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她们》书评

一部女性主义的脱枷之作

汉娜·阿伦特在1968年出版了《黑暗时代的人们》，她说，这部随笔集围绕的是为原本黑暗的公共性领域投入了光明的一些人，“他们都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出现了政治灾难、道德崩溃的时代，但却又是一个艺术和科学活动有着惊奇发展的时代。”从那以后，“黑暗时代”常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使用。书写者的目的在于凸显身处时代夹缝中的人们的勇气。譬如，英国作家杰奎琳·罗斯的《黑暗时代的她们》，就是一部致敬汉娜·阿伦特的女性主义专著。全书三个部分：巨星、底层、生者。分七个章节。这些女性在天赋、才能和秉性上各有不同，但她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点。承袭阿伦特挑选黑暗时代杰出人物的原则，罗斯的写作对象皆具备无畏的品质，时代予她们以镣铐，而她们以激情焚烧己身，丑陋的现实因之曝露于公众面前，社会因她们的牺牲而有所触动。罗莎·卢森堡无从预知自己会被人狠命殴打致死。她也无从预知自己在1919年被杀害时，整个欧洲局势已经岌岌可危。她更无从预知阿伦特在1966年会撰写《罗莎·卢森堡》替她控诉悲剧的命运。阿伦特说：“对罗莎·卢森堡来说，比革命更抓住她的心的是这个世界令人震惊的悲惨现实。”罗斯梳理了卢森堡的信札，既阐明她的革命思想，又从她的爱情生活中寻找女性主义的思想踪迹。卢森堡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特性，即对现实的忠诚，她忠于自己的内心，秉持批判的态度，无论面对爱情还是“主义”和“组织”。罗斯选择以卢森堡开篇，既奠定了全书沉郁积愤的笔调，也表明了自己的理念与阿伦特的亲密关系。历史连续性之线是女性主义研究的谱系。尽管现代女性批评渐呈多元化，但在很多时候，它们仍然需要将男性权力作为一个参照物，用以映鉴社会身份的两性差异。伍尔夫说，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不做“家中的天使”；波伏瓦说女人不是“第二性”，“唯有争取自身的解放，此外别无他途”。女人们在无望的境地之中艰难不懈地自我拯救。“巨星”之二是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家族多名女性包括她的母亲、外祖母皆不堪忍受自杀身亡，遭受外祖父凌虐性侵的小女孩，以绘画对抗恐怖，逃离自己的命运。“巨星”之三是玛丽莲·梦露，她的故事与被剥削的性有关，而她努力追寻的不过是撕下身上的标签，不再被物化消费。“巨星”之外，罗斯的目光投向“底层”与“生者”。全书贯彻着“女性主义”的主线，但其实它还包含一条隐线，女性个体的社会地位的确定，除了性别，族群文化起到相当大的影响。为何强调卢森堡与萨洛蒙的犹太人身份？种族和种族主义往往致力于强化性别秩序的僵局。特权和压迫更容易指向被歧视的种群中的女性。假如女人不幸生存于男权统治森严的国度，她们该如何自处？譬如那个逃婚的伊斯兰女孩，她的天空是被遮蔽的，是低矮的，找不到逃逸的出口。她所归属的民族文化宣判了她的死刑。怎么看待人们在这个议题上表现出的无知、冷漠、愧疚和沉默？《圣经·创世纪》说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古希腊认为同性是真爱，女人是生育机器；古罗马的女性是政治婚姻的砝码；古印度的寡妇要为丈夫火葬……凝固在文化基因里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明显的贬抑，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里依然挥之不去。所谓文明和野蛮的模糊分界，制度的合法性和文化的合理性，以及历史形成的伦理和风俗，是否需要重新的审视和建构呢？我们需要争取平等、呼唤公正的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不是女权至上。如果忽视男女性别差异，在一切领域都要求所谓的“平等”，这种机械的刻板的观念并不利于构建真正意义的两性平等。如果仅仅瞩目性别观念，很容易让人忽略其他形式的不公，过多地陷入陈陈相因的男女纠葛，也可能加深性别关系的紧张程度，让女性主义背负另一重枷锁。当罗斯扩大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性等问题上进行考察之时，她的多重话语让这部作品更加沉潜、也更加超拔，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就了一部女性主义的脱枷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