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评传
出版日期:2015-4
ISBN:9787208128669
作者:慈波
作者简介
本书系义乌丛书之一。黄溍（1277-1357）字晋卿，师承刘应龟、方凤，中延祐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此后浮沉州县，白首登畿，入直词林，侍讲经筵。黄溍会融文理，合而为一；研精佛学，解行兼全；随遇旷达，仕隐无碍。黄溍诗文兼擅，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诗歌“不苏不黄，超绝町畦”。其弟子宋濂、王袆为明初文坛领袖，开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黄溍与虞集、揭傒斯、柳贯一起列名“儒林四杰”，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
书籍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宗族 ／００１
一、义乌洞门黄氏世系 ／００１
二、诗书世泽，节义宗风 ／００６
三、敬宗意识与宗谱编纂 ／０１３
第二章 地域、学派与士人网络：黄溍的师友渊源 ／０１８
一、师承授受与思想谱系 ／０１８
二、交游耆旧与文采风义 ／０２３
三、师友影响与出处选择 ／０２６
第三章 难进易退：黄溍的游宦生涯 ／０３４
一、奋由一第 ／０３５
二、州县沉浮 ／０３９
三、白首登畿 ／０４４
四、提学江浙 ／０４９
五、入直词林 ／０５３
六、林下休致 ／０５８
第四章 酌古通今：试策与黄溍的政治关怀 ／０６１
一、试策制度与策题拟定 ／０６１
二、乡试对策中的政治理想 ／０６６
三、策问：通达治体，善为疑难 ／０７１
第五章 文苑或儒林：黄溍儒学史地位的衡定 ／０７８
一、举场程文与黄溍的儒学素养 ／０７９
二、《日损斋笔记》：根据分明，不同臆断 ／０８６
三、黄溍与宋元之际浙东儒学 ／０９１
四、义理与文章的分合 ／１０３
第六章 佛学与学佛：黄溍的佛家思想及信仰 ／１１３
一、早岁学佛：聿熏旃檀妙 ／１１３
二、晚年喜为浮屠 ／１１８
三、会一趋同的佛教观念 ／１２５
第七章 地域、交游、出处选择：道家思想与黄溍的人生思考 ／１３３
一、婺州地域与道家文化 ／１３４
二、与道教人士的交往 ／１３８
三、出处思考与道家观念 ／１４４
第八章 自成一家：黄溍的艺术论与书画 ／１４８
一、书画题跋中的艺术论 ／１４８
二、雅善真草，笔札峻逸 ／１５５
第九章 诗主性情，文依经史：黄溍的文学观念 ／１６０
一、言诗而本于人情 ／１６０
二、六经根本，二史波澜 ／１６８
第十章 以文辞鸣当世：黄溍的文学成就 ／１７６
一、黄溍创作的发展阶段 ／１７６
二、元诗文献中的黄溍诗 ／１８１
三、平实流丽、超绝町畦的诗歌创作 ／１８５
四、文章：“类欧阳永叔”与“类王介甫” ／１９０
五、文脉流传中的黄溍 ／１９６
参考文献 ／１９９
后记 ／２１０
内容概要
慈波，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文学、古代文章学演技。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教育部人文教育科学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整理有《爱日吟庐书画丛录》，入选国家古籍出版规划项目，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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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溍评传》，慈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定价42.00元今日治中国古代文史之学者，恐怕大抵有种感觉：常规性选题已然开掘殆尽，欲更鞭辟入里，不得不穷探力索，寻求切入研究对象的新角度。“怎么做”相对于“做什么”的重要性，空前突显出来。然而“黄溍评传”这题目，或可算作一个小小的例外。作为元代在道、学、政、文等方面皆有所表现、“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士人，黄溍所获关注，远不足以同其成就、地位相称。有关论述寥寥，对他个人的整体研究，更是未之前闻。慈波先生有见于是，费数年之功成此一编，通论其人，倘以兵事为喻，允属堂堂正正之师，看似不预刻下学术潮流，却是这一特定论题所亟须的。书凡十章：第一章梳理黄溍家世渊源，第二章勾勒其师友网络，第三章叙述其宦海生涯，用三章的篇幅，交代了传主生平；之后七章，分从政治关怀、儒学素养、佛教观念、道家思想、艺论书画、文学批评、诗文创作等领域，全面总结黄氏的文化贡献，结构布局乃评传之正体。本书各部分取材丰赡、持论得体，读者览卷即知，毋庸详述。其宏观视野的运用与细部论析的深入，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部评传焦点虽在黄溍一人，但时时把他置于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加以定位。如介绍其从学经历，指出南宋以降士阶层分化，大量士人流向社会中下层，文化散在民间，地方性色彩日益浓重，黄溍的成长与此走势正相同步；阐说其儒学成就，指出元代儒者之特长，不在理论内容推陈出新，而在将理论导入各种学术、实践领域，实现思想的学术化、生活形态化，因此评价元儒包括黄溍，便须另换一套衡量标准，始得其平，凡此都为准确理解传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又如讨论“文气说”，则在孟子、曹丕、韩愈、苏辙一系脉络内比勘异同，指出“在黄溍的话语体系中，文气的地位有所下移，它似有指向于具体而微的文章气脉的意味，而缺乏形而上的理论内涵”。进而统观黄氏所搭建的“学—志—气—文”四层结构，复上溯至南宋魏了翁，同时不忘点出魏氏尚未对四者“进行细致层级化论说”，及至黄溍为之厘定次第，“学”居其首，下贯入“文”，这才“突出了性理之学对于文辞的决定性意义”。讨论文类划分意识，则把黄溍载道之文、纪事之文的二分法，同南宋真德秀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相较。后者“已有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之意”，开黄氏之先声，惜乎其四大文类概念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不若黄溍“在理论上更能自洽”。闳通与深微，可谓兼而有之。在某些时刻，对于传主个体的考察，又能反过来纠正原有的宏观印象。如学界提及元代中后期浙东士人文学趋向，惯以“由理入文”概括，认为文掩过了理，而黄溍师生理、文并举，奉为轨则，恰是一例重要的反证。这最能彰显人物个案研究，对宏观结论所起的基础支撑功能。著者论析之深入，观乎上文，尝脔已可知味。实则此一特点，乃是通贯全书、且体现于多个层面的。首先，文献发掘与估定多所发明。如黄溍乡试经疑和试策文字，今人编校《全元文》《黄溍全集》皆失载，著者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补出并作细密解读，对把握传主思想面貌极有裨益。黄氏《日损斋笔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著者究其版本源流，断定“四库本”实较精善。通行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前三卷向被视为黄溍进士及第前之作，著者大体承认此说，而又从中甄辨出少许混入的后来诗文，足当心细如发之誉。其次，史实考订多所推进。对黄溍的研究，迄今不数数见，故其生平许多细节，犹在若明若晦之间。著者钩沉索隐，有不少新发现。如黄氏六度参与科举衡文之役，各次时、地，史无明言，本书逐一考出，传主文化活动的重要构成之一，从此全幅呈露。最后，现象认识多所更新。如黄溍壮岁应举，其弟子宋濂《行状》谓系县令迫致，后人递相祖述，仿佛黄氏入仕纯出于不得已。本书则据传主本人及师友诗文，详论其赴考之前，早年任教职，复由儒充吏，直至漫游湖州的过程，对他时有所待的心态进行“深描”。这令人意识到，黄溍的仕隐态度充满张力，并不似往常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博观与精思固然难能，不过，衡以评传通行体例，毕竟仍属题中可有之义。《孙子兵法·势》篇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以正为主而外，更以奇为辅，使得这部著作有时又跳脱了评传所具的通论性质，展现出专题研究的魅力。如黄溍诗文疏离时事，政治态度暧昧，今人对此不乏讥弹，本书却专辟一章，谈他的政治关怀。关于黄溍诗，元代以来直接评论无多，他的诗史位置也难确指。著者择取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十四种，自元人顾瑛所编《草堂雅集》至清人宋景星等所编《元诗别裁集》，统计选入传主之作数量及体裁分布，断言他在元诗史上“已属于必须论列的对象”。兵法所标举的“奇正相生”，也是本书最显著的方法特色。读罢掩卷，若说有何不满足的地方，应该是著者为文整饬有余，灵动则似稍逊。如历数黄溍任宁海县丞、诸暨州判期间善政，泰半直钞宋濂《行状》（第三章第二节）。其实《行状》所述，颇富于情节性，假使用语体文改写，甚或略加点染，想会更添风致。当然，对于一部学术性评传来说，这可能是个分外的苛求了。 -
婺文化大讲堂系列之三十——《婺学与黄溍的师友渊源》主讲人：慈波南宋之后，士人阶层渐呈分化与下移趋势，学术文化的地方性色彩日益增强。在宋元易代的特定时期，众多文人因家国观念而不愿出仕新朝。他们或隐居乡邑、高蹈遗世，或寄身庠序，以文化承继为职志。[ 由于教谕、山长、学录、学正等地方学官并非品官，因而遗民出掌学事在道德上面临的压力似乎比出理民事要小；路、州教授虽入流品，但学官与行政官员毕竟有所区别，因而元代不乏有前代命官任职儒学的实例。揆其具体情状，追求仕进者毕竟属于极少数。详参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收入《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元代地方官学相关问题，可参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收入《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地方文化特色的形成与这些士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作为宋元之际的文化中心之一，有“小邹鲁”之称的婺州，“士生于其间，上者以道学相传，其次则以孝行、忠义、勋业、政事、清节著称，又其次则为文章大家。项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拟焉”，[ 章懋：《与张冬官用载》，《枫山集》卷二，四库本。]尤其具有标本性意义。“乌伤壮县，自古迄今，为士夫渊薮”，[ 沈文衡：《学官题名记》，《义乌县志》卷九，明崇祯刻本。]作为婺学的重要策源地，义乌地方精英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不同于长辈中由宋入元的遗民，也有别于宋濂、王袆等自元入明的乡域后进，婺州义乌士人黄溍（1277—1357）的成长始终处于元代统治之下，更能反映出蒙汉二元统治下元代文化发展的特点。个人的发展与时代文化氛围尤为切近，所谓“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 语出《诗眼》，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从黄溍的师承授受、朋辈交游中，正可见出地方精英群体对育新人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黄溍是元代中后期重要士人，《元史》称其与虞集、揭傒斯、柳贯齐名，号为“儒林四杰”，可见其在元代文坛的地位。黄溍中元代延祐首科进士，历仕州县，后入直翰林，任职国子监，出为江浙儒学提举。至正年间以其文坛耆宿地位被特召入都，后升翰林侍讲学士。黄溍诗文兼擅，全祖望称其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1页。]钱基博称其诗歌“不苏不黄，超绝町畦”，更以为其五古“卓尔大雅，足以上攀陈子昂，而远窥陶元亮”。[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三章第四节，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658、660页。]其弟子宋濂、王袆则为明初文坛领袖，开明代文章之派。从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诸方面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文化人物。关于黄溍的交游形态，许守泯《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金华黄溍为例》有较详细的论述。[ 见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655—679页。]许文从耆老宿学、同乡同辈、同年与座主、同僚、权贵五方面勾勒出黄溍社交网络，并特别关注其仕宦经历对交游的影响。本文考察的重点有所不同，主要考述黄溍进士及第、正式出仕之前的师友圈，试图结合婺州学术特点与地方精英活动，探讨其对黄溍产生的影响，并据此讨论元代江南士人在进身逼仄之际的仕宦心态。联系到黄溍及第为官后不忮不求、后期更多次主动弃官退居的行动，青年游学时期的士人交游与地域风气，对黄溍的影响似乎更具有决定意义。一、师承授受与思想谱系作为宋元时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著述，《宋元学案》将黄溍收入龙川学案及沧州诸儒学案，体现出对黄溍在儒学思想谱系中地位的认可。梁启超曾高度赞赏《宋元学案》“不定一尊”的特点，“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又认为它“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200页。]这反映了此书力图历史性地反映儒学本身发展面貌的特点，而非以理学建构为目的而忽视学术思想的复杂性。黄溍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过程正是这样不主一端、乡域特色明显的文化背景的生动体现。“盖自宋宝庆后，学术纷而陈言是袭。先生成童，禀业山南刘氏（刘应龟），凡十五年。随取徵于故老。二十而执弟子礼于南岩方氏（方凤），垂四十年。先生故石氏（石一鳌）甥也，事晋卿（石一鳌）三十五年，接唐卿（王世杰）之绪。总角预南稜（王炎泽）弟子列，五十年续通斋（叶由庚）之宗。盖通斋、唐卿，得先生而三传；而先生后得忠文王氏，是亦足比踪何王金许四氏。抑四氏产金、兰、东三邑，诸氏并产乌。而先生又因方氏，与吴思齐为忘年交，并溯龙川（陈亮）。”[ 王廷曾：《补订黄文献公集序》，《黄文献公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首第13—14页。王氏所言从理学承传角度生发，且颇关注其间师承授受。而就黄溍入学经历而言，《跋傅氏所受诰命》云“溍八岁入学，受《书》于傅先生”，则当为其蒙师。傅先生名肖说，字商佐，其从孙傅藻后又从学于黄溍。傅氏世代业儒而隐迹不彰。黄溍在为《楼存岑门傅氏宗谱》所作序中还不忘言及“吾师商佐先生启沃于溍者良多，讵敢忘其所自”，足见其渊源。]从黄溍问学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其转益多师、和齐斟酌的追求。诸位儒师中对黄溍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刘应龟，而这其实也有黄氏家学的渊源在。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指出黄溍幼时“尝著《吊诸葛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朝请府君之外孙也，见而叹曰：吾乡以文辞鸣者，喻叔齐兄弟尔。是子稍加工，不其与之抗衡乎？因留受业”，这是黄溍受业于刘氏的开始。[ 根据杨维桢《故翰林侍讲学士金华先生墓志铭》的记载，其时黄溍年十三，则当为1289年。关于刘应龟生平详见黄溍《山南先生述》。]刘应龟（1244—1307），字元益，以其曾隐居石门山，人称山南先生，为黄梦炎之外孙。刘应龟咸淳年间游太学，马丞相奇其才，欲以女妻之，应龟不可，由是名称籍甚。[ 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二“杭州学正刘应龟”条言丞相为马骥。]宋亡后卖药自晦，至元二十八年（1291）部使者强起为义乌教谕，后历月泉书院山长、杭州学正。黄溍“于先生为中表子侄行，自丱岁侍先生杖屦”，[ 《绣川二妙集序》，《黄溍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黄溍全集》为迄今收录黄溍诗文最全的版本，为便检核本文所引黄溍文字，标题皆从此本，文字、标断略有校改。]以此“受学于先生最久且亲”，[ 《山南先生集后记》，《黄溍全集》第282页。]曾诠次刘应龟所自序的梦稿、痴稿、听雨留稿为《山南先生集》二十卷，并在刘应龟卒后为作行述。无论在为人、为学、为诗方面，刘应龟都为黄溍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黄溍曾满怀感情地表示：“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当世，先生以外孙实得其学。顾溍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负贩技巧之列、以陨先业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 《山南先生述》，《黄溍全集》第417—418页。]在为学方面，刘应龟“潜心义理之学，每以古人自期”；[ 《两浙名贤录》卷二“杭州学正刘应龟”条，明天启刻本。]他“学本经济，而以简易为宗，读书务识其义趣，未尝牵引破碎，以给浮说”，为文则“雄肆俊拔，飚驶水飞，一出于己，无少贬以追世好”。[ 《山南先生述》，《黄溍全集》第417页。]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擅场，黄溍指出“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而他在幼年即“知爱先生之诗，顾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窥其涯涘，徒有望洋而叹”。[ 《绣川二妙集序》，《黄溍全集》第264、265页。]由于诗作的散佚，《全宋诗》仅录其诗两首，今日已很难考究其具体成就。七律《春日田园杂兴》在月泉吟社征集到的两千馀卷诗作中列名第五，评语谓之“律细韵高”、“夐未易及”，可约略见其风致。黄溍集中录有《次韵山南先生遣兴二首》，从两人唱酬的情况来看，黄溍从刘应龟学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山南先生挽诗》中，黄溍以“仰惊乔岳失嶙峋，千载风流可复闻”来表达对刘应龟故去的痛悼，而“泪尽侯芭悲独立”则显然是以其衣钵传人自居了。黄溍幼年又曾经问学于义乌王炎泽（1253—1332），“王氏自宋以来号为儒家，五世祖炎泽得朱、吕道学之传”，[ 吴宽：《明故中书舍人王君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三，四部丛刊本。]黄溍则“自总角忝预弟子列”。王炎泽，字威仲，学者尊之为南稜先生，其母为通斋叶由庚之女。“先生少嗜书，稍长治举子业，颖出侪辈间。运去物改而场屋事废，因得专意探索圣贤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而通斋为外大父，又从徐文清公传考亭朱子之学。”“先生气貌充伟，而襟度疏畅，待人一本于诚，言论磊落，无所隐蔽，莫不敬服焉。为诸生讲说，务推明其大义，不事支离穿凿。文简质而主于理，诗极浑厚而间出奇语，不屑以雕刻求工也。”[ 《南稜先生墓志铭》，《黄溍全集》第483、482页。关于王炎泽生平，可参此文及王袆《南稜先生行述》。王袆为王炎泽孙，后复从黄溍问学，以文学节义名世。]叶由庚为徐侨弟子，而徐侨既曾受学于吕祖谦弟子叶邽，又复登朱子之门，故而王炎泽在儒学思想实际上带有吕氏与朱学的双重影响。黄溍亦求学于石一鳌，《蒋君墓志铭》指出“溍弱冠时及石先生之门”，《饶州路儒学教授许君墓志铭》言“予幸获执弟子礼于石公”，所述即为这一经历。石一鳌（1230—1311）字晋卿，义乌人，“少从王世杰得徐侨之绪，淹贯经史，举乡贡进士。下笔为文章，如波涛汹涌，变化不可窥测。常典教邑庠，远近学者争趋至门执弟子礼，以求讲明圣贤性理之说、修己治人之要。及其门者皆历华跻显，故一鳌之名愈振。晚年覃思于《易》，著《（五）〔互〕言总论》十卷，甥黄溍铭其墓。”[ 《义乌县志》卷十四，明崇祯刻本。石一鳌生平详见黄溍《石先生墓表》。]不过石一鳌知名于时，其最为时人所推重的却是举业经验，“然自秘丞君（王世杰）以来，惟用举子业相授受，故先生之门，名贤书、升学馆者相望”，“至其端绪之微，蕴奥之邃，世固未必知之也”。而黄溍入门较晚，感慨自己“于先生十卷之书，复未能与有闻焉。间乃掇其弃馀，以充有司之求”，[ 《石先生墓表》，《黄溍全集》第721页。]其间不免有谦抑的成分，但对石氏学术掩遏不扬的忧虑，却充分显现了对学术承传的关注。除此之外，黄溍在《题脱靴返棹二图》中尚对牟应龙以门生自称，不过这应该是由于牟应龙曾应聘预考江浙乡试，而黄溍此年“以非才忝与荐送”，[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黄溍全集》第230页。]与讲道问学的师弟关系并不相同。而在黄溍弱冠之后所师事的士人之中，影响最大的则非方凤莫属。方凤（1240—1321）字韶父，婺州浦江人，为宋代有名遗民。方凤并不仅仅以风义自高，他尤精于《诗》，“通毛、郑二家言”。[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文学”之方凤传，知不足斋丛书本。]黄溍为方凤入室弟子，“元贞丙申（1296），予幸获执弟子礼，见方先生于仙华山之下”。方凤对其期望甚殷，敦敦告诫他要砥德砺行，同时要培养根本。方凤原本就“好奖拔士，有一善，未尝不与之进”，[ 胡翰：《谢翱传》，《胡仲子集》卷九，四库本。]于黄溍又属同乡前辈，所指授当尤为切近蔼然。黄溍集中所存多首两人赠答之作即是这一情谊的最好说明。就师承授受而言，黄溍经历了转益多师的过程，其间所得自然有多少之别，而从而悟入的领域也各有侧重。像方凤、刘应龟以诗名世，黄溍从其所得诗学，就为他家所少。其诸多师执之间的共同之处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他们皆属于婺州地方士人，其居处环境、学系脉络都颇为相近；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历了易代之变，其气节操守皆有可观。方凤坚定的遗民立场自不必说，其他人入元也多只是出任教职。这实际反映了婺州文人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依违态度。在吕、朱等大儒相继沦谢之后，儒学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大家缺失的境地，正是他们立足于乡域的学术活动，使得儒学的空间向中下层士人拓展，虽然高峰顿失，但不乏众声和鸣。婺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发展，而黄溍的受学经历恰好表明在学术承传的意义上，地方精英的价值所在。而他们各自师承的复杂性，又使得黄溍本人的思想具有婺学的融合特征。《宋元学案》将方凤归入“龙川学案”，黄溍作为“方氏门人”，当然可以看作是龙川学术谱系的延续。王炎泽得其外祖叶由庚之传。叶由庚曾与何基、王柏辨析理学，因而作为“北山学侣”被列入“北山四先生学案”；又执经于徐侨，得传朱子之学；而徐侨又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邽。多重学缘的影响，在王炎泽身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就石一鳌的学术源流来看，也表现出多重性因素。石一鳌师事王世杰，“初，徐文清公（徐侨）倡道丹溪上，及门者或仕或不仕，皆时闻人。文清之学，盖亲得于考亭；而秘书丞王君世杰，则有得于文清者也。先生少受业于监榷货务都茶场王君若讷，既又从秘丞君游。学日以茂，实大而声远”。而他晚年论《易》则复出己见，“其为说不皆本于徐氏”。吴澄曾评石一鳌《易说》，以为“其说理之当、说象之工，盖于象学、理学，俱尝究心”，而其主旨与吴澄亦有不同，“予补朱义者也，石广程传者也。君释象，予亦释象，则皆程朱之所未言者。虽有不同，而言固各有当也”。[ 吴澄：《石晋卿易说序》，《吴文正集》卷十七，四库本。《易说》与前及《互言总论》，或当为同一书。]作为石氏弟子，黄溍被列入“沧州诸儒学案”也具有学理上的充足理由。从学术谱系来看，黄溍已处于诸派交汇的文化大背景之中，陈亮、吕祖谦、朱熹等本来颇有歧见的学术见解，在这一交互影响与吸纳之下，已渐趋混同。实际上婺学初创时期就缺乏一统的力量，黄溍对此有透彻的认识，他“尝从乡先生闻乾淳师友之盛，未始不叹其人物之聚、学术之散也。盖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至于人自为书，角立竞起，吕氏终莫能挈而合之也”，贤达凋零之后，士人更是“第以世之所共传为信，遂使散者不可复合，不传者日就泯坠”。黄溍所秉受的各家学说，正具备了这一特定儒学发展阶段的特征。不过众说纷纭当中，并非就没有共通的义理存在，“安知纷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 《送曹顺甫序》，《黄溍全集》第237页。]师承各家自然有广取众长的好处，但也会增加多歧亡羊的困惑，只有能够在纷歧的学说当中直探本源，把握根本义理进而形成自家体会，才能说是学有所成。从黄溍的学术思想来看，对“混然大同者”的追求，不失为把握其特点的重要方面。至于他在根本经术的同时，重文献、崇史学，则较多体现出吕学特点而多属个人的领悟了。二、交游耆旧与文采风义黄溍始生而宋社遂屋，前贤故老多有落拓不偶而晦迹林野之间者，因而在问学之馀得以交游耆旧。虽然与执经问业所得略殊，但是老辈仪刑尚在，即使是旬月之间，得以亲承謦欬，也自能在风义与文章方面受其濡染。黄溍同郡好友柳贯即曾指出：“某年长于晋卿，而出游诸公耉老间，乃在其后。于时陵阳牟公居霅，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两石笋之相望。人固知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于晋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辈行而交之；则二公之鉴赏，岂私一晋卿者哉？方韶父、刘元益，吾乡前辈，而某之执友也。韶父国子进士，元益太学内舍生，尝与仇仁近在京庠同业最久且故，兵后皆以诗鸣。其贻书介晋卿以谒者，固将引而进之于道，非有所觊为利达计也。”[ 柳贯：《跋晋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诗卷》，《柳待制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牟巘、方回、仇远皆与黄溍作忘年交好，这其中除了方凤、刘应龟的引荐之外，更多的应是所谓声气相近；自然也包含了耆旧诸人对黄溍的欣赏与期待。黄溍与这些文坛宿老的交游与其求学过程是相互交错勾连的，早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得以结识盤峰先生孙潼发，“溍年十六七，即参陪于杖屦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谈雄辨，四座尽倾。每语当世事及前代故实，亹亹不倦。然喜汲引后进，有如溍之无所肖似，犹不以凡子见遇，每折行辈以相倾下”。孙潼发（1244—1310）字帝锡，一字君文，桐庐人，咸淳四年（1268）进士，曾任衢州军事判官，“蜀名卿史公绳祖侨寓是邦，先生暇日辄相与研究先儒性理之学，为士者往往闻其绪言而有所开悟”。宋亡后坚守不仕，以古人风节自期。《宋元学案》将其收入“北山四先生学案”。孙潼发在程钜夫求贤、留梦炎举荐的情况之下，能够秉持气节、自放于山水间，这一遗民精神给黄溍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者以为，人臣之义莫易于死节，莫难于去国，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难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难；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从容于出处去就之际，而不至于屈辱。其善用晦者欤？盖人之难能，亦非人之所能辨。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论次而表显之，庶百世之下有观感而兴起者焉”。[ 《盤峰先生墓表》，《黄溍全集》第719、720页。黄溍另有七律《送孙君文判官丈归桐庐》。]这一人格力量，对于身处异族入主中原朝代的黄溍来说，无法不对其出处观念产生影响。而黄溍交游的耆旧当中，宋代遗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月泉吟社诸贤即是显例。除了方凤之外，当年曾预评诗的吴思齐也成为黄溍的莫逆之交，“元贞丙申（1296）秋，予游仙华、宝掌，间因得拜先生浦阳江上。先生顾予喜曰：‘吾二十年择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谢君皋父。今皋父已矣，子乃能从吾游乎？子其遂为吾忘年交。’予谢不敢。先生盖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间岁辄一再会，会则必欢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间为予上下古今人物，使审所择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于予者哉！”[ 《书吴善父哀辞后》，《黄溍全集》第174页。]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以任子入官，曾任嘉兴县丞；入元不仕，自号全归子。其祖吴深为陈亮婿，思齐能传家学，故《宋元学案》将其收入《龙川学案》。吴思齐能诗，黄溍集中有《和吴赞府斋居十咏》，所咏为焦桐、蠹简、残画等，类皆残缺不全，正可以见其遗民心态。《书吴善父哀辞后》称他“中岁颇慕管幼安、陶渊明之为人，因自放山水间，时与畸人静者探幽发奇，以泄其羁孤感郁之思”，着眼的也正是其志节。与方凤一样，诗歌其实只是陶写胸怀之具而已。龚开对方凤的诗歌有高度评价，“异时龚公圣予见先生于钱塘，览所赋诗，识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论之，在人伦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诗者，无以易此矣”。[ 《方先生诗集序》，《黄溍全集》第228页。]这未尝不可用来评价吴思齐的精神追求。正像四库馆臣所言，“盖凤泽畔行吟，往往睠念宗邦、不忘忠爱；开亦以遗民终老，故扬诩未免过情。然幽忧悲思、缠绵悱恻，虽亡国之音，固犹不失风人之义也”。[ 《存雅堂遗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四库本。]在后人的心目中，方凤、吴思齐、谢翱等宋遗民，“盖气节不群之士云”。[ 《浙江通志》卷四十二吴思齐传，嘉靖四十年刻本。]在获交于乡域诸贤之后，考虑到婺州地域的限制，再加上向学的决心，同时又有方凤诸人的荐引，黄溍开始漫游杭州，以求开拓心胸、增广学识。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一求学经历：“始予既知学，颇思自拔于流俗，而患夫穷乡下邑，块焉独处，无从考质以祛所惑。闻钱塘古会府，号称衣冠之聚，宿儒遗老犹有存者。则籝粮笥书，逾涛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识。然以违亲越乡，不能久与居与游。间获聆绪言之一二，终未至尽大观而无憾也。”[ 《送汪生序》，《黄溍全集》第244页。]虽然这与镇日执经问学、盘旋坐隅的入门受业有所不同，但是老辈尚存、典型未远，其间教益也是颇值称道的，而这也成为此后黄溍向门生屡屡提及的话题。宋濂就提到，自己“幸从乡先生黄文献公游，听谈杭都旧事，有如淮阴龚公开、岩陵何公梦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刘公濩、西秦张公楧、虎林仇公远、齐东周公密，凡十馀人，相与倡明雅道”，[ 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宋学士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9页。]可见一时交游之盛。从时间而言，游学钱塘当在仙华问学之后，黄溍称“溍以大德戊戌春，见先生于钱唐”，[ 《跋翠岩画》，《黄溍全集》第193页。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言黄溍“弱冠西游钱唐，前代遗老与钜公宿学，先生咸得见之。于是，益闻近世文献之泽。暨还故居，从仙华山隐者方君凤游，为歌诗相倡和”，则游学钱塘在结识方凤之前，与其行迹似不合。]所言为1298年谒见龚开事，而与钱塘耆旧交游当即此期。龚开（1222—1304）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人，少负才气，博学好古，尤邃经术。宋季与陆秀夫同居李庭芝幕府。宋亡来居吴下，节愈孤峻。尝作文天祥及秀夫传，吴莱称其不减迁、固”。[ （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七，四库本。]龚开以志节称，亦善丹青，宋亡之后以画自给，“其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突兀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 《跋翠岩画》，《黄溍全集》第193页。]所作两传尤负盛名，也正是其节义精神勃郁于中的体现，古人对其有高度评价：“此等文字当与天地古今同为不朽。百世之下一展卷之际，尚能使人酸楚悲愤不能已已者，何邪？亦以秉彝好德之心，千载一时，不容泯灭故也。”[ 孙志道：《书龚圣予所撰文宋瑞陆秀夫二传后》，《宋遗民录》卷十，嘉靖程威刻本。]黄溍有诗云：“淮阴权奇士，髀肉老始消。长眉已雪色，頩颜尚红潮。朋游三数公，于焉共逍遥。平生经济策，忘言付诗瓢。”正是对龚开意气慷慨、寄情于诗的欣赏与追忆。游学钱塘时所结识的耆旧与黄溍多有酬酢，如牟巘（1227—1311），“溍生也后，犹及拜于床下，而辱赠以言”。[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黄溍全集》第230页。]在其卒后，黄溍又有诗追挽，感慨“后生无复望仪刑，青史徒烦列姓名”。[ 《大卿牟公挽诗》其二，《黄溍全集》第65页。]在多年之后，重展牟巘、方回赠诗，昔时的游从情形还不免形诸梦寐，“忆昔登堂三十载，梦想时复瞻眉须”，可惜的是老成零落，“两翁风流扫地无，文章光焰埋丘墟”。[ 《题陵阳牟公紫阳方公诗卷》，《黄溍全集》第33页。]与仇远的交游似尤密切，黄溍曾陪其赴金陵并登石头城，有“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飘零”的怀古与劝慰诗句。[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头城》，《黄溍全集》第44页。]在《寄仇仁父先生》中则致慨于其入元之后生活的寥落，“一官十载尚沉沦，门巷萧萧白屋贫”。从黄溍青年时期的游学经历而言，诗文唱酬所带来的文字方面的进益当属一面；而接闻绪论、获睹故国文献风流当属更为深隐、影响也更深远的一面。特别是耆旧诸人的气节与人格精神，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黄溍的政治态度。他曾不无忧虑地表示：“溍生于宋亡之后，犹及见昔之故家人物。其处而不出者，类皆以时异事殊，而有依隐玩世之心。后生小子，习而不察，谨厚之风，日益以衰。”[ 《山斋喻君墓志铭》，《黄溍全集》第526页。]显然耆旧典刑遗则未远，他们的政治立场，成为黄溍走上仕途之际首先要应对的最直接参照。三、师友影响与出处选择宋元朝代更迭，由异族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不可避免对士人出处选择带来冲击。陈得芝先生曾对宋末理宗、度宗朝三百二十八名进士在宋元交替之际的事迹进行考察，发现其中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而归降与仕元者仅占25.3%，其中还有部分人只是出任不入流品的低级教职，还有一些人则入仕未久即回归退隐。[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收入《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95页。]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特定时段士人的政治选择，其间凸显的遗民精神是颇值关注的现象。黄溍的师友中，方凤、吴思齐、孙潼发、龚开等都是甚有影响的遗民，因而黄溍表示：“载念某之少也，从先生长者咏歌先王之道于宽闲寂寞之乡，将以是终其身”，[ 《叶审言墓志铭》，《黄溍全集》第484页。]考虑到身教的因素，实在是比较自然的。虽然儒户的户计出身让黄溍在元代颇有儒冠误身的感慨，[ 《洞门黄氏宗谱》卷二《文献公历授散官始末》对黄溍出身、仕履有明晰记载，为史料价值极高之履历性质文件，文中明言黄溍“儒户出身”。黄溍自叙屡屡言及，如“予故诸生也，忝被官使”（《送应教谕诗序》）、“予故婺之诸生也”（《送李子贞序》）、“忝繇诸生，蒙恩锡第”（《谒先圣祝文》）、“溍忝繇诸生，与闻有政”（《诸曁州谒庙祝文·先圣》）、“始公佐宪府，溍因公行部，以诸生礼见”（《深州知州致仕刘公墓志铭》），不一而足，皆可证黄溍当以儒户身份而入邑庠就学。]但是“遗世岂予敢，匡时非我任”，[ 《寄方子践子发》，《黄溍全集》第6页。方樗子发、方梓子践，俱方凤子，为黄溍友人。]这一对同人的表白，明白昭示了黄溍对政权的刻意疏离。另一方面，元代儒士的地位相对于宋代士人的优渥处境而言，显然有霄壤之别。虽然不至于像“九儒十丐”那样极端，而且儒户还享有豁免科差杂役的权利，但是元初科举废止、重吏轻儒的现实，都极大限制了士人的出路。[ 关于元代士人地位问题，详参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1—414页。]揭傒斯所说的“士失其业、民坠其教、盗贼满野”，[ 揭傒斯：《富州重修学记》，《揭文安公全集》卷十，四部丛刊本。]一定程度上正不失为元初的社会写照。在进身之途大为逼仄之际，以往被蔑视的皂隶，则成为士人的不得已选择，“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属”，[ 《送宣公书院陈山长序》，《黄溍全集》第237页。]其间取舍对于世代业儒的黄溍而言，未始不构成心理上的障碍。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元朝政经局面的逐渐平稳，士人的心态也在不经意间发生递迁。社稷鼎革所造成的哀思愁怨之音渐渐淡去，“考察元初江南士人思想态度的变化，大体可以看出，世祖、成宗之交是一个转折时期。到这时，故宋士人思想上所谓‘节义’的堤防已渐崩溃，‘同人’、‘随时’之说盛行，有不少多年退隐不仕者出而勉就元朝官职”。[ 前揭陈得芝文，第592页。]宋元易代更多地被解释为天道兴废，这显然并非个人所能左右，还是顺应天时，正像赵孟頫所说的那样，“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赵孟頫列传。]不失为直面现实的方式。不过这些对于黄溍而言，尚不足以构成出仕的羁绊。早在他出生的时候，江南就已纳入蒙元版图，他无需背负上前辈遗民那样的沉重心理包袱。元代“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权特点对南方士人确有很大歧视，但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渐宽松，政府采取极具象征意义的延纳南方有名士人的举措，以及师友中人的入仕行为，都不免使得学优则仕的意识悄然滋长。黄溍的临岐彷徨最终因其好友叶审言的举荐而打破，起初他“绝无仕进意，其友叶君谨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1301），举教官”。[ 宋濂：《行状》，《宋学士全集》第913页。此说当本于黄溍《叶审言墓志铭》“审言力挽之出”。据危素《大元故文献黄公神道碑》，举教官为此年春。]虽然他颇有晦迹渔樵的初衷，但并无绝然遁世的意图，因而在叶审言的推动之下，黄溍略显被动地开始了登仕的尝试。叶审言（1272—1346）字谨翁，金华人。曾祖叶邽，受业于吕祖谦。叶审言幼承家学，于书无所不读，卓然自立，父子互为师友。《宋元学案》将其一门列入“丽泽诸儒学案”，且专揭“叶氏家学”一目，足见其学术具有根本。叶审言弱冠举教官，历浦江、义乌教谕，升衢州明正书院山长，借授处州缙云县官政乡巡检，调晋江县主簿，迁吉水州学教授，后改调婺州路司狱，以瑞安同知致仕。叶审言早年颇有壮志，曾北走大都以求有遇，“叶君披短褐，志力何雄哉！北走叫阊阖，红尘指崔嵬”，[ 《赠叶审言别》，《黄溍全集》第7页。诗中有“尚念穷贱者，衡门守蒿莱”之句，当作于大德五年之前。据黄溍《明正书院田记》，皇庆初年（1312）叶审言为明正书院山长，则叶审言北上似在义乌教谕任满之后。诗中又言“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苍苔。岂无琅玕树，凤飞故低徊”，可见是暂弃教职而去。吴师道《寄叶审言并简晋卿》云“燕尘越水旧衿裾，何事今年赋遂初”，亦与其北上行迹相合，并知其曾退隐。]结果失意而归。教官向来被称为“冷官”，在元代其迁转尤为困难，叶审言即多年困顿于此。所交游者则多为名贤，“许谦、柳贯、张枢、黄溍咸乐与为友”。[ 《两浙名贤录》卷二“瑞安州同知叶审言谨翁”，明天启刻本。]黄溍集中今存多篇与其酬酢文字，并为之撰有墓铭。至于他力荐黄溍出任教职，则与元代教官的选任制度有关。路、州教授为品官，其选任较为严格，元初往往要经由“学校公众”从“前进士人员”中推举，或者虽无出身，却“学问该博、年高德劭、为众所推、堪充教授”者，方可入选。[ 《庙学典礼》卷二《学官格例》，四库本。同书卷三《正录任满给由》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后“江淮迤南教官，从本路儒学公众推举保申”，也强调了举荐者的身份。]一般所能获得保举的，多为直学、教谕之类低级教职。由于叶审言的教官身份，他力荐黄溍才学优长、堪任学职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教官的难以升迁也是出名的，“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馀年，比至入流，已及致仕，情有可悯”；[ 《元典章》卷九，吏部卷三“正录教谕直学”，元刻本。]黄溍本人也承认：“若夫县教官，率选署于阃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铨曹，补郡文学，而与医卜执技者齿。满六岁，乃得预流内铨。其阅历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学既无所事乎其间，有志之士苟资以自进，固不得俟乎强而仕矣。”[ 《送郑生序》，《黄溍全集》第243页。]和黄溍同时举为教官的曹顺甫二十馀年之后方才升转为温州路学正，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黄溍经过试察中选，也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淹滞岁月，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出任学官之后“予讫不调”。[ 《送曹顺甫序》，《黄溍全集》第237页。]在经过内心的艰难抉择之后，他终于决定由儒充吏了。在元代儒士有限的入仕选择之中，吏职虽然或许难有“清流”之誉，但是比起教职来其升迁要容易得多，“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 方孝孺：《林君墓表》，《逊志斋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根据《行状》记载，大德七年（1303）黄溍“举宪吏”。[ 危素《神道碑》、杨维桢《墓志铭》皆作“举宪史”，文字虽略异而所指则相同。]这应该是指黄溍应举为肃政廉访司书吏。元代儒人入吏有所谓“岁贡”制度，廉访司俗称宪司，按察司即其前身，至元二十八年（1291）诏令更名。宪吏职责颇重，而且两台监察院书吏需由各道宪司书吏选补，因而不失为从仕的捷径，其选用标准也较为严格。婺州为浙东海右道廉访司辖内，且为宪司治所。黄溍以应试之故到司，并作《上宪使书》以陈情。文中反复以风俗淳美为言，慨然于选举未能得人、反而造成觊幸趋兢之风，希望“居大人之位”者能够经由选拔人才一端而化风俗、抑奔兢。并明确表示一己之得非所萦怀，而当以“人才风俗为念”。 文章理义充沛，气盛言宜，能自大处着眼，故虽属求进文字而不陷苶然。这一上书应该起到了作用，宋濂《行状》即称“就试皆中其选”。在入吏之初，黄溍还颇想有所作为，他在《发金陵留别一二同志》中表示：“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虽枉嘉遁志，未渝白圭言。”这显然是鉴于“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表明自己虽然违背初衷出仕，但不会弃置进道与为人的原则。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心的失落也与日俱增。吏事繁剧、难以得志行道、不被同人理解，都让他心生悔意。这年的年底他就感慨自己出处不慎，“如何山中人，岁莫尘埃客”。[ 《晓望》，《黄溍全集》第7页。]在《逸山过姚紫芝别业》中他慨然于昔是而今非，“念昔去岩壑，辍耕白云中。白云故无恙，我乃羞樊笼”。在与好友方子践的赠答中，更因有违夙约而多次表示愧疚，“相逢感畴昔，出处愧匆匆”，“向来常处士，早已负诸公”。[ 《八咏楼遇方子践》、《杭州寄子践》，《黄溍全集》第46页。]从《次韵子践秋社归岩南》中“时情冉冉心如醉，世议纷纷耳欲聋”、“蹉跎偶负平生约，已复人间岁一终”的沉吟，亦可看出黄溍在物议沸腾的舆论压力之下的痛苦与彷徨。最后他终于觉察仕非其时，“希世乖近务，慕隐馀衷诚。愿言良时晚，庶保幽人贞”，[ 《述怀》，《黄溍全集》第5页。]决定重归园田。导致他“复退隐于家”[ 宋濂：《行状》，《宋学士全集》第913页。按黄溍举宪吏之年八月二十四日，其祖母童氏卒，黄溍当丁忧；次年五月二十四日，其祖父卒，亦当持服。黄溍或即因此弃职而去。]的原因，按照杨维桢《墓志铭》的说法，是“多忤上官去”。或以为“金华黄溍晋卿早年为湖州长兴吏，因簿书被棰。乃弃吏发愤读书，登乙卯进士第，为世名儒，官至翰林侍读学士”。[ 《农田馀话》卷上，明宝颜堂秘笈本。]这一说法近于小说家言，并不一定可信。实际上黄溍在《答客问》中，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写作此文的目的正是因为“仆大德中忝被选举，一时后进之士多见拔擢，而仆方退居田里。或讥其苞苴不修，以为迂阔。乃仿昔贤，述其问答之辞”。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行止与官场习气不合，而且违背了其秉性与追求。在文中他对“眩势交之荣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撵橇之利用，而将乘之阶戺”这样的官场追逐势力行为痛加贬斥，直言在出仕时机不合适之际，惟须“共己俟命”；但同时自己归隐乡里并非是沽名钓誉，“洁名以为高，矜己以自熹”。在仕与隐的选择上，黄溍通过自身的经历，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识：“时盈时虚，天理之常。乃仁乃义，人道之纲。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尔悔，无患名不大；勿信尔欺，无患禄不随。”可以说，在元初科举未复、士人进身之阶逼仄的情况下，黄溍举教官、任宪吏，都是儒士的通常选择。从最初的被动入仕、到最后的决意退隐，可以看出黄溍在师友影响之下对仕途的疏离之感，也能发现他对出处选择并不陷于偏执，而是相时而动，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不消说游宦未遂的经历对黄溍而言是一次打击，特别是奔走红尘、供役吏职对于世代业儒的文士而言更带有心理上的折磨，但是这一尝试促使黄溍对仕进道路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影响到此后他的宦海选择。多年以后他还不忘指出：“某窃观昔人去就之际，出者或未能无累于物，处者或专务使影响昧昧、不闻于人。此二者皆过也。”在对待出处的态度上，过犹不及，故而君子执两用中，“进不徇人、退不绝物”，[ 《秋江黄君墓志铭》，《黄溍全集》第564页。]这一理解和黄溍早年的游学游宦经历自应不无关联。四、小结宋元易代对南方士人产生了重大冲击，由于蒙元贵族重根脚、崇世袭，“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 瞿佑：《归田诗话》下卷《年老还乡》，知不足斋丛书本。]社会各阶层重趋封闭，流动性较宋代大为减弱。即使仁宗时诏行科举，由于举额限制与对南人的歧视性规定，科举对于吸纳精英群体的意义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与其居住区域的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精英作用得以扩散。[ 参牟复礼撰稿《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溍青年游学时期，广泛与婺州精英群体接触，其交游网络以婺州地方为主，并逐步展拓至江浙行省。砥砺向学、激荡风义的群体活动，使黄溍形成了不名一师、和齐斟酌的思想特色，体现出婺学的包容和会特征。婺州作为南宋遗民群体的重要活动区域，地方精英的政治意识对黄溍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尝试适应现有政治秩序的游宦经历中，黄溍初步形成了随意任运、出处无累的观念，既表现出对政权的认可，又显示出一定的疏离样态。这既与南宋遗民的激越情绪有异，又与众多明初士人因政治高压而刻意避俗不同，反映出元代江南士人在政治活动中的特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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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觉得出作者的用功。宗谱和程文等材料还是挺有用的。史学相关的工作不知是否还能更多些笔墨？除了参照陈栎所作的经义、策论等，是否还有其他同时代人可资比对，以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估计是于“评传”的体例不合，没有集中来写黄溍文集的版本问题，但从书中几次简单提到的情况来看，还是有必要再专门梳理一下？（作者应该也做过相关的工作。）顺便很外行地感慨一下：边读边觉得人家都真的很会写啊，自惭形秽中……以及，这本纸张真的是好得令人发指！感谢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