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书评

【代序】戴着镣铐起舞——中国大陆悬疑推理小说创作与出版现状浅谈

戴着镣铐起舞
——中国大陆悬疑推理小说创作与出版现状浅谈
文/华斯比
【未有定论的悬疑推理之辩】
谈到中国大陆的悬疑推理小说，有一个争论是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悬疑和推理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们时常讨论的“谁包含谁”的问题。
绝大部分人都承认“推理小说”是舶来品，但却没有人通过比较精确的考证，指出中国的所谓“悬疑小说”诞生于何时，“悬疑”这个名称又是从何而来，以及它的精确定义是什么。
依照“推理之门”网站站长老蔡《为推理小说正名》一文的观点，“广义推理”是包含“悬疑”的。老蔡认为“悬疑小说恐怕是中国的特产”，而汉语中的“悬疑”是一个源于“悬念”的生造词，目前尚无法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汇来与之对应，“其目的则可以推测为是商业的需要”。也就是说，悬疑小说本质上是源于商业需求，而被冠以“悬疑”之名的推理小说。
这就和在晚清小说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引进的新小说类型被命名成五花八门的名称一样，都是商业上吸引读者眼球的一种营销手段。
然而在逐步的发展之中，大陆的“悬疑小说”却渐渐脱离“推理”的束缚，尽可能地吸收多种类型小说元素（幻想、武侠、恐怖惊悚等），而形成一种概念上更加宽泛的小说类型。
相反的，大陆原创“推理”则给人越走越窄的感觉。一些崇尚“本格”、“诡计”至上的推理作家和读者的原教旨主义倾向，使得大众对推理小说产生了“非本格不推理”的误解。这种排他性把原创推理变得越来越狭义，几乎使它完全与悬疑小说划清界限。这也是为什么大陆悬疑小说读者越来越多，而推理却越来越小众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同老蔡关于“大陆悬疑小说本质上源于广义推理”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基于目前大陆悬疑推理小说的创作与出版现状，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在大众中具有较高认知度、概念上更加宽泛的小说类型，不如就以此为名来囊括尽可能多的近似类型。
以笔者的理解，广义的“悬疑小说”是以解答“谜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说。如果从中文字面来理解“悬疑”这两个字的话，“悬”很自然地代表“悬念”，即说明此类小说在故事上充满悬念；“疑”可以理解为“疑惑”，即对小说中未解之谜的疑问和困惑。那么，“悬念”加“疑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谜团”了。只不过，这里的“谜团”可大可小，可以大到颠覆读者世界观的大阴谋，也可以小到日常生活中帮老太太找狗这样的小事件。
而从“谜团”的解答方式来看，悬疑小说一般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现实型和超现实型两种。
现实型悬疑小说，以较为严密的逻辑推理给予谜团合乎科学（现实逻辑）的解答，可以囊括大部分的推理小说。
超现实型悬疑小说也可称为幻想型悬疑小说，一般无法给予谜团合乎现实逻辑的解答，往往涉及超自然因素、神秘主义等，这种类型囊括了尽可能多的含有其他类型元素的悬疑类型。
正因为大陆悬疑推理小说的“舶来品”属性，使得作者和读者一方面一直试图从中国本土原有的小说类型中考察这一类型可能存在的源头，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扩大其定义，使其能囊括更多的子类型。
（虽然笔者持“大陆广义悬疑囊括推理”的观点，但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仍将“悬疑”和“推理”分开讨论。）
【大陆悬疑推理小说创作与出版现状】
在当下的中国大陆，过分追求“唯诡计唯本格”的创作理念无形中提高了推理创作的门槛，使得一些新人作者望“推理”兴叹，转而投向“悬疑”的怀抱。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近年来大陆推理虽然有所起色，偶有佳作诞生，但依然处在相对小众的“短篇时代”和“杂志时代”。
以发表短篇推理小说（以本格推理为主）的专业杂志（如《岁月·推理》《推理世界》等）为平台，只能培养一些业余推理作家，暂时维系大陆推理的基本生态。而要使其蓬勃发展，则必须有足够多的长篇推理问世。
在这些由推理杂志培养起来的作家中，大部分人都是本格推理迷，比较注重小说的诡计，而时常忽视小说的故事性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都导致他们很难创作出能够吸引大众的长篇推理小说。即便创作出来，也基本是长篇谜题，枯燥乏味，缺少卖点，无法得到出版社（其实主要是出版商）的青睐，很难有市场。
短篇为主，长篇为辅；作者有限，优质稿源不足，稿费低廉。这基本就是目前大陆推理的现状了。
相比之下，大陆的悬疑小说则呈现出与推理几乎完全相反的态势：长篇繁荣，短篇凋零。
悬疑短篇的凋零源于实体平台的锐减。由于悬疑小说将恐怖、惊悚、灵异等元素通通纳入进来，导致其很容易在某一方面过度渲染，经常因为内容不和谐，而被出版总署封杀。
从2013年起，大陆已经有多种悬疑刊物或停刊（《悬疑志》《漫客悬疑》《惊叹号》《胆小鬼》等）或转为电子刊（《悬疑世界》）。不论是由于出版审查政策上的限制，还是期刊自身的经营不善，发表悬疑小说的实体平台正在整体萎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百花齐放到百刊凋零，如今大陆悬疑期刊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几乎“真空”的状态，基本只剩《怖客》《悚族》等以恐怖惊悚小说为主的廉价杂志（即俗称的“地摊刊”）。
正是由于短篇悬疑发表无门，不少作者在无奈之下才选择创作长篇悬疑（或中短篇系列合集），以求能够直接出版单行本图书。
总体来说，长篇悬疑虽然也会因内容不和谐而面临无法出版的风险，但创作门槛比（本格）推理要低，基本上只要作者能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悬念迭起的故事，还是比较容易出版的。如果再加入一些比较吸人眼球的所谓卖点（比如《十宗罪》那种“重口味”），甚至可能会成为畅销书。
【大陆悬疑推理小说创作掠影】
◎幻想型悬疑的几个代表
在二十一世纪初，大陆“悬疑”因商业宣传方兴未艾之际，不少作者和出版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与之类似的小说，他们把最直接的源头选在了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古代志怪小说身上。那时的作者写的大都是“现代聊斋”的故事，即故事中出现了所谓的“真鬼”，而许多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的悬念则推给冥冥之中的“灵异”。这一类型的代表是蔡骏的《荒村公寓》。
几乎在同一时间，作为大陆幻想型悬疑另一重要代表的“那多灵异手记”系列诞生了。该系列虽以“灵异”为名，但其实小说中的灵异成分并不多，本质上是具有软科幻性质的悬疑小说，可视为大陆版的“卫斯理系列”。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与那些怪力乱神的“灵异小说”相区别，作者那多曾一度生造了“灵疑”一词来为自己的小说命名。他解释说，“灵”绝不是灵异的意思，而是灵光一现的灵感；“疑”是质疑，怀着对这天地造化的好奇，向未知发问，甚而质疑现今科学的一些解答。
君天的“异现场调查科”系列则是大陆“都市异能探案”类型小说的代表。其有一套固定的办案模式：首先是案发，案件处处透着现实世界无法解释的诡异；之后办案机构“异现场调查科”介入，进行勘察，寻找线索，发现案件为异能者所为；最后，案件侦破，对罪犯实施抓捕，由于罪犯往往是身怀绝技的异能者，所以案件最终基本是以“暴力武斗”（单挑和多人混战）的方式解决的。
◎本土化的文化悬疑
在《达•芬奇密码》掀起的全球文化悬疑风潮席卷中国之后，大陆一些作家也开始尝试此类型的创作，不少跟风之作悄然诞生，例如那多的《百年诅咒》和陈渐的《弗洛伊德禁地》。
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不少大陆读者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无法产生共鸣，甚至对完全西方化背景、全篇充斥着翻译腔的原创文化悬疑根本不感兴趣。
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少作者力求突破，试图将文化悬疑本土化，加入中国文化元素，如风水、墓葬、儒释道等，从而也造就了风水类悬疑、盗墓类悬疑等文化悬疑的子类型，这些作品更接中国的地气，本土化的语言、熟悉的地名和风土人情，更能亲近读者，勾起他们的阅读趣味和购买欲望。
在本土化的文化悬疑中，为读者熟知的作品主要有：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以及那多的《甲骨碎》（甲骨文化）和《清明幻河图》（东方巫术）等。
◎新警察故事：刑侦专业人员的悬疑写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刑侦及相关专业人员（或熟悉相关内容的非专业人士）投入到悬疑小说的创作当中，写出了不少“新警察故事”。这些小说与老一辈以公安干警为主人公的传统公安法制文学有所不同，小说中加入了大量有关犯罪（心理）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内容，使文本更具专业性和真实感，并不只是干巴巴的逻辑推理。这些小说中的人民警察也并不是传统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回归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也有自己的苦恼与无奈。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雷米（刑警学院教师）的“心理罪”系列、周浩晖（非刑侦专业作家）的“刑警罗飞”系列（代表作：《死亡通知单》系列），以及秦明（主检法医师）的“法医秦明”系列等。
刑侦专业工作者进行悬疑小说创作，优势和劣势都十分明显。
以“法医秦明”系列为例。作者是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主检法医师，作品涉及到的法医学知识非常专业，真实感更强，技术细节也更加准确。从法医出现场的流程，到尸检的步骤，以及伤情鉴定、死亡原因的判定、寻找尸源的条件等，都在交代故事剧情的同时给出了如教科书一般详尽的讲解，让读者深入了解到了法医的日常工作情况。这也是读者在阅读“法医秦明”系列这样专业的法医小说时才有的特别的阅读趣味和体验。
当然，这类作品的劣势也一目了然。来源于真实案例的小说虽然具有极高的真实性，但往往也限制了作者的自由发挥和想象。拘泥于自己经手的案例不太愿脱离案例去自己虚构故事情节，从而导致小说应有的故事性相对差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并非都如悬疑小说中那样具有复杂的杀人诡计，杀人动机也无外乎情与财这两种。看多了这类作品，难免有千篇一律之感。
在某些方面，非刑侦专业出身的周浩晖反倒可能要好一些，他的悬疑小说也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细节，很多故事也改编自经典案例，但却被很好地融进悬疑文本之中，具有更好的悬疑性和故事性。
◎古代+历史：名侦探们更广阔的“推理”舞台
其实，相比于现代背景的悬疑推理小说，有相当多一部分读者更喜欢古代背景的作品。由于现代刑侦技术的存在，使得前者故事中的案件侦破和谜团的揭秘更依赖于技术而不是人本身。古代没有指纹鉴定和DNA鉴定，只有仵作的验尸技术还算得上有些技术含量，直到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出现，才形成了法医学理论的雏形。所以，古人断案基本依靠的是断案人细致的观察力和高超的逻辑推理能力。
可以说，古代背景的悬疑推理小说，剥离了用来侦破案件的技术因素，突出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即人物和故事。有时候，这些人物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而小说中的故事根本就是哪一段未解的历史谜案或所谓既定的历史。历史和悬疑推理，有些时候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历史小说和悬疑推理小说（甚至历史科幻小说，如钱莉芳的《天意》《天命》）在创作上还有其共通之处。
正如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在《推理的乐趣》一文中指出的：“所谓推理小说，岂不就是史料与作者的推理及虚构的混血儿吗？”又说，“以史料为基础，将史料加以重新组合、照应、再加上作者的推理，这岂不就是历史小说的基本写法吗？”
未解的历史谜案可能有许多种解答，正史记载的未必真，野史传说的也未必假，所谓既定的历史也未必就是唯一正确的解答。所以，作家们乐于去创作有关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背景）的悬疑推理小说，而我们熟悉的包拯、狄仁杰、宋慈，甚至连玄奘法师和苏东坡都成为了广阔历史舞台上的名侦探！
在古代背景的悬疑推理小说中，为读者熟知的作品主要有：陈渐的“西游秘史”系列（目前已出版《大唐泥犁狱》《西域列王纪》）、冶文彪的《人皮论语》和《清明上河图密码：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安娜芳芳的《狄仁杰探案》（全五册）、远宁的《大唐狄公案》和水天一色的《乱神馆记·蝶梦》等。
◎中国的所谓社会派
其实“社会派”这个词中国原本是没有的，而是随着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引进而出现的，近几年来又随着东野圭吾等日本作家作品的引进，越来越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而大陆的出版商又敏锐地嗅到了“社会派”的商机，于是一些被冠以“社会派”之名的作品不断涌现，例如：陈渐的《地下有耳》、上官午夜的《血族天使》和《致命差评》，以及紫金陈被誉为“新社会派本格推理”小说的“高智商犯罪”系列（网络原名：“谋杀官员”系列）和“推理之王”系列等。
更多时候，大陆所谓的社会派都只是以某些社会热点话题作为噱头，浮光掠影般地谈论一番，或同情同情民间疾苦，或批判批判富（官）二代……可能连报纸社会版新闻深度解读都比不了，根本达不到批判社会现实的目的，更不能望日本社会派推理之项背。
◎坚守本格阵地的推理作家
在大多数悬疑作家迎合大众读者和市场的同时，仍然有一些推理作家坚守在自己的本格推理阵地。他们主要以《岁月·推理》《推理世界》为舞台，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辛勤地耕耘着。他们的作品可能不被大众读者接受，可能不被出版商青睐，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但他们依然享受着本格推理创作带来的脑力激荡和游戏的乐趣。
在大陆的本格推理作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中有：视埃勒里·奎因为偶像的“逻辑流”推理作家时晨（代表作：《黑曜馆事件》），立志成为中国的“密室推理之王”的鸡丁（代表作：《1/13密室杀人》），崇尚新本格的“岛田流”推理作家御手洗熊猫（代表作：《岛田流杀人事件》），等等。
【或许是更好的出路：幽默推理】
在如今大陆悬疑推理小说越来越猎奇化、变态化和重口味化的今天，受到出版管制的作品越来越多，于是许多作者把自己小说无法出版的原因顺理成章地推到了审查制度身上，而并没有从自身寻找原因、勇于发掘更好的出路。
其实，一种受大众欢迎的类型已经悄然来到作者和读者的身边，那就是“幽默推理”。近年来，随着日本幽默推理名家东川笃哉的作品被系统引进大陆，更多读者和作者开始接受这种以幽默搞笑外衣包裹本格推理内核的小说。
笔者于去年编辑了一本大陆作者原创的幽默推理小说集：亮亮的《季警官的无厘头推理事件簿》。在这本书出版前后笔者曾思考：幽默推理极有可能会成为大陆原创推理最好的一种出路。幽默搞笑、娱乐性强，又不失悬疑推理的精彩故事（完全可以是很本格的），极易被大众接受，扩大原有推理圈的读者群。只要尽可能地降低血腥恐怖这些容易被和谐的元素，这一类型还是会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笔者这里所说的“幽默推理”是一种广义上的能引人发笑的推理小说，但制造笑点的手段却多种多样，可以是无厘头的情节，可以是欢乐的吐槽，也可以是对本格诡计的恶搞。
亮亮的《季警官》更多地采用宁浩喜剧电影的搞笑模式，通过意外和反转给读者带来喜剧效果，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东川流”幽默推理又有些许不同。此外，一些大陆推理作家还创作了更为极端的幽默推理，这其中的代表便是陆小包的《撸撸姐的超本格事件簿》和时晨的《斜眼少年》，他们走“搞笑为主，破案为辅”的日系“马鹿推理”路线，侦探、助手和委托人（或警察）之间经常互相吐槽拆台，还时有不合理的无厘头诡计出现，极尽恶搞之能事。这类作品诞生于网络，语言风格比较网络化，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但也因此较难得到实体出版的机会，目前只能以同人志的私印本形式在少数同好之间流传，实为一个遗憾。
总之，现阶段的大陆悬疑推理小说的创作就是作者戴着镣铐在起舞，束缚着作者无法肆意创作的镣铐，可能是出版审查部门的相关政策，也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创作理念。在无法改变大陆出版环境的前提下，作者只能从自身出发，或迎合市场，或坚持自我，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悬疑推理之路。
2015年6月7日雨夜于武汉，第一稿
2015年6月18日凌晨于武汉，第二稿
2015年11月6日午后于武汉，第三稿
（本文节选版曾刊于《2015台湾推理作家协会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