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危机》章节试读

《合法化危机》的笔记-全文 - 全文

在前言中哈贝马斯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当中导致了许多疑难。”[1]由于这个理论局限的存在，他想要全面引入一种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危机概念最初作为医学用语是有这么一层涵义，危机是疾病的一个阶段，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能脱离主体体验来谈危机，危机是主体体会的充分条件。这时危机意味着危机意识。危机理论发展到今天，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在系统论的框架内提出来的。然而系统论作为分析工具存在着不足，所以他认为适当的社会科学概念应当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这样他的危机概念就兼顾了主观性与客观性。所谓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控制力。而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可以看到，系统整合着眼于客观性，把它作为理论架构研究危机问题时，它只研究经验领域的行为问题。所以系统危机是系统的持续失调。[1]（P4）系统危机是由社会组织原则产生的根本上不可调和的冲突造成的。正是这种根源性的不可调和可以说明其客观性。社会整合的危机则是一种危机意识，它意识到危机的客观存在。系统成员无法在规范结构中确认自我，因而产生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第二部分第三章中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力危机。其中前两个危机是系统危机，而合法化危机与动力危机则属于认同危机。
合法化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1](p65)在系统论框架下看，合法化危机又是投入危机，这是对于政治系统而言的。这意味着只有政治系统在系统控制中充当控制手段时才有论证合法化问题的必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先处于支配地位的控制手段——合法权力成为了维持生产的一般条件。经济系统代之成为控制中心，这样经济交换就减轻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压力。经济交换纵容市场参与者倾向于策略功利行为领域，以利益导向行为。经济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亚系统，不但肩负起系统整合的任务，也为社会整合做贡献。但是社会组织结构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此时体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此时系统整合出现失调。社会成员感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社会整合也就跟着面临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危这一系统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一方面促使经济集中化、组织化，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经济危机通过国家干预转移到政治与文化系统。不断干扰资本主义增长的倾向可以用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和通过政治手段转移到社会文化系统。生产关系一旦重新政治化，便产生合法性需要。用行政手段处理的社会事物增多了，也就增加了对合法化的需求。政治系统在系统整合中不断产出控制命令也就需要对其投入大量大众忠诚。国家行为的膨胀会造成对合法性需求超比例增长。[1](p94)
系统论的概念策略是从每一种社会系统的控制中心来定义各种社会系统的。[1](P7)在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作为控制中心高于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为了维持系统的控制力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公民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是实质民主。[1](P50)实质民主会使社会成员意识到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有可能使系统控制失调。因此行政系统有必要形成符正当合程序的形式民主来隔离公民的意志，使得行政决策不受公民具体动机影响。于是形式民主既能够输出大众忠诚又能够避免群众的参与。合法性需求只剩下公民私人性以及结构失去政治意义本身就需要的证明。然而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只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文化系统又抵制着行政系统的干预。因为作为有效性要求的需要证明的规范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它的发展是定向的。所以，行政行为领域与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的结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系统界限，限制着通过有意识的操纵来弥补合法性欠缺的努力。[1](94)于是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由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构成的文化系统能够提供政治系统所需要的动机，成了是否能解决合法化危机的关键。
然而文化系统本身不再能生产出私人性。哈贝马斯写道：孕育了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的前资产阶级传统正在瓦解，而且无可挽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正在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受到破坏。似乎已经暴露出来的规范结构不允许任何具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来代替被摧毁的私人性动机模式。资产阶级文化结构已经丧失了其传统主义的填充物，并且被剥夺了私人性的核心。[1](P103)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虽然他认为确认了社会组织原理以及其中不可调和的的冲突，就能从中衍生出具体的危机类型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写道，我还看不出如何能够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关于晚期资本主义自我改造的可能性问题。[1](P54)在文中多出他给出了一些可努力的方向。要解决合法化问题，要么减轻政治系统的合法化压力，限制它的控制能力，要么增加文化系统的动力输出。对于后者，他认为可以对合法化的压力只有通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各种结构才能得到缓和。[1](P78)或者通过有效性论证是文化系统产出意义，这方面希冀于通过话语建立起主体间性结构，从而产生普遍认同。
[1]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