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章节试读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页 - 1

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走的是以权利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
中国的腐败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
到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第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
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摩擦。第三，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二、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其他社会各阶层 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工人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在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基本上都是建立于民主原则之上，从不声称自己是某个特殊社会群体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却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官员名之为“人民公仆”，知识分子称之为"脑力劳动者"，统统被纳入“工人阶级”这一范畴之内。这种划分混淆了最起码的利益关系，事实上这几个阶层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致过。尤其要指出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化国家自建国伊始就与知识分子及工人的利益明显不一致。
一、集体协约型
二、“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三、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
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友好 的私人关系。在诸种利益牵引下，他们对“三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其实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
*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且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摩擦时期暂时性地保住“饭碗”，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底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中介组织的初步发育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
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倾斜的社会基础
从目前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层利益着想，还要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为数不少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层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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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 追求心灵的自由

觉得我们无需别人动手，正在努力地屠杀自己的优秀者。但一直到二十岁左右，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一个充斥着文盲半文盲的国度里，残杀知识分子尤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文革”前期，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但就在这种怀疑与审视中，我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颠覆，这种价值颠覆使得我从此以后不再为社会设定的“政治人”标准以及他人的眼色而活，我只服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因此也成就了一个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这种性格是的我在几十年中备尝艰苦，但也成就了我今天的这种学术研究。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在为这种追求付出代价。
然而“在路上”的感悟使得我明白了一点，追求心灵的自由，这种人生不能放在世俗标准中审视衡量，这种人生的意义也不能寄托与物化的世界。当有一些好学青年表示愿意走我这条学术道路时，我告诉他们：走我这条路，必须舍弃很多；你们还年轻，还不能确定自己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里，也许你会寂寞，但寂寞让你分外美丽。”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7页

本文主要运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分布在他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 追求心灵的自由

内心深处，我认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保守奚落。因此面对这一提问，我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各种大家都知道也当不得真的话搪塞过去——在目前这种嘲笑道德和崇高的痞子气氛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盖，本身就是时代之悲。而人们认识不到这种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告别人类羞耻心的可悲，则更是悲中之悲。
很同意，例如在朋友圈发些吃吃喝喝，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无聊流水账，比关心一个时事，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显得更自然。在中国关注政治和思想好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情。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10页

……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作的有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0页

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
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采取“休克疗法”；另一种就是渐进改革，让权力进入市场，可以说权力市场化实际上市我们改革走到今天的主导力量。
西方文明实际上有四根支柱构成，即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英国的政治和基督教的精神。
经济学大师费里德曼曾经说过：“自由人机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什么。他会问：‘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政府做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中国的历史上，儒家学说是主流学说，一直起着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而佛道大行时，必是天下大乱的前兆。至于那些以从佛道变异而来的教义为信条的民间类宗教组织一旦以民众为基础，具有广泛的包容能力及深入的动员能力时，对政权而言，就已经成立一种代替性权力组织。这类组织不论它怀有何种目的，只要它具有动员民众的能力，对政权而言，它就具有颠覆性。这一点只要看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动员方式，就不难明白这种“类宗教”组织的社会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两者所持的政治理念都是大一统理念，除自己之外否认任何其他权威的合理性，儒家学说奉行一元化规则，支持权威政治；民间宗教奉行暴力规则，支持暴力政治。
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占据顶端的是信息产业，这一市场美国雄踞霸主地位；第二层级是金融产业，这方面英国占有强势地位；第三侧记则是制造资本品（生产机器的机器）的行业，这方面以德国为主，瑞典等过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第四层级是高品质的技术密集行的终端消费品，这一市场以日本产品为主。这四个层级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五层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相当激烈。
考察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一是“圆桌政治”，即议会政治，这是一个国家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按照法定程序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通过谈判达到魔种利益平衡；二是“街头政治”，当某部分民众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就往往会采取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三条途径即“黑夜政治”，一般为社会递呈民众采取暴力犯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一般来说，当第二条途径被严重堵塞之事，社会底层民众就会频繁诉诸“黑夜政治”。
民间曾用一句俗话概括自晚晴以来的中国各地人士对中国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二是他试图在切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370页 -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仅仅活着

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何清涟对于穷苦弱势群体的关注，在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只是在这篇于1998年9月7日发表于《深圳法制报》的评论文章里，何清涟对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发出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节制自己的生育欲望”之问，让我有些惊讶。
诚然，何清涟一直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但说到底社会进步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一切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在此处，何更多地展现了她的爱国情怀，而不是人文情怀。
在本书第295页，何清涟与张曙光争论的文章中，何对张提出“慈”、“仁”、“勇”的品质要求。我想，何上述的思考，恐怕难以称得上“慈”吧。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57页

批判不是否定，批判是更深入的去了解。
他们不自我标榜毫不顾及自身利益；他们独具的智慧与才干是在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与政治较量中磨砺出来的。 因此他们深知政治的本质，也清楚政治与理想之间的差别： 现实政这，而理想则超越政治生活的兴衰，指向比现实政治更为远大的前景。
他们对掌握权力的人深怀戒心，也不相信”人民“， 深知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向完全的暴政，
“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页 - 1

内心深处，我认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因此面对这一提问，我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各种大家也知道当不得真的话搪塞过去——再目前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盖，本身就是时代之悲。而人们认识不到这种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告别人类羞耻心的可悲，则更是悲中之悲。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路上。那终极目标指向何方，其实与一个人自己决定一生到底要什么密切相关。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文革”时期那种对人心灵的残酷桎梏，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最残忍恶毒的亵渎。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 追求心灵的自由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路上。那终极目标指向何方，其实与一个人自己决定一省到底要什么密切相关。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之后，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文革”时期的那种对人心灵的残酷桎梏，其实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最残忍恶毒的亵渎。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11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经过长期反思之后，曾写了一本《狱中礼记》，书中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传统文化沉淀，每一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联盟，如果老是拧着来，结果并不美妙。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6页 - 第一部分

我并不否认一场会议里桌子两边的人有其一定程度的对立，我孩子是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有某些观念和见解，就把他们一分为二，说一个阵营是善的化身，属于未来，代表理性；而另一个阵营是恶的化身，属于过去，代表迷信。
……历史，若做最正确的阐释，即使教导人宽容与智慧。我不相信法国以外的国家不需要这些教导。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37页 -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不少掌权的“精英”们共同努力将它凿沉，而部分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自己及其家庭成员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93页

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P192）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