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上的民国

后记

1912年是怎样的一年呢？这一年新年伊始，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自此诞生。这一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这也开启了世界史上各国皇帝的退位潮。之后的十年中，先后有德皇、沙皇、奥匈皇帝等相继退位或被杀。这一年4月15日，首次出航的“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后沉没，在这场空前的大海难中，共有1523人葬身海底。1912年还有什么大事发生？日本明治天皇的去世或许算一个，这位带领日本走上强盛之路的东方君主死于当年7月30日，他的去世也宣告了日本一个时代的结束。太平洋彼岸，即将崛起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则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场大选，最终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击败以“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而闻名的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并在后来成为巴黎和会上的耀眼明星。历史是复杂的，在很多时候它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粗线条。在简单化的历史述说中，不仅会省略很多细节，还会遮蔽许多可贵的真相。百年前的这些人与事，离今天虽并不遥远，但这不代表它就一定清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说的：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而且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历史研究者或写作者的两难在于，民众要求他“说出真相”，但他心里又十分清楚，历史的真相其实是无法真正厘清的。除了历史现场的不可逆转外，资料的不充分，加上叙述者、研究者本身不可避免的偏见，都将导致现代人所看到的所谓“历史”，其实是不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没有真相而只有细节，只有抽丝剥茧地细读，才能窥斑见豹。换句话说，历史已发生，它永远不可能重演或复原，过分地追求所谓的“历史真相”，往往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而且它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并且这种倾向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它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史学的危机。因此，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鉴别能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样的话，才不会因过度轻信而人云亦云。同样的道理，作者在写作中也不宜带有太多的个人倾向，而应尽可能减少自己的说教，评判的工作应交给读者。若批评无力，借鉴即无意义。作为本人聚焦特定年份的第二本历史作品（第一本为聚焦1911年的《辛亥残梦》），本书旨在关注中国社会在鼎革之际所遭遇的种种波折，而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民国元年（1912）也确实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如果有可能的话，笔者将以1913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为焦点再出一本新作，作为本次“鼎革三部曲”系列的收官之作。金满楼2011年12月

作者简介

民国的诞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年代，但结果只能用“凌乱”来形容。亘古未有的鼎革之际，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移植西方制度是否会水土不服，没有了皇帝的中国路在何方，国会、内阁、大总统对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1912年迎面而来。革命过后，袁世凯、北洋派、革命党，乃至各种形形色色的专业政客与江湖人士，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共和的尝试究竟能否成功，所有这些,都将在本书中找到全新的答案。

书籍目录

门槛上的民国

第一章 无法和谐的开始

1912年8月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这位首义元勋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

一、非杀了他不可……001

二、共和国也如此黑暗……006

第二章 君宪，共和？——被抹杀的程序

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一、有朋自敌营来……015

二、革命未竟，先摘果实……021

三、打是为了更好地谈……026

四、“赶”出来的民国……033

五、都是权力折腾的……041

第三章 法统，争权？——定都酿成大风波

“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当时南方革命党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如此情势，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一、你“下套”，我“下咒”……050

二、定都背后大斗法……057

第四章 王道，霸道？——有枪便是草头王

曾经的革命同路人，民国后获得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待遇。革命党人风光无限，地位急剧上升，而会党们依旧形象污秽，社会地位不升反降。最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作为昔日盟友的革命党人似乎也有意回避、冷落他们，生怕他们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避之唯恐不及。

一、兵变流行渐成风……068

二、就看谁的手腕硬……078

三、绿林党称王称霸……087

四、江湖子弟游侠忙……094

第五章 人治，法治？——《临时约法》因人而设

革命党人这种多变之举“虽然意在保护革命成果”，却同时也首开了“因人立法”的非正之风。……仓促制订的《临时约法》非但没有成为革命党人限制袁世凯的法宝，反而成了民初政局混乱甚至导致南北决裂的害国利器。

一、《临时约法》是个早产儿……101

二、防袁如防贼……108

第六章 难产的中央：总统难当，总理难做

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绍仪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地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某次，唐总理又因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唐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我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袁世凯听后勃然作色道：“少川，我已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

一、内阁难组……116

二、总理难当……125

三、首任总理开溜……132

四、二任总理装病……141

第七章 高层政治：巨头的握手

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在前后两位大总统的“万岁”声中，宴会气氛一时达到高潮。

一、请神容易送神难……150

二、“张振武案”余波未平……161

三、“三雄会”上喜相逢……170

第八章 司法跛脚，舆论跳脚

正因为其中党见的存在，或者说权力的介入，使得上述两宗案件不再仅仅是司法案件，而是转变成了政治事件，“姚荣泽案”尤其如此。民国司法甫一开始，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或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品。

一、司法总长很无奈……180

二、言论太“自由”……189

第九章 民主角斗场：政党风云乱哄哄

建党无门槛，换党无忌惮。短短一年间，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如此生动活泼的党派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绝对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污蔑。……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因为这些所谓的“政党”，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承。

一、革命党消……198

二、阿猫阿狗都组党……208

三、大选没有新鲜事……216

第十章 经济不自由，民主何处求？

辛亥革命中最离奇的一幕是，清廷的垮台竟然是因为“没钱”所导致。因为没钱，所以北洋军无法继续镇压革命军；而另一边，革命军也因为没钱，所以无力继续北伐。双方居然在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达成默契，王朝的倾覆也就以和平的方式了结。

一、崩溃的财政在继续……227

二、放债的都是大爷……237

第十一章 旧吏，新民？——民治还得慢慢来

普通民众对于辫子的这种心态，其实质上便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心态。以清廷杀戮开始的辫子，最终却成了被奴役的民族心头难释的老旧文化心结，这无异是对两百多年前倒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泊之中的祖先们昔年所为的最具戏剧性的反讽。

一、剪与不剪：难缠的“国辫”……246

二、放与不放：小脚里的大革命……258

三、降与不降：不服从的遗老……267

第十二章 尾声：民国会好吗？

无政党传统与民主习惯的中国，仅靠一次革命就想完成体制性的转变，这当然有些痴心妄想，毕竟中国不是美国，袁世凯也不是华盛顿。在一个专制痼习沉重的国家中，民初政党的蜂起固然可喜，但由散漫的多党制进化到稳定的两党制，这一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其中的设计者、主持者、继起者如无大谋大勇、大仁大智，断难成功。

民国元年（1912）大事记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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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上的民国》编辑推荐：民国的诞生揭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年代，但结果只能用“凌乱”来形容。亘古未有的鼎革之际，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移植西方制度是否会水土不服，没有了皇帝的中国路在何方，国会、内阁、大总统对国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1912年迎面而来。历史是复杂的，在很多时候它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那样粗线条。在简单化的历史述说中，不仅会省略很多细节，还会遮蔽许多可贵的真相。看金满楼细说百年前的中国，重现最真切的1912！

内容概要

金满楼，原名金松，海派70后作家。专注于历史写作与时政评论，已出版《辛亥残梦》、《北洋往事》、《女人当国》、《民国原来是这样》、《百年前的巨变》（台湾版）等十余部作品。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无法和谐的开始 一、非杀了他不可 1912年毫无疑问是世界的中国年。 这一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中国自此步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共和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以新奇的目光关注这个曾经垂朽的老大帝国；中国人自己，更是在翘首盼望着未来的各种美好景象。 但梦想有时毕竟无法照进现实。时隔半月，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昌又响起了刺耳的枪声，一群又一群暴动士兵冲出营房，他们一路鸣枪，一路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改良政治”的口号，分路向军务部和军务部长孙武家扑去。 参加暴动的士兵人数不下万人。事后调查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其中近卫军两千人、“将校团”三千人、“毕血会”一千八百人、学生军两千人，教导团、义勇团等也有不少士兵参与。 当晚，参与者臂缠“群英会”的白布袖章，分头出动，一齐涌向街头。与半年前的武昌首义相比，这次的行动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暴动士兵很快包围了都督府、军务部等要害部门并迅速控制了全城。 由于与事者动机不一，成分复杂，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骚乱，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夜色遮蔽之下，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重要成员张廷辅在骚乱中被乱兵射杀。被“千夫所指”的事主孙武侥幸逃到了汉口，其家小则被暴动士兵全部扣押。 或因为如此，历史上并没有把这次行动抬高为“二次革命”，而只是将之轻描淡写地称为“群英会事件”，因为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场并不光彩的兵变。读者或许会问：“群英会事件”系谁人导演？它的答案是黄申芗——孙武之前的革命同志兼好友。 兄弟阋于墙，何至于此，其中必有不可为外人道的隐情。这事说来话长，得从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分配说起。 武昌首义之初，孙武本已被革命党内定为革命胜利后的湖北都督。可是那场催发革命的自制炸弹误爆事件让他彻底与都督这个职位无缘。不过这也无妨，身为湖北省内少有的几个“骨灰级”革命元老之一，革命成功后，他仍顺利地获取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职位。 随着地位的上升，孙武独断专横的作风也日渐暴露，他不但居功自傲，而且还不时排挤打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就连同属“共进会”的同志，也不例外。孙武的做法引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私下里议论孙武：“做了几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 没过多久，黄申芗也加入了这部分人，并进而成为“倒孙”事件的主要谋划者和实际领导者。这，恐怕是孙、黄二人相交之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孙武生于1880年，曾入武备学堂从习军事，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并于庚子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举义。据说，孙武在湖北发展革命时，常有人误认为他是孙文（即孙中山）之弟，而孙武亦笑而不语，不多作辩白。 孙、黄之交，渊源颇早。1906年，“日知会”成立，孙、黄均为这个革命团体的会员。“日知会”被破坏后，孙武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孙武先是加入了同盟会，后因不满孙中山、黄兴专注于华南起义的做法，而于1907年8月与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在日本东京另组“共进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后，孙武回国，随即以“共进会”的名义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 在运动会党与革命士兵的过程中，孙武再度与黄申芗重逢，而后者此时已是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前均是“日知会”会员，孙武随即邀请黄申芗加入“共进会”。此后，“群治学社”中的一些鄂籍成员也陆续加入。在黄申芗的引荐下，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黄元吉、汤舜卿的“文学研究社”，丁仁杰、萧国宝的“自治团”，李建中、梁维亚的“武德自治社”，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等也都相继加入了“共进会”。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打算趁机发难，后因消息走漏而事败。作为“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申芗逃亡上海，“群治学社”也被迫易名为“振武学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上千人。 黎元洪时任湖北新军协统，他探得“振武学社”的消息后，为防止事变，便将社长杨玉鹏开除出营。“振武学社”又被迫更名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为社长。至1911年7月，“文学社”成员已近三千人。 与此同时，孙武、张振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也在湖北新军及会党中联络了两千余人，成为与“文学社”并存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经数次会谈，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夕，“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孙武被推为起义部队的参谋长。革命成功后，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算是实至名归。 黄申芗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论资历，他是“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与孙武同时参加过“日知会”，称他为资深的革命元老也不为过。可革命爆发时，黄申芗因清廷的通缉而流亡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待他赶回武昌，军政府中的座次早已排定，这位首义的“迟到者”，仅被委任为民军第七协第十四标统带。 按理，孙、黄交往甚早，先前的合作也算融洽，应有一番旧谊。但黄申芗去军务部向老朋友、新上司孙武致谢（“谢委”）时，孙武却打着双赤脚，大咧咧地坐着，昂然不动，傲气逼人。见黄申芗来后，他只远远地问道：“你来了——很好。委札接到没有？”黄申芗不曾想自己会受到如此待遇，只好强忍怒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对黄申芗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哼了一声，说：“标统不小啊，在满清，那是要戴蓝顶子[1]的，你要好生的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跟身边的人愤恨地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经多次苦战后，黄申芗升任第八协统领，不久又调任湖北副总统府近卫军第二协统领，负责武昌城内的治安和都督府的保卫工作。令黄申芗感到恼火的是，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原是他主持“共进会”会务期间亲自任命的十二个“大都尉”之一，其资历与能力远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如今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由此，黄申芗不免心怀不满，并认为这是孙武在背后故意捣鬼。 同志间的猜疑加上孙武的跋扈，最终引发了前文所述的这场大风潮。事后，逃到汉口的孙武开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调兵平乱，但此时他早已失去了革命士兵的支持。在根本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孙武不得不发表辞职声明，滚蛋了事。 此时，湖北都督、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正冷眼旁观。革命党人出现内讧，这是他所乐见的，原因很简单：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名循规蹈矩的旧军官，而决非以身搏命的革命者，对于革命或者说造反这种勾当，他始终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就在举义当晚，他还亲手杀死了前来联络革命的工程营士兵周荣棠。 至于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起事的革命者，他们对这位逼出来的前清协统也无好感，只是起义时事起仓促，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才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还要闹出乱子乃至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被推为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人称“首义三武”的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三武”尚能与黎元洪通力合作，但在民国成立、各地局势日趋稳定后，军政府内部甚至革命党内部就不免罅隙丛生并明争暗斗了。 作为“共进会”领袖和原本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孙武本就威名在外；首义成功后，又出掌军政府军务部长，手握兵权，自然更是为世所重。如此人物，就连都督黎元洪也得忌惮几分。而孙武本人也是权欲太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同盟者，就连同为“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视如水火，不肯相容。 对于这一点，黎元洪自然心领神会，一有时机，他不免借势巧妙挑拨一番。如黄兴在汉阳失守后离开武汉，其所任“战时总司令”一职本应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不愿让后者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改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在湖北扎根不深的谭人凤出任。 孙武最初是“挟黎以自重”，但随着其地位的上升，黎元洪也难免有被取代的隐忧。“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立马抓住机会，他借“稳定湖北局势、满足暴动士兵要求”为由，将孙武等人撤职，并顺势改组了军务部。之后，事件的另一主角黄申芗也没捞到好处，他先是为革命同侪苛责，后又被礼送出境，东渡日本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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