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书评

一本优秀的入门书籍

这本书是朱永嘉先生的讲座稿合集。里面不像学术著作一样列出参考文献，文笔也更大众化。要是说缺点的话，书里零星会提到建国后的政治局面，里面包裹了个人政治态度。但是整体上瑕不掩瑜。虽然只是一本明代制度史，但是关于几个重要的议题都做了按朝代划分的回顾。市面上常见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书籍里，这个大概是独一份吧。由于作者并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学术著作，因此很适合初学者管窥见豹。一 明代的立国建制作为第一讲，作者介绍了朱元璋开国时设立的制度，并着重介绍了宰相制废除、后宫及宦官组织的管束，以及最后如何司礼监可以与内阁平起平坐。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避免上一代的错误，因此回顾我国制度演变，基本就是呈螺旋式前进。上一代的错误，往往会隔代再现。由于以往权臣控制皇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建国初没多久朱元璋就废除宰相制，希冀将中央权力掌握手中，宰相的职责被分散到余下几个部门，从而实现中央集权。这一政策在精力旺盛的帝王面前很有效果，但是当皇上年幼或无能时，其权力自然而然就散落到核心人物的手中。内臣则是宦官头目，而外臣则是大学士。殿阁大学士负责收集六部及其他部门的公文，进行整理并提出答复建议，上呈至皇上，由皇上批复，再返回朝内。但是由于文件太多，宦官代劳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乎当皇上疲软时，前台与后台就可以完美架空。最后当初立国的设想还是没能实现。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么一看，董事长秘书比部门经理更有权力是历史的选择。二 东宫制度市面上少有书籍去系统的介绍帝王家的东宫制度，本书重点着墨于此。东宫贵为太子居住地，却也会深陷权力斗争。而这权力斗争除了来自于兄弟，也来自父皇。兄弟之间虽然会为了皇位争执不休，但是终究太子处在道德高点。而同父皇的权力斗争，则往往来自于老一辈对权力的担心和迷恋。在这样的斗争中太子永远是弱势。为了避免太子掌权，明代东宫制度有严格的规范。最大程度避免与外臣接触，甚至是带兵。从现在角度来看，基本就是圈养。如此严密的保护很遗憾培养出来的皇帝个个草包。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悲剧埋下伏笔。余下的司法制度、行政制度就是其余书籍讨论较多的了，无甚可写。

从顶层设计说开去（2）-浅谈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本篇主要讲上一篇中所谈到的关系-1，即从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变化来看政治制度设计。封建朝代更迭之际，政权的组织形态基本上大同小异。毛泽东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大抵如此。后世对前朝的体制，有继承，亦有发展，但继承基本上是全局性的，用学术一点的词来讲，称为“路径依赖”，而发展则是局部性的。这种发展的变化则是随着皇权与相权这对矛盾的变化而变化的。皇权掌决策之权，而相权行行政之能。但是在实际情况下，皇帝往往无法自己一个人来行使皇权，因此他的身边往往会有一套班子，这部分人都算是内廷，即在皇帝看来都是家里的人，只不过是身份较高的下人；而相权在皇帝看来，是外臣，说俗一点是从外面请来给自己的家天下打工的，宰相即便干得再好也逃脱不了这种雇佣关系。另一方面，皇权在相权看来，则多是实现自己物质财富或精神理想的跳板。当君主为幼齿蒙童或昏庸无能之辈时，常会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而当君王雄才大略、雷厉风行之时，宰相大多没有什么作为，太过主动则性命不保。因此，这对内与外的矛盾关系可以简单概括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上图所示，我根据朱教授所表达的观点简单概括了自秦汉以来的决策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演变。自秦开始，设置宰相，总揽各方面大权，有上传下达之权利和责任。汉承秦制，但为了制约相权，设置了尚书省，即皇帝身边的秘书班子。从魏晋到唐宋，在秦汉基础上发展出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分别承担决策、行政、监督之责。在这一阶段，汉代皇帝身边的尚书从内廷的角色转变为外臣，而在内廷取而代之的是中书省。到了元朝，三省合为一省，即只保留中书省，而中书省下设左右丞相2名，元尚右，因此右丞相为权力最高的官职。可以看到，元的中书省从内廷走了出来成为了实际的宰相。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时，沿用此制度，以李善长为中书省右丞相。洪武4年，李善长因疾致仕后，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继任。洪武13年，因胡惟庸一案，朱元璋为了彻底消灭相权，取消了中书省，以皇权取代相权，由皇帝直接统一管理六部等行政机构，只是在皇帝身边增设顾问，称为殿阁大学士（简称内阁），实际就是原来的秘书班子。废除中书省，即丞相制，便是朱元璋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最大的一个局部修改，他的出发点是维护皇权不受相权侵犯，但这真的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吗？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丞相制只是相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把它取缔掉，总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相权发展出来，因为皇权与相权这对此消彼长的矛盾始终存在。还是以上图为例，我们可以梳理下相权的发展变化过程。自秦设立宰相，汉朝为了抑制相权，设立尚书省，随着尚书省的权利逐渐增大，到了魏晋唐宋阶段，便取代了宰相，拥有了实际的相权。同样地，为了抑制这种新形式的相权，设立中书省进行制约。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中书省逐渐取代尚书省拥有了实际的相权。到了元朝，皇帝则亲自领导中书省。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某种规律：代表皇权的内廷为抑制相权而生，但是随着权势的增长，最终会替代旧有的相权形式成为新的相权形式，然后一个新的内廷机构又会应运而生来抑制新的相权。这种规律便在皇权与相权这对此消彼长的矛盾中循环往复。我们可以用这种规律去印证明代的相权变化。自胡惟庸案后，朱元璋采取了皇权直接取代相权的策略，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尚需要一套秘书班子辅佐，而他的子子孙孙若没有那般雄才大略、勤勤勉勉，这套秘书班子便会演化为实际的相权，此后，皇帝便需要一个新的内廷机构来制约内阁，即司礼监。内阁与司礼监相互制约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明代，特别是中后期，后者可以说是完胜前者。我想，这就是朱永嘉教授所说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对柄机要”的关系。关于此部分内容，我会用专门的篇幅来学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以皇权取代相权的策略并未达到他预想的结果，只是相权的形式在随着矛盾关系变化而变化。近些年来，“体制论”盛行，人们习惯于把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体制问题，归之于制度的缺乏与不健全，这仿佛变成了为我们的懒惰所找到的一种借口。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面面俱到，它们往往在某个阶段是以一种静态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制度内外运行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是动态的，这就导致理想和现实之间往往会出现偏差。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往制度设计的目标反向发展，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总会被人们找到漏洞。在进行制度层面设计之前，一定先搞清楚思想层面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才能保障制度层面的贯彻。

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0）“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一——皇帝有子嗣情况下的兄终弟及（下）

如上一篇所属，景泰时期就好像是一座火山在两次喷发中间的间歇期，看似恢复了“土木之变”之前的平静，实则是在酝酿八年之后的“夺门之变”。景泰三年五月，朱祁钰易储、废后，其权利之心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皇权的正统看似已牢牢的掌握在了自己手中。然人算不如天算，仅过了一年，太子朱见济也是朱祁钰唯一的儿子病逝。关于立储的问题再一次成为朝堂争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先后有两种观点，但都被景帝否决，且提出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罚。观点一：复储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建议将被贬为沂王的朱见深再次立为太子。这一提议显然触及了景泰帝的底线，当他决议废掉前朝太子时，就已经像是开弓后的箭，没有回退的余地。第一次提出时，因为有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的支持，景泰帝没有采取过激的报复行动，只是没有理会罢。当他们再次上疏时，景泰帝终于爆发，传旨下狱章纶、钟同，并让锦衣卫逼问他们的幕后主使及与南宫太上皇的密谋的罪状，钟同最终死于廷杖之下。而于谦对皇帝如此过激的反应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认为章纶等人不知道圣上的忌讳，口无遮拦。从这个角度来看，于谦认为此事属于家事，他只想做好兵家之事，无意插手东宫。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于谦没有为此发声，皇帝也就更加肆无忌惮，抱着怀疑一切的眼光对语及太子之人实行有罪推定。所谓与南宫太上皇密谋，只不过是他的借口罢，这也成为了制造冤狱的口实，很多忠直谏言的大臣因此得罪，石亨等人也将此作为打击反对派的政治手段。观点二：过继藩王之子刑部给事中徐正则建议，安排沂王移入封地，另选藩王之子作为太子。既然皇帝心里下容不下前朝太子，那索性就从其他藩王的儿子中挑选太子。这一提议显然也触及了朱祁钰的底线，徐正后被贬至铁岭卫。通过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景泰帝的底线就在于太子只能是他朱祁钰的儿子，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纠结的一面在独子朱见济死后被放大了。一方面，他不愿拱手让出来之不易的皇位；另一方面，他的后宫又未能给他添子嗣。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相互对立，使景泰帝变得怀疑一切，类似现在的“迫害妄想症”。孟森教授对朱祁钰的评价是“胸无城府”，我个人认为此时的朱祁钰就是一个“固执的小心眼 ”。正如孟森教授分析的那样，与其惩罚那些谏言的臣子，不如直接杀掉上皇或沂王以绝后患。如果景泰帝有永乐帝那样同室操戈的决绝与残暴，恐怕英宗也根本没有机会复辟，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也不会成为成化帝。但是，朱祁钰并没有那么做，只在自我纠结中度日。可见，他的胸无城府让他失去了皇位；但也是他的胸无城府避免了立储问题上的同室操戈。当英宗复辟后，对其弟的评价有很多不实之语，一定程度上是他报复情绪的宣泄。“夺门之变”的前因后果立储的问题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景泰帝的渐渐失去了抓住皇位的机会，而另一些人看到了机会的天平正在向他们倾斜，石亨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景泰七年年底，朱祁钰因病已多日未上朝，连元旦的朝贺都取消了。他将最为信任的心腹石亨叫到病床前，命其摄行祀事 。 通过与皇帝的近距离接触，石亨判断朱祁钰已去日无多。对于一个实足的政治投机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前所述，景泰帝在立储的问题上有两种选择，但似乎哪一种都没法将石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出发，石亨做出了一个决定，帮助太上皇复位。当朱祁镇再次坐上皇位的那一刻，他是首当其冲的功臣，利益自然会得到最大化。景泰帝最信任的人竟将其最后一点希望破灭，由此可见，景泰帝的胸无城府又体现在了看人失准上面。但是作为武官的代表，仅靠他一人还无法将此计划完美地付诸实践，他需要得到文臣、宦官的支持。因此，一些在景泰时期被排挤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石亨可以团结的力量，如左都御史杨善、副都御使徐有贞 、大太监曹吉祥等。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密谋，就在景泰八年二月十七日早朝前，石亨一派将太上皇从南宫救出，并从东华门护送至奉天殿，而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待到早朝时，徐有贞率群臣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这时大部分人才如梦初醒，一个晚上，景泰便成为了过去式，史称“夺门之变”。 按照惯例，明朝的继任者通常在登基的第二年改年号。而从正月月十七日“夺门之变”发生，到二十一日改年号为“天顺”，仅仅过去了四天。所以，景泰时期实际只有7年，景泰八年实际则为天顺元年。“夺门”这一表述在英宗复辟的初期使用，因“夺”字有抢夺之意，但皇室正统本身就在朱祁镇一系，故后期改为“复辟”。这一政变，没有经历激烈的军事冲突，政变的过程如此简单、如此轻而易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景帝没有为身后事做任何的准备，他的胸无城府再次暴露无遗。而这则给了政治投机分子一个历史机遇，因此而加官进爵的人多达近四千人，封赏之乱、之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剑桥中国明代史》将“夺门之变”称为政治机会主义者的全面胜利。英宗复辟后，将其弟贬为郕王，取消与之相关的皇后、皇太后等一众封号。二月十七日，朱祁钰死亡，其死因至今仍有争议。但不管怎样，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他的失败也是命中注定，他甚至最后连一点挣扎都来不及做。从表象上来看，景泰帝是败在了“立太子”这一问题上，易储是一步昏招，使君臣关系由“土木之变”后的团结变得异常紧张，而皇太子的早夭更使他篡夺正统的计划化为泡影，固执的他渐渐失去了对时局的掌控；从本质来看，“夺门之变”源自其“胸无城府”的性格，迟迟不能正确面对立太子的问题，也没有为皇权交接做好充分的准备，都导致他丧失了主动权，在皇权争夺战中，其攻守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朱祁钰死后谥号为“戾”，有违逆、残暴之意，其之前所建造的陵寝也被毁，并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按照祖制其妻妾理应陪葬，但考虑到废后汪妃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曾帮助过朱见深，念及旧情，英宗免于汪妃陪葬。朱祁钰的私心与权欲在景泰中后期确实暴露无遗，但其在“土木之变”后稳定大明王朝的关键作用不能忽视。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朱见深即之前被朱祁钰废掉的太子在成化年间追认这位叔叔以皇帝的称号，谥曰景帝；南明时期，将其庙号定为“明代宗”。当政治投机分子沉浸在狂欢之际时，也是前朝忠臣的死期，令人最为痛心的莫过于于谦。“夺门之变”的当天，于谦等人即被下狱。徐有贞为了除掉异己，向英宗建议以谋逆罪对于谦处以凌迟的极刑。但明英宗在这个问题上显出了一丝犹豫，因为如果没有于谦在“后土木堡时期”的军事斗争胜利，英宗本人不可能全身而退。但七年南宫幽禁生活所积累的愤怒让他丧失了理智，仅存的一丝善念只是让朱祁镇决定将凌迟改为斩首。距离“夺门之变”仅仅五天，一代民族英雄于谦便被处死。朝野上下无不感到扼腕叹息，这又是一个忠不压奸、任性大于理性的时代。他的名誉直到成化初年才被恢复。从皇帝到俘虏，从俘虏到囚徒，再到皇帝，朱祁镇在三十岁前就经历了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曲线。可惜，传奇的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成熟，他没有看到在变化莫测的时局中到底什么才是永恒。坦率地说，一年的北虏生活，七年的幽禁生涯，对他确有不公的一面，但也并非每个君王在经历过如此人生际遇后又能重回权利巅峰。所以说朱祁镇是幸运的，但他没有珍惜。陈舜臣在《中国的历史》中为其捺上昏君的印记，孟森也在《明史讲义》中称其“始终为昏稚之君 ”。而他的弟弟则是可悲的，可以这么说，朱祁钰是为朱祁镇昏庸治国买单的政治牺牲品。如果没有“土木之变”，朱祁钰可以安心的做他的藩王直到寿终正寝，不必经历那些大起大落，更不必在死后还承受着各种是非曲直。最后想借用孟森教授对于“夺门之变”的几句评语做结，以供思考。“景帝之贪位薄兄，自造夺门之祸，固帝之失德，但由人民言之，亦可曰帝之家事，且无残害之行。较之成祖之处建文及其嗣，仁暴悬殊。然至易储事作，人心颇不直帝，而一时意气相激，恩怨相攻，议论甚不一……夺门一案，所诛所赏，是非不足言，但成一反复之局。”

从顶层设计说开去（3）浅谈皇权与后宫的关系

朱元璋在建国立制时，思考的第一出发点即是如何维护世世代代的皇权不受侵犯。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影响皇权的因素基本有如下5点：其一，宰相专权，这个在上一篇当中已进行过介绍；其二，后宫专权；其三，宦官专权；其四，外戚专权；其五，兵将专权。本篇主要想讨论下第二点。这里，后宫具体指代皇后或皇太后，即篇1所提到的关系-3。《礼记.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即提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制。君王治外、皇后或皇太后治内。这条原则看似很简单，实则有很多问题。所谓外事，即国事；而内事则指家事。但是对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来说，很难在二者之间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来，经常是国事家事纠缠在一起。国事家事不分，这才是皇权与后宫之间的一对矛盾关系所在，而这已经远远不再是男女之间的夫妻关系了，这是嫁入皇族女性悲剧的一面。皇帝如果勤勉治国，自会强力抑制后宫专权的问题；但是如果皇帝心思不在治理国家上或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履行职能时，那么这对矛盾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武则天王朝，由于唐高宗李治生性软弱再加上眼疾最终给了武则天专权的机会。由此可见，二者在矛盾关系的此消彼长之中发展，而基于这对矛盾关系的变化，相关制度以及制度内外运行的人际关系也在随之变化。 防止后宫专权的制度，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为了防止女性掌权的制度。对于任何一项制度，总有左倾和右倾两极化的表现。北魏时期，有“杀母夺子”的制度，即立太子之前，先赐其母自尽，这是矫枉过正的一面；而之前提到的武则天在皇后时期已进行专权，因此有“二圣”之称；而清朝的慈禧则是在皇太后时期开始专政的，这些案例都是过犹不及的一面。朱元璋也要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抑制后宫专权的问题。立祖训、制红牌、进者勿受等一套措施是他在制度层面的设计。所谓进者勿受，即皇后、妃嫔、宫女须选自京师附近的民间。他为进入皇宫的女性建立了这样一条祖训：“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查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所持守。”在此基础上，还著有内训、女训等训诫，并镌刻训诫等词于红牌之上，悬于宫中。从效果来看，有明一代，确实没有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在祖训等制度的教化下，历代皇后、皇太后都能谨守份内之责，而无逾越。但与其说是无逾越，不如说是在国事与家事之间处理得当。特别是当皇帝尚未成人之际，确实需要皇太后暂时代表皇权主持大局，但同时尺度也要把握得当，比如万历初年的李太后，即明神宗的生母李氏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万历年幼时，与司礼监、内阁配合得很好，为明代中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不是每个嫁入皇族的女性都是这么幸运的。如朱祁钰（明代宗，景泰）的第一任皇后汪氏。朱祁镇（明英宗，正统/天顺）被瓦剌军俘虏后，其弟朱祁钰登基，欲废除哥哥的儿子朱见深（明宪宗，成化）的太子之位，汪皇后反对这种为了一己私欲而铲除异己的行为，遂被贬为庶人。7年之后，经过“夺门之变”，再次登基的朱祁镇将其弟降为郕王，而汪氏恢复为郕王妃。为了更进一步报答患难时期汪氏对自己的义士之举，朱祁钰死后，明英宗免除了其殉葬之礼，汪氏最终寿八十而终。而延续了上千年残酷至极的殉葬之礼也自明英宗身后废止。再如朱翊钧（明神宗，万历）的原配王氏，虽未被废，但却成为了皇帝与内阁在立太子这一国本问题上政治角力的牺牲品，最后抑郁而终。所谓“一入豪门深似海”，皇宫内的名利场只是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套上的一层层枷锁罢，嫁入皇族，实非幸事。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

《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并非止于有明一代，实论述制度源流演变，兼及制度与人互动关系。历史是循环，制度既发挥指挥作用，也因时而变。较“历代政治得失”篇幅长得多，说得也更清楚。对朱元璋基本肯定，对其残暴滥杀给出“布衣情结”的解释。

从顶层设计说开去（1）-浅谈顶层设计中的制度框架

10年前，一位名叫张黎的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嘉靖与海瑞》，作为中国最成功的历史题材类导演，他的能力毋庸赘言，《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清盐商》、《军人机密》、《少帅》等均出自他的手笔。上半年，我重新看了这部剧，虽然片名有些冗长，但却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封建王朝历史好剧， 由陈宝国、王庆祥、黄志忠、 倪大红等一众实力派演员担纲。原著由刘和平编写，虽为历史小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历史事实，并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思考为观众呈现出了相对完整的嘉靖和海瑞，可以作为一部研习明史的著作。自从看完这部剧，心里就一直有点发痒，总想写点什么，但囿于所看过的明史书籍有限，故迟迟未动笔。十一长假，终有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决定以明代作为断代史研习样本，通过阅读各类明史书籍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朱永嘉所写的《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便是我研习的第一堂课。为何选择研习明史？除了张黎那部《大明王朝》的启发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有明一代，奇葩的皇帝比较多。比如朱祁镇（正统/天顺，明英宗），罕见的两次即位的皇帝。与太监王振玩闹误国，“土木堡之变 ”使他从皇帝沦为阶下囚，一年塞北的俘虏生涯再加上七年的南宫幽禁生活后，经过“夺门之变”最终迎来二次登基，这传奇的经历甚至比《琅琊榜》中的林殊还要丰富精彩。再如朱厚照（正德，明武宗），带有浓烈的武夫色彩，但沉溺于豹房享乐，本是大展宏图之际，31岁便病死。再比如，朱厚熜（嘉靖，明世宗）和朱翊钧（万历，明神宗），爷爷在位45年，孙子比爷爷还多3年，爷孙两人基本上统治了中国的整个16世纪。一个因为暴行而差点被一群宫女谋杀，一个因为立太子问题而数十年不上朝，短暂的中兴过后，大明朝的颓势成为必然。其二，明代是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前朝为蒙古族建立的元代，后世为满族建立的清代。明代夹在两个少数民族封建王朝的中间，其推翻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却又被另一个少数民族所覆灭，历史地位比较特殊，很值得去研究。说完了why的问题，接下来就需要解决how的问题了，即如何去研究明史。谈到方法论，不得不提到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老先生的“大历史观”，这也是一位明史研究专家。所谓“大历史观”，大意是从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中分析因果关系和其合理性。不去分析历史应当如何展开，而是将重点放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我虽读过一些黄老先生的著作，却因个人经历和水平有限，一直未得“大历史观”的要领。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樊树志也曾说：欲研究历史，须先敬畏历史。如何敬畏历史，要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它，就好像我们去研究故宫一样，先从远处仔细观察它的整体结构，然后再由远及近，再观察其房间格局，最后再带上显微镜去观察它的一钉一卯……按照这种思路，《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这本介绍明代顶层制度设计的书自然成为了我的首选，后续还会再研习《中国的历史》（陈舜臣）、《中国大历史》（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明史讲义》（孟森）等专著，并辅以《二十四史》、《纪事本末》等史料，希望以此来从宏观上把握明史的结构性变化和发展趋势。然后，通过《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大明王朝1566》（刘和平）、《晚明大变局》（樊树志）等著作从某一个剖面进行微观上的历史研习。无论何种朝代，其宏观上最重要的体现便在于顶层设计，而政治制度则是顶层设计中最核心的部分。《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以明代的政治制度为中心。流，指流变，即传统上的前后因缘承袭关系；源，指来源，即政治制度来源于当时实际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朱元璋（洪武，明太祖）的顶层设计即是从这两个方面形成的。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有得亦有失，得在何处，是在哪里，便是此书的精华所在。朱永嘉老教授指出，“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有三重意义。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利从哪里来。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其中后两点则是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以及动态变化的缘由。上图，是我读此书第一讲所画的一个脑图。所谓的明代的政治制度大致可以进行这样的提炼。当然，随着后续的阅读和研习，还会进行不断修改。在顶层制度设计中有四个重要的参与力量——皇权、相权、宦官、后宫。其一，皇权，即天子之权。皇帝的子嗣众多，要想笑到最后成为天子，何其艰难。靖难之役、夺门之变等等，历史总在重演，只是巧妙各有不同罢了。从皇子到太子，有一套“立嫡立长”的原则；而从太子到皇帝，又有一套东宫制度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保障。其二，相权，即宰辅之权。由于洪武13年因胡惟庸案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六部等由皇帝统一直接管理，同时成立了内阁大学士辅助皇帝，故在这里统称为宰辅。其三，宦官，明代宦官的权势甚至超过了相权，很长一段时间是朝堂之上势力最大的一方，甚至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之最了。当然，对待宦官也需要客观的评价，有陪着皇帝胡闹误国的王振，亦有帮助皇帝实行中兴的冯保。其四，后宫，明代有很多年少登基的皇帝，在他们尚未成年之际，后宫中的太后基本上是作为皇权代表出现的。从外戚到嫔妃，到皇后，再到太后，后宫一方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四类角色，两两之间，三三之间都可能有特定的关系。以皇权为中心，与其它三类角色的关系分别用关系-1、关系-2、关系-3来表示。关系-1，即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二者是相对的，亦可概括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前者掌决策之权，后者行行政之能。功能不一样，也就决定了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相权也不能取代皇权。当朱元璋在洪武13年废除丞相制时，一个新的相权便在逐步的动态调整中应运而生——首辅。无论作为丞相的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还是作为首辅的严嵩、张居正等，他们实际代表的都是相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关系-2，即皇权与宦官的关系，由于宦官在东宫制度中自幼陪伴太子读书、玩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二者的关系极其特殊。此中，既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如朱祁镇与王振；也有相爱相杀的关系，如朱翊钧与冯保。关系-3，皇权与后宫的关系，在这里主要是指与皇后的关系，在家事与国事交织的名利场内，这对夫妻关系也不同寻常。有患难与共、白头偕老的，比如朱元璋与马皇后；亦有无疾而终的朱厚熜与张皇后；也有因政见不同而废后的朱祁钰与汪皇后；还有纠结于废后之争的朱翊钧与王皇后。其中，关系-2、关系-3，在皇帝眼里通常视为内廷，甚至是家庭成员；而关系-1，则被皇帝始终视为外臣。需要指出的是，宦官在内廷与外臣之间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此外，关系-5，也值得一提，即相权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内阁可以上传奏疏，下达皇帝之命，是皇帝与各部之间的咽喉，更是中央与地方的咽喉，而司礼监的太监有替皇帝票拟、批红之权，二者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朱教授称之为“对柄机要”。二者配合得好，则风清气盛，乃是国家之幸；反之，则腥风血雨，甚至是国家衰败的导火索。除了两两关系外，还有三角关系。在皇帝尚在幼年时期时，后宫中的太后通常会作为皇权的代表，而太后、宦官与相权有时会实现一种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会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稳定的三角关系，比如万历初期时，李太后、大太监冯保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三者相互配合的一面多过相互制约的一面，因而为中兴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当皇帝成年后，具备独立处理政事的条件时，在皇权、宦官、相权之间又会形成一种三角关系，还是以万历为例，朱翊钧与大太监冯保、首辅张居正三方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正德、嘉靖两朝的持续颓势，共同开创了中兴局面。政治制度是顶层设计的核心，所谓政治制度，具体体现在东宫制度、内阁制度、后宫制度、军兵制度、司法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等。但在本书中，朱永嘉教授其实还留了一块没有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财税制度。但无论何种制度，它们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是权利与利益关系的动态调整，是各种力量经过腥风血雨后角力的结果，它的发展需要时间，检验其成败也需要时间。换句话说，顶层制度设计不会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行进，它的完善也并非一日之功。先写到这里，脑细胞不够用了……

从顶层设计说开去（9）“立嫡立长”制的异常情况之一——皇帝无子嗣情况下的兄终弟及（上）

在上一篇中着重讲到了“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如果将皇位交接进程视为一个程序，那么这样的程序则存在多种bug，更准确地说是存在很多异常情况没有捕获，即没有将诸多意外因素考虑在内。本篇讨论异常情况之一——皇帝无子嗣，更准确地说是由无子嗣所引发的继任者人际关系危机。有明一代，共计17任、16位皇帝，就有这么一位无子嗣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那么他的接班人是如何选定的呢？明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在位16年，也足足折腾了大明王朝16年，因其贪杯、好色、尚武、猎奇，堪称历史上最折腾的皇帝。而他的继任者，明世宗，朱厚熜，明代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也堪称历史上最幸运的皇帝，皇位犹如天上的馅饼一般砸在他的头上，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只得感叹幸福来得太突然。为什么突然呢？他的前任，朱厚照在31岁时暴毙而亡。为什么幸福呢？因为他的前任居然没有任何子嗣，他是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当然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是纵观朱厚照的一生，其无子嗣的结局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为了说明这种必然性，先来简单回顾下朱厚照最后近两年的生命轨迹。正德十四年（1517年）六月，远在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起兵作乱。远在京城的朱厚照大喜过望，生性尚武的他立即挥师南下，讨伐叛军。八月，讨逆军到达保定府，因保定巡抚是个酒腻子，君臣二人便“臭味相投”，一时喝得昏天黑地，甚至还猜拳赌博。据史书记载，保定巡抚在赌博的时候玩的忘乎所以，甚至还出老千，致使皇上连战连败，恼怒不已，直到旁人暗示，才故意连输，让皇上挽回点颜面。此为朱厚照“贪杯”的一面，他的身体也在酒精中一点点燃烧。当大军行至临清后（今山东省聊城市），这个地方可是古代盛产美女的地方，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便出自此。在欣赏诸多美女的同时，朱厚照也想念他宠爱的妃子刘姬，所以派属下回京接人。二十余天后，当属下再次返回时，却没能带来他心爱的妃子。原来，早在大军准备离京之时，刘姬曾赠予明武宗一把簪子作为信物，熟料在行军途中明武宗遗失了这个信物。刘姬便以此为由拒绝南下，实为撒娇。朱厚照爱妃心切，便带着少量随从沿着京杭大运河亲自北上。到了大运河最北端，即今天通州的张家湾一带。明武宗终于见到了爱妃。于是，二人便又折返继续南下。当然，这位刘姬只是他身边众多女子中的一位，此为朱厚照“好色”的一面，他的精力也在嬉笑玩闹中一点点被消耗。正德十五年（1518年）二月，大军行至南京。其实，早在6个月前，南赣巡抚王阳明并发来捷报，叛乱平息，宁王活捉。这让朱厚照大失所望，也让他周围那些想借此叛乱捞一把政治财富的亲信都心怀不满。为了迎合上意，王阳明的这份捷报被暗中压了下来，而且朱厚照指示王阳明把宁王放掉，以便让他自己亲自活捉宁王。此为朱厚照“尚武”的一面，他对待国家军政大事如儿戏，由此可见一斑。正德十五年（1518年）十一月，朱厚照在回京途中路过淮安，即江苏省淮安市。因好奇淮河水中的鱼虾，明武宗驾舟于河中，熟料突然一场疾风骤雨，再加之征途劳累，朱厚照一个踉跄便栽入水中。11月的淮水已变得十分冰冷，朱厚照从感冒发展成了肺炎。可能真的是气数已尽，明武宗从此一病不起。直到正德十六年（1518年）正月，大军才返回京城。三月，朱厚照便暴毙而亡。此为朱厚照“猎奇”的一面，他也最终因此而丧命。不过他的临终遗言，倒是让后世看到了他玩闹误国的另外一面。据明史记载， “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他把所有过错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而让朝廷上下得以解脱。有些人分析这可能是编纂史书的人受上意所写，我个人倒不太认同。纵观上述明武宗的种种细节，他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性情中人。当然，最后他也死在了“酒”“色”“武”“奇”这四个字上。那为何朱厚熜得以接过皇位的接力棒呢？从血缘关系上来看，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弟。而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明孝宗，成化）与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分别为朱见深（明宪宗，成化）的三子和四子，如上图所示。在这里，还要简单说下有明一代的藩王制。朱元璋建国后，规定藩王必须出走京城，到各自的分封地去。一来，避免诸子之间的矛盾；二来，一旦皇帝受到奸佞的威胁，各地的藩王可以立即领兵护卫宗室，保证朱氏皇脉世代相传。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朱元璋最欣赏的四子朱棣利用这点钻了空子，与朱允炆展开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叔侄大战，最终夺取皇位，史称“靖难之役”。为了防范后人继续利用这个空子，自朱棣开始，所有的藩王都被夺去兵权，并且规定不允许参与经商、科举，所有生活的来源全靠朝廷的配给，一切活动都要听命于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藩王等同于被圈养起来，除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外，其他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从这点来看，一旦太子人选确定，其他皇子的命运就如同废人一样。所以当朱见深将其三子朱佑樘立为太子时，也就等同于宣告四子朱佑杬从此远离政治舞台，同时他也必须要远走他乡，来到与京城相距千里之遥的分封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因朱佑杬的长子早夭，次子朱厚熜便被立为世子。正德十四年，兴王朱佑杬病故，朱厚熜承袭王位。但正如前所说，这个王位几乎不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改观，相反，这个王位带给他的则是一个沉重的枷锁，犹如笼中鸟一般。明武宗暴病而亡后，如何选立新君便成了内外朝的头等大事。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力排众议推举远在湖北的兴王朱厚熜接任皇位。这一推举其实是有理论依据作为支撑的。所谓“立嫡立长”是具体执行的原则，而在具体原则之上还有一套大的框架，即所谓世系大略——“子承父业，兄终弟及”。换句话说，皇位的继承关系可以存在于父子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兄弟之间。有明一代，有三次“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但真正按照“立嫡立长”原则实施的只有这次。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还活着，那么是由他来继承皇位还是由其子来继承呢？可以确定地说，即便朱佑杬在世，他也无法继承他的侄子朱厚照的皇位。如前所述，皇位继承关系只限于父子或兄弟，而不存在于叔侄。但由此所导致的的人际关系危机是制度无法规避的，特别是将叔侄关系置于尴尬之地，甚至刀剑相向的原因。有明一代，有两次叔侄之争，留待后面用专门的篇章进行介绍。以上便是天上馅饼的来历，那朱厚熜又是如何接住这个馅饼的呢？当了皇帝的朱厚熜，又怎样理清他的生父生母与朱厚照生父生母的关系呢？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