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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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历史考察、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安排、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探索、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期发展和遭遇曲折等八章内容。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历史考察  一、传统政治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二、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现代政党的萌动第二章  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安排  一、竞争型政党制度的悲剧性实验  二、孙中山对小国政党制度的探索   三、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的失败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探索  一、宪政运动中的政党合作  二、“三三制”政权孕育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萌芽  三、中国特色政党合作格局形成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期发展和遭遇曲折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初期发展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新时期的发展  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第六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分析  一、当代中国政党的运动机制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第七章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理论思考  一、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思条标准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展我国特色政党制度第八章  在变动的世界中审视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关系  一、世界潮流与政党的变革  二、苏东政党制度模式的失败与东欧社会主义进程的中断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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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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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从事政党理论教学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先在安徽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建的理论教学和研究，调到上海后，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论的教学。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使我拓宽了理论视野，也萌发了把自己多年的工作形成理论成果的念头。    把想法通过行动形成书稿，是一个经过艰苦的思索和写作过程，在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很努力，但是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这里敬请各位师长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的立项项目，获得一定的资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浦兴祖教授对本书进行认真的审阅并对书的结构及其他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指导。我在修改书稿中，尽量吸纳了浦教授的意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同学、上海大学法哲学博士生导师李瑜青教授十分关心此书的出版。学院领导对此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支持，教研室同仁的鼓励，给我完成此稿的写作增添了信心。本院图书馆的李庆华老师对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杨爱珍                                                  于2004年2月24日

章节摘录

书摘    国民党在议会的胜利，引起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恐慌和不满，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鼓动下谋求合并，扩大政党资源，以形成与国民党竞争的实力。而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影响了囤民党的发展。袁世凯更是磨刀霍霍，伺机向民主政治动手。    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的胜利，使国民党的高层领导组阁的热情和信心徒然猛增。以黄兴的观点：“依政党政治之常轨，以达利国福民之目的。”1913年3月初，宋教仁与黄兴、王宠惠等在沪召开国民党籍议员会议，再次确定国民党未来人选方针。会上，被胜利陶醉的部分议员提出了由国民党竞选总统，建议选黄兴为副总统，组织国民党内阁，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    宋教仁和国民党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和其他封建地主阶级分子的极大仇视。袁世凯忧心忡忡，他对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袁世凯及其封建地主阶级开始行动，要把政党政治的稚嫩生命扼杀在摇篮之中。    制造宋案。袁世凯对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恨之入骨，在收买不成后，决定暗杀之。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以重金收买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安排杀手埋伏在上海火车站。1913年3月20日夜，宋准备乘火车北上，被凶手枪杀，次日凌晨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2岁。宋案的发生，给对民主政治怀有浪漫心情的国民党人以重击，使他们看到理想的政党政治的框架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的沟壑。    破坏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按政党政治的规则应该由国民党出面组阁。为了阻止国民党的组阁，袁世凯暗中唆使国会中的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宣告成立，并宣布了建设强善政府、拥护法赋自由、增进平和实利的党纲。进步党组建后，在国会小仅占议席总数的25.9％，比国民党占有的席位还少24．5%，理应还是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勺进步党互送秋波，进步党同意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为袁世凯的独裁提供了条件。7月3日，袁世凯命原共和党人熊希龄出面成立一个由北洋军阀与进步党组成的混合内阁。    分裂分化国民党。为了从根本上搞垮国民党，袁世凯使用种种伎俩分裂国民党。他一方面用重金收买国民党议员，从5000元至8000元的价格不等，被收买的国民党议员必须宣布脱离国民党，归附袁世凯。另一方面向国民党高层议员提供巨额经费，唆使他们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有：政友社，领导人孙毓筠、景跃月，议员30人；超然社，领导人郭人潼等，议员20人；相友会，领导人刘揆一，议员10余人。这就致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议长时失去了自己占多数的优势。1913年4月28日众议院选举议长时，到会议员共计543人，而国民党人吴景濂只得了267票，民主党人汤化龙得269票，由于两人均未过半数，只好4月30日继续选举，结果是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国民党在众议院中正副议长的职位都丢失了。    用专制和武力强奸政党政治。1913年10月6日是国会选举总统的日子。袁世凯为了使自己能成为“民选总统”，竟派出大批北洋军警以“保护”议员为名对议员实行武装监视，同时又出动大量便衣军警与公民党收买的乞丐，自称“公民团”，团团围住会场，声称如不将所祈盼的总统选举出来，议员休想走出会场。终于经过三次选举，袁世凯如愿登上民选大总统的宝座。    遣送议员，解散国会。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十分气愤，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袁世凯则决心铲除国民党势力。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以“谋为内乱”等罪名下令通缉国民党议员居正、田桐等数人，随后又逮捕和杀害国民党议员多人。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后，于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乱党”，下令封闭国民党本部，并令各省于三天内封闭国民党支部，解散国民党。至此，被袁世凯下令取消的国民党议员资格人数达400余人。11月5日，军警又包围了国会，不仅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全部收缴，同时将那些已经脱党的原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也一起查收。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所剩的议员数不足一半，两院议长只得在1913年11月13日宣布停止议事。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给在北京的其他议员每人400元大洋，让他们各自回籍。    进步党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曾经斥孙中山等人是“叛反国家”，要袁世凯发兵镇压。但是随着袁世凯对国民党议员的步步挤压，一直到国会无法开会时，进步党这才如梦初醒，感觉到袁世凯的真实用心。11月6日，进步党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此后，进步党又联络了其他政党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决定由参、众两院院长王家襄、汤化龙求见袁世凯，面告各政党的要求。袁世凯一面虚情假意地表示一定要维持国会，一面对进步党所提出的恢复部分议员资格，以保证国会正常开会的要求置若罔闻。两议长又去求见国务总理，仍然无果。国会已名存实亡。1913年12月15日，袁世凯一手筹建的“民意机关”——政治会议开幕。参加政治会议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封建军阀和前清封建余孽。1914年初，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并迫使熊希龄内阁解体，随之又炮制出《中华民国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和两院制，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制和一院制。资产阶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移植而来的西方政党政治之花在中国这块既有优秀文明又有沉重包袱的古老土地上尚未结出果实，就被封建势力摧毁了。    1．  国民党迫害各民主党派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出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后，民主党派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号召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自然成为国民党打击的重点。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造谣中共利用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党等在工业中心区组织反内战统一战线，准备全面武装暴动，声称民主党派已被共产党控制，甘愿作中共暴动的工具。7月初，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乎共匪叛乱”案，在全国各地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随后又下令对各民主党派的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目的是为了对付“国际视听”，但对付下层分子则“一律格杀勿论”。国民党在国统区大规模逮捕爱国民主人士。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并且宣称，民盟总部如不解散，各地干部将有700余人将被继续被捕。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则劝民盟“光荣解散”。民盟中央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为了保护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采纳宣布民盟自动解散策略。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11月7日，张澜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与此同时，民盟作出决定，一部分领导人转入香港继续工作，一部分领导人转入地下继续斗争；无论总部怎样被破坏，地方组织的工作一定要继续进行。    民盟被迫解散后，其他民主党派也完全失去公开合法的身份，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活动。于是，各民主党派或转到香港坚持工作，或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如民建中央虽然停止了公开活动，但将所有会员分成十余个小组，用聚餐形式继续进行活动。    2．  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接受共产党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议：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以决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等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会议。毛泽东请李、沈两位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并请潘汉年代为转达。    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5月2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代表各自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在香港向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并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中第五项号召。指出：南京独裁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人民绝不受欺，名器不容久假。中国务民主党派在民族民主革命进入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历史选择。    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局及上海局，可用非正式或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自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沈钧儒认为，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从6月起，民主党派在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宣言、召开会议，表示热烈赞同共产党的建议。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对各民主党派“极为钦佩”，并希望他们就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提出邀请在港沪的各民主党派人上参加新政协的名单，要求由地下党护送名单所列人士于今冬明春都进入解放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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