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书评

一点看法以及一个商榷

6月8日，读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本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写的不错，无论是材料的分析解读，还是文献的搜集征引，都绝对堪称细密扎实。一点看法是，我还是不能满意。这主要在于：《春秋》毕竟是经，所以本书走的是以史学入经学的路，换句话说他已经先有了史学的思路，史实先于价值，所以他描述了《春秋》学对当时政治的种种影响，并随文讨论。但我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想了想，问题在于：“你凭什么说某件史实体现了《春秋》学对政治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仅仅是有个看似严密的史实的时间先后么？”我想不是的。要谈“影响”，事事皆有影响，《春秋》和汉代政治肯定有影响。但是一种书面的经典和一个活的制度如何关联，断不是用影响能说清楚的。所以，我更希望他能由经学入史学，就是把先把《春秋》内部如何切入进汉代政治的具体运作讲述清楚。一个公羊家，一段经说，一个灾异现象，一个相关的政治事件，这几个要素之间的联系究竟如何展开？只有先立足于《春秋》作为不易之经的地位，由经学入史学才能说清楚。我认为，要谈《春秋》学和汉代政治的关系，不在于搜罗到更多的史实，而在于讲清《春秋》在哪些典型的史实中实现经典对政治的干预。所以，史实不需要太多，关键是能够完美体现《春秋》的经学性质。这是我对本书的一点看法。此外，本书前两章过长，交代背景过于繁琐。亦不是令人满意。再来谈一点商榷，是关于汉宣帝在民间时期，他的《诗经》学老师所传授为哪一派的问题。汉宣帝生于皇室，长于民间。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据死后，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汉宣帝大难不死，养于民间。《汉书•宣帝纪》称：“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东海澓中翁是何许人也，文献不足征。是故，汉宣帝对《诗经》的学习究竟得自哪一家亦不可考。但是，据《汉书•戾太子传》，戾太子刘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可知宣帝的祖父是兼习齐学、鲁学的。所以，陈苏镇在阎步克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的论文《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的基础上认为，戾太子刘据身为太子时，周围之人多为《榖梁》学者，太子失败后，《榖梁》学深受打击。直到宣帝即位后，追思其祖父，方大兴《榖梁》。陈苏镇于是认为：“《榖梁》、《鲁诗》皆传自申公，实为一家，太子一派于《春秋》即好《榖梁》，于《诗经》很可能是鲁《诗》学者。”（第329页）但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汉宣帝应该学齐诗。理由有三点：首先，陈先生认为存在一个和汉武帝的思想意识截然对立的“太子党”，所以太子党们重《榖梁》，必然隐含着排斥《公羊》。但从宣帝一朝的政治来看，公羊学并没有受到额外的打击。且刘据本人也修习《公羊传》。所以难以推断汉宣帝幼年时，“太子党”们抑制公羊学。第二，据《后汉纪•孝章皇帝纪》袁宏追述汉宣帝事，曰：“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乃求能为《榖梁》学者”云云，可知宣帝是在即位后才学习《榖梁》，而从东海澓中翁学《诗》乃在即位之前。所以陈氏之推论不确。当然，袁宏是东晋时人，但袁宏著史乃在范晔之前，也有更多的资料可供拣选，向壁虚造的可能性甚小；第三，又考《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有籍贯为东海的儒家学者，发现几乎全部东海人都是齐学传人，计有：“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京）房授东海殷嘉”、“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案：这几位东海人氏全部都是齐学传人，如孟喜、疏广、翼奉、匡衡、萧望之都是齐学的大师级人物，且时期大都与宣帝同时，前后相差不过百年。唯一一个出自东海而不治齐学的是《后汉书》所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但是，卫宏是东汉中期人，与宣帝少年时差了两百年，实乃两汉学术风气转移后之例外。再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汉的东海郡疆界虽然略有不同，但位置大致一直，都在今江苏北部连云港附近，北邻琅琊郡，皆为齐国故地。虽然说汉代的经学学派与地理位置并非一一对应，但从西汉儒生的地域与学派关系看，的确齐地主要出齐学学者，是故，我推断东海澓中翁亦应传齐《诗》，则汉宣帝所受诗学流派应为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