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全球化》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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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
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当，那是一场误会。天气预报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填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温度是多少——华氏98.6。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默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默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回喊：”呀嘿！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回答传来了。“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我。于是我再写上：“最低72度。”这就是我从贝鲁特报回总社的天气资料。
数年后，我调到《纽约时报》“每日经济动态”栏目工作，我还经常想起那些情景。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记录当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数，在市场关闭后我不得不四处寻找经纪人，打听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向，或者弄明白为什么道琼斯平均指数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市场走势如何，不管美元是升还是降，某些分析家总能精辟地对世界6大洲24个不同时区内的美元对日元上升或下降半个美元从而导致1.2万亿美元的流动做出同一解释。我对他们的解释深信不疑。但过后我的头脑中总存疑虑，总是怀疑他们的华尔街版本是否就是贝鲁特天气预报的翻版，经济分析家是否在步我的后尘，某人对楼下的梅里尔·林奇或佩恩·韦伯的办公室叫喊，“嗨，默罕默德，为何今日的美元下降？”不管是股票所的小职员还是秘书，或者正好路过办公桌的第一位经纪人的回答，成了第二天报纸的结束语，也成了第二天世界无数商人行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