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八年》书评

当年明月和吴思的结合体

听说是天涯煮酒近年来的奇文，第一时间从卓越上买了。一上来是袁世凯在朝鲜的那段往事，标签式的大段人物内心独白，让人很容易想到《明朝那些事儿》，不过我对那段历史的史料比较熟悉，马上就看出作者对于历史人物有自己的想法——袁世凯当然是有雄心的人，或者说野心，但是他首先是一以在藩国独当一面的牛人，而且当时他的身份远非朝廷委派的全权大臣，一号人物，更重要的是，与后来所谓的“卖国”相去甚远，袁大头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维护了大清在朝鲜的利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看到这里，我基本确定这本书有好戏看，因为后面的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包括慈禧、光绪，肯定个个都有料。果不其然，看到作者借严复之口给了康有为八个字：”庸医杀人，书生误国！“不禁拍案，大呼痛快。看到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笔法和重读近代史的颠覆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能看到潜规则的洞察力则是让我喜出望外了。作者肯定有体制内的经历，这从开篇分析袁世凯的体制内逻辑——公私两便，已经露出端倪，而之后对于利益集团联动呼应，形成一种无形而牢不可破的链条和网络的描述，更是透彻畅快，堪称本书华彩之一。不过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是下面这段：所谓“裙带关系”是大清官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之一。裙带并不意味着你们一定要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要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我总结了一下，不外乎以下几种：　　“大人，您祖籍何处啊？”“四川！”“啊，大人，下官也是四川人！”——这就是“认同乡”。当然，万一不幸你不是出生在四川，那么直系亲属中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祖上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或者祖上某人有没有在四川当过官？这些通通都算。　　“大人，您今年贵庚啊？”“50！”“下官也正好50！”——这就是“认同年”。这个可以灵活掌握，反正也没人查户口不是。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也是光绪三年进士！”——这就是“认同窗”。如果进士不是同年，举人同年，秀才同年，也是可以的。再不济，曾经在哪一年一同参加过科考，也算。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光绪六年。老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这就是“认门生”，反正以徒弟自居就是。　　如果这些都不是，也有办法，关键是要会发挥联想性思维：比如：　　“大人，您老婆贵庚啊？……” 　　万一这些碰巧都还不是（概率很低），这也难不倒，把废话再扩展一点就是，举个例子：　　“大人，请问您当年进京赶考投奔的是哪家客栈？”“……什么？如家203？缘分啊，大人！下官住的也是203，咬过您的那半床虱子，就是被下官给睡死的啊！大人呐，我跟您可真算是有同床之缘啊！”呵呵，官场是可以无障碍穿越的。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作者扔出来的那个”全民腐败“（实际上是日本间谍在清日战争结束后为我们作的分析，而作为战败国的大清却没有看到任何官方的总结分析）的观点，以及变法失败根源并不在于顶层，而是民间（没有民富，没有从民间倒逼的力量），这就属于”不可说，不可说“的范围了。

理科生看历史

我觉得很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不是正经的历史书我觉得让我很失望的是这本书不是正经的历史书（深受马克思辩证主义观影响的小白）作为从初中开始 学历史就只停留在痛恨记各种事件发生的时间 于是痛恨各个历史人物 为什么不安分点 非得搞个起义 非得把起义弄出奇奇怪怪摸不着边际的意义 到高中历史老师用断断续续的野史糊弄一群理科生 觉得历史也就那么回事儿 一群人无聊了总得想干点什么 然后大学“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专业课老师无意之间谈到最开始完整接受一本历史题材的书是徐中约老师的《中国近代史》，不论在什么场合下，称呼他，我都情不自禁要加上“老师”二字。徐老师的书呈现的是不同从小到大对中国近代史的体制下老师对此的评价 很客观 很公正 我读的是台版（据说大陆版删减了很多内容）反思现在的台独 疆独 藏独 中日关系 感觉政治和国家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强度太强大 我室友是两个文科生 对历史的评价就留在教材的编写 听他们对历史的讨论我觉得很…（原谅我难以言喻）“知道的太多总是不好的”其中一个室友这样对我说过 我没回答他 也不想回答算了 不吐槽了 本来写书评来的 结果走远了……

黄家理炮：一个诙谐的的历史书写者

晚清是中国噩梦的开端，当时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到，晚清的寥寥十几年，会影响中国之后百年甚至是数百年的人们。可以说，晚清史，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无疑是沉重的，甚至是愤懑的。但是黄家理炮却从另一种思绪，另一种心情来书写晚清的历史——诙谐历史。其实诙谐，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尊重，以及对沉重感、庄严感的背离，相反，正是通过对历史诙谐的叙述，才能更凸显晚清的皇族、官僚们的离弃与荒诞，才能更显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根本出发点。慈禧——一个只盯着自己的权力安全的愚蠢的统治者。李鸿章——一个斡旋于清廷和洋人之间，但所做作为不过为自保的“外交家”康有为——一个粗暴的，缺乏对程序正义的充分认识的改革家等等等等，作者通过展开对事件的铺叙，还原了一个个历史人物，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人物的动机的相互交织，构建了整个晚清十八年。作者先以袁世凯的发家史入手，渐次展开日本对朝鲜的垂涎，以及日本对攻打清国的计划的展开，再波延到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和戊戌变法。这样的书写套路可以说是常见的。难得的在于，作者在按时间叙述的主线外还会穿插一些不在时间线上的事情，让叙述变得更有层次。例如讲讲明治天皇的复权经过，慈禧的后宫上位史，以及北洋将领的生平。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张弛有度，在该松的地方松，该收的地方就收，在总结海战失败的根源，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根源以及变法失败的根源时，还是很严肃的。能够从皇权的根本漏洞，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的匮乏等角度切入，让人觉得在诙谐之外，还是有点底蕴的。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问题，作者对有些事件的讲述太过混乱了。比如对戊戌六君子被捕之前的一系列活动的叙述就很混乱，书籍毕竟不是电影，可以用多镜头展现事情全貌，给我感觉作者这一部分讲了伊藤博文，又切换到慈禧，然后切换到袁世凯，康有为，谭嗣同。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对于这么多人物出场的事件，还是应该线性叙述，然后在每个阶段添加人物，这样看起来更有条理些，阅读也更方便些。不过总体来说，这本《大清灭亡启示录》还算合人意，有些观点虽然我也不大赞同，但作者能够自圆其说，也是种本领吧。

官僚不死，只在静候轮回。

看这本书，倒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皇权和官僚。所谓皇权，当然就是皇帝以及皇家的权利。基于某种逻辑，几千年来，“打天下者坐天下”成为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谁都不愿意拱手让人。于是，皇权的天然特点，就是希望是江山永固、稳定压倒一切、千秋一统。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权会招徕“德才兼备”之人，以有限的权力下放，换取这些人帮助皇室管好自家的江山。同时，为了江山“永”固，皇帝在盘剥之余，还是希望恩威病重，胡萝卜加大棒，不把老百姓压榨太狠，以免陈胜吴广“苦秦久矣”，揭竿而起。所谓官僚，当然就是皇帝招徕的这些所谓“德才兼备”之人了，这些人通常以丞相为代表，其系统最登峰造极之时在宋朝。宋朝相权鼎盛，皇权基本被架空，皇帝所谓的决策，很多时候只能答选择题，官僚系统给了你两个答案，你选一个。而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官僚系统的答案。于是，到了明朝，朱元璋为了防止相权过大，就规定明朝不设丞相。此后，清朝也沿用这套制度，没有设丞相。但其实，不管设不设丞相，不管你怎么防止官僚阶级、官僚主义的问题，除非皇帝亲自处理每一件事，否则官僚系统永远存在。像朱元璋那样的超人，可以一身兼顾帝、相、军一把手和特务总头子，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学朱元璋。所以，无论谁当皇帝，无论皇帝有什么决策，还必须得依靠官僚系统，才能执行下去。只要皇帝需要这些官僚，官僚系统带来的问题，就永远阴魂不散。因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多数人，无非求权或者求利，官员工作的主要动力，要么希望皇帝多赏点权、给点利，要么就想在皇权默许之下，从民众身上多薅点羊毛。如果皇帝睁只眼闭只眼，两者就两不相欠，彼此共存。但很显然，官员欲壑难填，于是百姓遭殃。但百姓遭殃，民意沸腾，动摇执政根基，皇帝当然看不下去，所以整肃官僚阶级成了必然选择。此时，皇权、官僚之外，就有了第三者：民意。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一个彼此制衡的关系，皇帝为了江山永固，需要顾忌民意，需要依靠官僚管理。官僚需要皇帝给予自己合法性，需要从百姓身上捞取各种资本。民意大多数时候都会被利用，皇帝不希望民意拥护官僚阶级，所以总会有意无意暗示，自己从来没有问题，都是那些狗官贪赃枉法。所以，皇帝也会制造出官僚阶级的问题，让民意把所有矛盾对准官僚阶级，自己作为仲裁者居中调停，然后又可以顺应民意，严厉整肃官僚阶级，以此两头讨好，坐收渔利。但具体过程怎么整肃，就成了问题。几千年来的权力大师的做法大多是分而治之：皇帝有意培植几派势力，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成为最终仲裁者。有时候这些几派势力都是官僚，有时候会出现后宫势力、宦官势力、外戚势力等等，不一而足。但总的目的，是不能让某个权力独大。可官僚系统也不可能坐以待毙。一般的出路会有两条，一种是消极应对，让皇权和民意骑在官僚头上，你管得紧，我就装死，反正你迟早会发现你的江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头来你自然会恢复原状，酒照喝，马照跑。另一种稍微积极点，官僚系统会鼓动民意，实施变法，深化改革，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实则上是绑架民意，逼着皇帝让步，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官僚系统人员换血、权力挪移，换一批人，换一条路，由此改头换面，重新披挂上阵。总的来说，皇权、官僚和民意之间，彼此制衡，彼此生长。但其中，貌似最稳固的皇权，实际上却最危险。因为皇权既不敢得罪官僚系统，也不敢枉顾民意。而最最可怕的，是被民意和官僚联手玩弄，到那时，就死期将尽、天命将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1898年的戊戌变法，基本上就是百姓和官僚，都开始认为皇权出了问题，这两者难得的达成了思想共识。此时，慈禧已然风烛残年，光绪刚刚成年，清国甲午战败，国内外一片哀鸿。皇权当然想自保，慈禧和光绪，当然不想让自己家的江山败在自己手中，他也想变法，甚至刻不容缓。但问题是怎么改？谁来改？怎么改的问题，慈禧和光绪发生了分歧，慈禧希望慢一点、稳一点，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别步子迈太大，直接扯蛋就玩完了。光绪急于展示一个年轻君王的雄图大略，想要彻底改，可惜身边却只有一批诸如康有为之类的无用书生和谭嗣同之类的轻狂少年。比如，康有为端出了全盘变法方案，荣禄问他“应该怎么实施呢”，他的回答竟然是“先杀几个一品大臣”，实在幼稚到可笑，实在难堪大用。难怪后来严复评价南海先生：“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谁来改的问题，更是最核心的问题。1898年，不是没有人才，但此时的官僚系统中，但凡有一点地位和能力的人，都不会出这个头去帮朝廷变法。很明显啊，几千年来，变法得罪人，即使暂时成功，以后肯定不得好死（比如王安石），即使死了都说不定会被拉出来鞭尸（比如张居正）。再加上，满清内外交困，风中之烛，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台，这趟浑水，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所以，谭嗣同代表光绪找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来领导变法，张之洞却推辞：“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于是，只能病急乱投医。谭嗣同竟然听了康有为的馊主意，冒死跑去找袁世凯，希望他围杀慈禧。袁世凯久经官场，怎么可能轻易站队。但此时谭嗣同逼着他杀慈禧，他反复掂量之后，就不能不站到慈禧那边了。到此，光绪失败了，他的戊戌变法草草收场，百日维新成了一场闹剧。更可怕的是在民意，从这时开始，老百姓认识到清王朝的无能，从此把清廷的任何改革和变法，都视为笑话。清朝之命数，已然失去最后的时间窗口，余后，只是依靠惯性，慢慢苟延残喘。可回过头来想，为什么官僚不急于改革呢？难道他们和皇权不在一条船上吗？时间给出的答案，却万分诡异，其实所有的官僚都在等待，等待“墙倒众人推”的最后一刻，等待辛亥年那一声枪响，他们马上就可以摇身一变，挂上民国政府之招牌，依旧行官僚统治之实。或许，官僚本来就知道，皇帝不停轮回，但官僚永远不死。

晚清最后这段历史，我们还能读出些什么

市面上说历史的书汗牛充栋，说晚清民国这段近代史的书更是不少。其中有些是经典之作，有些则是粗制滥造地炮制出来。在看这本《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我就在想：书的内容大概猜得出来，关键是作者会怎么去写这段历史。晚清最后的时代，正好在世纪之交。这是一个走向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血腥和杀戮的时代，当我们回首康乾盛世“夕阳无限好”时，也不由得发出“只是近黄昏”的感慨。19世纪是欧美瓜分世界的时代，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紧锁着的国门，中国进入了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与非洲、印度和土耳其一样，等待着被肢解瓜分的命运。说到中国近代史，就不得不提到教科书对我们的“熏陶”。大清——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是如何灭亡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只可惜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写到晚清最后的历史基本就是：洋务运动只变革器物不变革制度，所以甲午败了。戊戌时终于变革制度了，可是维新派被慈禧这个老太婆给废了，于是促使一部分人干革命去了。而清廷自己办的新政又挂羊头卖狗肉，刺激立宪派也投入了革命的怀抱。最后，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乍看之下，由一条脉络连接着，逻辑很清楚。当时我也对这种说法很相信。可是当我读了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些写晚清民国的书，我就越发对自己以往的固见感到深深的怀疑。历史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李鸿章、袁世凯真的是卖国贼？慈禧真的冥顽不灵，要把政权给亲手毁掉？甲午战争中国是否真的没有一点赢的可能？义和团到底是爱国者还是爱国贼？…….诸如种种，那么教科书上的逻辑还讲得通吗？读历史，不光需要读出些新的内容，更要读出一种新的视角。历史从来不乏评论者，古老的话题被专家们推敲了一遍又一遍。晚清最后的岁月是中国近代史上被遮蔽被扭曲最严重的一段历史。当我们都已经习惯在那古板的逻辑思维里时，无奈，我学识浅陋，所幸有这本《晚清最后十八年》，作者带给我们一种新的亮点，从另一个视角，去深究近代史的根源——首次从清王朝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的角度，深度剖析晚清最后血淋淋的灭亡真相。其中的历史细节，残酷血腥，匪夷所思，荒诞绝伦，令人瞠目结舌，唏嘘不已。作者将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作为打开晚清灭亡真相的一把钥匙，并将其贯穿了这18年，可以拿它们去解释很多历史事件。第1部讲的主要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这两件事情就很能反映出其中的一些问题。日本人说，大清之败，败于全民腐败。作者说，甲午惨败，败于权力集团的滥斗。晚清的各种权力集团的政治博弈是造成甲午战争失败的最大原因，戊戌也是。可惜中国人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顽固派与改革派，朝廷与地方，就连改革派当中，还分洋务派和维新派，互相还瞧不上眼。这其中有国家层面的，也有个人层面的。即使是强人如慈禧，那时也是受了周围顽固派的唆使，把变法给叫停了。类似的例子书里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可说，不可说了。晚清最后18年里的各种势力博弈错综复杂，这使其充满矛盾和悖论。只有深入其中，从细节入手，才能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除了丧权辱国的屈辱、落后挨打的宿命，晚清最后这段历史，我们还能读出些什么？一个民族，当其能够正视自己的时候，才有发展的希望。国人要尽快走出我们自己脑海中所构想的近代史“中世纪”。晚清这段历史对于处理当下人与人、各种人群间的关系，还是百看不厌的。这段历史，永远有说不完的料……

落后就要挨打？

“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前苏联领袖曾说：“落后就要挨打。”后来我们就一直沿用至今。近代中国就是一部完整的屈辱史，但晚清挨打，并非因为落后，准确的来说是因为腐败。如果非要说是落后，亦并非因为是经济上的落后，而是因为政治上的落后。简单来个中日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明。晚清积极进行的“洋务运动”促使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书中对海战细节描写的相当细致，北洋主力军舰，即:“六镇八远一大康，超勇、扬威和操江。”而参战军舰即“八远”、超勇、扬威等12艘军舰，还外加鱼雷艇，典型的船坚利炮。而日本海军则摒弃坚船利炮原则，炮以速射为主，军舰以速度为先）。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被实力明显逊色于北洋水师的日本海军全歼。当时，清朝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经济总量只有清朝的1/5,；占世界总量比例，清朝为17.6%，日本为3.5%。坚船利炮，指的是硬实力；制度与人心，则是软实力。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就是清朝被暴打的关键。表面上的富强，只是虚弱的面具。高中课本上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列强的肆意掠夺和欺凌”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在这里西方列强的侵害就是外因，不可能成为清朝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同期比较，其它亚洲国家都在被暴打、欺凌。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制度实现华丽转型，君主立宪，结束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更有甚者，如今一万元日元上的那位爷（福泽谕吉）在当时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而此时，清朝“戊戌变法”熄火，整个版图继续在制度上落后。这样看就很明显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并不在外因，而是本身陈旧的制度、政界的腐败、朝廷的昏庸。只是当时的清朝还一如既往的夜郎自大，如东施一般，又是化妆，又是改发型，始终未意识到是脸的问题。建国初期，我们也很落后，但是却木有挨打，相反是打别人，比如：打印度阿三，朝鲜战争打棒子。邓公时代，接着打打越南，不亦乐乎。如今的北朝鲜，三胖子时代，它不落后吗？也木有挨打，反倒是没事就扁扁韩国，比如：天安舰事件，炮击延坪岛；甚至没事还跟美帝叫叫板，“不爽你来打我呀！”所以说，落后未必就会挨打，而繁荣和富强也未必能兴国，繁荣和富强是国家兴旺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

很失望

故事会级别的文笔，虽然有部分干货，但是论述多少有不够客观之处。动不动就“来吧”之类的口语词，感觉不是一部历史作品，而是小学生作文，还是喜欢用感叹号的小学生作文。本以为可以看到一些历史论证或者历史研究，结果就是通篇讲故事。很失望。如果是我认识的人问我这本书，我会推荐他不要读。小学生除外。

好看的故事，精彩的人生哲理以及草根的良心

因为很早就看过，所以推荐给大家。我其实注意到这个作者已经很久了，还是在08年09年，因为经常出差，翻到高铁上一本免费的杂志，几乎每次都要被上面短短八九百字的主编“卷首语”吸引，他的“卷首语”可谓别出心裁，从新闻热点、八卦、男女情感到中外历史、哲学、政治和社会，加上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侃侃而谈，丝毫没有阅读障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看到吸引我的文章，我就用手机一个个地打字录下来，现在我还保存着当时录的《他们的六十年》、《缘悭一面》等等。然后看到这些卷首语下面都有一个龙飞凤舞般的签名“黄治军”，当时觉得这个作者应该是个经历很丰富、阅读量奇大的年龄50岁左右的饱学之士吧。后来在天涯煮酒看到“黄家理炮”《晚清最后十八年》，这个帖子上过天涯的首页推荐，后来还评为“2013天涯十大年度作品”，也是煮酒里很少见的几乎没有诋毁谩骂和灌水的，大家都想安静地看帖，但作者跟大家互动出奇冷淡，如果再多一些互动，我想网络的热度会更高。而且当时大家在帖子不停追问他什么时候出书，有人要一次性买几十本，上百本，可是直到书出来了作者也没跟大家说一声，难道是不想让大家去买书？疑惑。后来看到书，发现原因很可能是作者觉得出版方改了他的书名不高兴吧，看过帖子的网友也认为，原标题比较好，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很经典的标题，改成如今的，庸俗化了，唉。不过看到黄治军的名字和简介倒是令我恍然大悟了，原来就是他，果然文风很像啊，作者真名还没曝光时，大家猜测“黄家理炮”应该姓黄，应该很喜欢喝皇家礼炮，而且是学理工科的，没想到圈子还很小啊。总结一下看帖以来的感受吧：1.这本书应该是破解百年以来关于晚清的种种谣传、小道消息，用扎实的史料功底还原了历史真相，这是作者最大的功劳。2.作者把历史变得好看了，以前的历史很枯燥，因为我们学的历史从来都是提纲挈领、高度概括的，从不涉及具体的定量分析，不涉及人物性格、心理，大环境，小环境，偶然因素，必然因素，这样的历史，能有趣么，而作者在这一方面比较出色，更可贵的是这些都建立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因而它确实有思想启发，而不是强词夺理，更不是歪理邪说了，而且作者的思考都是站在草根大众基础上的，有强烈的草根情怀，这就更加难得。3.作者另外最大的特长是要言不烦，很复杂的历史史实，能被他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这点确实很见功底，可以说通篇没什么废话，不过这也造成了对个别人物的刻画还不够，印象不是特别深。最后，有一段话来总结读后感吧：物必自腐而后生虫，在真正的历史面前，我们要么失语，要么失忆，所以我们失望了这么久，希望终于能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唤起”我们的记忆。

有小说味道的一部历史入门书

对于普通读者但又看不进严肃历史书的人群，这部本书是了解晚清最后十八年的一部不错的选择。叙述借鉴了小说的笔法，但是有些地方过于详细，有故意码字的嫌疑。需知道，要详略得当，一张一弛。虽然历史不存在什么大的悬念，但本书也设置了一些悬念，虽然，有些生硬……（PS:例如……究竟怎么回事呢？下面会讲到）当然了，作者在里面也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有些突兀，讲着讲着，就出现了一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跟作者的看法分析。客观影响了阅读快感。如果把叙事跟作者的思想更无痕迹的结合起来，更好。总体来说，是可以一看的。比绝大多数那些胡吹一气的“历史小说”穿越小说，有价值的多。因为历史本身，就有很多我们值得思考与惊醒的地方。推荐！！！希望赶快出完！！！

最腐败的晚清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腐败？——读《晚清最后18年》

由于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我们要回归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原因。我始终认为，要更好的认识今天的社会一定要了解两段历史，一段是晚明史（包括南明），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精神匮乏、擅长空谈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逐步瓦解；另一段是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一段历史，在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里，我们有多次崛起的机会（或者看上去已经崛起），却又一次次被打入深渊。如果我们身处1861年到1894年，这三十多年的时代，我们的感受是什么？那就不是什么“王朝的末日景象”，而是一种大国崛起的自豪感。那时社会稳定，太平天国被镇压，北方捻军已经江河日下；洋务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改革、发展成为社会精英的共识；对外开始扬我国威，收复主权。左宗棠的西征收复了新疆，要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1885年的中法战争取得了陆战的胜利，改变了以往遇洋人必败的战争根据；国际上，各大国对清国的感官大为改善，国际舆论对清国的评价也向好。然而这一切，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全部灰飞烟灭，清国大踏步的开始走向毁灭。对于这次关系两国国运的战争，表面上处于优势的清国失败原因的分析，有很多文章和书籍进行了分析。在《晚清最后的十八年》（黄志军著）一书中，引用当时日本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在战前给睦仁天皇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了弥漫整个大清的“全民腐败现象”，是清国必败的原因。在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强烈反对当时欧洲人正在鼓吹的“清国威胁论”，虽然清日战争刚刚打响，但他预言清国一定会失败：“天朝（指日本）加兵之日，亦是胜利即来之时”。原因是：“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 宗方小太郎分析，洋务运动后，清国虽然在表面上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腐朽的风气源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所追求不过金钱、享受之事。在风气之下，每个原本有良知的人都是可能的腐败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腹’，然后再‘及其形体’。”而清国的问题正是“人心腐败已达极点”。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利益集团最终给朝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宗方小太郎总结道：清国的政局表面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久而久之，清国社会出现了全民腐败成风的现象。这几乎是所有在清国的外国人的看法，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总统的密信中就说，清国朝廷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官民互骗的地步”。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比朝廷政策失误还更可怕，政策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全民腐败必使国家元气丧亡消尽”。在这篇报告最后，宗方小太郎 “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较上断定成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即使清日不战，早则10年，迟则30年，清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王胖子曰：百年后再回看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并结合当前现状，不知读者是否有所启示。今天我们国势蒸蒸日上，大国崛起的趋势似乎无法阻挡。然而是否也存在全民腐败，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所追求不过金钱、享受之事的状况。比如，我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可同时我们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要做官；我们对垄断国企骂不绝口，可同时我们又削减脑袋地想到那里求职就业，拿不合理的高工资；我们对办事情要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可一旦自己要办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我们对特牌车愤愤不平，可是当我们偶然有机会坐在里面风光一把的时候，又觉得无比的痛快和神气……总之，当前我们对腐败、对社会不正当现象感到不公平，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愤怒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我们很多人在内心深处是喜欢、迷恋、甚至是崇拜这种不公平，只要有机会立刻会争取有利位置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这就是一种全民腐败。经济发展了，军事现代化了，国际地位重要了，是否大国崛起了，这种崛起牢固吗？（新浪博客：王海崧的博客）

专黑畅销书

没有看过这个作者以前的作品，看来是个新人，本人这个豆列是专黑畅销书的，年前听说这个书排当当网第一名，于是赶紧买来，抱着大黑特黑的态度，一直没看，直到前几天才断续看完，于是发现这本书我买错了，当然是针对我的“专黑畅销书”来说的，无论是甲午战争发生120年来首次以通俗详尽的手法全面解读了战争的整个过程，讲清楚了每一个犄角旮旯发生的故事，还是把戊戌变法的真相“还”给我们这些自小受教科书毒害的良好青少年们，这本书都是一个诚意之作，也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还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产品，所以说，这个很可能是作者单独的发明创造，要抄是抄不来的，作者在书的最后列举了一些他参考的史料，都是原始的宫廷档案、日记什么的，感觉还是靠谱，基于不忍心的原因，我不黑了。荒尾精和宗方小太郎的间谍报告，实在是太精彩了，妈的老子看到这里的时候，摔了一个茶杯，唯一的茶杯啊，告诉我买这边书的朋友说，他看到甲午战争的过程中也经常有想撕书的冲动，作者实在不厚道，把那些卑鄙下流、阴险狡诈的东西写得绘声绘色，您能不能来点“高尚”的啊，您不粉饰太平，至少也不要扒裤子吧。清国之败败于全民腐败，您哪儿看腐败了，咱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出过腐败好不！有谁知道为什么作者突然从1894年写起，不写《清朝那些事儿》？

书生气

总是以自我的想象来描述这个世界，当世界与主观想象不一样时，进而怨天尤人，觉得人负我，天负我！这就是浓浓的书生气。康有为一直是一位失意人，过了而立之年才成为举人，面对一品大臣，满口狂言，稚言！面对皇上，也是拒不服从，单拼一腔热血和不可告人之谜，空谈变法。真真可笑。想起前几年的自己也是如此，总是认为一厢情愿的做好自己，奋发图强，一旦失意，是人不公，环境不公，老天不公，身上缠着满满的负能量，从不想办法改变环境，忆起此，不仅羞愧。聪明，只能证明有做事的能力，而不能证明你能做成事！ 要做成事，就需要有做事的智慧，或强硬，或软弱，都只是做成事的方法。面对事情，越年轻的人显得就越张狂，因为他们自信单凭能力可以搞定，而越年老的人越低调，因为他们明白，凭自己搞不定！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谨记谨记！！！！

这段历史的借鉴之处

一、个人层面的借鉴之处
袁世凯、李鸿章、康有为：
袁世凯曾鼓起勇气参加两次科举，而且是最基本的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在懊恼中，他把所有的课本烧毁，放弃科举，投笔从戎。在养父去世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在他身边做了一个军队里的参谋。不久后，袁世凯跟随吴长庆前往朝鲜维稳，吴长庆带领了三个营的兵力，并暂时把一个营的兵力临时交给袁世凯，希望让他建功立业。
吴长庆身为军中主帅，只会一贯温文尔雅像个书生，满足于“儒将”之名，所以他的队伍里经常有士兵敢入侵百姓、抢掠财物。
袁世凯领兵后，他认为打仗必须先整顿军纪，在一次士兵乱事后，派人抓住了七名带头闹事的士兵，并自作主张把他们全部砍头。经此一杀，袁世凯在军中威望立升，在接下来的作战中，他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平息了朝鲜宫中的混乱。
两年后，朝鲜又一次宫廷政变，这次驻汉城的日军趁乱打进朝鲜王宫，软禁国王，宣布朝鲜“独立”。如果这成功，不仅意味着实际上废除了对清国的藩属地位，停止向清国朝贡，而且以后只能听日本人的。
这一次，袁世凯取得了其他两个营长官的同意，由他率领部队打日本占据的朝鲜王宫，其他两营帮忙策应。他成功地解救了被挟持的国王，赶走了王宫的日军。随后，袁世凯一方面结交煽动汉城的流氓地痞，让他们在街上见到日本人就砍，并且一把火烧了日本公使馆。另一方面拿出自己的军费，亲自做好了朝鲜被诛杀大臣家属的抚恤工作。
袁世凯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朝鲜朝廷又一次恢复了对清国属国的地位，国王被日本人挟持期间发布的对清国不利的政令通通废除，清国的利益再一次被维护。
随后，袁世凯开始了他在朝鲜漫长的驻扎生活，这一驻扎，就是13年。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异国他乡，在清国朝廷的大臣几乎把他遗忘的时候，在日本人的处处包围和挑衅之中，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一次次成功抵抗和反击，坚守清国的利益底线。
李鸿章能成为最有权势的后党代表人物，最大的原因就跟慈禧能站在紫禁城之巅一样——能做事。当太平天国起义时，最会做事的人是曾国藩。曾国藩一生做的最大的事是军功，而作为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不仅继承了曾国藩的军功衣钵，还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进一步发扬光大。
曾国藩和李鸿章发起了清国的“洋务运动”，而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结束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引进和仿照西方科技来发展近代工业。在曾、李时代，清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铁路、蒸汽航运、矿山、电报、电力、近代邮政等原先只有西方国家才有的工业，在清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势头很猛。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创办的清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最开始只有三艘船，而几年后不仅拥有了几十条大船，分支机构遍布国内港口以及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甚至还收购了一家美国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至今仍然存在。现在的它是我国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是央企中仅有的12家“6A”级企业之一，拥有我国目前最大的超级油轮船队。在1978年，招商局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随后创办的招商银行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旗下的平安保险公司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可以说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功不可没。而这一切的荣耀，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李鸿章。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忘记他作为开创者的功劳。
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梦想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康有为连考三次才考上秀才，考上举人更是用了20年的时间。京城满大街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们玩物丧志，级别却十分高，这让努力多年的康有为十分愤怒。于是他第一次给光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机会不均等的不满，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这次的书信最终以去向不明告终。
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清国惨败，群情愤慨，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写信。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一个人单打独斗，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这次引发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效果，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很受媒体欢迎，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公车上书”在官方并没有引起轰动，朝廷认为这是民间的正常反应，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
在徐致靖的推荐下，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然而，这次会谈并没有在宫廷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在召见后，光绪并没有重用康有为。
在另一次机会里，康有为与慈禧心腹荣禄谈话，荣禄问道：“祖宗的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把。”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点评：
袁世凯、李鸿章、康有为，他们各自都有着困难的功名之路。袁世凯的困境在于读书天赋不行，于是他弃文从武，用军功和黄金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功名之路；李鸿章的困境在于国家权利掌握在满族人手中，汉人很难被重用，于是他学习曾国藩“经世致用”并发扬光大，做一名很会做事的人，最终他成为了后党最有权势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困境也在于读书天赋不行，于是他花费足足二十年，考取举人。
面对相似的困难，李鸿章直接解决问题，实现自己抱负；袁世凯没有直接解决问题的天赋，于是换了角度和方法取得成功；康有为与袁世凯类似，也很难直接解决问题，但他用自己的毅力和二十年的努力把问题硬生生消灭。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有着那些有才能的人，也有着那些会动脑筋想办法的人，同时，也有着那些有毅力的人，这几种人，都是同样的狠人。
同样，袁世凯、李鸿章、康有为都有着各自的机会。袁世凯了解国家需要能够打仗的人，于是让自己成为擅长带兵打仗的人，从实际上获得了自己的机会；李鸿章知道无论什么政权，都需要做事的人，于是学习前辈曾国藩，也获得了自己的机会。
然而，康有为在看到京城纨绔后，却再也不能保持初心。他忘记了自己的长处——坚持，把自己的困难全部归功于国家的制度；他只知道国家需要变法，却忘记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擅长变法的人；他口口声声要杀一品大臣，却在实际上无法发挥任何作为，这让他失去了自己的机会。
机会，是留给看清它、有准备的人，即使在腐败、难以提升的满清政权，也不乏这样的机会。然而，康有为却被愤慨蒙蔽了眼，让机会白白丢失掉了，要是他能够拿出曾经的坚持而不是后来的愤慨，用于变法上，也许他能够在历史上改变更多的事情，可惜书生误国，实为愤慨误事。
二、国家层面的借鉴之处
正义与力量：

1864年，大清国翻译出版了一本很专业的书，这是一本国际法著作，主要讲述国家之间的往来、出使、交战等国际惯例，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观点是很善良的“国家要注意维护世界和平，即使打仗也必须师出有名。”书翻译成中文后，取了个很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
这本书受到了清国外交界的热烈欢迎，同一年，这本书由清国传入日本，日本人不敢怠慢，对此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国际法热”，但是，日本人有个疑问：各国真的会遵守这样的法规吗？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个代表团出发了，他们在西方世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加疑惑。
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忌讳地告诉日本人：“世界各国表面上都说要以礼仪相交，讲究和平世界，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正义和力量从来是在一起的，有力量才会有正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你们要知道，事实只可能是，当某一国感到国际法对它不利时，它就会置之不理、多方狡辩、诉诸战争。所以万国公法能不能得到执行，完全是靠实力说话的。”考察团满心欢喜地将答案带回了国内，《万国公法》再也没人去看了，福泽谕吉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
几年后，日本的东乡平八郎击沉了李鸿章借来运兵的英国船高升号，英国向朝廷提出必须赔偿，于是朝廷拿出30万两白银，而日本没有负任何责任。胜利者不会受到谴责，也不需要负责任，这就是战争。
点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弱肉强食，也没有绝对的礼仪。
没有力量并不绝对意味着挨打，但绝对意味着被动。弱小的国家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控制，受到友好往来还是侵略，完全取决于强国的意愿。从这一点看，只有强大自己，才能获得选择的权利，才有选择正义的资格。故：有力量的不一定正义，但正义必须要有力量！
弱小的压力——黄祸论
1896年，西方国家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点评：
历史与舆论，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从荒唐的“黄祸论”可以看出，在那段时期，西方国家给日本、清国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面对同样的压力，日本与清朝选择了相似的强大之路，日本的叫明治维新，中国的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明治维新
日本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大唐文明，京都的皇宫是仿照大唐修建的，政治制度也几乎是照搬唐朝的，一开始天皇的权力是最大的。
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 因为各岛之间老是要打仗，就出现了军人干政，权力转移到了将军手上，将军的权力机构称之为幕府。日本由此进入了幕府时代。但幕府也并不是直接统治全岛，下面有几百个藩，这些藩是有很多土地和庄园的领主（名主），所以他们还有一个称号叫“大名”——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地主。 为了保护这些土地，大名又不得不养着一群持刀打架的人，相当于地主的护院或者保镖，这就是“武士”。在武士阶层的下面，是数目庞大的农户、町人（商人、手工业者）。再接下来是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两类人，一种是叫“秽多”，感觉他们身上总是带着脏东西似的，而最低等的叫“非人”，实际上他们都是破产了的无业游民、流浪汉、乞丐等。
上至天皇，下至非人，等级制度里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万一你不幸出生在“非人”之家，这辈子基本上就是悲惨的命运。不仅吃不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武士如果新得了一把刀，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个非人来试刀，因为按照规定，杀掉一个非人是不会有任何处罚的。
日本的最后一任幕府属于德川家族，称为“德川幕府”。从1633年起，为了严格禁止西方基督教在日本传教，德川幕府宣布了长达200年的“闭关锁国”， 一切从1854年改变了。在1840年英国人用炮火轰开了清国的国门之后，美国人也用炮火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使日本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
在日本百姓看来这是卖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在1857～1867年的十年间，日本全国爆发了500多次农民起义，起义的后期，西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名和武士阶层加入了进来，想趁机摆脱幕府的统治，史称“倒幕运动”。
为了表达理想，凝聚人心，建立统一战线，激励后来人。对于倒幕派一方面的口号是赶走洋人——“攘夷”，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推出一个起义的精神领袖，这个人应该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于是，大家想起了那个躲在破破烂烂的皇宫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天皇。
在“尊王攘夷”口号的带领下，经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日本人少，当兵的更少，所谓“大战”经常是几百人的群架），到1867年，倒幕派取得了胜利，第二年，幕府被迫将权力交还给天皇，日本首都由京都迁往江户，改名为东京，幕府从此退出日本的政治舞台，史称“王政复古”。随后，当代天皇在壮年去世（原因不明），睦仁天皇上位。
睦仁是皇太子，住在京都的皇宫里，但由于受到德川幕府的软禁，他从一生下来过的就是一种囚徒式的生活。皇宫里的生活也比较悲惨，虽然不至于饿死，但也仅仅能解决温饱。睦仁的姐姐还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寄养在寺院里。 睦仁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看书。借着晚上微弱的光亮，从各种途径找来的日本的、中国的和西方的书籍，他通通要看，钻研学问，认真地做笔记。这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带给了他勇气，更陪他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无聊寂寞的时光。
尽管睦仁天皇知道，自己也可能只是倒幕派手中的一枚新棋子，但倒幕派内部暂未平衡，睦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他首先刻苦读书增长知识，为了安心读书，不仅裁撤了后宫三分之二的女官，自己还搬到外殿去住，大半年也不会去后宫一次，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统治国家的理论，以及战争的知识。然后，他在宫里亲自训练亲兵，跟将士们比赛骑马，他要求士兵们称呼他为“元帅”。因为在他心里，永远隐藏着那个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梦想。
御前会议上，睦仁将他希望统治清国大陆的心愿告诉众位大臣，众人激动万分，伊藤博文为他提出了集权方针：“先废藩置县“清除旧势力。既然幕府已经倒了，按照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打江山人不能坐江山的原则，藩主和武士这两个阶层就逃不过被清洗的命运。睦仁需要下一道命令，命令各藩藩主必须交出他们的土地和军队，并且在行政机构上不再保留藩，全日本的行政区划重新分为三府72县。”然后解决武士，颁布废刀令，所谓废刀令，就是规定武士不能随便带刀上街。我们知道，武士是刀不离身的，白天扛着它走路，晚上抱着它睡觉。很显然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武士阶层的命令。”
随后，培养新势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有内阁，有议会，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实行多党制，人们基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有全民共守的宪法，这些都是同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没有区别。而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一条：天皇的权力。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制约。跟西方立宪体中“君权民授”不同，它的本质是“民权君授”，也就是说西方的国王或者总统的权力是民众通过议会授予并制约，而睦仁是将天皇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普通民众。这样的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明的专制”。
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通过另外的一项工作，睦仁的权力不仅得到进一步增加，也让日本这个奇怪的国家变得更加奇怪，那就是——军队改革。
睦仁规定军政调用归参谋本部管，参谋本部归睦仁管，而参谋则被培养成了拥护天皇统治的狂热战争分子，这种类似于军国主义的制度，为后来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同时期满清与日本变法的区别
1、统治者
睦仁每次处理政事，总会从梦想中惊醒，面对这个贫穷破落的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的不安和自卑又涌上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要让中华大陆成为日本的领地，才能得到日本臣民的真正拥护。
慈禧的第一需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利稳定，现有的权利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做老大。
2、官员
1885年清国从德国购买亚洲最大的装甲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装备北洋舰队。睦仁突然发现日本海军中还找不到一艘军舰的大炮可以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深受刺激，于是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年从生活费中挤出1/10（30万元），并且要求大小官员也每年献出工资的1/10，作为购买和建造军舰的费用。
1893年，清国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为白银8300万两左右，根据实地调查，宗方小太郎对这个数字持有强烈的质疑，因为调查的结果是：清国老百姓实际缴纳的数额是这个数字的至少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巨额的税收被地方官和各种利益团体贪污截流了，那些数目巨大的大头一分钱也没有入国库。
因此，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清国大部分的先进武器一直拿钱从国外买，而日军解决武器问题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必须想尽办法，实现国产。日本不搞形象工程，不一味追求表面的繁荣和强大，更重视发展“里子”。
3、人民
日本建立了宪法，明确了人民的权利，日本人由此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概念，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巴掌大，又穷得吃不上肉，但“大日本帝国”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这就是利益捆绑带来的好处，当一个政府真的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时，不用什么“忠君爱国”的宣传，大家也会尽全力支持它。 而通过开放舆论监督，让一向喜欢骂骂政府的知识分子享受点自由，可以随便骂骂政府和其他人，也可以随便被其他人骂骂，在这样长盛不衰的骂战中，他们磨砺了自己，提高了骂的水平和其他水平，然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提高了。
清国的政局表面上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点评：
睦仁为人民和国家着想，上行下效，官员也为人民和国家着想，随后人民也为国家和睦仁着想，这样的统治者实现了真正的集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慈禧为自己的权利着想，上行下效，官员也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普通百姓受到利益集团盘剥，民怨积压很深，这样的统治者看似集权，其实质只是在党争的权利平衡间走钢丝。
这从上而下的区别，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与清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源。
战争失败的总结
当满清政府代表不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时，连日本的侵略者都认为他们在“驱除鞑虏，改造清国，恢复中华”。 ——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入侵清国，是在拯救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在制造罪恶，而是解救清国人民——谁叫你们的政府不行？
是的，面对一个腐朽的、已经落后于它的人民的清政府，日本人反而可以自认为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当一个朝廷不作为，当朝廷无法代表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先进性时，即使本国人民忍气吞声，其他国家的各色人等也会发现可趁之机。这种巨大的可怕性，恰恰是清国朝廷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们仍然在关起门来统治，而新的世界也恰恰不是关起门来驯化一批良民、追求表面繁荣就可以万事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