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看東．西——在牛津的文化筆記》章节试读

《走看東．西——在牛津的文化筆記》的笔记-第34页 - 「外」「內」的改變

要把一個國家改變過來，有人迷信權力或政治，認為透過政治或法治制度的改革，或只要拉倒一個專制主權，問題就得以解決。一切的政治改革，在我看來，極其量只能改變一國之「外」，而非「內」。我認為提升一國之「內」，即國家人民本身的素質，更為重要。
在大學裏我認識了一位美國朋友Jeremy Rappleye，他正在牛津大學攻讀教育博士學位；當他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曾經在克林頓主政的年代於白宮工作。在1998年克林頓第一次訪華時，Jeremy負責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但不久他就離開了白宮，原因是他看見政治原來解決不了困難，反而產生更多的問題；他說白宮裏的人處事時，都有著時私心和偏見。這就是我所說的「內」問題了。
Jeremy最後選擇了當教師。他認為改變世界的根本，不能靠外來的力量，而要從人的內在改變著手，教育是最好的渠道。優質教育能夠擴闊我們下一代的思想空間和心胸視野，這樣，他們才會看得遠，才能擁有包容別人、並接受跟自己不同意見的胸襟。
過去當前線記者，跑了三十多個國家，讓我有機會接觸很多不同階層、不同國藉的人，有些朋友雖然不太友善，但也算不上是「壞心腸」。我認為人性總是善良的，在每個人心裏有壞天使(bad angels)，也有好天使(good angels)。很多時候，基於教育水平不高，生活圈子狹窄，接觸的人和事也很有限，所以令人的目光變得短淺，只要別人跟自己有所不同，便會認為自己的利益被威脅，然後嘗試利用各種手段去打擊別人。這些人的包容和器量都很狹小，只看到小眾利益，卻看不到大眾利益。要改變這點，政治改革做不了甚麼，得靠優質的教育和流通的資訊。
不過，教育和資訊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控制的，譬如黨的教育(Party Education)就不能擴大市民的視野和世界觀，反而把眾人的思維發展不斷收窄，收窄到由一些人或是一個黨可以控制的範圍以內。對媒體的監控也是一樣，傳媒的監控也是一樣，傳媒的責任就是讓市民大眾得到更多更全面的資訊，但傳媒的責任就是讓市民大眾得到更多更全面的資訊，但傳媒若被利用、監控，便不能達到這個功能了。
Jeremy告訴我，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的時候，他正在內地中山大學教書，那時候，他在中國已經逗留了一年多，Jeremy以為自己跟中國人已經建立了友好的關係，誰知「九一一事件」發生的那天，所有的學生都跑到街上慶祝，甚至幸災樂禍，認為美國人終於惡有惡報。課室裏空無一人，只有Jeremy一個人獨自坐著，心如刀割，他不斷反覆問自己：「這一年我的心血原來都是白費，人性就是這樣的冷血無情嗎？」他一廂情願地以為跟中國人建立了友誼，卻沒想到，得到的是這樣的回應。
後來，Jeremy安排每個學生以不記名的方式，寫下他們痛恨美國的原因，以及他們得到這個資訊的渠道。後來Jeremy才發現，這些中國學生的「無情」表現，或多或小是因為長期接收一些「過濾」的新聞所致，美國的外交政策雖不惹人好感，但是內地媒體總是把美國塑造成「惡霸」一樣，久而久之，中國人對美國也存有偏見。
「當初跑到中國，我以為憑一己之力，能夠改變中國；誰知是中國改變了我，她擴闊了我的視野。過去，我認為美國是一個不錯的國家，但是我的中國學生都討厭美國。因為他們，我學習以另一個角度去了解美國，看了更多關於美國的書籍，我才發現。原來我的國家真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這是我第一次以批判的角度去審視英國。這就是我所說的教育，我以為自己教育別人，最後卻是自己上了一課；因為到了中國，我才明白一個廣闊的視野是何等重要。」他對我訴說著。
我很同意Jeremy的說法，我們應該懷有相同的目的──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強的世界觀，讓他們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