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书评

方法献疑

该书运用“三重考证法”研究古史，具体的说西周井田制，”三重考证法“是在王国维“二重考证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互证外加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史的一种方法，因此似乎方法完全正确，并且作者是民族学家，在民主改革前的西双版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当时的西双版纳社会有足够的感性认识，为该书写作奠下了基础。该书又为国内系统运用三重考证法研究古代社会史的第一部著作，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就总的观点而言，作者认为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和西周井田制为同一性质生产关系，自然得出是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因此该书为不少西周封建论学者赞誉。一方面，用古史分期的讨论的术语，我个人倾向汉魏封建论；另一方面，对”封建“一词是否能用于中国社会现在也抱很大怀疑态度。因此可以说，在读了徐中舒先生（徐为西周封建论学者）为该书写的”序言“后，并没有抱太多好感。但读该书过程中，我更多关注的两点：1.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生产关系；2.如何运用三重考证法进行比较。但读完后，这两点我都不满意。这不满意恰恰发现”三重考证法“理论上很好，但作者运用上出了问题。首先就民族学资料与唯物史观。如前所说，作者在资料收集做了大量工作，但收集是一回事，运用抽象思维整理又是另一回事。后一方面就做得不够好，该书的五章写于不同时期，内容不免重复，无论如何，总体看下来，作者并没有真正对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社会进行足够分析与说明，如在凉山调查的胡庆钧先生就根据自己得来的翔实资料写下了《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全面系统说明了民主改革前凉山社会形态（无论这个社会是不是奴隶制社会，但该书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引用马列经典，都是分析总结而来，当然，我更倾向认为民主改革前凉山社会为塞维斯所说的酋邦），但该书作者却对西双版纳资料仅仅进行罗列，分析却大量引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进行说明（其实是附会），如在解释傣族为什么奴隶制不发达时（225、226页）更是直接用马克思的话来回答，并没有足够分析收集得来的资料。其实仅就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这样一部争论极大的著作，作者也没有对此单独进行分析里面的”亚细亚所有制“究竟是什么（自然是要对该手稿放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但作者似乎没有做这一工作）。其次就历史学资料。夏商西周可能是中国古史研究中难度最高的领域，一大难题便是相关文献是不是就真正记载了当时史实，而这些文献成书年代又在何时？近代疑古派考证出三皇五帝并非信史，宫崎市定又接续这一传统，认为夏商西周政治史事与希腊英雄传说相同，如武王伐纣与平王东迁是周族移民这一事情的两种不同版本说明，诸多圣王则是战国诸子争论中编造而成，宫崎先生观点如何是一回事，但也启示夏商西周的史事必须重新研究。如果西周是真正的信史都不确定，那么该书前提就已经有问题，当然学界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西周是信史。即使仅就西周是信史的前提下，文献也要谨慎使用，作者运用较多的文献有《周礼》、《孟子》、《诗经》等，《诗经》相对可靠一些，直接运用应该不成问题；而《孟子》里那段著名井田之论争论颇多，作者似乎认为既然孟子说的和西双版纳那么相似，因此孟子说的当然就反映了井田制真实情况，而就没有真正就文献本身进行研究；《周礼》的成书年代与内容更是有很多争论，作者却也作为史料直接运用。作者还运用了铭文资料，这方面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因此不作评论。总之，作者在方法论上犯了这样一问题：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文献里对井田制和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如此相似，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自然就是封建生产关系，中国文献里的井田制记载也都是正确的。这种形式类比极有弄出张冠李戴之虞。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古史是一方兴未艾的领域，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堪称经典，但即使是该书也受到了二十世纪相当多人类学家的质疑，如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等。中国可以说是留下了丰富的社会发展资料，足以成为社会发展史博物馆，不但上世纪50年代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二十四史也记载了相当多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这些资料的确是研究上古社会的一重要参照。但我认为，是否可以运用这些资料先抽象分析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如授产奴隶与农奴究竟有什么区别，比如对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究竟是奴隶还是农奴就有很大分歧，这便完全可以运用凉山彝族的资料（凉山彝族的”阿伽“）与西双版纳的农奴资料进行对比，总结出二者的不同之处，再反推于古代历史研究，这也许比直接搞比较更恰当、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