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书评

带着救赎的微笑，成为这个残破世界的孤儿

那些代表性的著作都很美，我最喜欢的，却是《徙》。 在拥挤的地铁上，再次读完这篇时，地铁刚好到达世纪大道站。匆匆收起书，随着人流漂浮到车外。像从一个伤感的梦境中醒来，心钝钝的疼。将徙未徙，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可以前往停靠的地方。汪曾祺的小说，多半带着这层薄薄的灰色。一直疑惑，写出这样淡淡文字的人，是怎样分裂的写出样板戏的。最近似乎隐约能够明白并且懂得了。在同伴都被送去改造的时候，只有汪曾祺被留下在江青身边，创作样板戏。他是怎样小心翼翼的隐藏起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沉默寡言的人。在知晓朋友在改造处的恐怖遭遇时，心里的波涛是如何被控制在表情之下的？如果在改造处的老舍、巴金经历的是一场精神浩劫的话。汪曾祺则是不露声色或微笑吞下这劫难的人。带着救赎的微笑，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孤儿。

《受戒》---- 怜悯下的人性美

小说总体的基调是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他笔下明明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却故意用一种不以为然的笔调，用一种幽默、清新的语言来描绘。这就给人的心理和视觉上带来一种新鲜感，因而显得更加吸引人。同样，小说的风格是很抒情的，但在小说中抒情也用得较少，甚至没有。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直接抒情、滥用，就会陷入煽情的俗套。这让我想起北野武的电影，明明充斥着暴力、黑帮、打斗、枪战，血腥无处不在，却将主人公塑造成了拥有孩童似的纯洁内心的人，他所做的都是处于恶作剧心理，正是这种玩笑式的恶作剧消解了他电影的血腥和暴力。汪曾祺的小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反抒情化，他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让人有一种想去抓、抓不住，因而迫切渴望跟着它走的感觉。北野武的电影则是为了弱化，不管怎样，在文学或是影视创作中，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故意从反面入手，有时候会有奇效。这对我们创作很有启发。初读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感受，但“思想就像幽灵，刚在床边显现，没等我们看清它的样子，它就飘出窗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再读第二、三遍，甚至合上书本的时候，心里却没有第一遍那么舒心、怡然了，感到作者在刻意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梦。看了之后很难受，舒服只是一个假象，只是单纯停留在欣赏表层。他所展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搀杂一粒渣滓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天生敏感纤细，对现实存在很深的感悟力，看过之后反而会对人生产生一种绝望。如同伤心的人听欢快的乐曲只会凭添悲伤，孤独的人置身在热闹的排场中只会更加孤独。读净化尘世的文章只会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疼痛。人性不该这么纯粹、这么美，把我头脑中关于人性的多面，包括黯淡的一面全部给消解了。有一种不真实感，一种逃避。在他的小说中，我读到一种刻意回避真实，刻意节制欲望的感觉。作者为了突出人性与人生中富有诗意的本质，他对现实进行了尽可能的过滤。我看了他的生平简介，他不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丑与恶，恰恰是他太敏感了，才不允许这种丑恶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前对汪曾祺没有过多的了解，包括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借了几部“世纪文学60家”精选集，在专家评分满分的作者里，只有5位，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曹禺和汪曾祺。而我最喜欢的钱钟书和林语堂分别只有80分和54分。这就可以说，从纯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讲，他确实很伟大，那种散文风格的小说，那种“为文无法”的随便，随意洒脱、亲切自然，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敢揭示人性，他对那种美小心保护、爱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恰恰是阻碍他成为更伟大的小说家的障碍。他的作品没有深度，把人描写得太单纯，没有恶来衬托。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置身其中，什么也看不到。因此，小说塑造人物是虚假、苍白、无力的。这让我想到法国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个成为孤儿的盲女，不仅对她关心备至，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使她脱离蒙昧状态，领略外界的美。小女孩依靠牧师的描述，在心中构想出了一副田间的百合花园，她说道：“那是火焰般的钟形花冠，天蓝色的大钟形朵子洋溢着爱的芳香，晚风拂过便悠悠然地摇曳起来。”她兴奋地说：“我感觉到了！我看到牧场上开满了田间百合花。”天长日久，小女孩爱上了牧师，却对牧师的儿子的求爱置之不理。直到有一天，她治好了双眼，看到这个世界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她爱的不是牧师而是他的儿子雅克时，她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理想和现实中的反差。于是，她只有选择了死这唯一的出路，假借采花失足落水。这才是人性的真实，真实的残酷。汪曾祺说：“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我生活的信心、信念。”生活中确实存在美，但这不是全部，作者略去大部分不谈，只取最理想化、最完美的一点来谈，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态度。我想，这是不是也和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关，中国古代最到的道德标准是崇尚孔孟之类的圣人。一味地去大力讴歌、赞颂“圣人”，对其他一些人性避而不谈，陷入一种文学禁忌，久而久之，必然导致人性的分裂。大凡伟大作家都有“童心”，不愿接受成人世界的规则。汪曾祺如此，对比国外作家，始终保持对人性真诚的也大有人在。列夫.托尔斯泰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贵族”有罪，从结果的不平等去推导这个世界。他自己是个贵族，大农场主，认为有钱本身就是个错误，受过教育一定有罪。人的知识、理性不但促使人去干坏事，而且赋予了干坏事的理论。因此产生了一种朴素的真实和完满的人性。所以在他笔下，安娜和卡列宁、沃沦斯基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他们的结局只能是一出悲剧，上流社会的悲剧。相反，列文却最终获得了幸福。他这种平民化的创作思想也是源于审美上和情感上的障碍。不一定正确，但他却是清醒的，敢于直面现实的。相较之下，中国作家却缺乏内在性的转化和外在的眼光，没有从人的生存内部进入，现当代作家，好象除了鲁迅，没有人想要承担民族大义。因此，从单纯的文学欣赏角度来说，汪曾祺的小说满足了海德格尔所说文学是人类“诗意的栖居”。太单一了，没有直面现实，从真正的人性入手，过度地追求一种风格、写作上的完满，反而走入了一个极端。为什么中国的作家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走入了为文学而文学的越来越窄的死胡同。

三杯两盏淡酒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 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9五个小小 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 一块9明海身上有一祌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 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 了。一《受戒》读汪曾祺的小说大约就有这样脚印踩在心头痒 洋的感觉。这祌似有若无的散淡有一祌溥酒的滋味，不是 那些在故事中埋上兹兹冒烟的引线，引逗着读者一 路小跑直奔结尾的“烧刀子小说”所能有的，也不 是急脾气的现代人所有福消受的。汪曾祺将《边城》比喻成“一把花”，他自己的小说也可以作如 是观一信步走在山明水秀的文字之中，也不去想 要去何处，听一段清风送来的山歌，看几跟溪边浣 纱的妇人，采几只摇头晃脑的果子，不觉暝色之将 至。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 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溥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大淖记事》

渐老逢春出神品

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中有一节谈到了汪曾祺，称“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称其作品为“神品”。张大春在这一章节中主要讲的是“笔记”，也便是所谓的“短篇小说们”，但是“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且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家、批评家信手拈来又随手祭出的‘叙事观点’、‘心理分析’、‘性格刻画’、‘神话原型’、‘国族寓言’、‘政治讽喻’……丝毫未见措意。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这些门道，或者经不起这些门道的检验，而是说汪曾祺‘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努力，这份努力正是为今人早已习焉不察的短篇小说寻找出一个逼近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新领域，而此一新领域偏偏就在吾辈多已弃之而不读的文言文坟堆里。”在汪老爷子的文字里很明显有看到一条轨迹：早年前致力于意识流，随流畅但未免有些拗口，经积年累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老爷子可谓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了，那些看似没头没尾的千余字的小故事，却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安乐居》一文，不过写一个寻常小酒馆中的寻常酒客，却大有芸芸众生的味道，描摩出了各形各色的市井姿态——老爷子北京用得真好。还是大春说得好：“汪曾祺渐老逢春，就有那么大的魄力——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

致敬是最好的评论！

旧书摊主和小偷L城是一座小城。在小城生活有一样大好处，上下班可以不用等公交车，挤地铁。从我家到单位是条很热闹的路，南北向，五六里长。这一路上有小超市，小烟酒店，卖早饭的门面，彩票店，药店，西医小诊所，幼儿园……包子铺，一家中医门诊，甚至还有一家寿衣店。我喜欢在街上走，除了散步外，还能感受到一种生之乐趣。这条街往北三四里，是个十字路口，一天到晚熙熙攘攘，因为已到城郊，路口西北马路边，有不少附近村子里的人在摆摊卖菜。地上常有些烂菜叶子，刮下的鱼鳞片，鸡毛鸭毛。一下点儿雨，路面上就汤汤水水。路口东边是个小公园。说起来是公园，里面只有几棵大银杏。其余全是卖宠物的小门脸。卖金鱼的，卖猫的，卖宠物狗的，卖仙人掌的，卖花鸟的。公园场子当中，总有几桌麻将。一进公园门，就能闻到一种特有的腥臭气。打麻将的人，倒悠然自得。公园围墙外面，种着一大片松树。靠马路的那几棵松树下，摆着一个旧书摊。书摊真小。一张四尺见方的黄绿色帆布，已经磨白。边缘处露出线头。绿帆布上摆着一些过期的旧杂志。也有些老书：郭沫若诗选，革命烈士颂歌集，红岩……盗版的围城，植物常见病虫害防治，鸡的养殖……还有一辆小三轮车。油漆都掉完了，锈迹斑斑。上面的书厚一些，品相也好，所以得到了旧书摊主人的特殊待遇。有不少词典，地方志，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这些书大都是有些年头了，书口处都泛黄，有霉点。比书更灰头土脸的，是它们的主人。摊主看起来五十多岁，矮个儿，干瘦，三七开的分头。一身黑蓝色西服，九十年代的款式，洗得发白，成为摊主已经脱离时代很久的有力注脚。戴着副眼镜，镜片有罐头底厚。镜片后的眼睛很大，圆睁着，透着点神经质，还带点惶惑。他就像一个落魄的诗人，或是被清退了的乡村教师。他刮风下雨的天气都不出摊，看到他时，必定是春秋佳日，连带着人的心情也好起来。我平日喜欢看看书，胡诌些小文章，看到这旧书摊，总感觉有些亲切。只是这路口，车水马龙，市声喧嚷，怕没几个人会朝这书摊看上一眼。我在旧书摊上花过四五钱，买了两本老连环画，跟摊主聊过几句。他正值盛年，怎么就不上班了？他何以为生？有老婆孩子要照顾吗？我都不敢问。我无端觉得他就是附近农村的，家里有房子有地，还有个能干的老婆，能由着他的性子。天气好的日子，摊主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松树底下，守着他的摊。中午买个馒头吃了，在三轮车上架块木板，他能在上面眯个午觉。下午四五点，下班后，偶尔看到摊主在下棋。跟他下棋的那个人没换过，看来是摊主的棋友。那人年纪和摊主相仿，也干瘦，平头，衣着普通，尖下巴，眼睛很有神，总穿一双黄跑鞋。要是夏天，天气还热，他们就在附近小卖部买两瓶冰镇啤酒，边下边喝，样子非常享受。我有些羡慕他们。一天下班，看书摊老板下了会儿棋，往家走。路过小卖部，中年女店主叫住我：“你要小心点！”“怎么了？”我有些诧异。“那个人是个耍手艺的。”女店主朝摊主朋友的位置呶了呶嘴。“耍什么手艺？”店主伸出食指、中指，一夹，低声说：“扒手，小偷！”我有些不大相信，笑笑就走了。没过几天，又路过十字路口，看到旧书摊那里围了很多人。我有些奇怪，就挤过去看看。书摊老板坐在地上，腿伸成个“八”字。旧西服上沾了很多草屑，像在地上打过滚儿。他手上攥着张一百元钞票，神色很哀伤，还在有气无力地骂着：“我日你先人！你个婊子养的，骗老子啊！老子还不够遭业啊！你连我的钱也骗啊……”周围还有人在劝他：“老板，算了，那人不会有好报，拿钱买药吃……想开点，想开点……”后来我才听明白，有人拿一百块买了几本书，摊主也没细看，就找了他七十块钱。中午去买馒头，才发现是张假钞。已经在这儿哭了一下午了。就在这时，一个人挤了进来，一看，是摊主的棋友。他搞明白了怎么回事，从摊主手里拿过那张钞票。“我来看看”，他背过身去，对着夕阳，把钱举得老高，“老林啊，你小子真是老眼浑花了啊！这钱没问题啊，你看看，这水印，这金线，清清楚楚……”摊主听了，精神一振，拿过钞票，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又端详了好几遍。嘿，还真没问题！摊主用袖子擦了擦鼻涕，傻笑起来，围观的众人都啧啧嘴，觉得真奇怪！“走走走，”摊主的棋友拉起他，“到我家喝两杯去！”……人群散了，摊主收拾好摊子跟着朋友一起走了。看着旧书摊主跟他朋友在暮色中渐远的背影，我不禁想，要是那朋友是个小偷的话，真是位德艺双馨的小偷啊！过了几年，园林局在公园外面的松树边上围了圈铁栅栏，我再也没有看到旧书摊主人和他的棋友……

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这是汪老先生的散文《跑警报》中的一个对子，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在山洞中写下的。注意，是空袭警报，而非空袭，要不然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写一些人生啊，恋爱啊之类的东东，呵呵。这篇散文看过差不多有十年了，但每次回想起来，一九四几年那群偏居昆明一隅的学生们的情形，依旧如第一次阅读时的历历在目。警报天天有，敌机却不见得日日来，说是“跑警报”，其实比走还要轻松些。更有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如春游一般的。警报响起后，有些男生便备好零食、拿着课本，在女生宿舍门口接了女朋友一同出游（想起念书的时候在图书馆一对一对的情侣）；最绝的是有位女生，每次别人跑警报的时候便从锅炉房打了开水，在寝室洗头。诺大的校园只有她一个人，不争不抢，自由自在。本意是要说些汪老先生的小说的，却扯了半天散文的闲话，的确是因为他的散文太有味道了。对于他的小说，特别是文革后的小说，读者历来就是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推崇备至，认为这是小说的至高境界，大道无形，上善若水；另一派则认为不值一哂，既没人物也没结构，不过是篇长一点的散文。想当年汪老先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写的可是响当当的意识流小说，正经的先锋作家。49年以后做过编剧，参与过《沙家浜》的创作。文革中曾经在中科院植物所画马铃薯图谱，200多种标本，每样两个，画完了就烤烤吃了果腹。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自诩全中国吃过土豆种类最多的人，呵呵。对了，汪老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

初读汪曾祺

汪曾祺的名字，以前就听说过，但他的小说，一直没看过。或许看过，但忘记了。十几年前，家里常年订的杂志，我喜欢翻看的，有三本，《小朋友》，《大众医学》和《小说月报》。初一时候，学校盖房子，教舍不够，我们上午上课，下午放假。钻进老办公室（已经成为储物室）自习，作业本摊在一边，却把从娘娘家里找来的《十月》《收获》《啄木鸟》《小说月报》过刊一阵乱读。正是92，93年间的光景，汪曾祺的小说还不时见于文学刊物，所以，我说，可能看过，但印象不深。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有一章叫做“随手出神品”，摘录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鉴赏家》中的段落。说得人心里痒痒，想看。就看了这个集子，看前言作者，是季红真选的。大体的分类如下：1949年以前（29岁以前）的小说凡9篇。其余均为80，90年代作品，凡32篇。这32篇中，记录与故乡高邮人情世故相关的小说凡18篇，和昆明有关的2篇。张家口1篇。北京7篇。另有1篇历史小说，2篇聊斋新编，1篇故乡传奇。其中高邮18篇虽然是全无情节关联的短篇，但却有内在的联系，读的时候，偶尔发现这些联系，觉得很妙。比如《鉴赏家》中的画家季匋民（小说稗类中引作季陶民，也许是印错？），就在《岁寒三友》中出场，指点过画师靳彝甫。再有就是保全堂药店，分别在小说《异秉（二）》和《薛大娘》里作为重要场景和主要人物的背景出现。而小说《徙》中那位中学语文老师高北溟的女婿，汪厚基，到了《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里，改了个名字叫做王厚堃出现了。汪曾祺写高邮和北京两地（以及惊鸿一瞥的张家口）的故事，内容无非是些小市民，小工匠，手艺人家里，婚嫁丧娶的寻常俗事。做熏烧和药店打杂的学徒（《异秉》）、挑夫和锡匠（《大淖记事》、修鞋的（《皮凤三楦房子》）、卖果子的（《鉴赏家》）、买米的（《八千岁》）等等。这些故事的主角多生活在民国时期，偶尔作者会提及他们在49年后的遭遇，篇幅较多的是《皮凤三楦房子》里。这里面也有几篇和知识分子有关的，初中语文老师高北溟，大家族仅存的姑侄，精通礼俗的吕虎臣，明媒正娶自己丫环的鳏夫杨渔隐。北京和张家口的八篇，有几篇政治背景很浓，看得人不是滋味，比如回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七里茶坊》，从旁人眼里描述老舍自杀的《八月骄阳》，反映文革的《讲用》，《云致秋行状》（按云致秋的原型是任志秋）。北京七篇里的最后一篇《祁茂顺》，主角祁茂顺也是手艺人，原先是糊烧活，裱糊顶棚的。解放后转作蹬三轮车的。小说结尾处，祁茂顺帮旗人，金四爷裱糊顶棚，露了一手功夫。@陈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