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出版日期:2016-5
ISBN:9787100116872
作者:M.I.芬利
页数:132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20世纪英国著名古史学家芬利的代表作。它主要以古代雅典的民主制为案列，分析了古代民主制度的特点及其成因，与近现代的民主进行了对比，从而反驳了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强调的必须把民众的政治参与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平民的冷漠恰是民主的更好方式的主张，指出古代雅典的民主是全体公民参与的，并未导致精英理论所谓的极端主义。该书引领了20世纪西方学界的古代民主研究热，并使得这一研究方向成为显学，从而成为20世纪西方学界对古代与现代民主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
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领袖与追随者
第二章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
第三章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第四章苏格拉底及其后
第五章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
注释
索引
内容概要
M.I.芬利(1912-1986)，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更多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著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经济》《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史》《古代希腊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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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芬利(Finley)这本书的写作用意何在，是否如印象中很多思想者试图要回到古代？芬利尽管是古代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却拥有积极的现代问题意识，可以说他诸多的古代社会介绍都将服务于对现代民主政治进行对比分析服务，而作为开始他总结了现代民主社会和古代民主社会有若干方面极其大的差异，包括：1.经济的根本转型，现代商业社会存在各种超强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对国家和民生产生举足轻重的位置；2.政治领域的专业化，政治活动开始大规模地朝向侠义的职业活动转化；3.官僚体制的惊人发展，本身为管理和服务社会官僚体制的衍生成为新的问题，以至于很多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官僚集团内部的问题，在诸多决策和讨论中，人们发现甚至官僚集团的自治和稳定的必要超出了其集团本身的职能目标。本书卷一末尾明确地论断，【在这些条件下，与雅典这样的小型单一、面对面的社会进行任何直接的比较，都是荒谬的；建议甚至梦想我们可以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构公民大会作为最高决策结构也是可笑的。】p.26卷一末尾的两段话是本书的概要与导言，他谈到那种梦想回到古代，在现代城市或国家中重建公民大会的思路 ，“那不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选择，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而这种思考被激发的原因则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诸种痼疾，尤其是政治冷漠。“公众的冷漠和政治无知是今天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古典意义的公民教养的思路下展开，以试图阐明古代民主政治高度的公民参与何以可能，他凭借扎实的古代历史知识为我们读者充当了很好的向导。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回答，芬利谈到“关键问题是，在近现代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否是必要和可取的，或者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参与是否需要被发明出来”p.26 ，在上世纪当很多西方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达成某种共识，“民主变成了一种应被保存的制度，而不是寻求的目标”（Finley自己的归纳）时，芬利就对西方现代精英政治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以当时的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终结，这或许是正确的历史判断，但未必是正确的政治判断。言外之意西方的现代精英民主依然存有其克服的缺陷，历史被终结的那一天尚未来到。无论Finley如何详尽的转述和引用古代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和立场判断，无论Finley自己对具体历史（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怎样的澄清和具体判断，这些论述都试图用以说明古代民主政治到底如何运作，到底如何的民主政制形式确保了雅典高度的民众参与度，并以此为参考和想象如何培育“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其实质的新型公民”的话题。第二个问题，芬利选择了哪些主题和切入点思考 古代政治以试图汲取思想资源给以现代政治启示？从章节名来看，芬利五章的标题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第二章 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第四章 苏格拉底及其后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从章节情况来看，芬利最为关注的是政治运作（无论哪种）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而这个问题如此根本和重大实际上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芬利称赞“所有古希腊作家都把需要政治领导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情”p.31。第一章所涉及的核心对比是领袖与追随者的“分离”（现代民主）和不分离（雅典民主）第二章核心问题在是否应雅典帝国遭遇的各种政策失误责疚于“蛊惑家”。章中芬利回溯了若干思想者对雅典衰落的各种思考，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此分别提供了相似又有差异的判断。学园派尤其对城邦的政治分裂（或内讧，党派分裂）给予重视，并因此而成为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派别是最大的恶魔和最常见的危险。’派别’（faction）是传统英文对古希腊stasis的翻译……词典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它，这就是‘内战’或‘革命’”p.32 ，按学园派思想者的看法，雅典的衰落或者更具体的政策失误当责疚于各个平民领袖（历史-政治用语）或者“蛊惑家”（文学用语）对民众的煽动或者各个领袖所领导的派系内斗损耗。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芬利给出否定性的回答。芬利同其他古代史家（比如Kagen）等分享了相似但都不同于修昔底德和学园派的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对待问题，即我们不能在表扬和羡慕两个世纪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蛊惑民心的政客——他们是政治框架的建筑者、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否定公民大会——蛊惑民心的政客是在公民大会中并通过公民大会进行工作的”p.50第二章的政治判断相当程度否定和忽略古代史家（如修昔底德）、古代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雅典的平民领袖/蛊惑家们的评判，“这些人和他们相似的其他人（目前对他们知之不多）能够长期支持一个或多或少持续而成功的纲领。忽略这个事实，或者忽略雅典赖以成为雅典的政治生活结构，是完全不合常理的，尽管人们追随阿里斯托芬或柏拉图的引导，仅看到政治家的个性，或者他们挫折和失败，或者有关一种理想存在的某些伦理标准”p.50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当中，芬利所面对的实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理论，现代民主国家的行为决策被认为是某种“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的抉择，不再是古代社会一种具体的、人格化、政治家处于政治德性而可以人为选择的结果，现代民主国家的运作实际上愈来愈趋于理性化，政治学也越来越脱离伦理学的话语。德国人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或译“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he)对国家理性的表述：“Staatrason(国家理性)是关于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国家的第一运作法则。它告诉政治家为了保持国家的健康与昌盛必须做什么。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全部力量只有通过允许国家以某种方式持续发展才能保持下来。国家理性为这种发展指明了途径和目标。国家不可能任意选择途径和目标……国家的‘理性’在于对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在于从这种理解衍生出来的行动原则……对于每一个处于特定时刻的国家来说，都存在一种理想的行动路线，一种理想的国家理性。须知这正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观察家最为关心之处。” （《马基雅维里主义》）芬利在此章节的叙述和论证策略似乎有点模糊，在笔者看来他尽管挑战了“国家利益”“国家理性”（或译为“国家理由”）这个说法，但并未证成。芬利谈到“我再次转向具体的历史认识问题……即对外战争的问题。从来没有一次战争，人们对它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会具有普遍的共识”p.54 ，在这方面芬利具体举了古希腊世界最重大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在有关战争是否要开打方面并没有如现代人那样以所谓帝国的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且整个古代世界也从未有一位作家和剧作者曾经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探讨此战是否值得一打，即此战是否符合雅典帝国的利益。不过，在此芬利也并未全然否定，其实雅典帝国没有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国家利益共识，并不能证成雅典人对帝国利益没有共识，雅典人必然不与现代人分享具体的关于帝国利益的理解，现代人重商业利益甚至以此为唯一，而雅典人或许重荣誉或宗教，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参战的公民而言，战争本身也意味着可以获取战利品的直接利益可能。或许对于参与是否要同拉起代梦人一战的决策时，雅典人只是没有预计到战争本身的巨大消耗。所以芬利写到“就决策机制而言，雅典人接受斯巴达的挑战，投入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许可以认为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正确估计”p.63。 所以，其实芬利的观点实际上是雅典对这场战争是未能准确地评估“国家利益”。关于后两章的讨论，让人稍许意外的是芬利十分特殊地考察了古代的审查制度，并将苏格拉底之死放到文明的自我审查的思路上讨论（第四章），尽管芬利给出苏格拉底之死的深层次原因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害怕失去那种昔日雅典帝国下的民主生活方式。关于第五章，目前我依然不清楚芬利考察这种文明的自我审查同民主的探讨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个问题，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的“鸿沟”在理念上有哪些重大差异？{这个问题黄洋老师在《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谈的比芬利更直白，归纳的也更加简练}此问题当为本书的最核心问题，比较遗憾的是芬利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进行理论的条理分析，芬利在本书当中主要抓的还是19世纪以来 精英民主的这套意识形态，以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民主的理解为代表。许多精英民主的理论和践行着都可回溯及熊彼特此书对民主概念的重新界定（相对于古代民主的概念），芬利做了转引 ，在这种立场上 民主本身并未被定义为一种目的（telos）意义的存在，而是必要的过程和方法，真正的目的是在于产生一个强有力、有权威、被赋予政治合法性、能够调度重大社会资源的政府，进一步说民主这种方法并不必然地要求一种当下历史世界对自由和民主（虽然往往无法脱离）的价值实现，换句话说，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民主之定义的组成要件。芬利并没有真正让人信服地反驳熊彼特的这套精英民主理论，尽管他耗费篇幅向我们说明在一个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古代城邦——雅典，仍然将直接民主运作地很好，但是少数实例无法证成逻辑。相当多的关键要件需要进一步揭示，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解的哲学立场也尚未被芬利完全挖掘。不容否认的重要事实，熊彼特实在地影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诸多的民主政治运作恰恰是在这种共识之下操作、完成、生效。作为有效（在历史实践上）产生合法、强大政府手段等方面，本来期待芬利谈出更多，但却不见其文本的更多学理探讨。另一个重大差异 其实就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思想史发展，芬利只是初步地告诉了我们其实“民主”在古希腊到19世纪很长一段世界都不是什么正面词汇，“在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赞成平民政府，他们对自己的态度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并提出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而在20世纪“民主”和“民主的”却“已经变成了暗示对其所描述的社会或制度表示赞成的词汇”p.9 。芬利并没有在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充分阐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各个思想家和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重新阐释，尤其是未能把美国开国之父的联邦党人（诸如汉密尔顿、麦迪逊）对代议制民主的思考纳入，些许遗憾，在国内学者黄洋老师的文章中，对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关键转变倒是可以补充进来。【在现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一词被劫持了，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你雅典存在根本性不同的政治安排】，R.Osborne 《仪式、财政、政治：雅典民主的一个解释》而现代西方世界的民主的主要形态是代议制民主，杰斐逊在美国建国之初时即曾思考过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或许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未曾充分想象也肯定未能给出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说明），杰斐逊对此评价到【这种新的代议制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原则的确立，使得以前几乎所有有关政府结构的著述都变得毫无用处】（《杰斐逊文集》）此种代议制民主思想实际上在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定的认识混乱，这样建立在民众基础但实际上统治权由被代议的精英所掌控的思路，汉密尔顿那里他很可能将其类比为古罗马的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新世界变革在美国那里完成了若干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改变，芬利同样在书中转述到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描述，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转变，从20世纪以来对全世界的巨大政治影响力 大大扩张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以至于民主几乎完全被认同为代议制民主，【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民主政治”】（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无论如何，摆在芬利和读者们前面的关键问题，恐怕也是本书作者希望揭示和激发读者思考的关键问题—— 为何现代的民主共识，即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组织形态，更进一步芬利还试图揭示在民主理论当中 实际的精英民主形态的民主理解又如何在背离古代民主实践的情况下 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第四个问题 谈到古代民主问题的主题芬利为何会在书中扯到共和事情的罗马？如果说在《古代世界的政治》当中芬利将 古希腊城邦（主要是雅典）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罗马）并提，将其作为古代社会城邦政治一体或分享同一模式的话，那至少契合书名中的“古代政治”——无论是古代的民主社会还是共和政治。然而芬利在这本标题以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作为关键词的著作中却又提及到罗马，就必须要给出一些说明。要么是芬利自己搞错了，本来写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状况某些问题（比如自我审查问题）写着写着居然滑到了罗马；要么芬利其实有自己的看法，要么将罗马的共和政体作为 一种“古代民主”同现代的精英民主做对比（但这显然不是雅典人对民主政制的理解，现代人对罗马政制倒完全有可能这样解读，尤其考虑到美国建国和民主政制当中各处闪耀的“共和特色”）。不过这两种猜测都没有什么文本支持，更倾向于芬利自己写作不克制导致，尤其这本书又是一个论辩性质文集，不是系统的思路展开。总体而言，此本书对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做了很不错的刻画，但在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分析方面却着墨较少，对最主要的精英民主政治的理论（以熊彼特对民主定义为代表）的批评也未有系统、立体的架构，不过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重思现代民主问题，芬利独具慧眼。 -
本書是北京商務的《古典文明譯叢》所收錄的一本，由最著名的英國古典學家M.I.芬利(M.I.Finley)將自己的講座文章改編而成的小品，內容主要講述民主制在古代(希臘)與現代的一些異同。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引進，之前同出版社就譯介過《古代世界的政治》(我曾撰寫過心得)，此外，他們還有著手更加經典及富影響力的《古代經濟》，相信也將問世。芬利在這本《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中，並非想要單純做教科書式的對比，人類文明的每個時期實施的任何舉措都有其背後脈絡，隨意的模仿只會落的橘逾淮為枳，審慎的探究精神才是我們的目標。作者選擇希臘做為主要討論對象，並非是說民主僅只雅典一家，但我們都知道真正影響後世最深的卻是這個城邦。首先必須了解的是，在古代，是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我們看待城邦，或許可以理解成一個“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學》中主張城邦不能過大，否則將沒有任何人能夠治理。當然，今天我們是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發展出官僚體系等“利維坦”，但當初羅馬共和擴張成龐大的地中海帝國時，就曾面臨過如斯困境。一個“狹小”的城邦中，其政治最大的特色當然是那種切身相關性，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近程度。今天，我們在一個偏遠的鄉下村落，還能感受到那種居民彼此互相都有熟悉的親近。在雅典，雖說公民也有一兩千人以上，但跟我們今天相比總是“少”很多。彼此議事總是比較“靠近”，很多人說不定還是彼此熟識。這種情況下，基本上人們不需要像現代那樣透過政黨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雖說他們也有派系，但那意義不同，那比較像是臨時拼湊起來的相同政見的集合體。而領袖對自己的支持者的號召也更加直接，我們可以想像如伯里克利這樣的政治家在廣場慷慨激昂的演說，當然，也可能發生被群眾質疑，不論如何，他們想要取得權力跟鞏固權力所面對的挑戰都比今天強大的多了。一個支持度跌到谷底的總統，在沒有憲政規定的罷免下仍可以老著臉皮不掛冠求去，但被唾棄的雅典領袖隨時都會被陶片放逐。這是一種審查機制，領袖必須時刻將自己跟民眾的利益達成一致，才能長久統治。今天我們談到國家利益，如果有個黨派，或者集團等組織宣稱：「我們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想來正常成熟意識的人都會嗤之以鼻。因為大部分時間談論到這個主題都會覺得有點空泛，那是因為往往都不夠切身。那麼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每件公共事務都有優缺點，也必然涉及利益衝突，要怎樣達成共識，是需要經過不斷的磋商。在實施代議制的情況底下，人民必然是需要有人為其代言，但是，政客真的完全維護了其選民的利益了嗎？現實上，共識往往建立在彼此妥協，但互相不滿之上，有時候甚至是“共識的代價乃是由被排除在共識之外的人付出的。”總之，由於難以面面俱到，有時候人民總會覺得被出賣之感，由此造成對政治的冷漠。在雅典，利益是也跟派系掛在一起，彼此形成一種爭奪，由於是直接民主，多少是比較息息相關。比如說，當時雅典能夠實施更加廣泛跟穩定的民主，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帝國，其收入讓政府能夠發放津貼讓不是那麼富裕的公民也能參與公共事務，這是其他同樣實施民主制的城邦學不來的。這對雅典公民來說就是一種國家利益的具體化，可以想像他們願意參加跟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出自於守護這種既得。但我們也看到雅典做出西西里遠征這種悲慘的冒險軍事決定，雖然有些結果論，而這也是出自於亞西比德等人的煽動，這邊我們要了解的是，雅典制度中也規定，任何人提出危害國家利益的議案，哪怕被公民大會通過，也能被追究責任，這種機制象徵著城邦並非沒有意識到其危險性。只是有時候歷史現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美好。不論古代或者是現代，共識決有時候是有盲點，當然也存在反對者，畢竟利益之間是會互相衝突，有時難以協調，當他們的要求無法被滿足時，極端的可能會採取措施破壞，甚至放棄民主程序，造成動盪，說來諷刺，如果只是單純的退出並形成一種政治冷漠或許還比較好。 此外，國家利益是否被正確的估量，也是一個問題。舉個例子來說，二戰前，日本軍方總是舉著愛國主義旗號為所欲為，煽動民意強行綁架全國遂行其野心以維護“帝國之利益”。這種危險性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顯而易見，可想像當時的人們是否真具有冷靜的眼光去思考，就值得探討。18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e of The Scoundrel），怎麼樣有效的避免，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手段跟機制。今天，我們對於自由的定義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前題，對自己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這個大前題要怎麼去確認範圍，而國家跟社會能對此做出怎樣的保障，則是學者聚訟的焦點。但我們談論的這些原則，雅典人卻是難以理解，對他們來說，共同體的利益是大家要一同維護的，他們並不會立法規範什麼，而是讓觀念去約束。而在政治上來說，則有之前提到的陶片放逐跟提案責任來監督。實際上古代不可能做到今日的那種審查機制，對於公民權利來說，侵犯程度比較小，總之，是不一樣的概念。對雅典民主來說，最被詬病的當然是處死蘇格拉底，但當時這個城邦的民主已經在走下坡，且其實是可以選擇流放只是沒被接受，其實這是個案。當然，在柏拉圖等智識分子眼中，是相當敵視將權力交付給這些“烏合之眾”，對他們來說，由菁英來統治才是符合理想的政治體制。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支持寡頭獨裁，只是這是一種自相矛盾，跟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其實也不需要全然如此悲觀，期望將自由賦予某些英雄人物來守護，是一種自我閹割的想像，真正要達成民主，還是要依靠確實的教育才是正途，這是芬利在書中再三強調的。今天很多民主國家都運作不良，或許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貿然實施確實是一種風險，這麼說來，孫文當年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論是有其道理。但是我也不接受有野心家或政黨以此藉口來把持政權。芬利這本小書篇幅不長，也不難讀，不過有時候不知道是被作者東拉西扯弄得暈頭轉向，還是翻譯的問題，會忽然整個完全失去方向。總之，大致上來說，還是可以讀出作者的觀點。個人覺得雖然這只是小品之作，尚不算其代表，但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可看看其論點跟比較的方式，相信會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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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题材真不是心头好，但居然被我读完。作者花这么久写成的一本书，其实没什么体系，更像是在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不过，那时候的国家也并不是如今的国家，所以所探讨的几个问题倒很好，有点问与答的意思。 -
读之前还以为是和历史相关的书，结果… -
并不体系，没有系统的民主理论的思考，截取了几个重要主题讨论，核心是现代民主的政治冷漠问题。在开头芬利就指出无论是结构还是系统复杂方面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都很难进行直接比较。书中对古代社会（雅典和罗马）有不少介绍性材料，尤其雅典民主、雅典帝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等关联讨论了不少。 -
执迷于不存在的黄金时代 -
很概括性的讲了古希腊以及罗马时期民主的一些特征，至于现代民主更是个别性的提到。另外我感觉翻译的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