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出版日期:2015-8-20
ISBN:9787549567026
作者:[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页数:952页
作者简介
★梁文道“最想为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世界报》等全球媒体鼎力推荐，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执鞭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纳粹灭绝营、苏联古拉格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格罗斯曼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译者序言首次完整发布。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 媒体推荐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纽约时报》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活与命运》令人压抑沉痛，它毫不妥协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与他们在危难中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完成的杰作。”《华尔街日报》
“分毫不让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不是一个天生的文体家。但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卫报》
“格罗斯曼讲述的苏联生活是百科全书式的，毫不妥协……令人叹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得以重见天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阅读这部书令人欣喜：20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位思想深远的人道主义作家。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发现，是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在当代俄国文学中没有可与《生活与命运》相匹敌者……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评论杂志》
● 名人推荐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先行者，格罗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弗朗索瓦•富勒（著名史学家）
“格罗斯曼是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
“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不经意的、平庸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的人性丧失。”——琳达•格兰特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奥兰多•费吉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
书籍目录
新版序 / 梁文道 i
译者序 / 力冈 xv
导 读：《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 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 / 罗伯特· 钱德勒 xix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323
第三部 625
内容概要
瓦西里·格罗斯曼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1905 - 1964)，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 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 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译者 力冈 (1926 - 1997)，俄苏文学翻译家，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翻译了《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近七百万字俄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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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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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阅读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因由作者犹太人的身份，会自然而然想到二战犹太集中营，从而想当然以为这一部讲述犹太人苦难史的作品，阅读后，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非战时的现实社会，人们是如何或者是正在失去自由的。在前苏联，《生活与命运》书稿被查抄，连打字机的色带都被没收，宣传部领导直言此书两百年后才能出版。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是被低估的，在曾经有深厚苏联文学气氛，连主席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苏联文学名著的国家，这是一部从未被提起的作品，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界，前有《日瓦格医生》后有《古拉格群岛》，这部看似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所知。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是对苏联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群绘，通过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记录，和沙波什尼科娃一家的亲戚朋友的经历，作者写出了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共产国际僵化左倾路线的克雷莫夫，虚伪的国家官僚格特马诺夫，有良知的军队精英诺维科夫，善良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科学家索科洛夫，现实又犬儒的柳德米拉，对劳动人民抱有好感的老太太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一句话被投入劳改营的阿尔巴丘克，年轻的死在前线的托里亚。格罗斯曼讲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时，他还讲述了劳改营，大清洗，农庄集体化，事实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找到镜像。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然后他成为了记录者，他看到了《红星报》没有想让他看到的，书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士官：“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当然，还有盐。这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梦想，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喝啤酒，有啤酒。烤土豆！酸白菜！骨头汤！这些惊叹号的后面隐藏着人们最最美好的念想。然后他成为了反思者：“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取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阿。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全书的总结和提问，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然后格罗斯曼回答了：“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要知道，此书完成于1960年的苏联。他写道：“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就凭书中的反思，《生活与命运》就比充满自怜的伤痕文学有价值一百倍，而现在，最好最可爱的回答现在依然响彻在另一片土地。格罗斯曼不止步与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反抗者。在书稿被没收，在最绝望的时刻，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直至1964年去世，终其一生，格罗斯曼都没有看到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出版。格罗斯曼写了善，写了恶。900页的书，几十个人物，其中几个段落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善良胆小的因为来乌克兰过暑假就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在拥挤的火车上一直小心保护着火柴盒里的蛹，时不时打开盒子给它透透气。在走向毒气室的路上，“也不知为什么，达维德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解放斯大林格勒后，俄罗斯民众，大部分是妇女，看着德军俘虏清理搬运尸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大妈冲着士兵中唯一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走去，却不知道怎么没有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给了他，大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直抱怨自己太傻。格罗斯曼写道：“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他写了高尚，平时不敢得罪军队官僚的诺维科夫为了手下军人的生命，顶住最高指示的压力，晚了八分钟发动进攻的命令。“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也写了卑劣，处事圆滑得体的官僚格特马诺夫前一刻亲吻诺维科夫的嘴唇激动地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密报诺维科夫违背军令。而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高尚者完败，卑劣者得势，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远比一个战役的得失和一个政治路线的成败更为接近一个时代的核心，在大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制度让人们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激发、顺应人们的善，那么它就不是完美的，甚至，它不是好的。维克托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曾经有人说，只有苏联这个国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的确，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切。而记录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这样的年代生活着与生存着的人民，就是格罗斯曼们的责任，也由此才诞生了这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俄罗斯这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民族，7世纪时在一片混乱与落后中请来了维京人立国并建立了基辅罗斯，但是在国教上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也多少因此俄罗斯人心中一直有着弥赛亚情节。十三世纪蒙古攻入基辅罗斯，并统治了长达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隔绝了与欧洲的交流，错过了文艺复兴。之后从彼得大帝到普京，尽管一直在努力脱亚入欧，但俄罗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深厚的弥赛亚情节，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缺失种种原因导致了对强人政治的幻想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格罗斯曼用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来记录和反思，他诠释《布拉格精神》的的作者伊凡克里玛说过的话：“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文学的责任在于两个词，创造与良心。”本书的译者力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文革后才有机会教书和翻译，《生活与命运》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力冈在当年10月写的译者序中写道：“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个人以为，时隔二十多年这依然是对本书的最好的注释，对译者致以敬意。在二战和战胜反法西斯70年后的今天，在和平年代GDP保7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奔小康的这里，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文|梁文道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 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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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苏联不同，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和政治清洗发生在二战前，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政治清洗发生在二战后。战争至少是可以给极权国家里身在战场上的人一些可以避免国家恐怖的思考间隙和看到自己生命意义的机会，卢比扬卡的审讯之所以总是成功的，因为它能让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没用的，你是一个废物。格罗斯曼的笔伸到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场景：守卫在一座孤楼里每天抵御重炮火的一队苏联士兵最终被一锅端掉；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毒气室抱着小男孩达维徳一齐变成尸体；柳德米拉到达军医院时儿子托里亚已经去世；维克托在喀山做理论物理研究，回到莫斯科之后受到批判；叶尼娅在古比雪夫徘徊在前线将军诺维科夫和被捕老布尔什维克克雷莫夫之间；诺维科夫率领坦克军在斯大林格勒反击德军，政委格特马诺夫一面赞美诺维科夫沉着明智地将出击时间推迟八分钟，一面向司令部报告诺维科夫擅自推迟进攻时间；克雷莫夫在卢比扬卡监狱受到疲劳审讯，最后收到叶尼娅的包裹；阿尔巴丘克在劳改营里希望走近为首的刑事犯小圈子。在每一个场景中，都有细微的拷问：在纳粹集中营里妻子儿女被拉进毒气室时丈夫的一瞬间的活下来的可耻的窃喜，有了这一瞬间的窃喜还怎么活下去；叶尼娅解释说她不喜欢一种女人，这种女人从不说自己愿意，而说这是责任，其实她们根本就没有牺牲，她们就是愿意而已，而且她们也相信她们是在牺牲，她说她之所以讨厌这样的女人，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就是；维克托为察觉到自己的虚伪而羞愧，是那种每一步都带上了的虚伪，就像一个人一睁眼就开始表演；柳德米拉察觉到给托里亚做手术的麦捷尔医生之所以要见她，是因为他觉得他有权从柳德米拉嘴里听到承认他已经尽力了这样的宽恕，军医院的人员对于死去士兵的母亲都怀着这样请求宽恕的神情；克雷莫夫知道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德列林格的刚强只“是一种盲目的、非人的狂热用自己的化学热在燃烧空虚而冷漠的心”；阿巴尔丘克在劳改营里一面相信自己来自被捕前使用法庭权力时的精神力量，相信自己是坚定不移的人，一面要抵制自己的软弱和怯懦，以及心里悄悄生出的可怜愿望。我感觉出我对这样的细微拷问多么关注，我知道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多么恶劣地习惯做道德裁断，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也在拷问我自己，拷问我自己的骨子里的虚伪。别以为对自己总有回旋的余地，不是的，就像维克托在被强大权力环抱之后的不可转圜的去做同谋一样，如果我给自己回旋，习惯自己的已经察觉的谄媚的本能、粉饰的本能、真诚虚伪的本能，总有一天，我会愧对深夜读书的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阅读时我都是轻巧的。我有糟糕的语言习惯。譬如当我说“无论怎样努力”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这六个字是不是能真的这么轻巧地说出，它从我嘴里说出来，还不如一个屁给我感受到得多。我怎么能够在阅读《生活与命运》的时候，还和室友开一个玩笑？我真的有努力做严肃的阅读吗？我的话和确实的我多么不一致，我的话是可耻的随意。格罗斯曼将《生活与命运》视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足够承接格罗斯曼的灵魂的依附。我多希望格罗斯曼能够有一个机会在临走的时候抱着这份书稿，可惜它已经被逮捕了。我在谷歌地图上看着现在叫伏尔加格勒的斯大林格勒，城区沿着伏尔加河在河西，伏尔加河在这里从北到东成L形。格罗斯曼借小说表达的思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善的分裂的，善从最开始的为天地万物所具有，到最后分裂到一个个宗教、国家、民族、阶级中，否定一个圈子之外的善，要诛除他们，还要宣传自己圈子的善的公共性。语言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轻易地偷梁换柱，可以轻易地混淆概念，让人难以招架，语言的力量不在于一定能让你相信那么一回事，而在于它让大多数人相信，让你身边的人都在说它那一套，而只留你还不信，在于即使你不相信，你说出的东西也带上它的印记了，这大概尤其令人泄气。然后，要让另外的语言，要让实际的样子，来带你背叛成长的话语环境。这就是《生活与命运》中人物自省和人物间对谈的魅力，在纳粹集中营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辩论，德国军官找苏共党员聊天，在维克托家里，柳德米拉与叶尼娅争论。这些对话里，都有一种对对方的另一种解读，比如柳德米拉称叶尼娅抛弃诺维科夫跑来莫斯科给克雷莫夫送东西是个人主义，叶尼娅争辩说她就没有考虑自己，但其实叶尼娅后来还是感觉到柳德米拉说的可能是对的；集中营的德国军官找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说德国和苏联是一样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德国要打苏联，如果德国战胜了，它需要孤独地去面对敌视它的整个世界。只关心确实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出现了多少次对誓言的讽刺和唾弃。不要太在意言语，它没有样子，它也没有描述确实的样子。广泛的阅读带给一个人的好处，至少是一种语言审美，知道什么语言在努力精确，知道什么语言在暴力播送妄语。如果我要启程去日本，那我已经确定要流浪地球了！ 在李政道图书馆冻僵了，现在回到寝室开起空调，轻松下来。想起去年寒假，一个人在寝室，浸泡在《存在与时间》里思考生死、意义，那是我仅有的感觉到自杀的诱惑的时期，不再有了，那是我生命的经典时刻。格列科夫一定会选择战死，他有了更绝对的自信，那是他生命的经典时刻。柳德米拉很不简单，她有天生的看到对方潜意志的能力，她知道维克托在虚伪着的时候，她知道叶尼娅在将意愿表达为牺牲的时候，她知道给儿子做手术的医生的希望受到安慰的愿望，而她被认为古怪和冷漠。封面上站在废墟中的格罗斯曼，眼神柔和，克制和自省是最为我珍视的。找工作的两个月来，阅读大减，与人交谈工资、前景渐多，觉得自己变得像块石头了，感受渐钝渐浅渐重复。找到工作后，我迫不及待投入到《生活与命运》，希望再次投入一个有重量的时空，希望能够再遇到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存在与时间》带给我的新生感。我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兜着圈子，然后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破自己一次，再兜圈子，然后遇到海德格尔，再突破自己一次，并且越来越不容易，我并非没有读过其他大家的作品，我是有梁文道先生所说的文学的重口味的，《生存与命运》能让我幸福地想象自己处在苏联，但是没有超出我的领会的范围，关于人所可能有的意志好像都已经成为我领会的常识区域了，可我明白，我终究只是在纸上理解，并不能在真实的生活中接受。例如，我在真实的生活中要比在阅读时苛刻得多。那《生存与命运》到底带给我什么不寻常，是托尔斯泰式的诚实和思考，是与这本书一样重量的格罗斯曼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虽然我只读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也能看出格罗斯曼的风格与托尔斯泰相似，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集的光芒，而是在长长的生活里将思考始终放在生活之上，在格罗斯曼和托尔斯泰那里，生活是很长的、松弛的、偶尔紧张的，但是他会始终给自己增加重量，试图做不间断的反复盘问的对大问题的思考。我希望自己能持续地负重，同时像小津安二郎导演和汪曾祺先生那样，愿意看重平凡的美。原节子小姐昨天去世了，她在小津安二郎导演去世后就息影，隐居到小津安二郎电影最常在的地点——镰仓，直至去世，五十余年。我挺为自己开心的，因为我总还能抱着开放的心态，去试着理解每一样人踏过的小径。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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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看得完《战争与和平》，这一部《生活与命运》你也拿得下。怎么说呢，苏维埃和纳粹党早已变为灰烬，但是拜物教却成为新的独裁，独立的思想远比自立的人来的罕见。 -
善，因为是人性幽暗深处的微光而可贵。 -
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大部头，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涉猎广泛，是我的偶像 -
对人类苦难历史的完美记录，对集权主义的深刻剖析。 -
题材和人物很棒，可见那个时期的人、事、社会和国家。但是，可能作者做过记者的原因，整部小说结构异常的松散，这里写一点，那个人写一点，比较乱，对于这样的大部头来说，更加不容易读懂。 -
我承认，我说我没看过托尔斯泰除了安娜卡列尼娜很诡异，但我确实感觉，生活与命运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写实的感觉 -
但就是看不下去啊 -
很感人，很压抑，在极权制度下，看不到希望，天天只有惊恐。为了生活为了私欲不断屈服臣服，奴性压抑人性。主义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只要是剥夺自由之权利，都是泯灭人性的，都是可怕的。 -
读完恍恍惚惚，大时代下的各色人物沉浮。 -
学习思考、懂得思考、善于思考 -
二战的《战争与和平》，里程碑一样的经典，全书一百多个人物，值得细细看。战争不是电视里那样。全文将近900页，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叙述脉络，可以说是二战的苏联的百科全书，内容相当丰富，有风景描写，又有心理描写，又有作者在上帝视角上对哲学问题的思索。很多对于集权统治的思考，仿佛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读完了在思索，同样是反法西斯联盟重要战线，为什么我国没有一部类似的作品，电视里却充斥着各种虚假矫揉造作的抗战题材连续剧。 -
没有什么想说的 -
格罗斯曼是个天才。这书也配得上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的桂冠。从上帝视角看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前方本是非正常的战争状态而人却因为这不正常的状态变得正常，可以自由的谈论和行动。反观后方正常的生活中，人们却生活的如图监狱般不正常。诸如此类的冲突和对苏联极权体制的反思，被格罗斯曼写的精彩异常。这是来自体制内的反思，反思相对主义，反思极权，反思纳粹主义，反思人如何在体制下失去良知。整个书看起来好像在对镜穿衣一般，令人唏嘘。值得一提的是如此长的篇幅每个章节却充满了戏剧冲突，不能再精彩了 -
维克托老妈在集中营给他写信的那段非常感人。要吐槽一下书的封面，看完已经是脏得像抹布 -
#翻书#900多页的砖头书，啃了快一个月，捧着看累手，躺着看毁容，放包里健身，掏出来装B…如果不是理想国9月会员特价，这本书应该会一直存在在购物车中吧…作者是亲历二战的战地记者，而在小说里仿佛上帝般通过各种人物来阐述人性，良知，无奈，残酷…其中集中营生活的对话，战争最前线的6-1楼，被政治摆弄的患得患失的科学家维克托都真实的让人清醒…鉴于中苏两国的渊源，有些历史场景非常有代入感… -
荡气回肠的家族史诗，苏联体制下的人们现状。 -
还行吧， -
极权主义下的善与恶的确是很难盖棺定论的事。我压根不相信在某个时代作恶会成为必然。即便个人常常会把自己的恶赖给一个时代。 -
反思 -
二月读完。伟大。我爱俄罗斯。暂时没有其他想说的。完善了一些军事知识~ -
满溢着上世纪苏俄文学和浓重翻译腔的一部作品，却无疑是一部“大书”。梁文道在序里称《生活与命运》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个人感觉此评价虽有些过誉，但也算给了这本书安了一个合适的地位。抛开时代所限作者“遗传”的苏俄作家通病（比如撇开情节单独抒情议论）不谈，单就现实主义所描写出的当时的苏联而言，无疑是满分的。最出彩的段落莫过于斯特拉姆接到斯大林电话之后，周边人对他态度的变化，和他自己面对签名时的挣扎。如果说这本书真正写出了什么，那一定是在极权国家下小人物们的“平庸之恶”。苏俄有一批作品注定是不朽的，其中就包括《生活与命运》 -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读生活与命运也能肚饿的人吧…… -
感动，伤感，震撼心灵。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来自体制内的知名记者的大作，一位爱国者，一位箴言者，一位精神勇士的叙述，叙述这个伟大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深深印记。故事有多条线，除了古拉格集中营囚犯这条线有头无尾，其他线，分别描绘了战争之下，军人，知识分子，犹太人，纳粹集中营犯人的生存广景，以一家人的命运为中心，探讨了生与死，自由与禁锢，国家与人的种种关系。如同耳语者中提到的，战争看似苦难深重，可在经历了集体农庄，大肃反后的苏联大地，却也是一次全民的解脱，颇为讽刺的是战争也带来了短暂的自由。纳粹集中营这条线中，老布尔什维克与党卫军军官的思想交锋，堪称经典，借纳粹之口，论苏维埃与纳粹的极权统治，作者的所思所想令人震撼，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时代的悲剧与无奈，在俄罗斯民族的身上被放大。 -
著作的出版本身就是一部传奇！900页的体量读起来丝毫没有压迫感，轻松自在，成就感十足;内容呢？每个人就像一个大缸里的水滴，当时代的棍棒搅动时谁也不能脱离，只不过看你离这个漩涡的远近了，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暗流。 -
终于赶在放假前读完了，本书真是沧海遗珠，生动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大时代下的各类人物，是了解那个时代最好的读物。 -
作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凭借想象，我是分不出来。 -
“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
kindle里面最喜欢的一本 -
这本书好到连腰封上的话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好。很庆幸在我和这个时代都走到今天时能看到它，我喜爱它胜过《战争与和平》。PS：最后的那对夫妻是谁啊？（我知道他们可以是千千万万的人，可我多么希望是谢廖沙） -
太感动了…… -
因为有梁道长的解说，才读了这么厚厚一本小说。比起《战争与和平》，由于对二战时的苏联更熟悉的缘故，读起来感触更多一些。
人是多么卑微的动物啊！ -
读了三分之一，第一部分，很坦然地说，我没看懂…… -
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
2016年看的最长篇小说，没有之一，堪比《战争与和平》。在战争中，所有问题都会被凸现，极权与自由、死亡与新生、软弱与勇敢、盲从与反抗、卑劣与善良。。。拒绝主旋律的弘扬，着眼于人物悲剧的命运。生命可能因为战争戛然而止，生活可能因为体制左右摇摆，但是人性之善终将超越一切！ -
极端的恶/没有来由的善良 -
读它不仅仅是在读前苏联，好像你会明白些什么，明白我们的国家，明白我们的过去的历史。 -
对人性的刻画是多么深刻！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熟悉，除了人名复杂一点，众多人物的言谈举止，一举一动感觉就在身边。就是篇幅太长了，看着有点累。 -
这本书很值得看，唯一的不方便之处就是人名字了，让我很痛苦。分不清人名导致有点小蒙圈。 -
个人命运比历史车轮脆弱的多，碾过留下了些许尘土和墓碑，让后人翻看怀念， -
下半年绝对的五星 -
应该属于失落的巨著了，多亏梁文道的发掘 -
道长的推荐，本科论文写的很多点这里也都有表现 -
逻辑混乱不能忍 而且译者分段有些奇怪？ -
非常值得一读，但是并非是易读之作，从篇幅，架构，加上苏俄的时代背景本身就决定它难得平易近人。但是这样的书才能直抵人心，也是这样的书让你思考生存，战争，人性，善恶，友谊，饥饿....它已经不是一本纯粹在描述一场战争和一个家庭在战争时代如何多舛的命运，而是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也是因为如此，才成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当你的书越读越多，当你的路越走越远，当你的经历越来越丰富，我们会发现，只有少数人和深刻的思想才会让我们铭记。 -
对战争的反思 -
苏联科普教材，斯大林格勒的失败与伟大。 -
读过最好的苏联小说，真想再加一颗星！ -
在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节目中了解到这本书，去年买的书，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断断续续地读完，在对于人性的探讨和生活的描述中，不时地于无声处惊雷，于无声处飘雪，偶尔于无声处温暖小小的人间，大概是我这两年看的书中最好的一本。所有的生活都在历史上发生过了，而我们仍然感到疑惑。 -
震撼到不能说话。 -
没有事先期望的那么精彩，但也不赖。虽然是一个甲子之前的作品，书中描写的许多行为还依然在今日重演。极权社会的暴力统治很容易泯灭人的本性，让乌合之众们只知道顺从。没有自由，何谈生活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