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书评

读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近日，读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很是好看。初读，我待此书为八卦笔记，因颇多学人学行及相轻相惜之恩仇录；后，我待此书为学术史，因叙述民国治“国学”之传承递变甚详；终，始悟此书之核心乃探讨如何在“古今中外”森严交迫之情境下治传统学术。桑兵此书写于2001年，其写于2008年的《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是承继此书而来，两本书应都读一下。桑兵为史学家，故此书所论述的核心“国学”，在其观念下其实就是史学，作者之行笔运思，也无不在思考治史之问题。近代传统学术，由经学崩溃而变为以史学为核心，这一变革已经发生；今后如何，我以为尚难预料。本文为一读书笔记，内容多为摘抄，一则以记录趣闻，一则以警示自己。一、民国国学学术恩仇录学人相轻，自有“专业”与“方向”以来尤甚。民国以来，传统学术变革剧烈，加上地域之区分，大学之建立，专业方向之异同，学人之惺惺相惜或针锋相对者也犹多。桑兵在本书中，不避褒贬的描述了“国学”学术史递变中，不同学者之间的“恩仇”录。首先，先梳理一下桑兵在书中描述的这段国学研究学术史递变过程：“主流派的脉络最具代表性的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系。”（168）这个描述是对的。具体而言，北大最初把持国学研究的是一批清末以来即占据位置的“桐城派”宿旧，如陈汉章等；后来，这批人被大多数属于浙江籍的章太炎弟子取而代之，鲁迅说的“某籍某系”即是；后来，这批人又被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取代，其间，与北大国学门渊源甚深的还有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等；后来，则是傅斯年建立中研院史语所，直至迁台。主流之外，其他自然可以认为是支流。比较重要的，有近来颇被提起的“蜀学”，即蒙文通等；有盘踞在南京高师等的“学衡”，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逐渐被认为是立场中立、学术主张切实的派别；有钱穆，钱穆是不做“史料学”的史家，与当时弥漫着东方学气息的史语所相比，钱穆也是非主流，不然他也不会直到1968年才成为中研院院士等。越列举越多，其实所谓的“支流”比所谓的“主流”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主张也大都较为平和，国学与西学的冲突也没有所谓“主流”派那么激烈。激烈的反传统、过正式的矫枉，可能恰恰是“主流”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在桑兵看来，还有一批虽然组织上可以归在主流派别，而其学术水平则远超各家各派、不可归而类之的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递变的图谱上，桑兵“饶有兴趣”的描写了各派之间及一派之内的群相，比小说要精彩的多：（一） 国学保存会与北大（国文系）桐城派人物：保存会——邓实与黄节；北大桐城派：黄节、陈汉章、叶瀚这批人物并非一概守旧，如国学保存会，“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但是，这批人仍然很被视作顽固守旧派，而在蔡元培主持北大后被章太炎弟子赶下台。桑兵认为，一方面，章系弟子在当时确比桐城派古文家更“进步”，一方面，二者也有宿怨。如黄节，师承简朝亮，简又是朱次琦的高足，和康有为同属朱门弟子。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众人皆知，其实对主张汉宋兼采的陈澧朱一新也都不满。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到其弟子后学。（二）所谓某籍某系桑兵在书中描写最多的派系即所谓“某籍某系”，但他也说的很清楚，这种派系划分并非一概而论。可试举三卦：乾：北大桐城派的陈汉章叶瀚都是浙籍，但正是被“某籍某系”所排挤的；坤：鲁迅和周作人一直被看作“某籍某系”，但鲁迅从来都不承认；震：吴承仕属章门非浙籍。杨树达曾以请其任教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却是“十年不作一文者也”（38）为什么说“某籍某系”遭受非议颇多呢？在桑兵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水平不够，往往名声大于水平。这一点，站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来看，的确如此；二是在当时排挤异类，把持北大教职和教育部要职。尤其是这批学者反对军阀，赞同北伐，北伐胜利后不少进入教育部。“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33）可举数卦：巽：民初教育部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赶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此事发生于1914年，虽与学术无关，但可见当时浙籍势力。坎：“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34）20年代的北大浙籍章系包括：中国文学系主任马幼渔、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文科学长沈尹默（短暂）；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其他：马衡、钱玄同、刘半农。北大季刊国学组由胡适（非浙籍）任主任，但12位委员有8位浙籍。离：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1930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37）朱希祖辞职后，傅斯年接任，得以引进钱穆、蒙文通。后有传言，运动学生的背后正是傅斯年。这些公案一时无从清理，只是由此可见其势力之一斑。艮：吴虞：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动出洋。（37）于是，在桑兵看来，胡适、傅斯年等人进入北大，预示着某籍某系的问题将在这些人手中解决，当然，所谓解决，情况也是很复杂的，详见下。（三）新文化派桑兵讨论的“新文化派”，当然不是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谈的，而是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观念、主张等方面来谈。桑兵认为，“新文化派”形成后，逐渐代替了浙籍章系在北大的地位，当然，情况很复杂，新旧人物的更替、私人交往等令所谓“新文化派”也并非铁板一块。首先是新人进来后，相应的产生了一批旧派，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新文化运动”那一节里熟悉的刘师培等人，此外也包括黄侃、马叙伦、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张星烺之父）等人。新派则只是在“新文化”大旗之下呈现一致性，也被外界称为“北大派”，具体情况则又有不同，其主干人物也有不少原某籍某系之旧人：陈独秀（1919年，被沈尹默排挤离开北大）、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又属法国文化派：包括李石曾、顾孟余。该派又与胡适对抗。）胡适（继陈独秀李大钊后为新派领袖。又属英美派，成员有陈源等，与“三沈二马”等所谓法日派对抗，周氏兄弟属法日派；胡适又属“现代评论派”，成员有陈源等，与鲁迅等“语丝派”对抗；胡适非浙籍，又与一些浙籍人士有矛盾）顾颉刚（属胡适一派，又非浙人，所以与沈兼士不谐，顾颉刚称其“心肠真狭窄”42。顾颉刚给《现代评论》和《语丝》都撰稿，又与陈源交好，最终得罪鲁迅，这段公案倒是因为鲁迅在人民共和国的地位而众人皆知。）但以上在新文化的大旗下又呈现出一致性。当面对共同敌人时，又能党同伐异。被外界称为北大派， 在“新文化派”取代章系浙籍的时候，有一卦可观：兑：1934年，胡适解聘林损（陈黻宸外甥），傅斯年说：“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的袒护，而马幼渔是“此辈之最可恶者。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马丑恶贯满盈，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39）64。案：同居一校，你是有多恨他？怪不得人称傅斯年为义和团也。然亦可见某籍某系盘踞势力之深，新文化派欲代替之难。随着新文化派在思想上、宣传上的退潮，同时在学界地位也逐渐巩固，也不得不从学术上夯实自己。于是风气流转，新文化的风潮转向整理国故，变为重视考据之学。（四）中研院史语所（新史学）其实，近代国学学术到了胡适“整理国故”那里，已经定型，其基本的主张、观念、态度已近完善，胡适作为学界祭酒，其地位也已经稳固。反对派如学衡等，或者声气不如，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根本不参与这一学术史“构建”，总之已经不构成对胡适一派的地位的挑战。但由于胡适本人学术水平较低，真正能能作为一个派别体现出学术水平来，还要等到傅斯年建立中研院史语所。尽管史语所紧承北大新文化派，但傅斯年对章系旧人仍是排斥的。中研院史语所成立考古组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的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过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130，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桑兵指出，这一段学术主流的递变可谓“太炎门生取代桐城文派，史学革命又推翻浙学一统”（286）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桑兵认为，近代所谓“国学研究”最终变成了“新史学”研究。从学术史的描述来看，这个说法是符合当时事实的，近代传统学术的中心的确从经学变为史学研究。二、贬胡适而尊二陈桑兵此书虽然讲了不少八卦，但其实只是梳理脉络。而在这脉络中，桑兵非常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褒贬，即贬胡适而尊陈垣陈寅恪。其实，说桑兵“贬低胡适”并不妥当，因为抛开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余下的那个爱说“我的朋友”的胡适并不值得大书特书，而那个“整理国故”的胡适，则本来就是当时和当代都并无异议的二流学者。从来没有多少学者推崇胡适的学术成绩，所以桑兵并未“贬低”，只是“平视”而已。为何不看重胡适的学术成绩？本书说的很详细。简单总结：一是用新方法“整理国故”，何谓“新方法”？胡适的新方法主要是当时舶来的西学浪潮中“科学主义”的主张，也就是先把传统学术看成各种“材料”，那么作学术就是“找材料”，然后分门别类，加以解释。这一办法整理出的成果，往往还不如让后来者直接去读“国故”。二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点倒是没错，但桑兵通过剖析胡适晚年重理《水经注》公案，认为胡适正是想实践一下自己毕生提倡的“方法”，结果，不仅没有“结案”，反而越弄越乱。而这“十字箴言”，说到底还是要先有乾嘉前辈的功夫才行。桑兵也提到，章太炎曾讥讽胡适不配谈学问，“胡适之也配谈哲学？”话糙理不糙。因为章太炎看出了胡适治学是“带着预设的问题（大胆假设）找材料（小心求证）”而不是通过读书“发现问题”再来组织材料写文章（《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胡适自己曾说：“提倡有心，实行无力。”（胡适日记，1930年12月6日。）正是此意。但桑兵并非否定胡适的这些方法就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胡适低估了治学的难度，高估了自己的水平。傅斯年主持史语所，也正是在胡适的基础上，有一批货真价实的学者，做出了一番货真价实的事业，所以才得以成功，让中国第一次有了可以和西方学术界对抗的整体性的力量。从学术主张上来说，史语所的主张和实践，是整个现代中国国学学术史自然而然的发展，也是充分吸收了西学影响的结果，也是胡适“整理国故”和顾颉刚“古史辨”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旧学诸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史语所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当时所谓国学学术的最高水平和实际水平，其方法从大致的情况来说，也的确是当时的主流。所以，桑兵指出，即使有些不属于史语所的学者，甚至是被史语所在组织上排斥的学者，也会基本认可史语所的学术旨趣。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学术主流，是大势。不过，桑兵似乎并不满足于史语所，他有他认为的标杆：陈垣、陈寅恪。书中有专章论述二陈，桑兵倒也没有总结二陈有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桑兵本身就反对胡适那种特别爱谈“治学方法”的行为，真正的一流学者，是谈不出什么“窍门”“方法”的。桑兵对二陈的论述，重在强调一点：二陈，包括王国维，虽然与北大国学门，中研院史语所关系密切，但其治学远不是胡适和傅斯年的几篇《宣言》《旨趣》的文章所能限制的，二陈的学术更远超书中所提到的一干派别之上。我们也从书中看到，二陈与各个派别的关系都比较融洽，桑兵说：“今人论近代学术，常就主流一线的声势着眼，则胡适的科学方法影响最大，傅斯年的史料学成就最高。其实，深入一层看，第一流的学人大都在胡适的十字真言笼罩之外，而且对其方法的科学性不以为然，而被划进史料学派的不少学人，对傅斯年的主张在若即若离之间。P8《序言》”（不过在08年的书中，桑兵检讨了傅斯年“史料学”的主张多有宣言意味，史语所绝不仅是“史料学”的水平）这也难怪在流传甚广的那个段子里，胡适去送伯希和回国，问其中土哪个学者最牛，伯希和说王国维和陈垣，并不把胡适放在眼里。这也可一窥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学术的看法，桑兵说：“在学术上真有大贡献并得到国内外一流学者承认的，只是少数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大师。” （22）是也。尽管如此，桑兵还是从二陈的治学形迹中总结出两点值得我们注意。１、学不分中西新旧桑兵在讨论陈寅恪自况“不古不今之学”时说：“所谓‘不古不今之学’，实在非指国史中古一段，更不是当事人之一的冯友兰所讲‘是说他研究唐史’。此语应是借钱穆著作涉及近代今古文学兴衰沉浮的一段因缘，针对当时学术界泥古与趋时，墨守与洋化的普遍偏向，首先表明本人的治学处世态度决不偏于一隅。借用杨树达的话说，即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167），（杨语转引自《积微翁回忆录》129）这里桑兵引用杨树达的这段话，实在是相当经典的。当然，学不分中西新旧，不是说让人都要当学贯中西，学通古今的大师，恰恰相反，而是说千万别成了古今中西都不通的半吊子。近代那些中学未佳转投西学，西学未精又开始傲视中学的人皆可为鉴。2、少谈些治学方法，多勤奋多用功通过桑兵对胡适《水经注》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桑兵对胡适不满并非在区分胡适与其他人在方法上的高下，而是讥讽胡适等人把学问看的太简单，动辄就谈方法，谈推翻旧学术，而一旦自己亲自治学，就能发现很多言之凿凿的方法都是大而无当的。即便要“整理国故”，其过程仍然要从旧学的学术训练中一点一点地领悟，考据也不是花了时间就能出成果的事情，更不是套用一两个理论就能“整理”的；而所谓西学的学术训练，也不仅仅是学一两门外语，懂三四种理论所能及。胡适偏偏又特别喜爱以自己金针度人，桑兵讥讽他自己都没绣出好针线。“由于胡适等人的提倡，整理国故风行科学主义，所谓国学，其实有一西方汉学的影子在。但真正的科学方法，非长期艰苦学习不易获得。”（152）二陈则从未谈过如何融会古今中西，他们先是各自有各自的根基，成就学术事业的关键更在于艰苦扎实的努力。在这两点基础上来谈国学治学，则会发现真正的学者堪比洪水，百年一遇。倘若自己没有这份天才，若还能勤勉于一端，学有根基，扎扎实实的进行学术训练，且取法乎上，尚可不失为二三流学者。若真的拿胡适的方法来治学，则恐怕写论文甚快而无所得。对比胡适、傅斯年和二陈，我们也能发现，一流学者之间平议优劣，比的从来不是方法。而是其他两点：一为天分，二为勤奋。而勤奋又要格外注意：不是先勤奋的“找材料”写论文，而是要先勤奋读书，“动手动脚的前提还是熟读古书”（280）“先因后创”正是这个意思。三、贩私货最后贩点私货。最开始已经说了，桑兵此书描述出近代“国学研究”从经学到史学的递变，这一过程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经学已死，已是新文化后诸人所无疑义之事。但是，经学虽死，经学原本所承载的“意义”是否也死掉了呢？与胡适新文化派、顾颉刚“古史辨”派、傅斯年史语所等主张不同，如钱穆则力图把经学之精神（在他主要是宋学）转移到史学上，（陈寅恪亦有这番意图，只是更浑融）。余英时近日之言论，亦承其师。如此，若经学几千年来的功能真能被史学代替，则绝非仅是学术框架的递变，而是思想观念的剧变。只是，史学能否承担的起呢？原本就和历史不可分的经学，是否真的死了？读前辈之书，当有所思焉。ps：还有个八卦，就是王国维死后，清华国学院募捐为其修纪念坊。赵元任不出一文，为时所讥。今人有为其辩护，说赵元任认为王国维愚忠，觉得没有纪念的意义，所以不出钱。我觉得，这个看法既污王国维，亦污赵元任。

术与学的纷争

桑兵老师在本书绪论中，阐明了本书的写作意图。国老儒宗有“学”而不得其位，与当时世风之下鼓动大众的“术”风行有着重大关系。桑老师在书中写出了国学在晚清民国艰难时局下发展的脉络。本书第一章阐明了国学与西学的关系。西学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了其发展。首先，西学东渐，使中学成为旧学。在爱国心的驱使以及古代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知识分子逐渐产生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的思想。同时，近代国学并非固守旧知识，而是积极吸收西学成果，如在教育系统里的国学院按照西学分科，使用西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第二章说明近代国学内派系和地缘之间的纷扰，粤人的南学，“某籍某系”的章太炎门生以及新文化派，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势。这成为“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第九章）产生的一个原因。桑老师在论述这些派系之间纷争时，认为派系中许多人是借一时造势而出名，并没有与名声相符的学识。他也借此提醒后辈学人，在选择导师时耳听为虚，名声响亮不一定真的是有学问，所以要实在地了解老师们的学问情况。胡适的科学方法在近代名气很大，但是从第十章“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看，他对自己宣扬的考据如断狱，广泛搜集证据，以阐明事实真相，并不能在实践中游刃有余。桑老师推崇学不分中西新旧的陈寅恪和陈垣，二人不属什么派系，并未有什么鼓动造势，但陈寅恪却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陈垣被西方汉学泰斗伯希和奉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p.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