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眩》书评

朱朱

曾经是一个很喜欢的诗人。但是现在已经弱了。也就是说，已经完蛋了。不管怎么说，这本书是给人安慰的。在旅行的时候应该带上它。可以缓解你想要缓解的。因为它是一个诗人说出的“次要”的话（你可以看出一种几乎是必须的傲慢。不管朱朱在序中如何强调梁遇春和中国散文史）即使是里面那些其实不怎么地的专栏文章，也有一种真实的诚实的慢。可以抵消掉另外一种速度。最重要的，和韩东一样，朱朱是个不打折扣的南京人。

沉迷在明摆的一条死路

周六（发文前的上上周六）本市发布的黄色级别警告的大雨没有降临，直到今天午后才象征性的下了一阵小雨。也许，气象局长是球王贝利的拥趸。天阴着，凉爽了不少。我拎了马扎，手里卷着朱朱的散文集《晕眩》。我喜欢简装的书，柔软、可以哗哗的从头翻到尾，洗牌一样。僵硬的封面封底就古板了，简装的书方方正正，我给它攥成冰淇淋筒，松开手，还保持着优美的弧线。简单、富于变化，我所欲也。曾经向往过的一种自由就象海岸线，可以曲折、改变。神往的自由不可得，我可以随意翻着书，目光在胡同里优哉。周日的胡同和往常没什么区别。上了年纪的人填满了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当然，还有私家车），聊天、下棋或打牌。有人在胡同里吃饭，桌上站着啤酒。分不清是午饭还是晚饭，已经接近黄昏了，吃饭的人似乎并不在乎饭时，他们对谈话和啤酒更有兴趣，开着一场冗长的主题偏离的会议。我以前想象不出除了休息日以外的日子，有很多人无事可做，事实上胡同里总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人在游弋，他们甚至有专业的摄影器材。我发现他们的表情有时比老年人还要懒散。我自己是越来越懒了，过去在图书馆泡一下午，现在却因为不愿意走那么十几分钟而窝在家里睡觉，偶尔下下棋，翻翻书。路面上落满了槐花。淡黄色、细小的花瓣，已经死去多日，零落成泥碾作尘，却不显得脏。我的视线越过书，凝固在她们的躯体上，几秒钟前读到的句子随着目光的转移而消散。一位清洁工蹬着三轮车经过我，又倒回去几米，他慢吞吞的下车，拿了扫帚，反身折进另一条胡同。胡同起到过滤或慢放镜头的作用，进入胡同，一切便平缓多了，车、人的速度慢下来。鸣笛和疾驶不受欢迎，会得到戴着红袖标老大妈横眉冷对的青睐。每条胡同都毫无例外的种着花草，人们不想因为足以遮天蔽日的树木的存在而丧失了对栽培的热情。六条有个小卖店的门脸被各种花草箍的那个瓷实，不留意根本看不见。提到它，我就想起北京另外两个著名的胡同，百花深处和锦绣花园。绿色植物占据了北京的全部胡同，北京人没有不爱养花的。花草迎风摆动，女人光滑的小腿迎着我的注视摆动。有时候，局部比整体重要和美丽。比如我看到的小腿的主人很可能相貌丑陋。灰色古老的四合院墙成为背景，越过小腿的主人，往上是长满了野草的屋脊、伸展开的树枝。在往上就没得瞧了，北京大多是灰蒙蒙的天。一切日常影像，投射在书面，便奇异的产生特殊的寓意。看山不是山，而是一种含糊不清，令人沉迷的意味。“午后有一场雷暴雨，山风吹来的时候，令人想起蒙克的那副《嚎叫》；大殿在我身后，四周是绿色、灰蓝色的漩涡，好像经过一个漫长而无日照的冬天。。。透过雨雾和山道，我再次看见自己像一条甲壳虫----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利高里----往山上爬来。”我从没读过朱朱的诗歌，但在散文中看得出来，文字像他举的甲壳虫例子，起到一种认同和保护的作用：“诗歌会带给我自尊、勇气和怜悯。”他承认，诗歌也只能勉为其难，“我从不认为自己真正写过什么。”刚开始读朱朱，发现他有些装，有的散文俨然是格言警句的拼盘。经院气太重，或者说太优雅了。朱朱管它叫“精致”。精致的痛苦精致的写作精致的心情。。。也许是我挑剔，朱朱写诗写顺手了，顺带着就把散文也这么写了。把文中的诗句剃掉，读到的仍旧是诗。里面最长的文字叫《一个夏天的札记》，有主标题、副标题和题记，它繁琐、隐晦、点到为止。“在山里，在那儿你自由自在。”海拔超过5000米，植被依山势变化。这样，文字便有了高度和内涵。至于是不是真的达标了，我说不好，但他的这篇长文叫我想起了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和知堂老人的《山中杂信》，赞赏指数很高的联想唔。我斜靠在墙角读朱朱的文字。墙分不清是古老的，还是新近翻修的。日子过多了，于我就发生了强烈的混淆。有时明明是刚经过的事，但总以为曾经发生，我的记忆还会助纣为虐的为其寻找证据。恍惚记得几天前我就是这么靠在墙上，目光在书页和书页之外游离。那时我已得出了结论：朱朱的文字是浴室门上的一片毛玻璃，它分割了现实和梦想，制造了与众不同的一种梦幻：通过书写来实现他想要的生活。毛玻璃后的玉体，依赖我们的想象存在。因为她可能衰败、丑陋。这就回到了开始说的局部理论，我们凭着想象和感觉活着。但没人真正跟着感觉走，那样的话，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很多人想那么做，只是想想，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活和想象，楚河与汉界。我不能“在月光下听见自己的每一根神经和树叶、溪流里的鱼一起跳跃。”但仍被朱朱的文字小小的感动了一下，就像“黄檀迟放它的叶子。”我这个年纪，看电影，别人唏嘘时我倒嘿嘿乐，看电视剧，就是成心找乐子（中国的导演有别人不可逾越的地方，就是把悲剧拍成喜剧，把喜剧拍成闹剧，把闹剧拍成哑剧。）。书籍方面，小说看的越来越少，诗歌差不离忌了，散文正对我胃口。朱朱的笔法，适合少时迷恋文学的人。也就是我这类人，虽然觉得盗墓和那多看着痛快，但毕竟以为狗肉上不了台面。文青文中的书架，可是脸面呀。（我真磨叽。。。）稍微阴沉的光线使书页柔和，看着很舒服。朱朱描述南方，南京、九华山和云南。我觉得让他在北方，干脆就在北京生活几年，他笔下的北京也与南方并无差别。使惯了羊毫，即便换了狼毫也纤秀奢靡，他早被诗歌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浸泡得柔情万种（文坛张国荣？），甚至腐败发酵成加饭米酒了。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和本能，他不在乎在文中大量插进诗歌而对散文本身的破坏，也许他根本没发觉。同样是诗人写散文，（对云南情有独钟的）于坚就少了很多诗的元素；而同样描写云南的阿来，多了大气和硬朗，是不是由于阿来不是诗人出身的原因呢？以我有限的阅读得出结论：经院的、贵族的散文写法在中国已经式微，新一代的作家崇尚直接、另类，抛弃了引经据典和痛如切肤（无论是不是真的痛如切肤）。也有少数的后浪，试图传薪，例如80后的刘卫东（〈指尖流水〉，刘卫东著，湖南美术出版社05年2月第一版），笔法风格尽管惟妙惟肖，但总体轻浮了些，比不上那些世家子弟。（例如林白的〈枪，或以梦为马〉华文出版社02年1月第一版。收录的作品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这种文体难以分清的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有了。）“你的怀乡病已经创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国家”朱朱引用了一位地中海诗人的诗句。之后他写到，“我知道对一个人最好的赞美使你感到他既来自过去又来自未来。”很有趣，这是他献给他的朋友、学院派著名诗人宋琳的文字，并以另一个诗人的话结束本文。而宋琳在多年前一场喧嚣的实验诗歌的浪潮过后销声匿迹，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我不禁对宋琳式的作家担心，比如阿城、或是朱朱。他们在离开的时候未必放弃，但对自己苛刻的要求使得他们以后的文字锐减，他们不想欺骗和敷衍自己。事实上，这类写作者的文字不一定怎么怎么好。我不止一次的翻开《晕眩》，总象刚刚开始阅读，这说明我的印象极其浅淡。好处是模糊的记忆叫我在重新阅读时引起不同的想象。朱朱的散文散发着贵族的优雅、迷幻剂的欺骗以及橡皮筋一样的弹性：他的文字使你一次次对生活充满渴望又一次次的败退下来，在打转儿，眩晕。他与真实的距离是不确定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精心打磨，它造成了不同时间阅读感觉就不同的后果。我猜想，这是诗人写散文的特质。（阅读于坚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没这么强烈。）他们的确高于普通的作家，在他们那儿，写作不是工作，而是圆满生命的方式。在回答“你最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诗人”时，朱朱答非所问的给出了他理想中老去的结局，“或许是在一座公园里，一个在内心已经获得了安宁的老人，他的椅子，他的帽子，他的书，他的肩周炎，太阳的光圈正在缩小，幕落。”这种诗意的结局，全然不理会世俗（世俗更不会在意它）。朱朱曾两次辞去工作，一次在政府机关，一次在大学。而且在最后一次辞职时补办了他认为不可缺少的一道手续：“对着系主任的那张见到我就立刻堆起了笑容的脸上打了一拳。”作为惩罚，1999年前后，诗人过着俭省的日子。但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自由和时间。“每年我用在旅行上的时间至少一个月。”除了书写，这也是他不同于“正常人”的地方：敢于放弃。在韩寒给文坛定了“屁与逼”的结论前20年，朱朱就轻蔑的称诗坛是“软体动物”。朱朱始终高举着诗歌的大旗，单枪匹马。（还有残雪）独立写作，独立思考不比和保持童身的初恋结婚，且一昏到死没有外心容易多少。后来的一些同类，则出没在饭局上，视那个有实无形的咸菜坛子如呕吐物，比如狗子、冯唐和王小峰，他们以人们认为他们是圈里人为耻。不管何种方式，他们的书写，不同程度上摆脱了世俗的影响。朱朱他们处境窘迫，读者数量象40岁妇女的经血，逐渐减少。王小峰他们好过多了。原因是他们的写法越来越口语化，乔装成草根阶级，并对自己的晨起沾沾自喜。也难怪，现在作家里的爷们越来越少了。为了切合传统的写作，我引用朱朱引用过的一首诗的片断来结束我的唐僧文章。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句子这样论证生活（我对此深表遗憾并厌恶的喜欢下面的6行字）：“我要结束这一切，这种紧贴墙壁的生活，沉默无言，缺少色彩，完全由光线构成，这种生活只有景象，割裂，且遥远，明摆的一条死路。“（嘿嘿，女诗人没住过北京的胡同，北京很少有死胡同。贵族写法就是手淫，不在意读者，不在意读者是否爱看，是否看得懂，自己爽了就行。）有些语言只存在文艺上，要是你对一个女孩真的说出类似“你离我只有零点零一厘米，五分钟之后，我将会爱上你”的话，那么你将在距你零点零一厘米的眸子里看到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所以，文艺中一定有贵族消费人群，他们才不管是不是死路一条呢。附：我一直把《晕眩》看成眩晕，直到在豆瓣上搜索，才发现。。。又晕又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