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1997-11
ISBN:9787108003171
作者:巴金
页数:901页
书籍目录
目录
合订本新记
总序
随想录
1 谈《望乡》
2 再谈《望乡》
3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4 “结婚”
5 怀念萧珊
6 “毒草病”
7 “遵命文学”
8 “长官意志”
9 文学的作用
10 把心交给读者
11 一颗桃核的喜剧
12 关于丽尼同志
13 三次画像
14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15 小人、大人、长官
16 再访巴黎
17 诺・利斯特先生
18 在尼斯
19 重来马赛
20 里昂
21 沙多―吉里
22 “友谊的海洋”
23 中国人
24 人民友谊的事业
25 中岛健藏先生
26 观察人
27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28 绝不会忘记
29 纪念雪峰
30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随想录》后记
探索集
31 “豪言壮语”
32 小骗子
33 悼方之同志
34 怀念老舍同志
35 大镜子
36 小狗包弟
37 探索
38 再谈探索
39 探索之三
40 探索之四
41 友谊
42 春蚕
43 怀念烈文
44 访问广岛
45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46 发烧
47 “思想复杂”
48 世界语
49 说真话
50 《人到中年》
51 再论说真话
52 写真话
53 “腹地”
54 再说小骗子
55 赵丹同志
56 “没什么可怕的了”
57 究竟属于谁？
58 作家
59 长崎的梦
60 说梦
附录 我和文学
《探索集》后记
真话集
61 三谈骗子
62 我和读者
63 悼念茅盾同志
64 现代文学资料馆
65 怀念方令孺大姐
66 《序跋集》序
67 怀念丰先生
68 《序跋集》再序
69 十年一梦
70 致《十月》
71 《序跋集》跋
72 怀念鲁迅先生
73 “鹰的歌”
74 《怀念集》序
75 小端端
76 怀念马宗融大哥
77 《随想录》日译本序
78 《小街》
79 三论讲真话
80 《靳以选集》序
81 怀念满涛同志
82 说真话之四
83 未来（说真话之五）
84 解剖自己
85 西湖
86 思路
87“人言可畏”
88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89 三访巴黎
90 知识分子
《真话集》后记
病中集
91 “干扰”
92 再说现代文学馆
93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94 一篇序文
95 一封回信
96 愿化泥土
97 病中（一）
98 汉字改革
99 病中（二）
100 “掏一把出来’
101 病中（三）
l02 我的哥哥李尧林
103 怀念一位教育家
104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105 谈版权
106 又到西湖
107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108 我的“仓库”
109 怀念均正兄
110 我的名字
111 我的日记
112 《茅盾谈话录》
113 病中（四）
114 我的噩梦
115 “深刻的教育’
116 关于《复活》
117 病中（五）
118 我的老家
119 买卖婚姻
120 再忆萧珊
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
《病中集》后记
无题集
121 访日归来
122 幸福
123 为旧作新版写序
124 人道主义
125 “紧箍咒”
126 “创作自由”
127 “再认识托尔斯泰”？
128 再说端端
129 “寻找理想”
130 “从心所欲”
131 卖真货
132 再说知识分子
133 再说“创作自由”
134 《全集》自序
135 四谈骗子
136 答卫××
137 可怕的现实主义
138 衙内
139 “牛棚”
140 纪念
141 我与开明
142 我的责任编辑
143 “样板戏”
144 官气
145 “文革”博物馆
146 二十年前
147 怀念非英兄
148 三说端端
149 老化
150 怀念胡风
附录 核时代的文学
――我们为什么写作？
《无题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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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巴金并纪念鲁迅逝世六十九周年一 巴金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笔下是在1934年10月6日。那天的鲁迅日记中说：“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 这个“公饯”的饭局是《文学》月刊社为巴金赴日而设，本身没什么重要，也不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此前此后他们还有很多次见面的机会，但“奇怪的是”，“见面的地方大都是上海的饭馆和旅馆” 。仅有的一次登门拜访，竟然是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那天上午，当巴金陪同曹禺如约赶到鲁迅寓所时，才知鲁迅已于清晨去世。 这样一份奇怪的际遇和缘分，使得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两代大师之间的最后交往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宿命。仿佛鲁迅有意识地约定了巴金来为自己守灵，而巴金也深明长者所望，不仅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始终陪伴在侧，而且最终成为鲁迅的十二位抬棺人 之一。“鲁迅抬棺人”无疑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身份。时值鲁迅逝世六十九周年，如今，除开早已从文化界消失的曹白先生之外，为人所知的最后一位健在的鲁迅抬棺人也已经逝去。正如大众传媒纷纷传扬的那样，巴金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所结束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也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人人得言其宜；我作为一名中国新文学的研习者，在得悉巴老的噩耗之后，反省自己对这位在诸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中被专章叙述的“最后一位大师”的认识，也惟有深觉歉意，感到过去对他的重视和研习远远不够。但尽管如此，在这个共同塑造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面貌的两代大师的生死际遇再度交逢的特殊时刻，作为后来人的我辈瞻顾过去未来，尝试有所论断，应该正是分内之事。 本文认为，在以鲁迅的《伤逝》所体现的复杂意识为标高的中国新文学的后续发展中，巴金的《随想录》的出现十分重要，因为它终结了新文学此前数十年的单面发展，使之重新接续了“鲁迅文学”的深邃性，成为直面“新文化后果”、探触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的利器。这一文学史线索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所昭示的路向，值得充分重视。二 在写于1980年的创作自述中，巴金曾详细列举自己“写小说”的“老师”，计有法国的卢骚、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山田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以及中国的鲁迅和“中国社会生活” 。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单。不仅说明了鲁迅在他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更揭示了在巴金的文学师承中，直接的外国影响源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这些直接的外源影响，无疑是更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我以为，在文学师承的外源作用的主导性这一点上，既体现了巴金与鲁迅的巨大不同，又揭示了二者之间亲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先从鲁迅说起。毫无疑问，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十分重要。其重要性体现为他以自己卓著的创作实绩为中国文学拓开了全新的局面。但若要追踪他的“新”的来源，则外源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绝对主导性的，相反，着眼于外源作用考虑，鲁迅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无宁正是来源于他所接受的文化影响过于庞杂，不够“新”和“纯”。换言之，鲁迅的重要性首先恰恰来自于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鲁迅在成为作家的准备期中所接受的庞杂的知识可谓在中西两方面都入之甚深、而又不衫不履，既足以使之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如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国学家”或讲授生物学的“新学家”，又最终阻碍了他朝某一专门的现代学术或既有的专业岗位方向发展，亦即在新旧两面都找不到稳妥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唯有“彷徨于明暗之间”、“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 。然而也正是这种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意识复杂性，其焦虑和痛苦、希望与绝望，赋予了鲁迅文学独特的丰富性和深邃性，使得他能从没有路的地方趟出路、从不可能中开掘出可能性。“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野草》中这些谜一般的表达，其实正是鲁迅直面自己最深邃的意识世界，对自己作出的诚实解剖。而这些表达，也正是世所公认的鲁迅文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正如巴金一再声称“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 ，鲁迅在最终决定破门而出 之前，也始终只是一个不情不愿或三心二意的文学家，他的“呐喊”与其说是为了改革社会，还不如说是为了安慰自己和朋友。《呐喊•自序》中所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以及“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等，其实也都是诚实的告白，在述说着这样几件事：一，他没有成为小说家的充分主动性；二，他自己从这种“蒙着小说的名”的书写中得到愉悦；三，他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甚至“往往不恤用了曲笔”；所谓“听将令”，也不过是一种“慰藉”方式。换句话说，鲁迅在以新文学作家身份第一次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内心完全沉浸在一派非功利的纯美学意绪中，既不认为自己作为作家有何等高明，也不认为自己通过这些作品传播了何等重要的思想；他希望这些作品带给读者的，并非精神激励，而只是精神慰藉。 吊诡的是，在“创作怎样才会好”的问题上，永远是“非功利”远胜于急功近利。无论鲁迅自己如何不情不愿或三心二意，《呐喊》的横空出世，都已经把他送上了五四新文艺的巅峰，他想不做“思想界的先驱”和“青年导师”都已经不可得了。但这些外界赋予和认可的骄傲和荣耀，投影到他自己的内心，所带来的不仅不是同等的荣耀和骄傲，反而是更深的痛苦和焦虑。这种痛苦和焦虑在《伤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呐喊》结集到《朝花夕拾》终篇的1923-1926年间，鲁迅此前在个人生活上潜心经营的一大片“好的故事”被诸种突如其来的外力扯得粉碎：兄弟失和、遭遇爱情、官场免职、被迫离京，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他身心压力剧增。身体上是肺病两度恶性发作，“躺倒” ；心理上则表征为《彷徨》的满纸苦涩的死，和《野草》无边的黑。然而鲁迅的强大，也正从这里体现出来：“躺倒”的身体要靠“年富力强” 站起来，不停顿地奔走于社会，上班、兼课、租房、买房、打笔墨官司和衙门官司；“彷徨”的内心要靠肆意的“大笑”和“歌唱”挺下去，不懈怠地“在冰山间奔驰”、“那我就不如烧完！” 在这四个年头中，鲁迅承受了一生中最大的身心压力，也为我们留下了今天看来其一生中最具价值的作品。我们今天认可他伟大，应该说他首先是伟大在这四个年头里。 在我看来，《伤逝》是鲁迅在这一时期（我称之为鲁迅作为新文学家的第二阶段）的创作中一篇特别具有纲领意义的作品，其间包含了鲁迅最深刻的自我意识和反省。基本上在《呐喊》中，我们只能看到第一层级的“启蒙”，无论是揭显历史的真相、外在的真相或是自我的真相，都是在叙事人对某些事情获得确信之后，再揭示给别人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创作是“现实主义”的，就是认可他使我们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重新构造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想象。然而对鲁迅来说，这个“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动机，并非促使他进入新文学写作的主要动机，相反在这个动机上，他“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问题在于，无论是否积极主动，言者一旦开口，“叫喊于生人中”，就并不必然“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完全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应和效果：“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这种令涓生“狂喜”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挑战着《呐喊》的作者这样的“厌世家”的经验。这个挑战，便是《伤逝》的起点，也是鲁迅第二阶段创作赖以勃发的核心之点。如果没有这样的挑战，《呐喊》的作者固然还会继续他的新文学创作，但那样的创作恐怕是难以导向由《伤逝》和《野草》所代表的文学家鲁迅的最深邃的意识世界的。 《伤逝》的文本内涵十分深邃，决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恋爱故事，或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形象化复写，而可以看作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命运和困境的隐喻。正如新文化运动是从意义真空中创生意义的运动，涓生在这个文本中也是以“创世者”（主宰者）的身份存在的，他的命运和困境，连同他的意义匮乏，由他所投身的新文化运动所赋予，也是这个运动的写照。作为《伤逝》的文本世界里的第一主体，涓生创造了子君这样的新生主体，使得他们的世界由于她的出现而生气勃勃，意义充盈，但最终，又是他自己以“不爱”的名义亲手剥夺了附丽于她的意义，导致了新生主体的隐匿（消失）。从虚空中创生，复归于虚空，一个轮回下来，“创世者”涓生在堕入更深的虚空的同时，还负担了毁灭的罪孽，而到头来，这一整个的世界还是需要由他来承担。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有赖于负荷着罪孽堕入虚空的主体去赋予意义，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对这份无奈的深切意识和体察，是涓生的焦虑和痛苦根源，也是鲁迅的焦虑和痛苦根源。“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一种反对“瞒和骗”、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目的的反抗遗忘的文化努力，竟然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到了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的地步，这样的动机与后果之间的严重悖反，如果不是反讽，该是多么沉痛和辛酸。而“遗忘和说谎”在这里所以必要，与其说是因为真实和耻辱的分量过于沉重，直面之殊属不可承担，所以涓生要从根本上自我否定，真心将子君彻底遗忘，并以“说谎”掩盖自己在这一遭遇上的巨大失败，以图“新的生路”，还不如说是一种知耻之勇——“将‘谎狗’的旗子……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 ，而这种自愿负着耻辱的旗帜前行的行为，正类似于在葬仪中高擎招魂幡，其巫祝仪式功能，是为了“起死”……总之，《伤逝》让涓生陷入的，是极其复杂难言的处境和“后果”，而这个处境和“后果”，却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而“涓生”（谐音“捐生”？），也正是鲁迅自己和整个新文化先驱阵营的镜像，涓生的努力、成就、罪孽、“悔恨和悲哀”，他的整个处境和“后果”，也正是他们的。由此，这个作品所表达的鲁迅内心之苦，其苦何如，不问可知。三 没有人愿意长期沉浸在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焦虑中，也没有人在一种以“新”为名的追求中，不会期待这份“新”来得更加直接痛快点。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鲁迅对自身作为新文学作家和新文化运动推动者所遭遇的状况也许并不像我们作为外人所想象的那样满意，他有足够的理由期望能够减轻自身在这个身份上所承担的痛苦，更有理由期待“新文化”能够名副其实地得到一种真正的“新”，而不是始终由他这样的“老新党”去勉为其难。所以，当他把眼光从自身挪开，投向同一阵营里更年轻的伙伴时，他的赏识和鼓励、温和和亲切，一定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更鲜明地体现了“新”的特点、“新”的气象和“新”的充沛活力的青年。而巴金，正是这样的青年，也正是鲁迅如此痛苦地工作所想要造就的新人中的一个代表。 1925年7月，鲁迅曾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这个表述提醒我们，在鲁迅的观念中，“新文艺”是有区别的，一种叫做“真的新文艺”，此外包括他自己所创作的，并不能称之为“真的新文艺”。我觉得，存在于鲁迅意识中的这种观念区分，其实很可以解释许多事情，包括他一直如此警惕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故鬼重来”、如此不屈不挠地同一切中国传统意识和社会环境作斗争等等。所谓“真的新文艺”，不仅是他的期待，也是他的一切辛苦努力的最终目标。 我们今天对于新文艺的认识和鲁迅作为新文艺开创者对新文艺的认识和期待，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落差，这个落差被我们一笔抹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鲁迅的深邃和巴金的“浅陋”。这种差别当然并非他们之间真实的文学史关联。事实上鲁迅生前对巴金作了极高的评价：“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这提醒我们，站在文学史的末端向后看，我们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没有历史纵深感的平面，它篡改了历史的真实图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对理知的愚妄的警惕。我们要建立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就需要从对这样的差异的意识开始，尊重人物的历史逻辑去看待他们的作为，这样才可望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清理文学和思想遗产的目标。 从当事人的角度，尤其从五四第一代作家寄予后代作家的期望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新文艺”其实并不来自于他们自己，而是来自于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这些第二代的作家。而在这些人中，巴金的社会影响是最广泛的。 巴金无疑是标准的新文化人。离开老家之前他所接受的就是世界性的思潮，这个思潮对他影响至深。后来在政治上他也许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他的影响保持终身。一直到他辞世前不久，我们仍然从报纸上读到“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 匿名捐助“希望工程”的新闻，不用猜，就知道这是巴金了。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作家，他一辈子无论做人做事，都力求尽善尽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权力斗争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地发挥着作用。”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得到《随想录》。《随想录》这样的以道德自洁为出发点的作品，只能来自于有道德紧迫感的作家。 而《随想录》也是旧时代作家进入新时期后留下的唯一一部重要的著作。所谓旧时代，这里指的是1949年之前；所谓新时期，指的是文革后。1949年之前成名的作家经历1950-1970年代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再造“实验”而能幸存到文革后的，为数并不少，而巴金是其中唯一一位能以新创作重新引领时代思潮的作家。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巴金在他的文化承传之中必有独异之处。我认为，这个独异之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信仰。由于我对无政府主义并无研究，关于这种思想信仰如何作用于巴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我想，对于这批进入新时期的巴金的同龄人来说，相似的社会经历导致不同的思想和文学结果，文化承传上的“异秉”的作用一定是决定性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巴金自己也一再申说，他在文革后期所以能逃脱1950年代以来的思想阉割和意识催眠，是因为萧珊的死。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我想，这一事实在巴金晚年的思想觉醒中所起到的作用，恐怕只是促动性的，而真正帮助他使自己的反思达到一个较深程度的，只能是他所秉承的思想资源。陈思和先生在他的巴金研究中一再提到克鲁泡特金伦理学对道德完善的追求深深影响了巴金，对此我深信不疑。 在1950年代的入口，当巴金和他的同龄人来到一个“根本解决”的“新”世界面前的时候，大家发现，几乎一切都是未曾经验的，一个一直处于朦胧期待中的以“新”命名的社会的突然降临令人眩晕。当此之时，他们的心理活动和实际的人生动向是怎样的？稍微回顾一下就知道，激昂者有之，躁进者有之，盲动者有之，不安者有之，总之都在一种普遍的激动中：有机会离开的取消了行程；在国外的急急忙忙往回跑，曹禺如此，老舍亦然；在香港的胡风奔赴山东、东北解放区唯恐到迟。至少表面上，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着急迫的心情奔向新政权、以各种方式参与新政权，或者努力改造思想，或者积极参与改造别人的思想，总之都在以高度的热情试图尽快融入新社会。其实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在经历一个不算太长的“改造”时期之后，他们差不多集体放弃了过去习惯的思想模式、思想方法和思想工具，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也一并放弃，变成了党性第一、长官意志第一，变成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变成了真诚地去检讨自己所谓的历史错误，乃至把自己的过去完全否定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努力完全不当一回事，全当作弃之唯恐不彻底的垃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郭沫若在文革初说他以前写的东西都应当烧掉 ，我们今天把这个当成笑话，认为这是郭沫若投机，个人品德有问题。其实不然，郭沫若的举止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所有从1949年进入新政权的作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老舍要改《骆驼祥子》的结尾，曹禺要改《雷雨》，巴金也要修改、淘汰自己的作品，沈从文是吓到快要崩溃的程度，最后干脆连文学都不敢碰。虽然沈从文内心里不想放弃文学，但他很胆小，已经被吓怕了，他不要再从事文学工作，也不要在大学教书，而只想到历史博物馆去做一个最边缘的文化人。他采用的是逃跑和躲避策略。但同时一直到60年代中期甚至文革前，他都在偷偷写小说，只不过永远写不完，永远写不成，没有办法回复到像过去那样，真正把一个作品写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和他们在文化血脉上的先天缺陷有关系，他们的“失言”来自于思想上的失血。思想失血可以是外力作用下的阶段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但无论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根子都很深。这批被五四新文化引导和启蒙的作家，大多秉承的是新文化的单一血脉，新文化给予和要求于他们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塑造了他们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和成就，也制约了后半生的思维。在1950年代的入口，甚至在整个1950到1970年代，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命名为“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而这个“新”的图腾正是他们一直在追逐的东西。当这个被追逐的对象以更庞大更眩惑的面目呈现在先天不足的孱弱思维主体面前时，这种“意识形态奇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占有”就将是致命的。1950-1970年代的中国作家以及中国文学界的整体面貌，是世界文学里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提供的是“思想改造”和意识形态占有在短时期取得大面积成功的例子。当然在普遍的思维剥夺中，也并非没有极少数清醒者，但这些极少数又不断被社会选择机制剔除，最终在社会公共场域里仍是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而且这些被剔除的人士也并非完全自外于这个被占有的过程，只是他们或者别有秉承或者别具禀性，所以才能在“苟全性命”的前提下避免在自由意志的空白地带陆沉。 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从1950年代到文革后的思想经历，尤其是文革后期能从“极左”意识形态占有中成功逃离，并在随后贡献出《随想录》，淡墨重写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罕有的 二度辉煌，的确是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史上值得重视的经验。本文行文至此，一直在不加区分地使用“五四新文化”或“新文化”一词，其实这是有问题的。现在我应该指出，在我的理解中，“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这两个词组，在外延上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包含范围远远大于前者。在“五四时代的新文化”的包含范围内，像巴金所吸收的无政府主义这样的直接取自国外的“新文化”，才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部分。我要重申，如果不是因为源自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源的道德催逼，巴金晚年很有可能得不到《随想录》。而这部作品除了在引领20世纪末中国社会思想潮流方面具备重要价值之外，其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线索中的地位亦十分重要——在我的理解中，是不可或缺。四 在文学史的线索中，《随想录》为什么重要？我的看法是：它使中国新文学在经历了漫长的追“新”的单面化发展之后，重新接续了鲁迅文学的余脉，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伤逝》的意识层次——以“新文化”的参与和推动者（行为主体）的身份，展开对“新文化后果”的反思。 所谓“新文化后果”，是指在“新”的名义下实施的文化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在《伤逝》，行为和后果都有两重。第一重是涓生的“启蒙”导致了子君这个“她主体”的诞生。她的诞生曾令涓生“震动”和“狂喜”，但当她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行动和成长时，涓生发现，她不仅日渐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建立起她的“功业”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而且大有反过来凌驾于他之上，以她的规则来规划他的生活的趋势：“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创世者”竟然沦落到与叭儿狗和油鸡争位置的地步，这样一种主体性的沦丧当然不可容忍，所以涓生要奋起“抗争和催逼” ，着手捍卫自身主体性，对子君施以“再启蒙”。这个漫长的二度启蒙的最后手段，便是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而它的后果，再一次出于涓生的估计，严重到使他无法承担：子君的“主体性”不仅没有被“不爱”的意义剥夺所降伏，反而更形坚强，支撑她从“男人的家庭”里二度出走，带着自己的勇敢和骄傲从他的世界里消失，给他的薄幸以沉重还击，促使他以叙事人身份为我们宣叙了他绵绵不绝的“悔恨和悲哀”。如前所述，这些“悔恨和悲哀”构成了鲁迅文学中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深邃的表达。其深邃性的实质来源，便是涓生意识到像自己这样的“创世者”和“救世主”说到底只是“僭主”，不仅外强中干，而且根本无法承担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在《随想录》，“行为”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巴金1950年代之后在“新”的图腾下紧跟政治和文化政策，“后果”则是——自取其辱。 这样的反省，直取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切以“新”为名的事物的命门，将巨大的惶惑和焦虑推到主人公面前，批颊著鞭，令其在羞愤中自新；同时也将待解的疑问和痛楚推到读者面前，敦促求告，迫其在不安中有所作为。所以它们是重要的。 从“呐喊”开始，回到“伤逝”，巴金的文学道路看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宿命，仿佛注定了要与鲁迅相始终。幸耶非耶？从一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不仅仍然走不出生前渴盼“速朽”的鲁迅的阴影，而且长期未能在意识层次真正接近鲁迅文学的境界，这当然是一种悲哀；从另一面来说，经历漫长的单面化发展之后，能够有一部《随想录》来终结这种单面，重新接续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毕竟还是幸运的。 对20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也许真正的宿命是在于社会功利和美学价值的难以两全。鲁迅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是因为他觉得作家应该是理想家，对于改造社会怀有强烈意愿，而他自己早就曾经沧海，没有了这样的动机；他在朋友的促动下拿起笔来，也只有个人的遣怀和对朋友的慰藉。结果，他所留下的“鲁迅文学”成为了文学中的文学。巴金也不把自己当成作家，是因为他拿起笔来不是基于艺术的目的，而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 结果，他成为了鲁迅生前十分赏识的作家之一。“鲁迅文学”和“鲁迅所赏识的文学”之间的参差对照，应该正是20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学最具戏剧性的悲喜剧之一？ 具体来看巴金的文学创作，他有非常多的自述可供参考。他是典型的五四文化产儿，使用五四文化所赋予的新的意识、新的思想武器、新的世界观来和旧的东西做斗争，具备强烈的“战争意识形态”。文学对他来说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学可以帮助他找到思想上的出路。当他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找不到清晰的结论的时候；当他面临个人行动的某种局限的时候，他发现文学是一个好的替代品。文学可以把他无法当众说出的话记载下来，可以帮助他发泄因为身体条件限制不能从事某些事情所积聚下来的力比多和生命力，如此这般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所以他一边反复说着“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作家”，一边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巴金在以1949年为分界的前期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取决于在成为鲁迅所期待的“闯将”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确实是一个闯将，像一个拼命三郎。巴金当然有才情，有文采，但这些都还是比较次要的，使他成为一个出色作家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不犹疑，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思想目标，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意图。他曾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在社会意识的塑造上，《家》的历史贡献很大，它塑造了我们对旧式大家庭和家长制的认识。其文学感染力也很强，把它的文字一段段拆开来也许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闪光点，和文采上的可以作为范本的名句，可是它的整体感染力特别强，一读下去就把读者吸引住，让人的心情随着情节的推进起伏。在这方面，巴金确实是新文学的骄傲，可以和旧文学争夺读者。后来在延安文艺中，赵树理正儿八经地把与“地摊文学”争夺读者当作一个理想，可是这个理想不用他来确立，因为巴金已经很成功地做到了。30年代以来多少人在《家》的激励下冲出家门，进入外面的世界。而到了《寒夜》的时候，他把这些出走的青年组合在一起，看他们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寒夜》的艺术感染力也很强，读后让人不能释怀。一对知识青年，在战时首都重庆遭遇到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活变得不可收拾。本来两个刚毕业的青年应该是前途光明的，可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变成这样？巴金就是要借此展开社会批判，告诉读者在外敌入侵的战时环境中，在政府和社会的腐败中，优秀的青年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只有承担个人的悲剧。战争是国家的不幸，腐败是民族的不幸，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造成个人的不幸。所以这个作品最终要落脚的地方仍然是社会批判，仍然是要和他的敌人战斗。 其实从作品构型上来看，《家》和《寒夜》的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写或续写《伤逝》。《伤逝》写一个女孩子走出父亲的家门以后的遭遇和命运，《家》写的是男孩，到了《寒夜》，写的是这个男孩和女孩走到一起组建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之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巴金的前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社会改造的层面继续五四第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尽管这些前期作品在思想意识层面与《伤逝》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鲁迅“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所以如果他一直活到抗战胜利，看到《寒夜》出版，他一定是会很欣慰地认同巴金这样的作家为新文学拓出了新的天地，因为那是一个他所不能进入的世界，也是他所不能主宰的世界。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宽阔光明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传统家庭的门槛之外。而他自己却只能站在这个门槛之上“肩住黑暗的闸门”。所以所谓“历史中间物”的意识，鲁迅是很强的。在他一边做着他的读者所认可的“新文学泰斗”，一边在期待着“真的新文艺”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估价并不高，他把自己看成过渡人物，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觉得写那些东西都是迫不得已，因为自己身上传统的阴气太重，摆脱不掉。他痛感已经被旧文化养成了一种只能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所以心底里是唾弃自己、看不起自己、不把自己在新文化方面的成就看得多么了不起的。实际上，鲁迅1923-1926年间内心的挣扎，正是纠缠于在自我身份确认和社会要求于他的角色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真的跨出门去，不管自己是不是“老头”，就去做一个“思想界的先驱”和“青年导师”，还是继续缩在自己的壳里写“自言自语” ？一度对他成为绝大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对青年人的鼓励和支持却是不遗余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这样的青年和这一代作家。巴金是一个代表，因为他着力于处理青年主题，形塑了30年代以后的青年心理和青年世界。巴金的处女作《灭亡》是一部热烈讴歌无政府主义英雄的作品，这样一部今天看来很幼稚的作品销行了20多版，不断地被重印。后来在30年代的上海和整个都市区域，左翼文学运动风起云涌，都是和巴金等人的文学活动相关的。而与此同时，与他共同在推动新文学发展的是茅盾这样的作家，直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写作，用小说的形式来做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是老舍这样的作家，用《骆驼祥子》来为下层人民张目，为他们的权利奋斗；是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不屈不挠地叙写着自己的怀乡；是曹禺这样的作家，用非常华丽的文体去重复书写巴金曾写过的反叛家庭、封建家庭衰亡这样一些主题。所以可以说这些人打开的文学世界都不出鲁迅所料，与此同时也都深深地符合鲁迅的期待。我想这也是鲁迅普遍和第二代作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因。 由此，作为文学史结论，我想今天我们或者可以说，巴金这样的作家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国新文学的代表，是五四文化或五四文学所期待要抚育的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很好地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引导了社会的动向，塑造了中国新文学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面貌。巴金就像一个我们叔叔辈的作家，尽管从年龄上说他应该是我们的爷爷，但是从思想资源的承续和思想经历的共同性上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叔叔。从巴金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渐渐离去，整个这一段中国现代的历史，时间上相当长，可是在思想过程上却是一个非常短的历史，也就是作为五四后果的历史。作为这一代人中最后一位杰出代表，现在巴金去世了，这个历史确实可以结束了。我们今天称巴金为“大师”，是基于对其毕生贡献的评估。这些贡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为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他贡献了以《家》和《寒夜》为代表的巨量文学作品，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践了以文学方式服务社会的知识理想。在这一部分，确如其自我确认，巴金之成为作家，的确是偶然的，不排除他以其他方式报效社会，完全可以达到文学方式的同等成就，甚至更大成就。而在其毕生贡献的另一部分，巴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以其“把心掏给读者”的《随想录》，直面自身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对“文革”所彰显的文化困境作出反省，从而不期然 接续了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追比《伤逝》，以将近一整个世纪的跨度，勾连起探触“现代性困境”的文学史线索。在这一线索上，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从东亚社会尤其日本、韩国对鲁迅文学的持久兴趣和对巴金的高度尊重中，我感到，“现代性困境”在本地区的共通性，可能远远大于其差异性。由此明瞭，我们今天似乎还没有奢侈到可以轻易抛弃鲁、巴的程度。 谨以此悼念巴金的辞世，并纪念鲁迅逝世六十九周年。（本文系根据2005年10月19日在复旦大学的授课录音，由罗铮、虞箐整理出初稿，经作者修订后提交25日在嘉兴举行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28日做了进一步修订）
精彩短评 (总计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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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时候也能随想起这些，随写出这些，真是喜欢老先生的文字。 -
廁所看完的。 -
人无完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而反思一下就更不容易。 -
从巴金老先生的随想录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老人的真、善、美，更看到了一个时代 -
只有回忆萧珊的几篇能给我真切的感动。 -
巴老，走好。 -
真诚 -
愚以为此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一般，但书中流露出的某种真诚还是能打动人的，毕竟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法感受到那种怨愤，只能“冷眼旁观”了~~~ -
巴金个人的思想记录，却载着一代人的沉重。 -
某同学说你读过和没读懂是两回事 -
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书，一共三本，可我只看完了前两本。太平淡了吧，太阴郁了吧，不是我的菜。但巴金老爷爷能这么虔诚地忏悔自己，实在太难得了呀。到现在我还记得高中学过的《小狗包弟》里的那句话，是我害了她。 -
中国作家的良心！巴金和沙叶新 -
不错，让你接触自己的真实内心 -
有这般勇气是伟大 -
虽然文字真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老人的可爱可敬让人动容 -
讲过《小狗包弟》 -
巴老的升华之作，所谓升华不在文学，而在人性。写这本书就是在剜去死肉和脓血。巴老做了，整个社会呢？！ -
善良老人的忏悔，让我们一起接受那纠缠了他一辈子的心底痛苦的声音 -
百岁老人的真话. -
流氓会武术 -
略翻 -
“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 -
#淘书偶记#这个版本比较难找了。上下册35元拿下。豆瓣读书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明明有人上传了高清的封面，却又有人换了一个分辨率极低的，这是人品问题还是智商问题？ -
呵呵，要说真话 -
翻了下，总是会讲到文革。不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一类吧，也许应该看他的小说。还了 -
感动这位巴金老人的执着和真诚 -
巴金在晚年依然宝刀不老，敬佩！ -
可读的就几篇而已，虽然考当文的时候差点活活背死…… -
随想并不随意，巴金将自己历经苦难的精神财富转交给了读者，感谢巴老。 -
说真话。 -
考试周前半个月读完了这本书。一个多月的时间，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刚开始读不太喜欢他的欲言又止，但又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概这样才是这部作品得以发行的基本。推荐其中的「无题集」的144-147篇文章。隐约间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环境。 -
勇敢 -
留下您对这本书的简短评论吧 -
只剩瞻仰的分了 -
琐碎了些，但勇气可嘉！我们需要直面那段悲惨的历史！ -
离开了那个时代已经没法感受这样的书，这样的文字鸟~ -
不可能永不重複，但最好不要重複 -
三联 87年版 -
讲真话。巴金朴实的文笔让我了解到了文革种种残酷的迫害，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 -
2010-11-12 购于孔夫子 -
不行说什么了。 -
关于一代人的记忆与反思 -
见语文摘抄124。 -
淡淡的文字，娓娓叙来。 -
有些虚伪，但不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