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章节试读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的笔记-第287页 - 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TSI的原则、准据法及向ETSI所做声明之效力/[德]约瑟夫·斯特劳斯 撰 蒋舸 译

[德]约瑟夫·斯特劳斯 撰 蒋舸 译《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TSI的原则、准据法及向ETSI所做声明之效力》不愧是大师之作，对德国法、法国法、欧盟法如数家珍。
回顾自己在微博（如http://www.weibo.com/1794930063/B0ep6t18K?）上对华为诉IDC案的研讨，觉得不妨再从适用法国法来处理该案的角度，审视广东高院二审判中的不足。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的笔记-《中、欧、美反垄断法规制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的异同——兼评锐邦诉强生案二审判决》 - 《中、欧、美反垄断法规制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的异同——兼评锐邦诉强生案二审判决》

安徽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0001号提案”http://www.rmzxb.com.cn/zxxs/ta/2015/01/27/438553.shtml《建议我省率先对高价值药品和耗材开展反垄断调查》。我在分析评锐邦诉强生案二审判决中也有提及二审判决反映强生经销商涉嫌仍存在横向限制竞争行为。类似问题在医药行业或非常普遍，期待反垄断执法机关及时调查。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一书刊载的《中、欧、美反垄断法规制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的异同——兼评锐邦诉强生案二审判决》一文提及：
“例子2，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上诉人在人民医院降价后，强生公司缝线产品在人民医院的销售价格保持在上诉人的报价水平，上诉人降价销售并不导致其亏本经营，因此上诉人的降价销售完全属于市场正常的降价需求。正是由于被上诉人采取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才使得这种现实、正常的降价需求变得不可能，直接排除了品牌内的价格竞争。’
然而
“……在二审法院另查明强生‘2009年以后修改经销协议，放弃了最低转售价格限制’的情况下，却没能‘另查明’：2009年以来至2013年最后一次开庭时，为何‘强生公司缝线产品在人民医院的销售价格保持在上诉人的报价水平’一直不变呢？强生是否真的’放弃了最低转售价格限制‘，抑或其经销商间无论2009年前后都始终存在横向限制竞争协议？
如果要求原告必须举证限制转售价格行为具有限制竞争效果只是为了让法院获得更多不受制衡与监督的机会去‘另行调查’和‘自由心证’地推断事实，那么法律的适用必然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并难免会诱发当事人对法官的寻租，尤其是在涉及《反垄断法》适用的案件往往标的额较大、被告不乏法院所在地纳税大户、或可能导致连锁诉讼和执法机构追查与处罚的情况下。而这也恰恰是应当反对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引入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合理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的笔记-第322页 - 中国实行的FRAND原则/[美]丹尼-索克尔 郑文通 撰 郑文通 邱天乙 译

[美]丹尼-索克尔 郑文通《中国实行的FRAND原则》梳理了国内标准制定与专利保护的发展脉络，披露了以往我国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近乎一以贯之的态度。
作者在写作该文时，还没能看到华为诉IDC案的二审判决，因此对该案的分析更多是揣测。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司法判决不公开会导致外国学者、政府和企业对我国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如今该案判决公布了7个多月了，很期待看到作者对该案判决的系统梳理和分析。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第二卷）》的笔记-第344页 - 王斌：《FRAND承诺对标准基本专利权利行使的影响》

这篇文章是华为公司标准与知识产权策略总监王斌律师撰写的。虽然文章不代表华为，但是作者的立场显然是从华为一类的“创新与制造并重型”企业出发的。
文章简要地梳理了欧美对如何处理标准基本专利的权利人与潜在被授权人许可费纠纷的做法，并就“中立第三方程序确定FRAND许可条件”提出了6点建议。
这6点建议大体上与欧盟后来提交给OECD的观点http://t.cn/RzjW8mf 是一致的，但比欧盟的要显得更细致些，或者说更贴近实际中的考量，尤其是：“3. 不能限定由一个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定全球许可费”，“4. 允许就专利包级别进行裁决，但不能限定为全球专利包”。
但正如王斌律师建议的，这两则建议或许更需要结合个案实际由当事人谈判决定。换言之，其建议以这两点建议为原则，以当事人能够自愿达成相反约定为例外。我也同意这样的灵活安排。但这样的安排在适用本国法时比较容易操作，涉及到冲突法，则或更适宜由当事人作出更为详尽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