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章节试读

《做书》的笔记-第1页

1.蚂蚁战术：多出小书。因为小书制作相对容易，定价较低，品种多一些，可以既保持规模，又使出版风险分散。这种方式可以适应读者购买力下降以后的图书市场的新情况。
2.后来李景瑞先生又多方托人，在国外找了30多种《尤利西斯》的参考书，交给萧乾、文洁若两人，其中包括对《尤利西斯》的评论、乔伊斯传记等等，帮助他们在书中加入6000多条大约10万字的注释，使翻译工作做得非常严谨。
3.“人民文学奖”评奖的时候高贤均已是肺癌晚期，距离他去世只有三个月，但他作为评委，坚持从医院赶来开会，上台讲了20分钟话，介绍《历史的天空》。后来作者提到这件事非常感动，他说一想起高贤均就流眼泪，还说高贤均他无以报答。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跟他说，你要想报答高贤均，今后有好稿子就都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吧。作者就承诺说：好。这就是高钧贤的激情换来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编辑才能算是真正赢得作者信任。
4.选题策划的依据首先是价值判断，一个编辑要有能力，发现和判断一本书稿的亮点，找到一个出版的理由。这理由首先是书中包含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这里我侧重强调思想价值。
5.为了避免图书的平庸化导致的出版人人生的平庸化现象，一定要强调出版创新。创新意味着追求个别化、个性化和不可重复性。拿到一本书前，编辑一定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本书的新意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我可以给这本书带来什么创新的价值？我对这本书的贡献在哪里？这本书经过我的手后有什么不同？编辑要问自己，能否帮助作者提升著作的质量？能否给作者提出很好的编辑建议使这本书更符合读者和市场的期待？能否帮助这本书找到适合的出版形式？
6.编辑王笠耘有一句名言：“一般化是文学作品的癌症。”一般化是图书的癌症，是选题的癌症，是书稿的癌症。做过编辑工作的人应该有这个体会，如果一个作者给你的稿子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特色，或者有独占的材料，或者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他写的不好不要紧，你可以告诉他怎么改，把有缺陷的书变成很好的书。
7.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理想国是以作者为中心策划图书出版的。他们每年都推出一两个新作家，一出就是一个系列，陈丹青、梁文道、徐鋽云、木心、西西、资中筠等，都是这样推出的。他们很有眼光、很有气魄，做得也非常成功。他们这样的做法对于我们传统的做法构成冲击。
8.作品是果子，而作者是果树。我们当然需要到处摘果子，当然需要到别人的果树上摘果子，但是我们不能只摘别人树上的果子而忘记自己种果树，同时我们要记住把自己种的树上的所有果子摘干净。
9.致王鼎钧的约稿信
上周收到尔雅寄来的回忆录三
10.编辑不能太清高，一定要亲自参与策划，不能老是靠别人。因为真正懂得一本书的特点的人，在出版社里只有编辑，其他人是指不上的。
11.“五书俱全”：买书、读书、编书、写书、卖书。
12.出版社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两个选题，而是接连损失一批选题。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消息传出去，对出版社的负面影响很大，从此这一类的选题可能很难再抓到了。
13.从此我知道做英汉对照书的难度大，因为读者对翻译质量要求更高。
14.致金庸的约稿信
15.一般来说，对于畅销书的作者，由于他们在图书销售目标上有较高的预期，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在营销上给予配合。
16.利益分配问题是编辑和作者交往中的敏感点。我见过的编辑，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分作三种：

《做书》的笔记-第327页 - 后 记

《做书》后记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兴趣在文学方面，所以曾经无数次地幻想自己将来成为作家，写一些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虽然早早就开始以编辑为职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本关于编辑学的书。
2005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职。同年年底，南开大学文学院聘我为客座教授，邀我为该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研究生讲课。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诚惶诚恐地讲了一个题目：《创新与增值——关于图书的出版策划》，没想到听众反应尚好，这给了我一些自信。从那以后的十来年中，我不仅每年都到南开去授课，而且还被国内多所大学、多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邀请，先后讲过十来个题目，五十来场。起初，这些讲座的内容只有提纲，没有文稿，后来一些学校和出版单位给我提供了讲座的录音和录音整理稿，于是也便为我留下了文字记录。早几年，便不断有人劝我，尽快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但是因为工作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年7 月，我书从三联书店退休，时间充裕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理这本书稿。我从杂乱的讲座稿中，抽出了内容彼此连贯、首尾呼应的五讲，试图较为系统而完整地阐述我对于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认识。
虽然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高校课程的讲义，但它并不是一本理论性的著作。我对于传播学、编辑学都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也并不善于对当下出版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从而把自己的思考上升到学术层面。在讲座中，我所能提供的，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实战性的工作经验。我结合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试图通过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得失，现身说法，阐释自己的一些出版理念，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有文化理想，又要有经营策略；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担当；在当前商业化大潮中，要不忘出版的事业性本质，坚守底线，保持出版品质、品格和品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有这些，大家一看便知，止于理念而已，完全不具备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过，在我看来，做出版当编辑其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念问题。理念正确，是成功的一半。
另一方面，做编辑离不开感悟，而感悟也并不是通过理论学习获得的。这本书列举了大量编辑案例，目的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编辑工作的体会，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更包含着一些冷暖自知的甘苦，读者看罢，或许会受到某些启发，得到某种感悟。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悟对于编辑是十分重要的，感悟积累得多了，编辑就会有良好的“书感”。我觉得，要谈论书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感悟与理念是第一重要因素，所以，我把这本书定名为《做书——感悟与理念》。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乔以钢教授，是她十年前对我讲课的热情邀请，使这本书的内容从无到有，逐渐积累，最终成书。其次，感谢商务印书馆慨然接受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家百年老店始终是一座神圣的殿堂，拙著忝列其间，与有荣焉。再者，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蔡长虹女士，她以良好的专业素养从事编辑，帮助我解决了书稿中诸多遗留问题，并以热情洋溢的笔墨写下了序言，向读者推荐本书。此外，我还想感谢多年来关心我、关心本书出版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他们对我的支持和期望，一直是我从事出版事业的动力。
李昕
2015 年5 月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