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书评

中国人的精神——不能忽略的清末哲学家

看这书，大约在初中或高中初阶，喜欢他对文明的看法喜欢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的爱，以及中国人精神的深刻理解。难免顽固，但是其思想、情感，可堪是百年的王牌历史人物。其将中国文化第一次传递到欧洲，无人不晓，在20世纪初。总之，我希望有志者，务必看看，吸收其中的精华。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

《牛人牛文》

《牛人牛文》面对一次世界大战，博学的牛人写出真实思想的牛文！本文写于1915年，距今快100年了吧！对于西方主流世界的认识，现在，很多地方，我们似乎都没有当初牛人的认识清楚呢！对了，它应该是个演讲集，或者论述集吧！序言，让我惊讶的序言啊！其中强烈谴责了西方主要国家对于中国的无礼，赞美了热爱和平的沙皇，控诉东西方那个时代的群众抵抗运动，义和团为暴民、路易·波拿巴是个暴民中的骗子。6德国人民军国主义的崇拜是因为热爱次序的人民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憎恨，于是支持本国大力发展军事机器去摧毁那些暴民团体，建立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而全球主要国家的人民居然在普鲁士军国主义道路上没有设置巨大障碍，是因为英美等国家重商使然，那是他们怯懦的面具！回到中国，国人应该遵从礼教，循规蹈矩，那样才可以获得与西方列强交谈的基础！5-----惊讶啊，惊讶！臆想狂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是白日梦，但是举着经卷，企盼皇族解决列国瓜分胃口，现实吗？亚洲唯一实证，得以从西方强国中存活、发展的例子，除了日本，还有谁呢？那日本依靠什么获得了列强的认可？我目前的浅薄认识是：他们建立了符合国际主流社会习惯的公约次序！从而逐渐踏入这个，主流世界！惊讶之余，还是有历史可以学到！克林德碑17此克林德碑之后继续发展，1918年11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碑，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为表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决定将“公理战胜”牌改为“保卫和平”碑。2今天称之为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牌坊。3结束部分，辜鸿铭翻译了一首诗，一起读读！4引言：欧洲人看见大群牧师供养的价格昂贵，于是打了30年终于将他们地位降低（教廷不再执掌社会、民众控制权），但是为了管束民众，权利阶层发展了警察与军队，现在武备竞赛导致军国主义蔓延，民众发现养这些东西的代价更贵了，而且还带来巨大的破坏与浪费！那怎么办？重新启用牧师阶层？牛人说：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善的目的也不要召来民众，而只要召来中国人；召来具有好公民的宗教的真正中国人，多少年来他们能够在没有牧师、没有军队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和平地生活。太牛了！我着急看正文啊！“中国人的精神”精神所意味的是中国人生活所凭藉的精神，一种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一位在两个国家都住过的外国朋友的评论，这个评论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why？因为：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仍然获得了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得到外国人的喜爱。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被牛人称之为文雅.还有，日本人的礼貌是排练过的礼节，类似于戏剧作品中尽力学习的礼貌。中国人的礼貌是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心灵的礼貌”，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让人舒服！中国人，但是也发育不良！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也进步甚微甚至于无。甚至，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事实上，任何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比如统计报表，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这样说明，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你要找寻具有前瞻性、真正高科技性的公司，是多么难的一件事！这种相对落后是否必须？牛人说“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啊，安天下，大概需要这样的不良吧！牛人又说：因此，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简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非凡特性，在于他们拥有永远年轻的秘密。----因此，屡经磨难，依然不倒，就是中国现实了！这是，种族优越性论吗？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关于中国的宗教，牛人说的，太一针见血，直接指明了！因此，大家不要再说因为文X，使得我们失去了心灵的寄托等等昏话！牛人说：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宗教。我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宗教的根本，以及人们需要他的本因是：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了！而国人因为有其他替代品，所以不需要这些泥胎，也是正常！儒教替代说，如何成立？牛人说：说儒教就要说孔子！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战国之乱），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但是，五经是形式，孔子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结合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带来中国真正大一统的开创，也确实有印证啊！另外，牛人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这就更符合皇家需求了！供需结合，独尊成立！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发展结果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于是，牛人继续说，“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因此，很多人用科学的角度和计算法，去外延或者内抻中国的政治，失败就是必由了！“君权神授”，牛人说要尊！孔子的《春秋》一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我们要接受这个神的观念吗？牛人先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注意， 这个卡莱尔是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苏格兰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曾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牛人的硕士学位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取得的。）之后，继续解释道：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战国时代之前是大家庭的纯血缘纽带关系，人民没感受到需要对上负有责任！战国时代了，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名分大义”，牛人诠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忠诚契约！然后是一个截图吧，没必要多说02179孟子说：“孔子写完《春秋》”，在书中他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乱臣贼子惧”。牛人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中国妇女什么是中国人的女性观念？中国书写文字表示妻子的汉字“婦”，其根本的意思就是一个妇女和一把扫帚。事实上，在中国，一个妇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社会而活.比如“三从”：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三种自我牺牲或“为别人而活”。也就是说，当一个妇女未嫁时，她为其父而活；嫁了之后，则为其夫而活；成了寡妇之后，则为其子而活。概括为：在中国，一个妇女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等于“没有自我”。有了这些铺垫后，牛人开始说纳妾的必要性与实用性，我直接截图！02216、02217想来，今日若倡导此观念，那必然引发广大利益集团的大声赞同！哈哈哈哈！在牛人看来，“拥有群妾的中国达官贵人，比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勾搭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与其调情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重又把她抛回到大街上的欧洲人相比，更少自私、更少不道德。”您认为牛人是辩才吧，您太小觑啦！再请看：“一个男人是否真正地爱他的妻子，真正的检验是，他是否渴望并试图合理地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不伤害她的感情。现在，如果把一个陌生女人带进家里，这肯定会伤害到妻子，伤害到她的感情的。但在此我要说，正是我所谓的无私的宗教使得他的妻子免于伤害：在中国，正是妇女这一绝对的无私，使得她看见其丈夫把另一个女人带进家庭时，又可能不感到受伤害。换句话说，正是中国妇女的这一无私，使得丈夫，允许丈夫能够纳妾而不会伤害到他的妻子。”-----我想，牛人应该是辩帅！欧美婚姻——是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的情人婚姻，一种只限于个体的男人与个体的女人之间的爱的婚姻。在中国，婚姻契约是这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的家庭之间进行的——如果没有家庭的同意，丈夫和妻子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中断契约。以及关于婚典的六个仪程，尤其庙见，让我开眼！感叹自己中国文化的孤陋！真正或真实的中国女人是贞洁的，是羞涩腼腆而有廉耻的，是轻松快活而迷人、殷勤有礼而优雅的。只有具备了这三个特征的女人，才是中国的女性观念——才配称作真正的“中国妇女”。-----这个指标，要哪个磅秤约呢？中国语言：所有想学中文的外国人都说中文是一种很难的语言。汉语口语是一种完全未受教育人的语言；事实上它是小孩的语言。我们都知道欧洲小孩学习汉语口语是如此的容易。-----我曾经就和一个法国核电工程师在北京读幼儿园的女儿交流过2天，确实京片都溜！那书面语呢？牛人说----正确的分类应该是这样：简单欠修辞的汉语；通行的汉语；高度优雅的汉语三类。如果你喜欢用拉丁文，那可称为：一般或商用汉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吗？我的答案同样也是：既是又不是。中文很难学不是因为它是很复杂，而在于它很深奥难懂。汉语是很难学的，因为这是一种用简单的语句来表达深邃感情的语言。这就是中国语言很难学的秘密。-----说得，好！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化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学中，即使是散文中一封简单的信读起来就像是一首诗。为了理解书面汉语，特别是我所说的高度优雅的汉语，你必须拥有丰富的天资：你的心灵和大脑，心灵与智力得到同等发展。书面汉语仅仅是那些接受教育，有教养的人所使用的。然而，真正的教育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如希腊谚语所言：“美好的东西总是很难的。”约翰·史密斯在中国这个史密斯，泛指英国人，因此有“史密斯们”一词。英国影片《白领流氓 The Rise & Fall of a White Collar Hooligan (2012) 》当法国警察询问罪犯ATM盗刷的克隆信用卡，何处而来，这位英国罪犯回答，是一个中等个白人在伦敦卖给他的，那人叫 John.Smith 假设的对话录很有趣的一点，似乎目前很多欧美人依然这类思维：１１．——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四亿中国人？为了英国发展贸易。一个大汉学家“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这里评论一个所谓汉学家翟理士博士（Dr. Lionel Giles），英国人，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即管理敦煌写经者。结论是：这是个傻瓜，不是汉学家！读到这里，感觉，当时牛人其实真不少，而后世出类拔萃的鲁迅等，其实都是传统笔杆的一种而已！之后，还有很多篇牛人的杂记、评论和嘲讽！就不再一一记叙了！其他杂感精辟语句：1、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2、《南华经》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文学中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该书诞生以来，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该书本名《庄子》，是道家经文，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门徒所著，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便尊之为《南华经》，且封庄子为南华真人。）tu--83、一个德国作家曾言：“欧洲文明的基础是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欧洲人和波斯人都属于雅利安人种，因此从种族上说，他们是亲戚关系。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发展受到同阿拉伯人交往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存在的基础，同欧洲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4、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他名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讲过一个乡愚初次进城的故事。故事里说，当那个乡愚见到一匹骡子的时候，硬说他看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眼前的牲口是骡子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么敢说它是骡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也以儒教标准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绝对标准并将之告知传教士们时，他们的所做所为就与那个乡愚一样了。5、袁世凯，正如辜鸿铭先生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是中国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维新运动（9）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为合适的人选”。但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本章节对于袁世凯那个共和国将不得善终做了面子、里子的彻底扒光！6、位于帝国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整个帝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里，此地因而堪称知识精英荟萃的宝地。7、中国阶层的划分：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将英国国民划分成三大阶层——野蛮人、中产阶级和民众。同样，中国人也可以依照这种划分法分为三类：野蛮人或曰“蛮族”，是满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后，他们（旗人）生来就是贵族了，这是基本的事实；中产阶级则是饱读诗书的儒生阶层，文人学士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们。在民众阶层中，从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买办们凭借其勤劳与钻营的本领，也有可能跻身贵族之列。----所以，中国长期不重商，有其深厚阶层背景！按照当世而言，中国惟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红色后代为贵族天成；大批现今的官吏阶层为中产；民众依然未变，从这个群体诞生的富人，以前被压制，现在被收割！只有极少数，通过摇身为前述二个阶层的代理人或者买办，才能凭借其勤劳与钻营的本领，或可能跻身二大阶层，而要踏入贵族之列，真正鲜见。8、中国改良的出路---请看：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中国梦，不是都皆出于此根本？百年来，一尘为变！一尘，而非一成。若一成，就=10%，简直巨大无比，因此为“一尘”。9、关于GDP的无效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总之，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产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导而不至于被浪费掉，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财物或拥有庞大、丑陋的楼宇而称富，而是因人民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称富。----这里说了，国人民众自古都是勤劳的，且任劳任怨（想想改革开放的红利来自于那数亿的所谓民工，就清楚了）。中产阶级的儒生或者知识份子、官吏，应该做的是引导高尚品格，鼓舞、鼓励这种民众自我牺牲、努力勤奋的精神！而作为高屋建瓴的贵族、红色阶层，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第二阶层正能量，压抑本阶层中那种“一味追求宏大、豪奢，整日想着去跟某炫耀的心理要求”，认真竖立红色之高尚气节与高贵品格；最后是不浪费、爱惜民众的勤劳，灌输积极于此群，引导高尚于人流！细说，大概可以是：从红色一族中挑选、打击一些骄奢个例，积极倡导和竖立一些本阶层“高尚气节与高贵品格”的形象事迹；从而为第二阶层定下基调与行为框框，同时大力褒奖此阶层的符合第一阶层需求之个体，逐渐形成正能量；至于民众，他们天生勤劳，给予一些必要气候后，自当更努力奋斗，则其高尚者提升至第二阶层（公考、破格、举荐等渠道可以多管，以求引入一批新人上台阶），多重举措后，民众生活有目标，富足有志趣（人民以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被称“富”），当安！10、慈禧=国母，她不仅是一位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伟大贵妇或曰女主，她甚至还称得上是一位高贵而“不同寻常”的女性。这种诠释，我个人是第一次听见描述。原因是，对于慈禧，教科书教育是---描黑！当然，这里是白描吗？也未必！11、“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国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评家和语言学家。）----哈哈哈哈哈！12、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原来“庚子年，维新运动，康有为”----那个时候就叫嚣了！13、下面这段，说得太好了，也说明读书所以然，思考所以然！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养，你就无法有思想，也无法了解思想。进一步说，若没有深厚的智能修养，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没有思想，便无法对现实作出说明。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却无法见到事物的内涵，见到那物质客体的内在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简而言之，没有思想，人们无法说明和了解现实的内涵，而没有正确的思想，人们便无法得知现实真正的内涵——那种现实内在的道德特质或精神价值。14、对于满清入关，辜鸿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有趣啊！跟英国贵族一样，满洲贵族最初是个军事部族。明朝末年，中国复兴时代伟大的爱国皇帝——我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后人经过苦战，终于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恢复了尚武精神和高贵品质，即古代中国的豪侠之风——后来，大约三百年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又一次退化了，丧失了其高贵品质，无法保卫中国文明。当时，未退化的中国人，只有生活在白雪覆盖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们最初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们不得不进入中国本土，来指导和协助中国统治阶级，照管好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质福利，并保卫中国文明。简而言之，中国现有的满洲贵族，最初是一个军事部族，后来成为了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潜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励、改善并形成了中国的新统治阶级。15、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是怎样一种方法？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因此，中国人抵抗欧洲物质文明，采取单纯撞击，是不行的，出路何在？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16、附录中关于慈禧在颐和园的一些描述，确实闻所未闻，或者说自己很孤陋寡闻！最后，这位牛人就是 辜鸿铭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不愧是“清末怪杰”，他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辜鸿铭也是一个“狂徒”。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有人说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 正是辜鸿铭这种狂放的对自己祖国无比热爱无比自豪的态度，使他写下了《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从头到尾都在褒扬中国人的书。 《中国人的精神》，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http://bbs.bianzhirensheng.com/thread-1137532-1-1.html

神奇的辜鸿铭

每次拿起这本书，都舍不得放下。辜鸿铭先生不愧为国学大师，他对于传统文化和近古时期的儒家思想有着近乎痴迷的爱好，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对于辜鸿铭先生而言，即使一个恶疮生在中国人身上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若乳酪。当时和后世的某些人对于对于他的狷介、痴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批判。其实辜鸿铭的痴狂、狷介，仅仅表现在他对于学术的认知和他的儒学信仰上，而正由于他对传统中国人（Chinese type of humanity）的那种性情的极力推崇，给予了他博大、宽广的胸怀，给予了他温文尔雅、柔情豁达的行为和处事方式，至少比那些所谓的新学派要强很多。记得原先读书读到一个故事，说是辜鸿铭先生在北大任文学教授期间，教导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当时也是大大的有名，就是后来还当过北大的校长的罗家伦。我对罗家伦此人好感不甚，但也说不上讨厌。不过他对于辜鸿铭先生下黑手的事件，却不是君子之风。而蔡元培、罗家伦等一直向往西学的队伍，大力宣扬兼容并包之精神，却容不下一个意见相左，崇尚儒学的辜鸿铭，这是多么的讽刺。对于文明的方向，到底是Revolver还是Gentle，从古至今，那些大哲学家不知争论的多少回。现在虽然是警察局的胜利，但是从今天之中国看来，还是昨日之中国更令人遐思。最后，我还想再说一句：我更喜欢”春秋大义“这个书名。PS：对于这本书，我比较推荐读双语版的。原先有英文版，一直感觉有点畏惧和抗拒，一日下午无书可读时，发现，其实英文版读起来很简单很顺畅，特别推荐。

中国人的精神

经过五四，经过共产主义理想，再经过批林批孔，这笔被称之为“腐朽的封建糟粕”终于还是留到了今天。 　　当所有人“哈日”“哈韩”时，当所有人削尖脑袋“留洋”镀金拼命推崇西方文化时，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记得中国人是怎么样的。对于与传统断根了几十年的今人，对于越来越失去文明归属的今人，辜老头那铁骨铮铮几近极端的中国传统维护，无疑是迷茫而浅薄的我们耳边的一声惊雷！ 　　有空，多读读，真的。

论近代“以静制动”、东方拯救西方、精神补救物质幻想的破灭

光移北天际；有数童掷石捕虾。1700年康熙巡歇山湖畔，光移南天际。国屯富亦衰？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大运河虽为昏帝享乐而掘，可它仍流至通县。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第四度，安宁的空间。其威制伏野兽。————《诗章第49号》（郑建青译），艾兹拉·庞德写下，这个疯魔的美国诗人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病态的痴迷。1915年他出版了《中国》一书，虽不太懂中文，却转译了多首中国诗歌，包括李白的《长干行》，他还曾翻译《大学》、《中庸》等艰涩难懂的古籍；他对汉字更是出奇的迷恋，夸奖这种文字巧夺天工、自然无比，据统计，他的代表作《比萨诗章》里就曾“出现了多达93个书法俊美的汉字，汉字旁边便是参与现实的阐释性和评论性诗句”；他虽是美国人，但却对美国看不上眼，对美国的民主和总统都看不上眼，他曾大肆辱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道“对唐史一无所知的傲慢的野蛮人用不着骗谁”，他跑到意大利投靠法西斯，但又写下这样的诗句“整个意大利你连盘中国菜也买不到，你就要完蛋了”！庞德的诗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启发，自创意象派，读来颇具意境。譬如以上这节， 私以为是中国文化静态美的传神写照！诗中提到康熙，是具有象征和代表性的中国帝王，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治下的太平盛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调和、上下“和谐”之于政治的最好诠释！“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描述的即是太平盛世下舒缓惬意的生活节奏和淳朴宁静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维持中华帝国数千年停滞下的“轮回”的经济基础！吟诵这首诗，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高度写意的中国山水画，一切在水墨间幻化重生，却又点到为止，这便是最高的简易！这便是最高的静止！庞德称颂其为“第四度，安宁的空间”，也译作“第四，静止维”，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个维度中，一种强大的力场——“帝力”的统摄渗入每一个空气分子中，即便凶猛的野兽也会在这强大的“静”中俯首顺从，停止暴力！“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于我内心中自发而出，自觉而为！以上是一个西方“疯子”关于“静”的发现，以下却是三位东方智者对于“静”的守卫。【辜鸿铭：忠诚大宪章】“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目前欧洲的悲惨无助的局面，不仅根源于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无能为力，而且也在于交战国中每个人的无能为力。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并且不明白这场没人需要，并仅仅是由群氓的恐惧导致的战争，其实是一种地狱中的疯狂。就如我已说过，这是因为群氓的恐惧已经控制和瘫痪了每个人的大脑。”辜鸿铭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一文里为处于欧战中的“病入膏肓”的西方世界“把脉”。为此，他所“对症下药”开出的方子是：“我说，对于交战国的人民而言，这场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订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是在我们中国这里的良民宗教所具有的‘忠诚大宪章’。”他进一步阐释说：“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大不列颠的暴民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我们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曾说过：‘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暴民崇拜；‘拂百姓以从己之欲’，在这里就是我所说的强权崇拜。因而，具备了这种‘忠诚大宪章’，一个国家的尽职的大臣和政治家就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暴民负责，不应该对那些平民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负责，而是对他们的国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这样就会防止他们‘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实际上就是防止他们陷入暴民崇拜之境地。此外，‘忠诚大宪章’也会让一国的统治者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这是‘忠诚大宪章’赋予了他们的权力，这样就能防止他们陷入‘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境地。事实上，这就是防止他们强权崇拜。如此，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忠诚大宪章’——这种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将有助于消灭暴民崇拜和强权崇拜，而这两者，正是我前文所述的战争的原因。” 以上，辜氏谈及的“中国的良民宗教圣经”实则是指《尚书》，“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这两句出自《尚书》中的《大禹谟》（谟，谋。即禹所谋划之政事），大意是：不要违背道义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虐待百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百姓一时的赞誉，甚至采取违背道义的行动；为了君王一己之私欲，甚至采用虐待百姓的手段。前者过于“唯下”而终究无法长远地赢得赞誉；后者过于“唯上”也终究无法长久地满足私欲。“唯下”亦即暴民之崇拜；“唯上”亦即强权之崇拜！辜氏从中国传统的“忠义”思想出发，从一种“下侍上以忠，上侍下以礼”的经典关系范式中提炼出所谓“忠诚大宪章”来。这无疑是一种古怪的论断，似乎与当时的民主思潮背道而驰。不难发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这一核心原则无论被包装得怎样精美，都难掩一个事实，即主动权掌握在君王——统治者手里，上下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处于上位的一方。这样一来，“忠诚大宪章”便实则转变为一个“民本”，而非“民主”的契约了！所以人们很难不取笑辜氏，笑他把一种限制了统治者权力而强化了民权的思想归结为战争根源，把获得自由权力的人民斥责为“群氓”，非得像中国人一般“君君臣臣”方为“良民”！然而辜氏的这种论断不能只从一面评判，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在另一面中又洞穿了西方物质主义文明之弊！人类从蛮荒中劳作繁衍而来，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构筑与文化心理。在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之前，大致存在农耕型文明与游牧型文明之别。农耕型文明主“静”；游牧型文明主“动”。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型文明；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农牧混合的基础上，实则更多地遗传了游牧型的因子。静则自给自足；动则互通有无。因动而促使商业繁荣，因商又促使工业诞生！这一系列的进程打开了物质的闸门，也就打开了物欲的闸门！商品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和消费，人们的欲求也越来越多地被满足和刺激，这一切解放了人，也裹挟了人，闸门一旦开启就再也无法关上，人们受着欲望的牵引亦再无法回头！这种不受控制了的疯狂的过程就是：一方面，物质被不断地制造，另一方面，物质又永恒的稀缺，对蛋糕的分割与争抢冲破了书面的规则，就要付诸武力来解决！在这一进程中物对人产生了更为纵深的胁迫，而为了获得物，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更为纵横的联系。更为可怕的是，西方已孕育出了工业文明，而东方还停留在农业文明，这样，物质主义的海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只等这海水从西向东漫灌而下。终于，物质主义催生了更为剧烈和深刻的社会化，农业文明中人的那种“独立”的状态被打破了。好比说原先我有土地，通过一己的耕耘便可自给自足，而物欲未启又令我满足于这自给自足，经济上的独立支撑着我精神上的“饱满”；可如今一面是土地被剥夺，一面是物欲被诱引，那种朴素的平衡被打破了，我要去争，我要去夺，或者出卖别人，或者出卖自己，在农业社会里培养起的那点儿淳朴的良心和独立的自尊被击得粉碎！就是在这凶猛的洪流之中，人们失去了各自的土地，也失去了各自的上帝，戚戚然无所依仗，惶惶乎未有寄托！这时候，人们急需一种力量，或自下团成“群氓”，或由上结为“强权”，以抵御每个单独的人在社会机器面前归根结底的弱小与无力，在内心深处无以名状的孤立与恐惧。辜氏所处之时正当此巨变之际，社会与人心未有不异化的，他所深恶痛绝之为最者正是这“人心不古”！而他相信这种由西方带来的巨大的割裂式的伤害能用东方文明的传统智慧使其愈合。另外两位显著的人物：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俄国文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亦发出了异曲同工之音。【泰戈尔：真趣】1924年泰戈尔第一次来访中国，老诗人“似很重视此行，顾他带了他手创的Sentiniketan大学的几位教员”（此大学为泰氏创办的“国际大学”，梵文原义为“寂寞的乡村”，“此学校中师生往往在树阴下讲谈，有自由的学风”），本想考察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可在上海参访时，他看到年久失修、败落不堪的名刹古迹，忧心忡忡地表示，自己到上海之后，所见到的一切都无法突显中国伟大的文化，相反，满目所及都是物质主义这个魔鬼所留下的败落迹象。“物质发达，真趣消失”！在北京他疾呼：中国人“要珍惜自己民族优美而高尚的文化遗产”！然而此时正值外国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巨大作用之际，他的演讲受到攻击，他的学说受到质疑，使其伤心不已。最后，“他‘学乖’了，在告别演说中，他不再直接批评中国的物质主义，而只婉转地讽刺，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你们一部分的中国人曾经担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的。’”他曾凄惶地说：“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所指即是他反对物质主义，提倡精神生活的声音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都备受冷落与轻视。胡适在《追记太戈尔在中国》一文中回忆到：“我们观察太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散发传单攻击他。有一次他在真光戏园演讲，主持的人要我做主席，要我介绍他，并劝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说话的自由。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听过我的演讲，也看过我的稿子。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演讲不是总有几句话特别赞叹科学吗？’我安慰他，劝他不要烦恼，不要失望。我说，这全是分两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而悦之’，是不可能的。”此时，正值泰氏六十四岁生日，胡适特意写了首“回向”诗为老人祝寿，并解释说“‘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思想，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为众生努力。”【托尔斯泰：真生命唯一的路径】1906年辜鸿铭曾将自己评判西方帝国主义的两部新作《尊王篇》与《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寄给托尔斯泰，收到后，托翁回复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写道：“中国人民虽然遭受欧洲民族如此多的毫无道德、极端自私、贪得无厌的暴行，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却一直以崇高、明智的镇静来回答针对他们的暴力，并且宁可在斗争中忍耐也不采用暴力。我所说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政府。”他认为，“尽管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欧洲人民（这里主要指工业化欧洲国家的人民）相比，中国人民仍然令人羡慕。欧洲人民之间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以劳动人民为一方，以政府和资本家为另一方。最为可悲的是，这些欧洲人，正是由于他们经济制度的本身的特性，不得不靠搜刮从事食品生产（如农耕）的中国、印度、俄国人民过着寄生生活。‘改良派还呼吁你们模仿这些寄生的民族以及他们的行为。’工业化使欧洲人抛弃了农业，热衷于把机械化作为各行业的目标。他们的境况尽管表面看来耀眼夺目，其实是没有出路的，除非他们抛弃基于欺诈、腐败和对农耕民族掠夺的生活方式。”托翁将罪恶的根源归结为人民对人类统治当局的态度：“只要人民认为人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高于上帝的律法（道），那么，人民就成了奴隶，更为严重的是，人的权力就变得更为复杂（在他们所制定并服从的体制下）。只有以上帝的律法（道）为唯一最高律法，其他律法都应服从它，人民才有自由。如果你不服从你们的政府，就不会帮助外国列强来侵犯你们；如果你们拒绝到私人、政府、军队去为他们服务，你们也不会有所遭受的灾难。”他认为世界再从童年期向成年期转变，而东方民族更能适应这种转变，“因为他们尚维持着农耕，尚保持着上天或上帝的律法是最高律法的信念，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西方军国主义和工业化。”进而他希望中国人民不要违背自己民族真正道德学说的要求，不要舍弃“淡泊的、宁静的农民生活”，要能够忍受到底，就不会偏离“真生命唯一的路径”！他说：“如果——纵使仅做到最低限度——中国人像直到现在似的继续过他们的宁静的、勤劳的农民生活，并且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孔、道、佛三教的意义——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符合的，不受人们的武力的束缚（道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教）；牺牲、退让、对人类和一切生物的爱（佛教）；如果中国人能这样做，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自会消灭，将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能够让他们屈服”！【“以静制动”幻想的破灭——忠诚大宪章的撕毁、真趣的消失以及真生命唯一路径的偏离】辜鸿铭、泰戈尔、托尔斯泰都已成为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闪耀的文化坐标，成为他们各自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发出的上述“逆音”终于成为孤独的绝响，在当时鲜有门生，在今日亦已蒙尘！在进步主义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很明显地发现他们思想中的幼稚之处，他们理想化的一种依靠崇高的道德力量所维系的“静止”状态在物欲开启和物质稀缺的“剧动”时代根本无法实现。为了抑制物质主义“动”的伤害，三个老人“螳臂当车”，以“静”相搏！辜鸿铭希冀于中国几千年来日臻完善的一种上与下相和谐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下侍上以忠，上侍下以礼”，并且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处于上位者必须拥有崇高的道德，必须知乎天道，合乎天道！然而就连与之惺惺相惜的托尔斯泰也一语道破：“我知道，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教：最高统治者，皇帝，应该是大贤大德之人，如果不是这样，其臣民可以并且不应对他忠诚。但是，我认为这种学说只不过是为专制辩护……中国人民不会知道他们的皇帝是不是贤明或有德行。”辜氏又认为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力使这种和谐的秩序只需最低的成本便能维持，远优于依靠外在的法律力量来约束。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引述他的这种观点说：欧美人是一种非靠教士及军人不能自治的人类，而中国人自治不用教士也不用军人，因为孔教教人做好百姓（良民），每个中国人通过对自己的约束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健康运转。而“欧洲所恃以维持社会国家秩序者有两样：就是敬神与畏法”，前者须养活一大帮游手好闲之徒，名为“教士”；后者又须养活一大帮更浪费金钱更游手好闲之徒，名为“巡警及军士”，这就花费了高昂的成本。然而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依法治国”的必要，道德毕竟不是一个硬指标，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达到高标准，况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物质飞升、差距拉大的时代，旧有的道德也管控不住人心了。所以辜鸿铭想把旧式的“民本”体制移植到新式的民主社会、以忠义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以静制动”的制度建设根本行不通，最终自由大宪章完好无损，“忠诚大宪章”却被撕得粉碎！泰戈尔希冀于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和发扬能抵挡物质洪流对人心的冲击。然而，纵使诺奖的光环能把文化的孤灯点亮，现实也已经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高呼关注精神生活，但在一个“物质主义甚嚣其上的时代，无论是政治家、普通民众还是多数学者，人们都把全部心思用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争夺和享受上，而对自己的心灵，置之不顾。”他警醒世人勿做物质主义的奴隶，但现实是人人争先恐后地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而乐此不疲！可贪图物质的人有错吗？无可厚非！这是必由的路途，正像马克思所说，过去，落后的原始状态，是人依赖性的社会；现在，大发展的时代，是物依赖性的社会；未来，终将到来的“天堂”，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以泰戈尔奔走呼告，让人们不被物质魔杖所操纵而回归其内心的“以静制动”的精神建设注定碰壁，因为物质必须发达，“真趣”注定消失！托尔斯泰希冀于“淡泊的、宁静的农民生活”，在一种简单的自食其力的独立状态中获得尊严与自由。但这只能是简陋粗浅的尊严与自由。“只要人民认为人的权力高于上帝的权力，高于上帝的律法（道），那么，人民就成了奴隶”，说得真好！自由是对必然的洞悉，人类的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我们的确不能以目的性凌驾于规律性之上，不能以价值凌驾于真理之上，不能以“人的权力”凌驾于“上帝的权力”之上，违背必然反不能摆脱必然，反就成为奴隶，不获自由！可是托翁不知道，人的权力在目前的泛滥汹涌正是实现它与“上帝的权力”最终合一的唯一途径！当人就是上帝的时候，不是说他可以为所欲为，而恰恰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矩”就是道，就是必然！所以托尔斯泰让人们重新拿起老农民的锄头通过自食其力与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捍卫尊严与自由的“以静制动”的生产建设只能沦为笑料，真生命唯一的路径绕不过“必然”的山脊！螳臂终不能当车，近代以来，“以静制动”，东方拯救西方，精神补救物质的幻想破灭了。 【尾声——留存心灵的希望】然而，总不能不留下希望，那么也许希望即心灵，那个“安宁的空间”最后退守到一隅，就是心灵！除了外在的三维空间，第四维就是我们的内心，而真正强大的内心是平静的——任由外在波涛汹涌，它却波澜不惊！这也许才是真正的以静制动！辜鸿铭在《群氓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的开篇即引述歌德的话说“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互相争斗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那么的确应该保留把社会划分出上下的垂直形式，但别想再回到过去所谓“忠诚”的“静”的模式了，我们时代的总钥匙是“动”——发展，而未来“静”的希望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形式中，这是我的信仰！最后，以上的先哲们开出的未必只是一剂老药，任何的复古都不是单纯的后退，历史将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中汇聚起前进的动力！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人人皆为帝王，威慑一切的“静”的力量就在我们心中，其威制伏野兽！现在，扪心自问：帝力于我何有哉？2012.01.17夜

烂

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重复观点 没有说服力 没有逻辑 ..大概是我才疏学浅 看了快一半 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对他的观点没有印象 只知道总感觉这句话他在前面说过好几遍。

只做叛逆者

辜鸿铭是太有名了，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跳梁小丑，没有人拿他当真，他是罗斯金，马修阿诺德这些所谓的东方学家的拥趸，其实这些人虽然不同意西方中心论，但对殖民地文化也没有什么信心。辜鸿铭在清朝时候，作为留洋归来的年轻学生，他剪掉辫子，在总理衙门嗑瓜子；但老了之后却在民国硬是要留着小辫，硬是狂吹君主制和一夫多妻，无论出于哗众取宠还是真的惋惜中国传统的被打压，这都可以叫做一种另类的中庸精神，矫枉过正是中国改革的老病，我们需要一种看似非理智的反对精神来帮助我们回复清醒，特别是在一种文化在融合的名义下横遭杀戮的时候。

儒教中国

以前只是影影绰绰的知道辜鸿铭是清末的一个“怪才”，是有名的铁杆“保皇派”；便想当然的以为他不过是个腐朽的封建遗老，能背点四书五经，吟那么一首两首的风月诗词；历史的洪流把他抛弃，将他所有的言论都擦个干干净净，也应当不会有任何遗憾处。读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莽撞和浅薄无知。当然并不是要认同他的早就脱离潮流的主张--在当今世界，应该没有人会把‘君权神授’的皇帝制度当作严肃的政治制度之备选。但他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洞见确实是发人深省的；而即便是他的保皇，如果仔细想来，也有他的深具逻辑的道理，并不全然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权益的不真诚的主张。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宗教社会，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大规模的组织严密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实际上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知道他生下来就是要死的，那么，如果不给他一点存活的意义，赋予他的生活一定的实在感和永恒感，这样的生活就将是一件虚无的让人恐惧的事情。宗教是件便利的工具，通过人格化的神的存在，解决了死后的难题：今生在此，为的是敬好上帝，以待死后进入天国，永享那里的美好。但在中国的文化里，尽管也有多神的存在，但并不特别严肃的认定来世的价值。相反的，我们有比较独特的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仰。儒家的传统事实上是用了一种颇为符合进化论的解说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崇拜祖先，他们是我们的来源；我们重视子女后代，他们是我们的归宿--祖先、我们、后代，现世的我们在中间，串起了这整个的过程，使得我们生活的意义存在于使这个链条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上。即便我们死了，我们知道我们熟悉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延续下去，这样也就能死的心安了。所以，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学（或称儒教）大致的是介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之间。柏拉图的哲学是学者的学问，不能推之到大众；宗教则需要人格化的神来满足大众的需要。儒教不需要额外的假设便有效的解决了人存活意义的难题，算是中国人高明的创造。这样的儒教使得我们不鼓励变化，崇古，尊老爱幼，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大的链条。社会的基本存在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和宗族。与之相反的，西方人的救赎要靠自己在上帝前的表现，与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本质的关联，所以西方的社会要由单个的人作为其基本单位。如果进而推广之，这应当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来源，而这些价值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以来，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的不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儒教所教给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儒教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应当处于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情，强调应当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与之相对应，个人主义的西方则发展了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只要不影响他人，个人有权利有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因为每个人都有如此的权利自由，则民主协商成为社会组织的必须。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儒教所传授的，是“做好公民的律法”，而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做好人的律法”--当然，这里对“公民”的理解可能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并不相同，大致的是“社会中的人”的意思吧。很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辜鸿铭由此推断出儒教文化的优点，提出当时处在战争中的欧洲各国应当来学习中华文明。这个建议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有些武断，甚至是荒谬，但如果仔细想来，有让人思考的地方。尽管现在大多认定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可以算作是普世的价值观，但在一百年前，决绝的这样认为还是需要些勇气的。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欧洲，处于极端个人化的经济、政治等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丑恶当中；尽管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贫富分化、道德恶化、战争等等的丑恶让人怀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反推中国，虽然贫弱，但道德上并不比千年以前差多少。这样说来，学贯中西并非思想狭隘的辜鸿铭认定儒教文化反而优胜，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是以自由权利民主这些外来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只是考虑以何样的文化可以维持一个道德上更加正义的社会，辜鸿铭所谓的“崇尚忠诚”的儒教文化倒真的应当是他眼光中的唯一之选。另外辜鸿铭也谈及了对中国妇女的看法。他是支持“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靶子，让他的论述放到现在的话就没法看。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他认为，妻子当完全效忠他的丈夫，这是她在社会上的责任；而同时，社会并不那么简单的男尊女卑，作为男人，也需要承担他对于宗族对于皇帝的义务。是男女双方都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做良好的承担，社会才会完美的运行好。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的运行良好作为第一重要的目标，那么儒教实际上是为了这个目标为每个人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而西方文明则是以简单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基础，并不对这个运行做特别的设计。现在的这个世界似乎是表明了，人类有目的的设计似乎并不特别有效，反而是放任一些的有了更好的结果。辜鸿铭死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我不知道如果他活到现在，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否会有改变。但就算不变化，也许并不需要太过吃惊。文化和社会究竟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很多时候很难看出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我们现在认为普世真理的一些东西，放到一两百年前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总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完全正确的东西，也许会被一两百年后的人嘲笑。慎重一点谦虚一点才会让人稍微心安一点吧。

《中国人的精神》后

从翻译课的老师介绍我们看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起，到刚刚看完，用了有几周的时间。断断续续，倒并非看不下去，但有些话语难免艰深，有些道理难免绕人。如此缓慢地进行下来，不免拿孟非说过的话安慰自己，我虽然看书慢，但我记得牢。只是，真的记得牢吗？我又不敢那样肯定，因为这年头，智商和记忆力仿佛退化得趋势越来越严重，用筱清的话说，就是智商上限也不足以支持科研。看书方面，用我的话说，便是这年头，看完本书要是不象征性地写个读后感，就跟没看过一样。辜鸿铭其人，初时听老师提到，就觉得说不出的熟悉，但仔细想想，又无法确知在哪里遇到过。后来老师说到他那条著名的辫子，我才猛然想起来，是了，在《建党伟业》里，刘佩琦饰演的那个角色便是辜鸿铭了。其后，老师又提到罗家伦，中央大学后来的校长，上过辜鸿铭的课。我就更加想起，在《建党伟业》里，王力宏演的那个人，便是罗家伦了。于是，可能是下意识地，便觉得辜鸿铭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仿佛总像是刘佩琦在身边朗读和演绎一般。那个古怪的老者，那个说不清是妄自尊大还是目无他人的耆老，便仿佛活灵活现了。当时在图书馆借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英文原版，上面既没有出版的责任者信息，也没有版权标识，暗想这是不是也能算非正式出版物呢。可是反复看看又觉得那本英文的版本无论如何长得都是正式出版物的样子。为了先通读一遍，或者是出于偷懒的心情，中文版的《中国人的精神》是由黄兴涛和宋小庆翻译的白话文版本，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的版本，属于人民·联盟文库中的一本书。白话文好在读来不费力，那种半文半白的译法，虽可读，但毕竟更费脑子，自然为我这种懒人所不喜。这一新的版本，不但收录了以往《中国人的精神》中的文章，还补充了一些附录，该书德、法、日文译本序跋以及该书的影响及辜鸿铭其人其事。关于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精神》的部分，也许由于年代的限制我并不能充分体会，也因此更加喜欢读“该书的影响及辜鸿铭其人其事”，因为这一部分更有人情味，更有生活气息，辜鸿铭也更充实。辜鸿铭其人，如今的年轻一代怕是知道的已经比较少了，便是在他生前的年代，国内知道他的青年人恐怕也不是特别多，或者说就算知道，也不过用“怪人”一言以蔽之了。可是在当时的西方、日本却有不少人对他极为推崇，他在海外的影响力恐怕要比海内要大得多。我想哪怕不去管他的理念是保守还是可笑，更或者是正确，光是之前的影响，便可认定这个人是传奇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留着发辫的，当时提倡欧化的时候，他恐怕是剪去发辫的人中最早的一批，可是到后来，他反而又穿起了华服，蓄起了发辫，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反正怎样都好，辜鸿铭已经很特别了，也无妨再加一点奇怪的部分。看《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的数篇，颇有些头痛，有点绕，对我这种被人斥为逻辑思维差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折磨啊。虽然辜鸿铭与陈独秀没有直接论战，但看到之前辜的那些文章和演讲，不免觉得陈独秀真是年轻气盛，年少轻狂，言辞锋利，语调激烈，反而衬出辜鸿铭的淡定。可能有人要说辜鸿铭哪里淡定了呢，也是，确实不是一个淡定从容的人。看罗家伦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不免又觉得好像是王力宏写了一篇纪念刘佩琦的文章。文笔清雅，娓娓道来的笔下仿佛几笔就勾勒出了其人其事，虽然对辜鸿铭的理念是不认同的，但仍佩服辜鸿铭深厚的学识。而嗣銮写的《辜鸿铭在德国》应该算是所有评论、回忆辜鸿铭的国人文章中最中肯客观的了，提出希望我国的学者，对辜鸿铭重新估价一下。看了整本《中国人的精神》，觉得对于辜鸿铭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总体来说，我很尊敬他。尊敬他精通多国语言，对西方的文化有非常深入地了解，因为始终认为，要批判一样东西，你首先要去深入地了解；尊敬他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奴颜婢膝，不崇洋媚外；尊敬他坚持自己，喜欢他的真性情。他那拿着三百大洋逛窑子，给妓女钱的故事读来颇觉过瘾，对一些人的讽刺也颇辛辣。在那个年代，生存已是不易，要那样任性地做自己，又得有多难。对于辜鸿铭的评价我认为绝对不能一竿子拍死，虽然那个年代总有局限，可是，他说的有些话，哪怕放在今天，也同样有警醒意义。他说：在我看来，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与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说：能力就意味着责任。他说：（孝）重要的不在于你对你的父母履行什么义务，而在于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你在履行这些义务时，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他说：学者同车夫相比，所以比车夫更值得尊敬，是因为学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比较艰苦，而车夫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不像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那样高难。所以，他们所受到的尊敬，自然要低得多。假如有这么一个社会，让车夫坐车，而让学者拉车，尊敬车夫而鄙视学者，那么，这社会还成其为社会吗？现在的中国就有这样的趋势，我们或许当车夫更合算。清水安三在写辜鸿铭的时候，写道辜鸿铭的胃里消化的都是西洋食物的时候：“好吃的食物就应该吃，方便的东西就应该引进，而‘道’则是不能改变的。”毛姆在记述对辜鸿铭的访问时，曾说辜鸿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意见，“这意见便是说哲学是一件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明显的根据，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想只是把他的直觉所以为对的东西造成合理的。”其实何止是哲学和哲学家如此呢，世间万事万物恐怕都如是。看完这书，想到《建党伟业》的电影，不禁越发觉得刘佩琦和冯远征饰演的辜鸿铭和陈独秀有一种别样的贴切。仿佛眼前又显出刘佩琦，或者是辜鸿铭站在讲台上，仿佛目空一切地说：“我的辫子在头上，而笑我的诸公，你们的辫子在心头。看一个人不能看表面，要看到长处。”

我很浅薄我很浅薄

辜鸿铭很自信，相信中国文化能拯救世界，他长篇大论的分析求证它的观点，他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伟大的，认为中国人的精神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可能拥有的……他的自信让我惊讶。即使我要很努力的理解才能理解到他的逻辑（我痴笑大概是我太浅薄吧），不过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因为你会从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也许你已经迷失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人急需正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精神，而不是关注那些已经扭曲的文化精神而使自己陷入文化窘境。他在文中常常提到“真正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早已经脱离了辜鸿铭所描写得那种“真正的中国人”的范畴，即使是在先生写书的那个年代，许多中国人也已然受到西方的影响。至于现在的局面，更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了。常常有人抱怨当今的中国是如何黑暗，国外的政治如何清明，不禁感叹，这岂止是国家的问题，这应该是每一个国民的问题！如果大多数人都能从文化上寻一寻根，就会发现是我们已经偏离得太远！先生对于中国人的理解不一定完善不一定正确，但他的精神是鼓舞人心的。在不断改变不断容纳的时候，不能忘了自己是谁。

因为不同，所以相合

一般来说家人亲近，想法一致，价值观统一没有什么错，毕竟一个孩子在家中生活多年，耳濡目染父辈所言所做必然会达成某种一致。但是此事也不绝对，当孩子年纪成熟，形成自我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这时就是会和父辈产生差异。当然还有极端反对不合的状态，也并非少数异类。我便是和老爹介于极端不合和一般差异之间，我们合不来不仅从观念，还有生活中方方面面。原因很多，甚至可以归类于不靠谱的星座对冲也不是说不过去，总之，任何理由皆可以成立，结果都是一样——我们非常合不来。在这么不合的状态下，我们却都异常钟情于辜老的作品，不合之中唯一的相合之处。可是喜欢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我是因为辜鸿铭独特的思想认为非常有趣，即便很多观念我并不认同，但是不影响其对我造成的强烈好奇；我爹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其牛逼的背景和经历，使他对辜老肃然起敬，所以也喜欢读——可以说这算是一种崇拜心理和好奇交叉的结果。就在种种观点不同，立场不一致的状态下，并不妨碍我们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可谓是难得的共同话题。也许正像辜老给大家带来的那种阅读体验，正因为他特立独行，引起读者的奇特反思。是的，不是所有都能带来共鸣的才是好作品，即便全部不同依旧不妨碍你的理解和创造自己感受，也正是因为如此，你才知思考可贵，愿意毫不保留的动用大脑。这时读书便是找到了一种契合点，对于思考的契合。

中国人仅存的精神

这本书是草头爸96年买的，直到昨天（2012年）我才在书架一角看到了这本书，偶然读起，有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中国人的精神》原文是英文，1915年出版（正值一战期间），粗略算来，还差3年就有百年历史了。沪上电台有个万峰，以骂人而扬名，每每做节目时，总有贱人前赴后继打进电话让万峰劈头盖脸狗血淋头般大骂一阵，边被骂边觉得心里舒服无比。一群被虐狂！以前我总想不通，世上怎会有这么多贱人，后来渐渐想明：骂也是一种治疗手段！那群人病了，唯有被骂才能缓解他们的痛楚。辜鸿铭也喜欢骂人，专骂洋人；但越骂，洋人就越对他崇敬多一分。还无比敬佩、无比陶醉，居然能骂得他们从骨头到毛发末端都如此舒服畅快。西方人崇信辜的学问和智慧，几到痴迷的地步。但反是国人，总蔑称他为疯子；而洋人尊称他为：Crazy Hu (洋人Hu和Gu不分) 。据说当年，辜在北大教书时，北大的外国教师每见他来，总是远远却毕恭毕敬地迎着。教英文的见了他尤其心虚，因为他时不时搬出拉丁文来数落人家：“教英文的不会拉丁文，不该啊”。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我们则译为《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贵妃醉酒》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这洋人还每每座无虚席，熬是吓傻了国人。他，以语言之长，孤傲于中西；他，以三寸之舌，舌战众洋绅；他，以机智灵敏，赞誉于世界；他，以蛮顽保皇，取笑于国人。墙内开花墙外香，作为中国最后的儒生，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百年后依然影响着众多人。我从心里由衷地称他为：宿儒。自废文言文、废繁体字后的中国，在传统文化继承上无疑已经是被阉割过的，再奢谈任何功能性障碍问题都是多余的，被割去的，又岂能长回来呢？就算嫁接上了，又岂能跟原来的一样好用呢！辜反对废文言文，被胡适讥讽为老顽固，年轻人总是冲动地、自以为是的，大多数时候都不一定是朝着正确方向青春脉动的。历史潮流如此，时势造英雄，也淹灭一切挡车的芸芸众生，我们就这样被裹挟着前行，却不一定是朝着光明的地方。为之奈何？为之奈何！为之奈何……用辜在《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1925年，原文日文）最后有一句话是献给读者的忠言，也献给所有有耳当听之人：Disce, Peur, Virtutem ex me verunque laborem, Fortunam ex aliis!（拉丁文）年轻人，你们应该拥有高贵的灵魂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你们应当超过我们，去获得更高的荣誉。

二奶的福音

这本书开始的论述还有些文化比较的味道.把儒家比作宗教，把皇帝比作上帝，把学教比作教堂。先不说如此比较是否合理，在那个年代有些还是有些新意.后来把中国男人纳妾说成有君子之爱，把妻妾制度说成很能体现中国女子的美德，等等就有些过分了.把中国在科技上落后西方说成是因为中国人的灵魂比西方人天真，而且还沾沾自喜，真不知这位老先生怎么想的。不过对这么一位狂人还是挺欣赏的.只是欣赏他这种狂劲儿.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执着.

再读有感

今天重读了辜鸿铭的这本书。第一遍只觉得辜鸿铭是个狗奴才而已，已经完全失去人格精神了。现在，却觉得不一样了。辜鸿铭的却是博览群书，阅历无数啊，我们读这本书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未曾接触的东西。而且辜鸿铭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见解，当然都是以皇权至上为基础的。辜鸿铭眼里，除了满族人是人外，汉族人一无是处啊。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举个简单的小例子：第一次鸦片战争，汉族官兵不战就逃，而很多满族的官兵会血战至死，而且全家都会殉死。那时候，愚蠢不止是满族人的，汉族也蠢得很，只是当权的是满族人，满族人承担了大部分狗屎。历史在进步，可惜辜鸿铭只是固守，愚昧的保守主义让他不再前进。辜鸿铭关于对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的评价很有学术意义。最近看近代史的书，越来越觉得辜鸿铭在那个时候真的很洞悉人性。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很是到位，难得！辜鸿铭是个怪才，难立足于当时，更难立于今世。

越来越觉得一般

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辜鸿铭说的挺有道理的，感觉还是有在他那个时代的超前意识。但是月读下去，就觉得开始有一种“不知所言”的感觉，我不知道是翻译者的问题还是作者本身的思想不够有严谨的逻辑。最后，我终于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发觉其实辜鸿铭有一种想法是，他在说中国人的时候，其实暗地里在宣扬孔子的纲常伦理。抵抗西方文明对中国儒教的冲击。这一点，我并不是很认同，辜鸿铭毕竟带有旧派人的思想，尽管他的英语水平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