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手记》书评

什么是“贫穷”？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当我们在做着自以为是的扶贫工作时，我们必须要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文化自觉，先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贫穷”？贫穷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沿用所谓的国际组织关于“贫穷”的定义时，我们往往忘记去追问：制定这个贫穷定义的标准来自哪里？来自什么样的理论？它依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观？由此，我们反思迄今为止的扶贫，大多数失败之举，几乎无一不是因为缺少这种文化自觉造成的。潘英年的《扶贫手记》里提到的种种扶贫，差不多都是属于此类。过去几百年的落后，使我们丧失了文化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先进的，于是就不自觉地认为，西方人认为是先进的，一定就是先进的，他们说好的，一定坏不了。而当西方人开始反思现代化、工业化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时，我们却还在热火朝天地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等到空气都被酸化了、河流全被污染了、环境全被破坏了，我们才幡然醒悟：原来我们走的路是错误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贫穷是什么，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富裕与贫穷？难道城市里的一切就是乡村的明天吗？包括那些难以处理的生活垃圾和已经浑浊不堪的空气？

贫困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瑶山人民纸巾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他们光脚赤身，挺着大肚子的孩子，光着脚丫，衣着褴褛，几乎不能遮羞的妇女。又脏又破，稀牙漏风的茅草棚。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生产方式。出粮食以外，几乎没有多种经营。87％的人是文盲，95％的妇女不会讲汉话……”1980年，新华社一名年轻的记者偶然来到远离都市文明而几乎与世隔绝的瑶山写下的见闻。我们以为这就是贫困，潘年英说我们常常把所见到的一切异文化的生活景观自然都理解为不可原谅和不可思议的惊人的“贫穷”。比如上面提到的“刀耕火种”，又比如“不通汉语”，“不识汉字”，再比如“缺衣少被”等等。这些是否太过粗鲁和直接。政府的扶贫作用是巨大的，在改变贫困的现状的时候，政府往往是先行者和最有力的实践者，可是政府的出发点虽好，结果确不尽人意。我们的“扶贫”从这两个字开始就是有问题的，根本上就没有确立文化平等的观念，我们总是高高在上的观察异文化的落后和愚昧。却不知，这种做法才是最愚昧的。潘年英很形象的说，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相碰撞的时候，强势文化往往有一种不容商量的同化欲望。我们的政府在帮助这些所谓的贫困地区的人民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的思量过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方法。一味的灌输与强制的作为最终是得不偿失。在这本小书里面，作者有一句话很让我警醒：人类学家不用说了，他们的兴趣只局限于那些业已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所谓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们是从事所谓的FIELD WORK的工作，还不如说他们是一些旅游观光者和文化猎奇更准确恰当些。潘年英的调侃不无道理。我不是也常常抱着这样一些观光的心态去做我的田野吗？我们的目的是记录还是猎奇，是保存还是观光，是进入还是退出。太多选择和态度的移位了，把持不好田野界限，我们的工作又有何意义？被别人耻笑和遗忘的外来者而已罢了。我现在开始怀疑短暂的停留与观察是否是真正的田野。贫困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不远，你从成都往外走100公里，甚至更少的距离，在CBD商业中心区照不到的阴影里，城市的角落到处是不富裕。四川的大凉山挺着光秃秃的帽子在烈日下裸露黄色的皮肤，在只能产出土豆和葵花籽的大山里，你忍心说你离贫穷还很远吗？可是，贫困不是那些经济学家嘴巴里天天唠叨的数字，不是股市上翻云覆雨的红色和绿色，除了这些，我们的国家在环境上、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上、在人均文化素质上都无一不贫穷。试想，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虽然不如大城市的繁华和方便，可是里面的村民自给自足，坐拥茂密的森林资源，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能一棒子说这就是贫穷！我想，大城市钢筋水泥般的死寂是远不如在乡村鸡犬相闻的和谐邻里关系。我们在电脑前，贫困就在我们心里。扶别人的贫，其实很多地方还不如别人。怎么？难道我们的扶贫就是要让美丽的田野和森林也如同我们一样慢慢的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