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台灣》书评

重构台湾，重构大陆

本书重点讨论了1980、199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在文化界的传播，对文化的台湾本土化提供较为全面的描述与分析。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捷克历史学家Miroslav Hroch的观点，Hroch在研究中欧、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形成过程的时候提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有三个基本发展阶段：从（一）知识分子致力发掘、阐述、宣扬潜在的民族语言、文化、历史特质，到（二）许多活跃分子的小团体具有组织性的政治行动、致力于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然后又发展到（三）较具规模的群众动员与运动。作者针对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对Hroch的理论做出了修正，他认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第二个阶段要早于第一个阶段，文化界的台湾民族主义受到政治反对运动被激发，略晚于政治反对运动者。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台湾后来很多转变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文化精英或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解说个人或集体的认同，重建记忆、重写历史做了梳理，为读者展示了台湾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从萌芽到茁壮成长的过程。作者在序言中说“世间的矛盾事物往往并存，相互激荡。社会变迁的快速阶段，人们寻找稳定的力量；充满遗忘的时代，人们渴求记忆；充满‘相信’的时代，人们盼望解放；充满‘不相信’的时代，人们追求信念。信念，可以来自单纯的价值坚持，但经常必须来自与历史的联系，在不断逝去的时间洪流中寻找生活的定位与存在的价值。”这一段看起来并不那么社会科学的文学式的语言，就是本书的全部架构，那就是台湾最初的反抗运动就是在反抗国民党的为了维护法统的威权统治，本土的文化被压制。在一系列变故如“退出联合国”、“民主化”，伴随而来的是威权体制所维护的“大中国”意识的解体，人们在追寻自己是谁，未来怎么走的时候，独立见见成了信念。或者说在本书中台独的信念，常常来自知识分子、作家重新发现的、描述、解读的历史来给希望的独立来寻找正当性。而后作者对台湾文学、语言、历史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二十年中的变化做了梳理，他认为台湾文学的成立、台湾本土语言运动的兴起和台湾史观的发展等，是台湾文化本土化、台湾化的领头羊，是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的主要部分。作者认为这一部分是“台湾民族主义”发展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步而不是第一步，作者不止一次提到台湾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却没有分析这种差异的产生为何，只是单纯描述这个过程而已。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对描述整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却可以对此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对台湾的影响做出评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在这一轮的语言、历史重新认识、发现、书写以前，普通民众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遥远的唐山过台湾是本省人的历史记忆，更不论是1949年到来的外省人。哪怕是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依然没有产生“文化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是另外一个民族。恰恰是在殖民时期的一系列有关“台湾”的反思，可以认为是比较接近Hroch的观点，因为在日常生活重点语言、习俗和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最能够感受到的。而台湾光复、乃至1949年以后，纵然大陆各省移民所带来的风俗习惯有所差异，但是在国语运动下，原本都以汉字为书写体系的语言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巨大。同时尊崇祖先、儒释道和民间宗教是基本上所有汉族的共同信仰。在两岸隔绝交流的年代这些共享的文化使得台湾民众没有觉察到自己与大陆其他民众的区别。另外，不能说台独运动是完全在反抗国民党威权体制时才萌芽的，事实是早在台湾光复回到中国时候就有。只不过在台湾戒严时期，很多持台独立场的人是不能回到台湾的，都流亡在日本。因而，在社会控制放松之后，这批人回到台湾开始鼓吹台独，反而是比文化界的自觉要更早。而后当台湾独立运动发展起来之后，文学、语言、历史的文化界人物开始建立一个“台湾民族”了。但是这种台湾民族如果是和大陆的中国人一样的，那凭什么说自己是另外一个民族，也不符合所谓的民族自决，从而失去了独立的号召力与合法性。王明珂在《华夏边缘》里引用Barth的理论，解释道：“将族群当做是主观的认同，并不表示体制与文化特徵就毫无意义了，他们不是客观划分族群的标准，但的确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人们依靠“边缘”来明确自己的认同，但是相对于王明珂的“圆圈论”，我更倾向于将这个边缘模拟成生物学上的细胞膜，细胞膜上有糖蛋白，能识别外来的物质，需要的就放进去，不需要的就挡在外面。人们的认同就如同一个细胞膜，然后取捨这些客观存在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构建自己认同的就採用，不能的就捨弃。在在完成者这个认同的同时就是在人为地製造一个边缘。认同先于边缘而存在，而不是由于客观边缘的存在造成了认同的差异。在文化人形成了台独的观念之后，就开始采集两岸的不同点，这就是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原本不带政治性的不同点会被放大来检视，努力找出台湾与大陆的“不同点”，并且努力赋予他政治性、民族性，汉字的繁简之争就是最好的注脚。而台湾在重构台湾的时候，需要一个个的台湾意象来表明自己与中国大陆的区别，自己是独特的，但是这种文化上的牵连实在深入生活、意识方方面面，在重构台湾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重构大陆。所以，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污名化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台湾保存传统文化，大陆没有；台湾人血统与大陆人不一样；就连孕妇生完孩子要坐月子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是台湾发明的，这一切只不顾是要说明我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可是中国实在太大，各个省之间本身就有亚文化存在，大陆人在习惯了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后，就会对台湾这种看大陆的方式哑然失笑。并且除了原本的文化因子，台湾还在前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强烈的优越感，在此之上的开放、包容、统统都和保守、极端的中国文化不一样。台湾是重构的，大陆也是重构的，只要还需要台独，对大陆的我群优越感是不会改变的。。。。。。。不想写了，有空再补吧。。。

何为“台湾”？何为“中国”？

和萧阿勤老师面谈过，我说台湾本土化的过程中对岸的福建也在本土化，以保护闽南语（台语-福建话）语言政策为例，在不同政治实体的情境下闽台两地政府的语言本土化政策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冲突的历史叙事。老萧说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展开写成博论，只是自己心不在研究民族主义，所以也就浅尝辄止了。台湾民族主义研究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派系，一个是吴叡人和吴乃德老师的“本体论”导向，两个人的文笔极好，但感觉他们写的文字更适合当文学作品看，情感化成分太多。个人比较赞同台“中研院”萧阿勤和汪宏伦老师的“制度论”导向的研究，用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将台湾民族主义的演化置于（两岸长治分治）的制度框架下。这本书横跨的历史跨度为战后，如果要了解战前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那可以结合骆明正老师《疆界内医生》这本书一起念。无论是《重构台湾》抑或是《疆界内医生》，落脚的社群都是台湾在地精英，对于平民因为资料原因却鲜少着墨——萧阿勤老师的指导学生已经做了有关台湾平民阶层认同转换上的研究，算是对《重构台湾》这本书的扩展。其实念完这本书对于我最大的启示是：重新反思何为“中国”？读了一些台湾民族主义方面的书籍，感觉“中国”这个词在台湾精英笔下被异化和扭曲得相当严重，在课堂上和同学老师反复争论的一个点也是：作为如今台湾民族主义的重要靶心“中国”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今天台湾精英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仍然停留在国民党渡海而来的带有狭隘大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但台湾民族主者却把现行台湾的汉族中心式的“中國民族主义”，和中国大陆经过改良的更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世界人类认同的一种必需品，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民族国家间的竞争烈度只会更为激烈，民族主义也会被视为一个参与竞争的重要工具。而台港两地作为东方与西方、国家与一般地区的“夹生层”(In-between)的痛感，进而造成的认同的混乱与迷失，也只有港台两地人民能体会吧。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族主义，仅是希望它的内涵能不断地丰富化、弹性化、包容化，不仅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内在需要，也是成为一个富强稳定繁荣的世界级大国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