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诗歌史(第3部)》书评

面向内心的诗歌

曾经在一篇高晓松接受的访谈中读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一个人的生活不应该只有当下，还应该有诗歌和远方。这个句子如同不断振动的钟表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但是我想在现在，仍然能够被这样的句子所打动的人恐怕都不多了。《中国青年报》最近看法的评论说，中国青年已经越来越世俗化，进入社会以后就完全丧失了对不现实事物的追求，只剩下屌丝用来自嘲。整个青年人群体完全被划分为了高富帅和屌丝两个群体，我们的严重没有远方，只有迅速的原地得道升天升官发财。而显然这样的生活难以称为一种美好的生活。在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浮躁的社会中，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诗歌的人越来越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诗人柏桦的诗句： 。我们有多就没有以一种平静的心态读过一种内心丰富的生活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丰富的王国，都有着对诗歌，艺术，人生观等丰富的看法。而现在在商业社会的压力下，每个人的内心王国领地都在萎缩。但所幸还有刘春这样的作者，一直做着为诗歌生态画像的工作。在已经出版的一个人诗歌史中，读者能够领会到诗歌是如何像不断汹涌的海浪一样拍打着一个读者内心的海岸，在看到一个人诗歌的阅读史和心灵成长史同时阅读到诗歌几十年来的发展脉络。而在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中，作者的视角开始移向了70后的诗人，分析他们的诗歌风格和勾连起一段段的诗歌往事。这批诗人目前都是诗坛的中心力量，风格也十分的多元化，应该说是代表了目前中国诗坛的整体实力，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中国的诗坛没有衰落，仍然有很多探索者在为此耕耘努力。这个时代诗歌不再是主旋律，而诗歌的生产者诗人的身份也更加多元化。社会身份与诗歌写作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和微妙。书中对很多诗人的人生经历描写，也让人看到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和顽强生命力。作者对于诗歌的评价也往往是画龙点睛，并没有直接的分析诗歌的遣词用句，而是从诗歌对于人的心灵冲击力来分析。从书中能够看到，刘春是希望一种基于内心的诗歌表达方式，而不是强行要给诗歌提炼出沉重的社会责任在这个时代，诗歌仍然是一种动人的生活方式。这本书的遗憾是并没有涉及到网络对于诗歌的影响和对沈浩波等影响力极大的诗人们的评论，幸而作者的一个人的诗歌历史题材写作仍然继续，在诗歌这条道路上，我们继续朝圣。

九十年代诗歌

九十年代本身就是一个诗歌与诗意不断被消解和嘲弄的时代，因而在我眼中，实际上中国的诗歌早在八十年代朦胧诗之后就已经不存在，我想这也是现代很多人共有的想法。当然，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再次转入了地下写作，并时不时地给死水般的诗坛投点零星的炸药，但也仅仅是偶尔，绝大多数人只是将诗歌当做业余时表达自我心声的一种媒介而已。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从事自己的职业，以养活写诗的资本。也有很多人取现代人之所好，采用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或者以流氓叫嚣的姿态出现，并且堂而皇之地告诉其他踯躅不前的诗人们，说：看，这样的写作也未尝不可，仿佛是胜利者，但殊不知在更为遥远的未来，他们根本无法在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更别说让人们去欣赏这些诗歌中所谓的艺术。“嘲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自第三代诗人登台后的一个核心词语，而嘲弄最初的目的或许还是疗救社会，通过无所顾忌的大胆语言来启迪当时迷茫的人们走出黑暗，走出迷信。但诗歌的文学体征毕竟有其特殊性，他不是武器也无法充当武器，于是除了零星的嘲弄还有些许引人深思的作用外，绝大多数这类诗歌，仅仅是对于原先好不容易从文革后的启蒙建立起的诗歌生命的一次破坏，并随着作者与读者审美趣味的不断恶俗，原本已卑微的诗歌生命渐趋毁灭，结果可想而知，诗歌没了，庄重与严肃的诗意也没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诗歌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他们仅仅是文字堆彻起来的无聊花样而已。所以九十年代的诗歌也好，诗歌批评也好，从来都不再有可能成为一切文学形式中最有厚度和力量的一种形式，他的意义，在现代人眼中是可有可无，甚是是矫情的，无好过有的，而那些仍在坚持写作诗歌的人，不妨问问自己：我将走向哪里？

对本书的一些疑惑

如果说，对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前两部的阅读体验，是一个接一个的感叹号，那么，对第三部的阅读至今（我还有大约四分之一没有读完），就是一个个的感叹号夹杂着一个个的问号。对于该系列的阅读经历，就是对刘春的认识和了解经历。从那些铅字中间，一个爽快又冷静，重情重义，有自己立场并且喜欢酒和歌唱的70后男人的形象日益清晰和立体。那一个个的惊叹号就不必赘述了。相信每一个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感兴趣却又不大明白的读者都会有如我一般的感受。至于那一个个的问号，则是相对于那些惊叹号而言的。第三部中涉及的不少诗人，如简介所言，是“第三代”之外的60后群体。刘春可能也是主要靠他们的诗作来阅读和解构这群并不闻达的诗人。必然，对他们的人生经历甚至创作经历，表述得比之前两部的海子、于坚、欧阳江河等那么详细和清晰。比如赵丽华。几千字读下来，总给人意犹未尽或者语焉不详的感觉。同样如简介所说，这第三部或许有点“打捞”无名或薄名诗人的意思。可除了对诗作的解读，诗人本身的经历这一极富包装价值的要素，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相信，对于杜涯、余怒等诗人，这样那样的“八卦”也是不少的。在这里，刘春选择了回避，这或许是忠于内心的一种选择，却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品味诗人的机会。

一些硬伤

这里只指出一些硬伤： 1. P180 “没有庞德·艾略特就很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熟悉的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住。” “庞德·艾略特”是谁？ 显然当中的“·”应该是逗号。 2. P206 “1994年朵渔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朵渔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3. P115、116、122 P115“张执浩的诗美”一直到“文字的高妙”，一模一样的表述在122页居然又出现了一次； P116“像这样优美的句子”一直到“爱和悲悯”，一模一样的表述在122页与155页相同的文字下面也出现了一次。 但使用的例子却是两首不同的诗，仔细想想这可是个不小的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