有公民权，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换言之，不赋予农民平等公民权，也不可能真正建立现代国家。而农民公民权的扩大，也表明我国的政治基础的扩大，民主范围的扩大，也是现代国家构建的表现。在此，我提出公民社会的另一种解释，这不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而是一个人人都享有公民权的社会，是一个公民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社会。否则，这个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是一个臣民社会。第六，农民公民权扩大的过程也是公民自身成长的过程。公民权不仅是一种成员资格、法律地位，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享有公民权的人们也必须对国家、社会和对其他公民应承担着义务。如承担交纳税赋、管理国家、保家卫国的责任，承担尊重和维护他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权利。一个合格的公民或“真正”的公民（truecitizens），必然是一个积极的公民，也是一个愿意且能够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以及为公共利益和他人福祉作出贡献的人，是一个富有公共责任和美德的人。否则，一些不愿付出，一心只想搭便车甚至逆来顺受的人，只能是一个“消极公民”，甚至是一个臣民！也正因如此，公民权的扩大本身伴随着并要求公民自身的成长。这也提示我们必须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最后，公民权是一种宪政安排，公民权的扩大也是宪政建设过程。如前所述，现代公民权是《宪法》规定和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公民权需要《宪法》来保障，也是一种宪政的安排。公民权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公民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国家性质的体现。正因如此，我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宪法》完善和宪政建设的过程。总之，农民公民权问题仍是当前有等深入思考的问题。如果将这个问题与整个国家建设联系起来，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公民权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体会到张英洪的著作以及当前出版这部著作的意义和价值。

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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