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主义,1890-194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3
ISBN:9787301219744
作者:【英】奥利弗·齐默(Oliver Zimmer)
页数:240页

作者简介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始于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现代性的理论论争,概述一些最著名的解释,并探讨民族意识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可能联系。第二章描述和解释民族主义在1870年后发展成为大众现象,聚焦于民族化(nationalising)国家的作用,帝国主义和国家间竞争,民族仪式和节日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对地区认同的影响。第三章着重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其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政策影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第四章探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强调在地缘政治动乱和随之而来的先前统治集团被剥夺特权地位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形态在法西斯主义动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五章探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
这五章在分析上各有侧重。第一章有很强的概念导向。第三和第五章主要涉及特定的历史发展。第二和第四章则以同等笔墨综合了力概念性、历史编纂性和历史因素。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关于注释
地图1 1870年的欧洲诸帝国
地图2 哈布斯堡帝国政治疆域
地图3 1919年和约后的欧洲
地图4 德国控制下的欧洲
导论
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概念争论
现代主义者的共识
前现代民族主义?——少数派的观点
(前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主义:联系还是延续?
结论性意见
第二章 走向大众民族:民族主义、纪念仪式和地区主义
现代大众民族的崛起:民族主义和政治文化
民族崇拜
地区中的民族: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
第三章 民族归属的边界: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
民族主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少数民族的处置
两次大战期间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命运
犹太少数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
第四章 走向疯狂的本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性解释
本土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动乱
第五章 重新考虑普遍性:民族主义及其批判者
传统保守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自由主义者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编辑推荐

奥利弗·齐默创作的《欧洲民族主义(1890-1940)》围绕当前该领域专家所激烈争论的特定主题,奥利弗·齐默研究了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民族化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仪式对现代大众国家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内容概要

奥利弗·齐默
英国杜伦大学现代欧洲史教师。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A Contested Nation: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alism in Switzerland, 1761-189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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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为何本书以理论和概念探讨的一章作为开端?这个问题值得一提。尽管民族主义研究的真正进展总是源于创新性的历史研究,不过历史学家们持续利用理论构架仍然重要。这并非因为这些模式为关键问题提供了答案。大多数历史学家一直对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保持高度的怀疑,而且近年来大量的革新性案例研究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对这些理论的普遍适用性的疑问。本章及随后几章要展示的是一场从民族主义的宏大理论(这是该领域所有学生仍受教益的)转向更为具体的概念辩论和争议的运动。尽管如此,作为理想类型,概念和理论提供了一个用以比较与对比的陪衬物,以有助于促进在不同时空领域工作的学者们进行交流。概念争论民族主义是现代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抑或其起源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时期?而我们一般所指的“ 民族”这一共同体又源起何时?三十多年前,在卡尔・W. 多伊奇(Karl W. Deutsh)和威廉・J. 福兹(William J.Foltz)共同编辑的一本有关民族构建的有影响的读本中,卡尔・J. 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区别两种“ 民族”:一是西方的“ 古老”民族(特别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它们或多或少持续地由中世纪的王国发展为现代国家;另一种是在后殖民世界涌现的民族,它们是被蓄意构建的【Friedrich in 31:p.1966】。在1995 年11月逝世前不久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被问及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源( 这两者在他看来同时兴起):“民族有脐带吗?”他回答道:“ 有些民族有,有些没有,但无论如何这是无关紧要的。”围绕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我们面对众多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是否可谈及前现代民族;能否以某种政治上的重要方式将民族意识的前现代形式与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认同的出现联系起来;最后,能否—— 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 这些认同可以被“ 发明”、“ 建构”或是“ 想象”出来。现在看来关于民族主义时间源起的争议最少。民族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现象,它于1800年前后在欧洲第一次出现,这已获得学术共识。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学者——包括盖尔纳、霍布斯鲍姆(Hobsbawm)、安德森(Anderson)、布鲁伊利(Breuilly)和史密斯(Smith)——都将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具体的现代发展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对民族主义的时间源起有广泛的一致,对其真实本质为何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则远未达成共识。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宗教?是一种寻求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是一种使工业社会得以运作的文化形态?是一种现代认识框架?是一种文化与历史复兴运动?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与此紧密相关的第二个争议涉及前现代民族意识(一些作者使用了族性、“ 民族”或“ 爱国主义”等概念)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因果联系。在详细考虑涉及前现代和现代国族(nationhood)的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概述这些有关作为现代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的相互竞争的解释。从意识形态开始就是从对民族主义的常识性理解最紧密结合的因素开始。在通俗历史书中,以及印刷体和电子媒体中,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宗教。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者包括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和汉斯・科恩(Hans Kohn)。对这一观点更为新近且格外具有影响的论述是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 的《民族主义》(1960 年第一版)。凯杜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19 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 简要地讲,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确认的特性而被人们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凯杜里断言,这一学说为使特殊类型的政府——“ 民族自治政府”以及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原则。根据凯杜里的观点,该学说迅即确立了一个自我证明的框架,来构成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使凯杜里的阐释与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的其他大多数人的观点区分开的不是他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 当我们讨论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布鲁伊利和史密斯的理论时会看到这相当寻常。与众不同的是,凯杜里的观点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需要参考意识形态因素来解释的意识形态。盖尔纳和其他人的理论充满了唯物主义逻辑,在其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呈现为对结构变化的一种反映。凯杜里拒绝接受上述理论,而是将民族主义看作政治和思想复杂互动的结果。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具体地说,在《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中,民族被宣称为国家主权和合法权威的唯一来源。用凯杜里的话说,从这些革命性原则中生长出“ 一种要求变革的更加迫切的期望,一种受其支持的偏见,以及一种认为国家只有持续创新方不至陷于停滞的信念”。这些对于持续革新的期望和诉求在一种新的政治中得以体现,即凯杜里所说的“ 意识形态政治”。然而,对凯杜里来说,并不是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作为政治学说的民族主义。相反,民族主义是在19 世纪早期便获得政治意义的三个重要政治思想融合的产物。由于孕育这些理念的思想家都是德意志人,因此凯杜里将民族主义视为德意志人的智力发明。这三个思想分别是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 —1804)的个体自决论、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 —1814)的社会整体比其个体部分更为重要的观点以及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 —1803)强调种族语言多样性价值的观点。依照康德的观点,人们只能在其内在的道德律中而非在外界世界中寻得真正的自由、道德和美德。因此争取个体自决成为政治至善。而康德最具影响的门徒之一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则开始构想集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形式的自决。更为确切地说,他将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能脱离其他部分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在凯杜里看来,这是费希特对民族主义学说的贡献——个体的自由在于使其自身与社会整体一致。第三种观点在赫尔德的著作中有最成熟的哲学表述。进步意味着规律、一致、成熟和理性是法国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核心观念。赫尔德挑战进步观念,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这种文化多样性体现于各种各样的族群和民族,他们在其共有的语言中找寻到了最真实的表达方式。布鲁伊利将赫尔德语言是民族真实性之关键的观点总结为:“ 如果语言只能在共同体中被思考并习得,那么每一个共同体都拥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凯杜里看来,由此出现了一个与法国革命者所宣扬的完全不同的民族性观念。法国革命者所持有的民族(nationality)观念“ 意味着倾向支持特定种类的政府的许多个体”。相比之下,德国人的观念则将民族视为人类“ 自然划分”的表现,“ 其公民有义务必须保持纯洁和不受侵犯”。1807 年的德意志仍受前一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战败的影响。费希特将文化多样性的观念与其集体自决观结合起来写道:普鲁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分裂纯粹是人为的…… 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欧洲民族的分裂则是基于自然。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将德意志民族结合起来的共同的民族特性,他们可以脱离其他民族。民主主义作为对开明专制主义危机的历史主义的回应另一种当今几乎被忽略的观点是,民族主义起源于18 世纪晚期的意义与取向危机。其支持者并不关注哲学思想及其互动,而是指向了针对18 世纪的国家及其理性管理而起的作为文化新生运动的历史主义。虽然这一范式仍然在民族主义是现代的假设下运用,但将其源起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十年。其倡导者还坚持认为民族主义不仅关乎政治自治,还更为经常地专注于历史源起和文化真实性。此类解释体现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大量论文中,而一种更为社会学的解释则可在安东尼・D.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早期的一些著作中发现。根据柏林的观点,族裔历史主义(ethnohistoricism)本质上是反启蒙运动的。尽管启蒙运动,至少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假定人类社会是由特定的永恒且普世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些规律最终将为科学所揭示。然而一些思想家,比如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 —1744),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让 –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1778)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 —1797)却开始挑战这些假定。他们坚信,真理不是永恒的,而是深嵌于具体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这些文化共同体以多样的语言、仪式、纪念碑和神话来表达自我。这些人类活动的文化表现对特定共同体的意识和特征来说极为关键。在接受柏林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安东尼・史密斯将18 世纪晚期的历史主义革命更具体地归因于世俗知识分子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开明专制主义(enlightened absolutism)制度下复杂而往往陷于失常的地位。史密斯认为,首先在欧洲,可能再迟些,在旧大陆之外,进化的历史主义“ 成为民族主义的文化构架和基础”。历史主义的知识分子努力重建真实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和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了解这些共同体的特点和实质的关键。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在音乐和视觉艺术方面,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案明显可见,并极大启发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等新学科。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一个合法性仍依赖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权威的传统原则的社会,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出现似乎是快速成长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新阶层对启蒙运动价值观扩展所导致的规范性矛盾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资格或者其他条件,很多知识分子和教育者为专制主义政府服务。作为开明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尝试以进步、理性和成就等开明思想影响传统秩序。通过采取措施来反对行政管理与经济运行的低效、地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贵族特权和排他性代表方式(exclusive forms of representation),开明统治者将平等与公正的准现代观念引进了政治领域。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没有一位君主没在某个时候赞同这样一个纲领”。然而由于这些方案最终是为了保护旧的等级秩序而保留,它们招致受教育的新阶层的怨恨。这一阶层的成员就其影响和外在承认来看仍处在边缘地位。在此,族裔历史主义,最终是民族主义,时常被用作反对现存秩序的语言。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可以在约翰・布鲁伊利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一书中找到。布鲁伊利把“ 民族主义”这一术语解释为“ 寻求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并以民族主义的论点证明该行为正当”。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学说,布鲁伊利写道,建立在“ 三个基本命题”之上:其一,存在“ 有着明确而特殊特征的民族”;其二,“ 民族的利益和价值优先于所有其他利益和价值”;其三,“ 民族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独立”。布鲁伊利的主要范畴是政治运动和现代国家。正是这两个因素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动力。布鲁伊利将国家和政治运动放在优先位置,然而他并不想否认民族主义学说向度的主要作用。类似于史密斯所采用的方法,布鲁伊利将民族主义论点的出现解释为现代官僚制国家危机的结果。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者设法在权力不断增长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日益变宽的鸿沟上搭建桥梁。这一鸿沟是在现代尤其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形成的,并且自18 世纪晚期以来引发了一系列令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社会是什么?仅仅是个体的集合吗?其地位是什么?能被改变吗?通过聚焦于历史和文化,民族主义为这些疑问和问题提供了答案—— 布鲁伊利称之为“ 伪解答”。这种历史主义视角强调多种共同体的历史和文化独特性,这些共同体构成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在政治和制度上的表现)融合起来。虽然承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重要性,但是布鲁伊利批判诸如凯杜里及其他人所发展的纯粹知识性历史方法。布鲁伊利不是简单地聚焦于思想及其不断的阐释,而是驱策我们去检验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的原由。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只有在被政治运动所采纳和实施时,才开始以有意义的方式塑造历史现实。布鲁伊利认为,首先,只有在围绕现代国家的斗争中,民族主义观念才通过满足三个重要功能获得政治意义。第一个是利益协调。民族主义观念用来“ 促成许多精英的共同利益观,否则他们在反对现存国家的问题上会存在截然不同的利益”。第二个功能是动员。在这里布鲁伊利所指的是“ 利用民族主义观念获取迄今为止被排除于政治过程的广大群体对政治运动的支持”。第三,民族主义观念使政治运动的目标合法化,其目标是改革现存秩序(民族主义的西欧模式),文化共同体从现存国家中分离(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模式),或是多个领土国家统一为单一民族国家(意大利和德国模式)。

精彩短评 (总计19条)

  •     长于理论分析。
  •     2013/10/14 非常好的文献综述,对进一步了解欧洲民族主义是很好的入门。当代中国的自由-共和主义者,必须对拒斥民族主义有自己的合理争辩,否则要么面对攻击哑口无言,要么被民族主义诓了去。
  •     民主\民族不分,就没人发现译者、校对和编辑都是萌萌哒大舌头嘛?!
  •     简洁明了,确实达到了书序中介绍新思想的目的。对于纳粹的解释相对新奇
  •     无意中发现的书,匆匆读完,作者的脉络很清晰,可以作为民族主义的概述来阅读。。。。。
  •     涉及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综述的部分很烂,此外多处错字(民主=民族),外文书写错误mortpour la France还是mort pour la France。二,三章较好。
  •     第一章的理论综述翻译太差…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入门书
  •     入门教程。不过就文献来说,还是P. Lawrence那本更好~
  •     很好的普及类书籍
  •     书送得很快哦,包装也很好,满意。
  •     想象欧洲丛书让读者不花太多时间,从不同角度深入系统窥测欧洲其中之奥秘。
  •     翻译和编辑烂的一逼,第一章理论部分写的也不好,也可能是翻的不好,总之是似乎没写出几种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史实部分中规中矩,但偏重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内容。最后讨论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尤其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值得思考。e师评论里说国内自由主义者要掌握批评民族主义的理论,但我认为读本书肯定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更进一步瞎想的话,远邪式fen裂主义如果碰上了书中密尔那样的“民族同一对不发达民族有利”的理论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     提纲挈领,清晰晓畅,融贯诸家,入门佳选。沿时间线索,以问题铺开。翻译大抵无误,几处”民族主义“误作”民主主义“似为编辑之误。
  •     撇去可能是翻译造成的晦涩内容,不难读。是本挺好的理论综述书。
  •     艰深的理论构架,原来民族主义不止安德森一家理论,有很多家,其中也凸显出霍布斯鲍姆的意义。
  •     民族主义文献资料观点的综述,分五部分探讨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的关系;1870年后如何从中产阶级扩展到大众现象、原有国家的民族化再定义以及影响;一战前后国家政权处理本土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同化与反强化的关系;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不同时期不同代表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概括性的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厄内斯特·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凯杜里;约翰·布鲁伊利等大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得出来一个作者认为相对准确的答案。民族主义入门以及深化理解的好书,适合按照书后参考文献扩展阅读之后重新翻开深入阅读
  •     从民族主义与此前的历史思潮的联系,到一战前的欧洲如何建构与发展民族主义,然后讨论发展出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未能成功发展法西斯主义的法国波兰。一战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     观察你国意识形态还是要有个他山之石,算是补个课吧。
  •     一本不错的研究欧洲一战至二战时期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的书。治学严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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