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州房氏家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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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在两汉的征辟制度下，以仁孝礼让著称于乡里，是入仕的途径。”这种“乡举里选”的征辟入仕制度设计，促使时人高度重视在乡里的发展、注重在乡里的声誉，乡里——成为当时人谋求仕途发展的重要舞台。“自武帝立五经博土，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通经致仕”的制度背景下，研习经学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故邹、鲁之地的民谚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为了仕途的顺利，时人在注重乡里声誉的同时，也致力于经学的学习。经过西汉长时间的制度性运转，掌控了乡举里选话语权、世代研习经学的地方豪族在东汉时期形成了，陈寅恪教授指出：“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房氏家族就是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在西汉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之地形成的地方豪族，是谓清河房氏。他们是服膺儒教的豪族中的重要一份子，家族中衣冠人物，相继不绝，因此他们又成为中古政治社会中最重要的六十家士族中的一家。

清河房氏家族一方面世代研习经学，服膺儒教，培养德才兼备的家族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又注重乡里形象，乐善好施，讲究礼法仁义，在地方上以德服人。仁义广施的结果，使房氏家族在地域上具要强大的号召力，房氏家族中的杰出者也因此成为当时地方长官争相辟署的对象。

由于征辟制度将人的活动重心导引向乡里地方，在外为官者不得不在居官之地和原籍乡里各维持着一个家庭形态，是谓“双家制形态”。为了子孙的仕途计，乡里的家成为生活的重心，于是为官者的俸禄大部分都流回了他们的家乡。汉代实行厚禄制度，使官员们能既“贵”且“富”，官员们数十倍于富裕农夫家庭的俸禄收入，使得他们的家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原籍乡里置办起田产，从而发展出如石崇那样“百道营生”的庄园经济系统。而从家乡庄园生产中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又有效地支持了在外做官的官员能够清廉为官，官员以此获得、维持着良好的官声而有利于升迁，从而更加有利于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发展。对于这一发展途径，太史公曾总结性地说：“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房氏家族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其家族子弟居官皆以“清白”、“清严”著称，而同时他们在家乡也以“家富于财”著称。在汉代的制度运转下，服膺儒教的豪族在地方上大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他们在乡村的家中注重学术积淀、经营庄园的结果，对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房氏在地方上的影响正是此种积极性的影响。

居于黄河以北的清河房氏在西晋永嘉（307—313年）之乱中没有选择迁居江左以避乱，而是就地自保。在之后十六国时期的动荡时局中，具有急于事功特点的清河郡诸家士族都选择了与南入中原的胡人政权合作，清河房氏也不例外。现所知的房氏中人曾先后仕于前秦、后燕等政权，其中清河房氏的房谌支系就仕于后燕。在北魏的攻击下，后燕主慕容宝于隆安元年（397年）败逃龙城（今辽宁朝阳），后燕残余势力汇聚于宗室元老慕容德旗下而形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慕容德凭借这股政治力量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城）建立了南燕政权。在滑台丢失后，南燕君臣选择了当时处于各方权力控制真空的青齐兖徐地区作为立足之地，于是一大批与南燕合作的河北豪族随同慕容德一道迁到了青齐地区，清河房氏就是这批南渡河北豪族中的一员。这批南迁的河北豪族扎根于青齐地区，维持着原先的乡里情谊，之后胶固发展成为著名的青齐土民集团。

隆安四年（400年）来到青齐地区后，清河房谌仍然维持着“双家制形态”，在其居官之地齐州济南城和侨置家乡清河郡绎幕县赵山之阳各安顿有一个家园。与房谌一起南渡的房氏宗党族人居于赵山之阳，而房谌本人及其直系子孙一直在济南城居官发展，房玄龄就是这一支系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居于齐州的清河房谌这一支系，是谓清河郡望齐州房氏。齐州房氏，即本书要研究的对象。

地域性的豪族集团在西晋以后的纷乱时局中逐渐形成，如京口集团、关陇集团等等，这些豪族集团在介入南北政权权力纷争时的俯仰去就不同，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到豪族集团成员自身命运的兴衰。齐州房氏处此变乱时局，在南燕、刘宋、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分别统辖青齐地区时，其宦途不由自主地经历了三次兴衰。然而尽管房氏的政治生涯波荡不定，但对房氏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并不太大，毕竟房氏是自西汉时就传续下来的传统阀阅士族世家。士庶天隔，齐州房氏与士族高门互为与婚的情形一直维持到唐初期。房氏与高门士族的互婚，有力地保障了房氏家学文化的延续，家族中人才辈出。在南北朝的动荡生活中，除了部分房氏人物在被迫迁居“平齐郡”时一度陷入贫困外，在其他时期都以“资产素殷”著称。在“资产素殷”的前提下，房氏乐善好施，而房氏中人本身却倡导素俭生活，如房玄龄之父房彦谦“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这是服膺儒教的房氏家族本着儒家“君子富，好行其德” 的准则行身处事的结果。齐州房氏的宦、婚、才、财，展示了他们在齐州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本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德”服人的房氏在地域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房氏第三代杰出人物房元庆被青州刺史沈文秀杀害后，其子房爱亲“率勒乡部攻文秀”。以乡部之力可以对立地方官府，势力之雄厚，一至于斯！具有这样雄厚地域势力的豪族非只房氏一族，而这些地方豪族凭借所控驭的力量，“若遇间隙，先为乱阶”。这个政治问题已成为当时皇室及其政治集团的腹心之忧，为此皇权中央对豪族所掌控的地域势力必欲消解之而后快。自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556年）采取并省郡县、设镇迁豪等方式大规模地打击豪族地域势力开始，经由北周有意的人事限制，再遭隋朝“科举”取仕的制度化拆解，地域势力的成长终于受到有效的制度钳制。唐朝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在唐朝的科举制下，应举者必须离开乡村到文化资源集中的城市尤其是到京洛地区居住，这才有利于科举考试以及以后的居官。为此，士族、豪族们从唐初就已开始了由乡村向城市迁居的活动，尤其他们在居官以后，唐朝还允许他们携带直系家属父母、妻子随官就任，这批人从此就离开了他们的乡村原籍！齐州房氏诸宗支也在唐朝的制度运转下分别离开了齐州原籍，在齐州原籍的房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以此之故，本书对齐州房氏的研究，其起始时段起自房谌迁居济南，终至唐后期房氏在齐州原籍的衰落。

学界关于齐州房氏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二个方面：一是对房氏家族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对齐州房氏杰出人物房玄龄的研究。

对于房氏家族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以房氏后人房恒贵先生最为勤奋。他以所搜集的房姓族人资料为基础，勾勒出清河房氏诸宗支的传承谱系，撰写了《“揖让乾坤”房姓始——4300年传承的清河房氏》等网络论文，并创办了中华房氏网（http://fang.org.cn/）。从中华房氏网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房姓人自古至今传承不绝的基本线索。房氏网的贡献在于对历代房姓名人基本事迹的整理，并不仅限于齐州房氏。学术界对齐州房氏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目前主要是对考古所发现的几方房氏碑铭进行录文、考释，如赖非《房氏墓地及墓志考释》、张幼辉、孟梅《房彦诩墓志考》、苏玉琼《房氏墓志考略》等等，这些考释工作主要以墓志所记载的人、事为线索，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确定墓主的身份及廓清其家族的基本史事，更深入的研究尚没有展开。

目前学界对于房玄龄的研究，应该说是因为他作为唐代名相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并不是他作为齐州房氏的杰出人物而引起了学人的关注，目前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撰写对房玄龄事迹进行介绍的传记性作品，如胡戟《贤相诀别明君——房玄龄与唐太宗》、李永祥《大唐名相房玄龄》、荒原《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申建国等《风范良相房玄龄传》等等；二是探讨房玄龄何以举世称为贤相，如王炎平《论房玄龄》、王立霞《也论唐代名相房玄龄的“贤良无迹”》、章允文《“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略论房玄龄》、王元军《评所谓“贤相”房玄龄》等等，这些文章依据新、旧《唐书》房玄龄本传及《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从“筹谋帏幄”、“先收人物”、“审定法令”、“明达吏事”、“融洽君臣关系”等几个方面立论，肯定了房玄龄对唐太宗的“忠”与“贤”，故被称为“良相”；第三个层面是对房玄龄里籍属地在何处的考订，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应当有的问题。新、旧《唐书》房玄龄本传皆称其为“齐州临淄人”，只是因为齐州一度被命名为临淄郡，而唐人指称人物地望时往往州郡并举，故房玄龄被称为“齐州临淄人”，意即“齐州临淄郡人”。然而临淄（今山东淄博）却又是与齐州相邻的青州管辖下的有名城市，今人不明此中就里，因此在今天房玄龄常常被人想当然地以为是临淄城人，如荒原所撰《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即云房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申建国等人著《风范良相房玄龄传》亦以房玄龄为今淄博人，并云“临淄，是一座繁华的都城”。因缘上述不应当有的误会，于是就有了诸多考订文章，如殷道旌、王化勇《房玄龄故里及其生平事迹》、王洪军《房玄龄家族谱系里籍考》等等。相关传世文献以及齐州房氏后人的墓志铭已经明确地说明了齐州房氏为“济南人”，所以房玄龄的里籍属地在济南历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现有的争论也只是今淄博市人为争夺历史名人故里以拉动旅游经济而将错就错所引起。

总结而言，目前学界对齐州房氏的研究仅局限于资料整理及房氏名人关注层面上，对其家族的系统性研究尚没有展开，这正是本书将要进行的工作。在这里需要重点一提的是房氏后人房春艳撰有《中古房氏家族研究》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以清河郡望齐州房氏、清河郡望河南房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房氏的世系、仕宦、婚姻、文化、经济等问题。因为齐州房氏是本书与房春艳作品共同的研究对象，须特加一些说明，以明了各自研究主旨的差异。

房春艳认同姚薇元教授的结论，认为不存在清河郡望的河南房氏，河南房氏系由虏姓屋引氏改姓而来。“河南房氏，晋初有房乾，本出清河，使北虏，留而不遣，虏俗谓‘房’为‘屋引’，因改为屋引氏。乾子孙随魏南迁，复为房氏，而河南犹有屋引氏，唐云摩将军、弘江府统军、渭源县公丰生，即其后也。”在这里欧阳修明确指出河南房氏源自清河房氏的房乾，同时也指出在唐代的确另有虏姓屋引氏改姓而来的河南房氏，“唐云摩将军、弘江府统军、渭源县公丰生，即其后也。”欧阳修撰《新唐书》时，多家《晋书》及有关碑铭、谱牒尚多有存世，非只房玄龄所修《晋书》一种，故欧阳修所言必另有所本，不能仅据房本《晋书》没有记录房乾北使一事就轻易否定了欧阳修的论断。郡望涉及到房氏家学文化的源流问题，由于河南房氏并不是本书要研究的对象，故对河南房氏的郡望归属，本书姑置不论。

由于有关的碑铭、文献记录没有阅读，房春艳关于齐州房氏世系的考索难免有些疏漏。如齐州房氏的第三代人物——房裕之子、房法寿之父——房经，不应当有空缺，可依据崔猷墓志铭的记载补齐。房颖叔“自高祖景伯至颖叔，四代咸居选部，时论荣之”，房春艳没有细加考订，径云“关于景伯的名字仅见于清河房，但清河房景伯卒于孝昌三年（515年），而房颖叔卒于大足元年（701年），这中间相隔时间太长，根本不可能是四代，这里景伯应该是另有其人”。然据《魏书》、《北史》、《隋书》等史籍的相关记载，房景伯之子房文烈、房文烈之子房山基、房山基之子房正则、房正则之子房颖叔、房颖叔之子房光庭皆曾在吏部担任与考功相关的职务，的确是五代人咸在选部，而且还是齐州房氏嫡传支系，并非另有其人。房景伯的幼弟房景远，其子房敬道，房敬道之子房子旷，房子旷之子房仁裕，其世系明白无误，房春艳却误将房景远这一支系作为断支处理，而房景远这一支系的发展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仍有历史记录。由于对世系考订不明，对齐州房氏家族发展的事实就无法仔细追踪，遂影响到房春艳对房氏家族相关论断的准确性。

房春艳对房氏家族婚姻的研究，局限于对包括河南房氏在内的37例房氏婚姻进行数据统计，在她所统计的37例婚姻中，与七姓高门的通婚有13例，据此可以确认房氏在当时的士族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所持的“门第”婚姻观。由于房春艳对于目前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房氏婚姻样本搜集并不齐全，势必影响到考察视野。对于齐州房氏因为与士族之家的通婚而形成的文化交流圈层，房春艳氏并末着眼、讨论，而这正是本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房春艳对房氏经济形态的研究，局限于对房氏经济来源如俸禄、赏赐、家产遗传等作介绍性的说明，没有深挖齐州房氏房家园以石崇“百道营生”为榜样的庄园经济生产形态，而这正是本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房春艳对房氏仕宦情况的研究，亦限于对清河房氏42例为官者的官品进行品等统计，以此说明房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地位高低，至于在何种情形下导致了房氏的宦海沉浮，房春艳并未进行讨论，而这正是本书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房氏家族的文化是房春艳研究重点着墨的部分，分孝悌思想 、仁爱之风、礼让之行、清廉之风、忠君意识、惠政为民等六个方面对房氏家风进行了归类总结，分文学、史学、佛学、书法、经学、建筑等六方面对房氏家学进行了介绍，这对推进本书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助益。只是房春艳所论说的大部分内容包含有河南房氏在内，于本书的研究对象齐州房氏的着墨并不多，尤其对齐州房氏家传文化的文化精神了无措意，而其文化精神正是铭刻于齐州房氏中人内心的精魂，正是它指引着房玄龄以种种方式帮助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伟业，这是本书将要措意的方向。总而言之，本书虽然与房春艳作品的研究对象有部分相同，但研究主旨却大不相同。

在追溯清河房氏家族崛起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汉代“以经治国”的方针和“通经致仕”的制度背景下，清河郡东武城的地域文化积淀成为房雅最终徙居清河郡东武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房氏的清河郡望，即地域要素——于此成为本书研究过程中必须注重的考察视点。当地域要素成为考察视点时，从地域层面着手关注家族群体的成长与衰落，从家族群体的兴衰考究地域上家族整体的荣辱，从地域家族整体的荣辱映射国家制度的变迁——就成为了本书理所当然的研究视野。齐州房氏，就是这个视野的中心。

在上述的考察视野下，“地丑德齐”这个成语就不由自主地涌入脑海。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这一制度运转的刚性与惯性，引导着时人将活动的重心放置于郡县乡村，各地郡姓士族兴起，各郡姓所在地域乡村的发展以此获得了持续而长久的智力与财力支持，进而形成了各个地域彼此间经济发展程度相当、德教水准齐等的局面，正恰如孟子所云“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下诏令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撰写《氏族志》。高士廉等人“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实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经过近两年的“考其真伪”之后，高士廉等人于贞观八年（634年）五月向唐太宗上奏《条举氏族事件》，其文末按语云：“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曩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幕客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准此可知，分布于八十五郡之地的三百九十八家郡姓，经过高士廉等人的“精加研究”，“知其曩谱相承不虚”，确实为史籍有徵的在籍郡姓士族，陈寅恪先生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标异于其他诸姓。”高士廉等人所考订的另外二千一百家“非史籍所载”的杂姓，固然不能与三百九十八家郡姓互通婚媾，但他们是各自地域上有官府背景的豪族、乡里著姓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些乡里著姓的生活，一如汉代樊宏那样“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唐代李勣那样“家多僮仆，积粟数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乡里著姓尤其是以“家学及礼法标异于其他诸姓”的士族们在家乡“恩加乡闾”、“营理产业”的情形，使他们成为地域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地丑德齐”的局面于是乎形成，这是自西汉以来以“仁孝礼让”为选举标准进行制度牵引的必然结果。《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考察的如此众多的郡姓与杂姓，他们家族的发展由来已久，他们活跃于乡村的结果，有力地支撑了“地丑德齐”局面的存续。科举考试在唐代日渐成为入仕主要途径之后，受这一新入仕制度的牵引，“士族大量迁入城市过程，贯穿于整个唐代。其间曾因为“安史之乱”而一度扭曲方向，旋又回归大势，城市犹如巨大的吸盘，把乡村社会的文化、政治精英源源不断地吸引而去，彻底改变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保存于民间的局面，确立城市对乡村的文化优势，‘学而优则仕’同时也成为‘学而优则入居城市’，留在乡村者越来越受轻视。”从此“地丑德齐”的局面不再，在精英知识分子大批迁向城市后，地域文化尤其乡村文化建设逐渐走向空心化！乡村文化建设的复苏，必须重新建构国家制度层面上的牵引力，引导精英久居于乡村从事文化、经济建设，庶几使乡村文化建设不再空心化。这是我们在国家制度——地域——家族——个人的考察视野下从齐州房氏的兴衰嬗变考察中所体悟到的一点结论，我们希冀着昔日“地丑德齐”的局面再现。

房氏，有由清河房氏到齐州房氏的嬗变，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书籍目录

目     录

导论

第一章  齐州房氏的清河郡望与济南籍贯



第一节  房氏的清河郡望

一    清河郡士族发家的自然基础

二    清河郡儒素、侠风交融的文化风貌

三    天下房氏，望出清河

第二节  齐州房氏的济南郡籍贯

一    济南郡与清河郡的地域相似性

二    齐州房氏的济南籍贯及其世系

第二章  时局与齐州房氏之宦海浮沉



第一节  从南燕到刘宋——齐州房氏宦途的第一次起落

一    南燕立国青齐与齐州房氏豪强势力的形成

二    刘宋政权对青齐豪族集团的压抑

第二节  从北魏到北周——齐州房氏宦途的第二次起落

一    房法寿支系的“上客”与青齐豪族集团的“平齐民”身份

二    齐州房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发展

第三节  “关中旧意”与房氏的“乡园自养”

一    关陇集团的形成

二    关陇集团的文化落后面貌与“关中旧意”

三    齐州房氏在周、隋两朝的“丘园自养”

第四节  齐州房氏在唐代的盛衰

一    房氏的“凌阁家声”

二    房玄龄一脉在唐高宗朝的衰落

三    齐州房氏后裔天宝以前的仕宦经历

四    唐后期齐州房氏后裔的仕宦经历

第三章  齐州房氏家族文化研究

第一节  清河世泽

一    房氏家法之源：天下规矩房伯武

二    清河发源时期房氏的家学

第二节  齐州房氏文化的内涵

一    清白为官、惠政为民的居官文化

二    孝悌为行、博爱乐善的处家之道

三    通瞻经史、兼涉佛道的家学传统

四    开略有术、运筹帏幄的技艺传承

第三节  齐州房氏的文化交流圈

一    齐州房氏家族的交友圈

（一）  房法寿、房崇吉兄弟的“武”

（二）  房景先兄弟的“文”

（三）  房彦谦父子“门无杂宾”的交友圈

（四）  碑铭所示唐代齐州房氏的交友圈

二   房氏家族的婚姻圈

（一）   南北朝至隋朝齐州房氏的地域婚姻圈

1  与清河崔氏的联姻

2  与清河傅氏的联姻

3  与武威贾氏的联姻

4  与赵郡李氏的联姻

5  与勃海封氏的联姻

6  与河间邢氏的联姻

7  与彭城刘氏的联姻

8  与范阳卢氏的联姻

（二）   入唐以后齐州房氏的泛地域婚

第四章   齐州房氏的治生模式

第一节   汉、唐间民间治生模式的转换

一     汉代的“推择为吏”与“治生商贾”

二     科举制度与唐代的“不仕则农”

第二节   齐州房氏的治生方式

一     齐州房氏的“仕”禄

二     房氏的“素有旧业”——营农与货殖

三     唐代齐州房氏后人的“仕”与“农”

第五章   房玄龄与李世民的风云际会

第一节  《谏伐高丽表》与房玄龄之政治智慧

第二节   房玄龄秦府十年“议天下事”

一     李世民与房玄龄之平定天下

二     李世民与房玄龄之议天下事

三     李世民与房玄龄之谋取天下

第三节   理治太平——房玄龄在贞观朝的辅国功业

一     房谋杜断

二     翊开太平

（一） 主持贞观定律

（二） 否定功臣世袭恶制

（三） 总监修史二十年

（四） 主持制礼、编修类书、审定五经

（五） 甄别氏族事件与房玄龄的“辛苦作门户”

（六） 房玄龄诠定义学及其与法友的往来

（七） 房玄龄荐用人才的“随能收叙”原则

（八） 房玄龄与唐太宗之“论道佐时”

三    闲居台辅，总默自处

第四节  房玄龄逸事

一    河汾访学

二    房玄龄与《兰亭序》公案

三    房玄龄伉俪情深

四    世间谑笑谈，玄龄真性情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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