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87-12
ISBN:9787100001229
作者:（英）A.J.P.泰勒（Al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页数: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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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十九世纪末欧洲列强掀起瓜分非洲的狂潮？为何1860年以来俄匪屡次侵吞我国领土？又为何巴尔干地区形成今后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关系？如此疑问等等，均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卷》的副标题“欧洲势力的顶峰”所暗示，世界上种种政治事件，无非决定于欧洲列强相互间的关系而已。此书正以此着眼，详细记叙了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欧洲外交史，引用资料丰富，文笔犀利，人物形象亦刻划有力，实在为认识近现代欧洲外交和政治的不二读物，也可以由此更好的理解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外交家眼中的国与国外交关系，与普通人眼中之外交，纯然两物。外交之事，无非以国家利益为主导，以相互利益交换为手段，彼此下套，装傻充愣，心口不一，顾左而言右，非老奸巨滑之人不能当此事，如本书中俾斯麦、索尔兹伯里等均为此中翘楚。在本书所涵盖的七十年里，欧洲始终处于四强的势力均衡中，普法战争也不过使这四强由“英法俄奥”变成“英德俄法”而已。整个欧洲的政治稳定处于一种被精细设计好的状态之中，外交家的勾心斗角足以平复微小的扰动，但却无法阻挡民族主义兴起对现实政治的冲击，以及德国崛起对势力均衡的打破，结果本来可以简单搞定的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却演变为横贯四年、死伤千万的欧洲大劫难。而战后的凡尔赛协定无法确定一个稳定的欧洲势力关系，又要经历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千万，才足以保证战后至今的欧洲局势稳定。掩卷长叹，我们在欣赏俾斯麦、安德拉西等外交构思之精妙的同时，也不禁要为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等君主之鲁莽扼腕叹息。兵者，危事也，战争不过是虚张声势之物而已；论及国际政治，外交才是王道。而诚如名言所曰：“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国与国之间，所谓正义公平无非愚弄小民而已，关键在不违背对方利益关注的条件下如何追求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如本书所示，法国无法因攫取非洲而忘记莱茵河上的自主权，所以俾斯麦竭力支持法国在非洲扩张却仍无法使德法修好；君士坦丁堡本是俄国不可忽视的利益所在，德国最大的利益点在于遏制法国复仇，威廉二世却力主德国势力进入土耳其，导致俄法结盟；波兰问题攸关俄国根本，只要法国关注波兰问题，俄法无和好可能，俾斯麦亦因为此创造出“三帝同盟”；奥匈帝国的利益关注点只在于巴尔干地区，所以一直以来只要巴尔干地区无事，它对于其他列强抛来的外交协议莫不装聋作哑。七十年中，列强忽敌忽友，只因为利益攸关，在本书作者精彩的叙述下读来尤其痛快。茨威格曾在《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不无惋惜的怀念一战前欧洲五十年的和平。这一段欧洲历史上难得的少战年代不光是列强妥协与斗争的结果，更是列强私下瓜分、主宰他国命运的不堪岁月。而导致原有政治局面被打破的原因不光是政治家的鲁莽愚蠢，还有十九世纪末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变化。从这一点来说，欧洲列强的政治家们是聪明的，又是短视的，以为可以将过去的势力均衡关系带入新世纪，却不足以捕捉历史新的发展趋势。仅读作者此书，尚不能全然了解历史之演变原因，但就专注于外交史的著作而言，此书实不可替代。商务印书馆至今未重印该书，实在是我国历史爱好者之莫大损失。 -
在俄德关系的发展史中，曾有过“亲密无间”的阶段，也有过“流血拼杀”的时期。围绕着国家与民族利益，两国关系时紧时松，循环往复。在德俄外交博弈中，王朝外交一直被双方奉为圭臬。在非此即彼的外交选择中，两国以王朝外交为基石，在不同时期豪夺欧洲霸权。同时，随着近代德国统一，欧洲局势骤变，保守主义的王朝外交最终让位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王朝外交的合作18世纪至德国统一前，是德俄王朝外交的黄金时期。普鲁士于1714年加入了俄国占支配地位的北方联盟，马克思评价这一联盟目的是为了瓜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开创了国际政治近代纪元”，“是瓜分波兰的前提”。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衰退和从北德地区的退出，直接促成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壮大。俄普于1764年结成防御同盟反对土耳其，并从1772年起联手三次瓜分波兰。普鲁士仰仗俄国的实力反对奥地利，这便使俄国成了德意志事务的仲裁人。 19世纪以来，俄普不仅多次联手反对拿破仑，还共同履行神圣同盟的义务。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元气大伤，需要普鲁士在中欧制衡法国。而普鲁士为了排挤奥地利、统一德意志，也需要借助俄国的力量。因此，俄普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是互相依赖的。为争取对奥地利作战中俄国的中立，普鲁士协助俄国镇压了1863年波兰的反俄民族起义。1866年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同普鲁士国王代表会谈，当谈到《巴黎条约》时说：“这个条约没有生命力。它将自然地或非自然地死去，当事情发展到埋葬它的时候，我们相信，在这个伤害我国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普鲁士将会热诚地、十分坚决地为我们说话。”1868年3月，俄普订立秘密盟约约定，一旦普法开战，俄国即陈兵奥地利边境防止奥法结盟。作为回报，在1871年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俾斯麦帮助俄国挣脱了1856年《巴黎和约》黑海中立化条款的束缚。因此，德国统一前，专制统治原则和对外扩张的要求将俄普紧密联系在一起。俄普王朝互相帮扶，在欧洲事务中各取所需。王朝外交的裂痕德国统一后，新一轮的德俄关系因中欧局势的改变而变得扑朔迷离。俄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于普、奥、第三德意志三个政治因素之间，俄德“未来冲突的种子无疑是存在的，普鲁士势力的异常迅猛的发展迟早会使冲突骤然爆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若不威胁俄国的安全就再也不能扩张”。因此，保守主义的王朝外交，随着德国统一的完成，必将出现裂痕。王朝合作基础日渐薄弱。1873年、1881年俄德奥先后两次缔结《三皇同盟条约》，表面看，德俄王朝继续合作，实则暗藏汹涌。第一次三皇同盟的核准，除了在维持欧洲政治现状这一点上双方存有共识外，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任何一致看法。德国策划这一同盟的目的在于孤立法国；俄国则认为一个强大法国的存在是维系欧洲现状和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俄国人出于对法国共和制政府的恐惧和对波兰的担忧，容忍了德意志的壮大。但重要的是，俄国决不是支持德国对付法国，充其量只是保持中立。因此，三皇同盟中的德俄合作只是欧洲大国关系互相牵制的一种反映，缺少共性。此外，从三皇同盟的盟约来看，德俄达成一项军事条约，但没有政治协议，俄国的保留意见使同盟在对法问题上毫无用处。俄奥之间有一项政治协议，但没有军事条约，两者之间的猜疑使同盟在近东问题上毫无意义。虽然三皇同盟以保守主义原则为基础，但其严重依赖俄奥两国关系的走向，俾斯麦试图通过王朝外交价值观来约束三方的关系，但仅凭德国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控制局势的骤变。因此，德俄王朝外交注定要破产。对俄国而言，其心脏区域大致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这一带不但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西面门户洞开，非常容易遭到经由波兰与德国而来的入侵。因此，尽管第二次三皇同盟缔结前，已经有了反俄性质鲜明的德奥同盟，但俄国依然选择了王朝外交。这既是俄国传统王朝联盟政策的延续，又是其不得以而为之的结果。1882年，俾斯麦又亲手缔造了反法反俄的三国同盟。俄德双方虽有互相借助对方力量以谋求霸权和进行扩张的需要，却无抗击共同敌人的目标。1887年三皇同盟期满，德俄双方签订《再保险条约》以代替保守主义同盟。然而，《再保险条约》却并不保险。德奥同盟条约中规定：如果奥匈遭到俄国进攻，德国就予以援助；“再保险”条约指明：如果俄奥交战，德国则善守中立。而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纷争是不可难免的，因此，俾斯麦的“保险”与“再保险”终难共存下去。《再保险条约》的签订没有真正促使俄德接近，随着19世纪末欧洲局势的变化，德俄王朝日益缺少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目标。德俄对法态度的迥异。1872年12月20日，俾斯麦在致驻法大使阿尔尼姆的信中指出：“法国对我们抱有敌意，所以我们要尽量使得它软弱无力”，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阻止它找到同盟者。只要它没有同盟者，我们也就不必怕它”。④由此可见，德国并不害怕一个强大的法国，而只担心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结盟。因此，普法战争后，德国势必要对法国采取孤立打压政策。相对而言，俄国对法国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欧洲大国。色当战役后，欧洲大国都无意支持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法国，只有俄国的态度与众不同。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摆脱黑海中立化的影响，1861年国内又开始农奴制改革，因此对欧洲局势持观望态度。俄国认为：德国统一“可能由于革命而实现，因而这个任务最好还是由君主倡导去解决”，所以没有阻止普鲁士的军事行动。然而普法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所以俄国也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1871年哥尔查科夫给驻法大使奥尔洛夫的训令中明确提出法国是欧洲“均势实质性的因素”，而俄法之间又“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因而能够达成“有利于两国安全、两国繁荣和在欧洲维持均势”的协定。⑥这是俄国对法国的基本方针。1872年9月，柏林三皇会晤期间，亚历山大二世特地接见了法国驻德国大使贡托·比隆，要他对三皇同盟会晤放心。哥尔查科夫则进一步告诉他：“德国并没有权利对你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认为是需要的，你们就去做，这样你们也就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1875年4月8日，德国柏林《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在望》的文章，在德国煽起反法浪潮，俾斯麦大肆宣称法国即将发动进攻，“只要证实法国在准备战争，德国就不必等待，相反地，应当予以立即打击。”面对俾斯麦制造的所谓的紧张局势，俄国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向法国发动新的战争，俄国将竭尽全力来抑制柏林的急躁情绪，并使和平与温和的想法得以在那里占到上风。5月10日，哥尔查科夫与沙皇驾临柏林，并在英国外交使节的配合下，迫使俾斯麦收回了对法进行“预防性战争”的叫嚣。这一事件使德国遭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同时也暴露出王朝外交的脆弱性。在关键时刻，俄国没有站在德国一边，而是与英国捐弃前嫌并肩向德国施加压力，俄国这位“老朋友”的行为使俾斯麦陷入了“联盟的梦魔”中。因此，19世纪70年代，法俄之间虽没有正式协定，但由于俄国在反对德国进一步扩张上表现了比其他欧洲大国更多的决心，所以两国也就有了明显的接近，这与德国对法态度泾渭分明。近东危机中德俄矛盾的加剧。187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北部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爆发了基督徒起义，起义得到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支持，近东局势骤然紧张。“关于东方问题的少数几条没有争论的真理之一是：奥斯曼帝国不可能瓜分的使所有有关强国都满意。”俄国一直觊觎土耳其，并与奥匈订立《布达佩斯条约》，规定由维也纳保持善意中立的态度以换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二省。准备就绪后，俄国于1877年发动俄土战争，并迫使土耳其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条约规定建立一个庞大的保加利亚国家，但未提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权。这违反了国际协定，推翻了巴尔干的均势，引起英国和奥匈不满。近东危机导致了俄奥两国矛盾的尖锐化，两国纷纷转向德国求援。德国的处境是：普法战争已经确立了一个永久的敌人——法国，德国如果与奥匈交恶，则其只能听任圣彼得堡的摆布了。俾斯麦明确地表示：“假如由于出现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联盟，俄国军队出师不利，俄国实力地位大受削弱并继续不断地削弱，这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存在或其独立受到很大威胁，以致我们在维护欧洲的均势时所必需指望的因素之一眼看今后即将消失，这样也同样会深深地触动德国的利益”。⑾德国为控制奥俄关系的发展而在两国之间持中立立场，以避免俄奥矛盾的发展危及三个君主大国的联合。但德国的中立并非完全不偏不倚，俾斯麦在上述答覆中特别强调德国不能容忍对较弱的奥匈的致命伤害。德国的这种行为被俄国视为忘恩负义之举。在英奥的联合压力下，俄国被迫把《圣斯特法诺和约》交由柏林会议去讨论。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各大国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反应使俄国清楚地看到，如果继续坚持这个条约，则很有可能导致又一次克里米亚联盟的形成。沙皇迫于无奈接受了俄国军力和财力都很薄弱的论点，决定让步。柏林会议达成了《柏林条约》，将大保加利亚分成三部分，恢复了近东的力量均势。受国内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俄国民众将俄国在柏林会议上的遭遇看作是俄国外交的惨重失败，他们认为正是俾斯麦这位“诚实的掮客”毁了俄国的利益。在东方问题上，德国并没有成为俄国对付其他大国的盟友，德国没有站在支持俄国的立场上，使俄国被迫同意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俄国向巴尔干扩张的目标被遏制，俄国利益受损。哥尔查科夫曾表示处理东方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彻底改造，第二种是重新粉刷一下，这将使局面再维持若干年时间。而“德国赞成一次全面的解决，德国在近东没有任何利益，俾斯麦害怕被拖进一场他将毫无所得的冲突，因此梦想实现某种不可能实现的瓜分，使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⑿足可见两国在近东问题上的分歧。1885年9月，保加利亚危机再一次激化了东方问题。俾斯麦针对危机对俄奥采取双向抑制的政策，他向俄奥表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德国的态度使俄国倍感失望。为解决保加利亚危机，俄国唯一的希望只能在法国。俄国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⒀因而，近东危机中德国对俄国的漠然，使得法俄有了结盟的可能，俄德王朝外交几近终结。王朝外交的终结1890年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独揽德意志帝国大权，开始奉行反俄联英的外交政策。他主张“同日耳曼的奥匈实行民族主义的合作，同自由主义的英国建立民主的联系，而同俄国的保守主义关系则要使之破裂”。⒁这一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德国1890年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并与英国签订了《赫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1891年5月，三国同盟条约再一次续订，同盟反法反俄的性质继续延续，且继续与英国修好。至此，俾斯麦长期致力维系的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此外，《再保险条约》签订后，德俄经济纠纷不断。德国新闻界大肆笔伐柏林股票交易所经营的俄国国债，德意志帝国银行和普鲁士国家银行强力抵制俄国有价证券，这对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俄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法国金融资本的海外输出是其独有的传统，这为法国利用经济手段拉拢俄国提供了有利条件。1888年11月，俄法达成第一笔为数5亿法郎的贷款；1889年3月和5月，法国银行向俄国连续贷款17.4亿法郎，1890年3月贷款7.6亿法郎。此外，法国还准备在两年之内继续向俄国提供20亿法郎贷款。法国对俄国的大规模贷款，使得俄国改变了其外债形式，减少了对德国的依赖。法国以经济金融手段大大改善法俄关系之后，提出进一步密切政治外交关系乃至结盟的问题，自然就顺理成章了。1891年俄法两国达成一项政治协定，法国愿意同俄国加强谅解，巩固其共同的安全。1891年7月，法国舰队抵达喀琅施塔得，对俄国进行正式访问。1892年8月俄法签订《法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法国受到德国或受到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应出动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或受到德国支持的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应出动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⒂訛经过1893年12月和1894年1月法俄两国政府的来往信函，法俄军事协定被正式核准。法俄同盟的形成标志着德俄王朝外交的终结，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对峙的新格局。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本文系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大陆联盟体系的存废与俄德关系的演变》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W-M33reference:于宁宁 ，论近代德俄王朝外交流变，人民论坛，available at: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04/11/content_804558.htm?div=-1
精彩短评 (总计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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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欧洲一战前的70年，大国之间外交斗争。实在精彩绝伦！一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在人民心中唤醒，大国间的小国缓冲作用的逆转，老帝国的崩溃，大国的面子或自尊，部分领导者们的野心，等等，都可以引起局部战争。一旦大国误判或被认为突破底线，便可能引发全欧洲的大战。 -
想看看 -
翻译的太不好了 ，还是原著比较好读 -
这么好的书,为什么没想起来再版呢? -
这本读得很慢而收益丰厚，许多细节有待梳理。「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果然需要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才能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于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一战的章节待重读。 -
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可是Balence of Powers的时代过去，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是他们了。 -
人类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如何去犯新的错误。均势是只有贵族的幕僚才能玩得转的，一旦暴发户出现了，就不会有均势了，平衡是特例，不稳定才是常态。作者不拘泥理论，敢于创新的学术态度令其不被主流学术圈所接纳，但是本书结合第一手外交文献的分析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
欧洲外交名不副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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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 -
这本读得很慢而收益丰厚，许多细节有待梳理。「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果然需要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才能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于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一战的章节待重读。 -
2014/3/21 历时将近一个月看完。1789年的革命终结了旧制度，1848年的革命给了他最后一击。自那以后似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然而到了泰勒写作此书的年代，这个“新时代”也在两次大战打击下，连同他的一切自信、活力还有优雅走进坟墓。从此以后就只有两大帝国你死我活的全面斗争：尽管到了我阅读此书的今天，这场斗争也变成历史了。泰勒这本书是给旧-旧时代的挽歌，是从欧洲贵族式外交最细致的描写中把握历史极微妙处：我们只有称赞，我们只有叹息。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