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世界》书评

人类学视角下的传媒

本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以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考察大众传播问题。尤其发挥了人类学对“文化他者”——诸如边缘群体，异族、异文化群体——的关怀。全书在章节上共分为五个部分：文化激进运动与少数民族诉求、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跨国流通、媒介生产的社会位置、科技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每一章节都体现了这种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注。在导言中，作者指出，由于大众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西方的现代性”的，所以，常常被人类学家们所轻视或忽视。然而，随着人类学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理论和方法”的断裂，进而出现了“现在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present，Fox 1991）——也就是诞生了一种面向当下的人类学，大众媒介才真正进入了人类学家们的视野。在“文化激进运动与少数民族诉求”部分中，费·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哈罗德·普林斯（Harald E.L.Prins）、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等人，主要关注了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如何使用大量媒介，进而“‘反驳’那些抹灭或扭曲他们利益和现实的权力结构”。在这里，文化不仅被作为重塑原住民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工具，更作为一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并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也就是说，媒介不仅是用于增强身份认同，而且还被运用于政治斗争、作为政治策略。在“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一部分中，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普尔尼马·曼克卡尔（Purina Mankekar）、安妮特·汉密尔顿（Annette Hamilton）、理查德·维尔克（Richard R.Wilk）等人所探讨的是，在一个异于西方文化的环境下，媒介与政治（尤其是国家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导言中，本书的编者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知识性问题”：（1）“文化产业”中的媒介专业人士与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2）在国家利益复杂而矛盾时，媒介会发生什么。（3）国家媒介产品……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们影响受众的目标。在“跨国交流”的一部分中，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露丝·曼德尔（Ruth Mandel）、路易莎·施恩（Louisa Schein）等人所致力于的是，跳出传统的“全球化”或“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构建“一种真正跨国的有助于重新绘制特定媒介形式的存在和流通地图的理论”。事实上，个人以为，这是全书中尤其值得细细阅读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杨美惠在该部分中所作的有关中国上海的文章，还因为，对这种“流动的文化传播”，从中可以吸收不少养料。当然，在本部分中，三篇文章都不同程度上提及文化共同体塑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作者所作研究仍是一种功能主义视角的，但是，正如导言中所提及的，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媒介在新兴的另类现代性中扮演的角色”。在“媒介生产的社会位置”一部分中，巴里·多恩菲尔德（Barry Dongfeld）、阿琳·达维拉（Arlene DaVila）、特加斯维尼·甘提（Tejaswini Ganti）、杰夫·辛贝里（Jeff D.Himpele）等，主要侧重于从媒介生产角度考察大众媒介在异质文化中的作用。事实上，这一部分的内容倒正是传统大众传播研究此前就一直关注的内容，人类学研究并没有给出太多新的见解。在“科技的社会生活”一部分中，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德波拉·斯皮图尼克（Debar Spitulnik）、克里斯托弗·平尼（Christopher Pinney）、马克·霍巴特（Mark Hobart）、罗萨琳德·莫里斯（Rosalind C.Morris）等人探讨的则是，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吸收了“媒介科技不是中立的”这一重要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几位作者探讨的是异质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媒介化”。在导言中，编者指出，“每一种媒介都会将其与身体、感官、时间、空间的新关系强加给社会”，因此，当一种“新媒介”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时，必然也带来了既有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媒介环境学派中的那种技术决定论的味道。本部分的几篇文章也是值得深入细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