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书评

《南方都市报》2014文化年鉴图书榜总书单·政治分榜单—《如何改变世界》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1月14日 星期三 版名： 文化年鉴之图书榜 ——————————————————————————————2014文化年鉴之图书榜政治《如何改变世界》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中央编译出版社情况一目了然，在我们这边，认真阅读马克思原著的人少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倒不似此般情形。老话仍得重复一遍：不管是赞扬、嘲讽、攻击，首先，你得了解。霍布斯鲍姆这部《如何改变世界》，探讨了处于其本身的历史语境中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深化我们的认知。霍布斯鲍姆以他一贯的清晰、具体和博大，提出了很多精深的论断。比如，在《论〈共产党宣言〉》一文中，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所谓的“共产党”跟我们所理解的“共产党”其实是不同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跟1848年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并非若合符节，“而是预言了世界在逻辑上如何注定被资本主义改造”，因此，《宣言》中描述的很多情况，惊人地贴近当下，也就不奇怪了，而这正是我们在21世纪以及未来仍需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原因之一。　□ 卢德坤---------------------------------------------------------------------------------------------------------●政治《独裁者手册》，(美)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版。《苏联的最后一天》，(爱尔兰)奥克莱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豆选》，牛铭实、米有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如何改变世界》，(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版。《帝国权威的档案》，(美)安德鲁·N .鲁宾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版。《未完的对话》，(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4月版。《耳语者》，(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俄国革命史》，(苏)列夫·托洛茨基著，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版。●社科《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自我颠覆的倾向》，(美)赫希曼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版。《正义课》，(美)保罗·伯格曼、迈克尔·艾斯默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论天人之际》，余英时著，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中国生育政策研究》，梁中堂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哲学评书》，尼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生命的寻路人》，(加)韦德·戴维斯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1月版。《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美)武雅士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书话《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陈正宏著，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版。《传书堂藏书志》，王国维撰，王亮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版。《传古之媒》，韦力、拓晓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反读书记》，胡文辉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照管图书》，(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分析书志学纲要》，(美)G .托马斯·坦瑟勒著，浙江大学出版社。《文雅的疯狂》，(美)尼古拉斯·A .巴斯贝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日本读书论》，刘铮编，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文化《中国龙的发明》，施爱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6月版。《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美)薛爱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版。《一面多彩的镜子》，(美)弗里曼·戴森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禅与日本文化》，(日)铃木大拙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回忆录《灿烂——— 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杨黎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我的妥协之旅》，王明韵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也无风雨也无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平生六记》，曾彦修著，三联书店2014年6月版。《尘封岁月》，施燕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从布朗克斯到百老汇》，(美)莫斯·哈特著，华夏出版社2014年1月版。《穿越火焰》，(美)卢·里德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传记《陈三立年谱长编》，李开军著，中华书局2014年3月版。《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夏晓虹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家国万里》，邓嗣禹、彭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爸爸丰子恺》，丰一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青年梁宗岱》，刘志侠、卢岚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里尔克：一个诗人》，(美)拉尔夫·弗里德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岩波茂雄传》，(日)安倍能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版。●外国小说《危险的大笑》，(美)斯蒂文·米尔豪瑟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维昂小说精选》(上下册)，(法)鲍里斯·维昂著，海天出版社2014年1月版。《英雄广场》，(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死亡百科全书》，(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英国农民工小像》，(英)玛琳娜·柳薇卡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版。《燃烧的地图》，(日)安部公房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忍川》，(日)三浦哲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绿萝之舟》，(日)津村记久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历史《史汉研究》，汪春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版。《魏晋名士链》，萧华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范兆飞著，中华书局2014年4月版。《李林甫研究》，丁俊著，凤凰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宋代城市研究》，包伟民著，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天国之秋》，(美)裴士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戊戌变法的另面》，茅海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版。《红雨》，(美)罗威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丛小平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3月版。《民国吴县志校补》，曹允源等纂，王謇校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9月版。《黑鞑事略校注》，许全胜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中世纪维吾尔历史》，托和提·莫扎特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立体的历史》，邢义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1月版。《罗马史》(第四、五卷)，(德)蒙森著，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版。《罗马史研究入门》，刘津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中文小说《桃花井》，蒋晓云著，新星出版社2014年10月版。《1966年》，王小妮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空巢》，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耶路撒冷》，徐则臣著，北京十月出版社2014年3月版。《我疼》，陈希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无尽藏》，庞贝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版。《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文珍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人只会老，不会死》，钱佳楠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8月版。●诗歌《给孩子的诗》，北岛选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版。《我曾这样寂寞生活》(波)辛波斯卡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版。《奥登诗选：1927-1947》，(英)W .H .奥登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宁静的激情》，(美)艾米莉·狄金森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4月版。●随笔《生活在细节中》，朵渔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8月版。《草色连云》，高尔泰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小鱼的幸福》，(比利时)李克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版。《田园之秋》，陈冠学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版。●文集《萧公权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版。《容庚杂著集》，曾宪通编，中西书局2014年10月版。《乾惕居论学文集》，徐仁甫撰，中华书局2014年1月版。●文论《帝国的流亡》，张晖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14年3月版。《致理想读者》，李敬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雪隐鹭鸶》，格非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版。《小于一》，(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艺术《图说中国绘画史》，(美)高居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4月版。《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扬之水著，故宫出版社2014年9月版。《图像的生与死》，(法)雷吉斯·德布雷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蒙克与摄影》，(挪威)阿尔内·埃格姆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想见　看见　听见》，阮义忠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版。《胡金铨与〈侠女〉》，(新加坡)张建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再见杨德昌》，王昀燕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9月版。《成濑巳喜男的电影》，(加)凯瑟琳·罗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港台《动情的理性》，钱永祥著，联经出版社2014年2月版。《文才武略：唐宋时期的国家危机与管治精英》，赵雨乐著，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4月版。《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苏精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7月版。《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潘光哲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版。《宋淇传奇》，宋以朗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社会》，(美)裴宜理、赛尔登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如何阅读文学》，(英)泰瑞·伊格顿著，商周出版2014年1月版。《惊弦》，李志毓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链接：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5-01/14/content_3375260.htm?div=-1

《光明日报》2014年7月11日第9版：《如何改变世界》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6月“大众好书榜”第一位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大众好书榜”（2014年6月）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07月11日 09 版）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3月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刘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悲愤琉球 唐淳风编著 东方出版社 2014年5月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 陈先达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每天一堂生活经济课 梁小民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年6月蟠虺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 张大诺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4月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俞敏洪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时蔬小话 阿蒙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4月少年的荣耀 李东华著 希望出版社 2014年3月

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的用武之地：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生班开学

今天的央视新闻专门给予了社科院的这个博士班开学报道，按道理，每年都会有博士班开学啊，简单查了下，原来这个博士班有些来头哦。以下为摘抄新闻报道：新华网北京3月28日电 为适应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4年春季开始，专门集中招收100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生。自去年10月启动报名工作以来，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从来自全国高校中青年在职教师1075位报名考生中录取这批博士生，今天正式开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招收马克思理论专业博士，是中央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具有示范意义开拓之举。这次招收的100名博士生面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15个学科。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传统学科外，还精心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法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重要学科。这些学科的设置，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学科支撑和前沿拓展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具有示范性效应，对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做好这批博士生教学和培养工作，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给予了指导和有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一大批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教学经验丰富、富于创新精神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导师，并精心组织安排博士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刘奇葆指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键在人才、在队伍。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理论功底、突出的创新能力、优良的学风文风，是党和人民对高素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基本要求。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按照这个要求，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树立创新思维，勇于破解难题，努力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实践要求的学术精品。　　刘奇葆希望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生珍惜难得机会，加强学习研究和实践锻炼，努力提升理论水平和学术能力，以执着追求和深厚学养谱写壮美理论人生。

《解放书单》首期之韩正：《静心读书》和俞吾金：《这个时代没有超越马克思》

【解放书单】韩正：上海领导干部要静心读书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我们，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力戒浮躁，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使自己才不枯、智不竭。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心领会，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干事本领。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一些领域的创新变革往往是颠覆性的。上海要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各级领导干部要奋勇争先，首先要在读书学习上下大功夫。排头兵和先行者一定会先遇到更多风险考验和难题，需要我们加快知识更新，善于借鉴运用各方面智慧积累，敢担风险、善解难题。上海的领导干部必须静心读书。要勤学。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要重学习，防止陷入事务主义，发扬挤劲、钻劲、韧劲，手不释卷，好学乐学。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所必备的各种知识。要认真钻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学习用好政府经济学、潜心研读经典原著，广泛涉猎新理论、新知识，努力成为学习型领导干部。要多思。纸上得来终觉浅。要力透纸背，就要学问结合、多思多想。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不求一目十行读得快。要沉心静气，细品、深悟，把书读薄、读透、读活。要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既钻得进又跳得出，丰富知识，汲取智慧。要善用。读书学习能够拓宽人们的眼界视野，对领导干部来说，还能陶冶情操、益智醒脑，提高领导水平、增强工作本领。要坚持学用结合，善于对海量知识进行梳理整合、分析思考、实践运用，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当前，尤其要善于把读书学习所得所悟，转化为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勇气、智慧和能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更大突破，取得创新驱动发展更多成果，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好学才能上进。一个不爱读书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城市。这次解放日报社和市新闻出版局策划推出“解放书单”，向党政领导干部推荐好书，很有意义。希望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行动起来，掀起读书学习热潮，带动整个城市书香四溢、更加智慧。俞吾金：《这个时代没有超越马克思》在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中，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是和马克思主义最具有亲和性的知识分子之一。《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2011）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刚问世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同类著作比较起来，这部著作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体现出一位世纪老人对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深刻洞察力。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尽管屡经挫折和沧桑，但它在当今思想界的地位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克思。”其次，从时间上看，它反映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最切近的关怀和最前沿的思索；此外，它在文字上浅显易懂，说理上透彻生动，易于读者和作者之间进行有效、深入的交流。这部著作也为我们今天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和时代脉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所拥有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表明，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重大理论问题以及相应的问题框架。正如霍布斯鲍姆早已观察到的：“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即便它们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各类信徒所给出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仍然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毋庸讳言，要把握这个时代的本质，仍然需要研读马克思主义。霍布斯鲍姆提到了马克思的 《资本论》《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当然，《资本论》的篇幅很大，可重点阅读其第一卷第一章，即讨论商品与价值的一章。此外，如果希望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了解，也可进一步阅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等。霍布斯鲍姆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现代世界思想乐章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也是他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一书的最大亮点之一。然而，这部著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方面，从广度上看，作者对马克思关注的某些重要的主题还缺乏认真的反思。比如，作者提到晚年马克思中止了《资本论》的写作，但他并没有深入追问马克思这样做的原因。其实，马克思的注意力之所以转向对民族学（如俄国农村公社、斯拉夫公社、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的研究，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革命的中心正从欧洲转向俄国。另一方面，从深度上来看，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未能深入地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理论上存在的分歧。而了解并探索这些分歧，对于坚持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来源：《解放日报》2014年7月25日第9版《解放书单》《解放书单》第一期10本书一览1. 《之江新语》习近平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2. 《甲午殇思》刘亚洲、丁一平、金一南等著 刘声东、张铁柱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5月版3. 《新金融秩序》﹝美﹞罗伯特•席勒 著 束宇 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4.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英﹞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吕增奎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版5.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 著中华书局2014年1月版6. 《蟠虺》刘醒龙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版7. 《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美﹞伊恩•莫里 著 钱峰 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8. 《气候改变历史》﹝美﹞狄•约翰 著 王笑然 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版9. 《科学外史》江晓原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10. 《故宫藏美》朱家蟳 著中华书局2014年1月版

《北京青年报》2014年4月11日第D7版书评坊·深度阅评：霍布斯鲍姆一个“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云也退编者按2014年以来的学术出版，“霍布斯鲍姆”不知不觉成了一个热点。除了著名的“年代四部曲”再版，还有两本新书推出。这位2012年病逝、享寿95岁的历史学家，在20世纪的风浪和新千年的变化中，淬炼着自身对马思思主义的选择和理解。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久违的“洛阳纸贵”再现坊间——可不要以为这是中国才有的事。巴西总统卢拉曾说，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是本好书，霍老在巴西的知名度瞬间飙升，该书也跟着畅销一时。霍老的书常常如此，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不同人群的重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在我看来，要比托克维尔之类更值得推荐。霍老名满天下，不过对于他，有人总是这样介绍：“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后者贬低了前者的价值。霍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1932年加入过英国共产党。他在《如何改变世界》中特地谈到了那年有多少“聪明才俊”被动员起来，宣布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单是美国就有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德莱赛、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大脑；而在西班牙语世界，所有诗人都支持共和。至于霍老自己，其动机纵然经他多次阐释，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敌人们耻笑他伪善，乡愿，死也要抓住年轻时的幻想；同情者则说，霍布斯鲍姆并非糊涂一世，别人是因为明白而放弃，他却是因为明白而坚持。在柏林当学生时，霍老适逢希特勒掌权，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时就认定，这一生都离不开政治了——确切地说，是左翼政治。与其说人是因为笃志于一种抽象理念而进入政治行动，不如说主要是出于经验，霍老在《新千年访谈录》里就是这么讲的。访谈者问他，当英国共产党式微并弊端尽显时，他为何不与之决裂，霍老回答：“我想我是可以那样做的……但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当我在1932年加入共产党后，这种忠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准备要做的事情。我还能记起为了那个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所有朋友和同志们，他们为了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身陷囹圄，受尽酷刑。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放弃了事业成功的机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去为党工作的人们，他们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我从未做出过这种牺牲。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心意……”对于英国共产党的毛病，霍布斯鲍姆并不讳言，但经验要求他去做一些尽忠的事情，最起码待在党内，忍受相对的贫穷和不利。他甚至坦率地说过，他一直尽量避免去提到苏联那些让他难以启齿的真相，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同志们的感情。为此，“选择性失明”的罪名落到他的头上，逃都逃不掉。所幸，他在94岁高龄上完成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为自己正了名：我不是党徒，我不能像马克思所教诲的那样“改变世界”，但我至死都要改变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英国共产党于1960年解散，而霍老则以自己的方式——耕耘学术，守住并延续了他忠于本党的许诺。他最受人诟病的立场问题，在该书的第十五章加以澄清。他说，与其哀惜苏联东欧版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如为冷战的结束欣慰一下——这事关人类的大利益；然而胜利的资本主义世界继续鞭尸，“就像波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但是反犹主义仍继续存在一样”。如今，每有人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席间必有人冷笑着提起斯大林和古拉格。霍老承认，做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有时是种煎熬，他宁可去做个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不想研究20世纪，他所研究的东西并非不重要，只是“不受欢迎”。饶是如此，霍老还是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极端的年代》和《如何改变世界》等著作。我们看到，他用一种不温不火、细水长流的博学，洗净了身上党徒和乡愿的嫌疑：从左翼政党斗争、分裂，到林林总总的工人运动，到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衰，到异议分子的受压制，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博学势必让人平和，鲜发偏激之论。我们还看到，他神奇地将理论家、怀疑论者和信徒等多种彼此冲突的品质集中到自己身上——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受这一番“煎熬”的了。霍老用英文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改变世界》辐辏了不少过去的文章，但大多数内容，英语世界的人都未曾看过。此书的第一部分评介马恩作品，第二部分分量更重，霍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被付诸实践——“改变世界”。他几乎熟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甚至连《资本论》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个印地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译本这种“冷知识”，他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多么神圣，而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激发了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纷然杂陈的事件，成为后人理解20世纪时不能不审视的一个核心要素。传统上认知马克思的作品，向来有两种态度，其一奉为圣经圭臬，无可替代，必须忠实地执行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铺就一条通往取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大道；其二则将其视为众多理论著作之一，和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一样，可以研读，却不能按照它来行动。当然，霍老否定了第一途的狂热，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必须直面从理论进入实践——从“认识世界”进入“改变世界”——时所触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相比第二途，他的态度又更加热忱，他说，马克思死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地被人提起，不断地被唤回到公众、学者、政治家的话语之中，仅凭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真正消亡。一战之后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最风光的年代，但那多少也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光，以及被苏联的强势带动。霍老提醒读者——借句鸡汤话叫做“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把党争搁置一旁，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强大、坚韧、长于转圜变通，的确超出了预料。但他说，即便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后左翼的大退潮之中，马克思的著作仍是一件利器，被用来分析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他又说，第三世界的新生事物，与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没有关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无法抵制运用‘第三世界’概念的诱惑，因为这一概念似乎符合一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世界……的修正模式，因为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上去保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遥远的社会革命前景。”在《如何改变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柳暗花明的勾连论证。如果说它们有时让人生疑——“作者何以还能保持乐观，还能坚定地捍卫他的左派立场”——那也是因为作者本人已极尽其详地勾勒了历史环境的变化，说明了当下的处境与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早已有霄壤之别。把社会实践中所有相关的灾难都推到马克思头上，就像把车祸归咎于发明汽车的人，把赌博归咎于发明扑克和筹码的人一样，无异于思想的懒惰和投机。《极端的年代》全书最后一个词是“黑暗”：“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若非社会为之一变，便是一片黑暗。”这是一个化石级的老左派会说出来的话。但是，霍布斯鲍姆又从不讳言一个现实，即左翼运动当年力图拯救的“受苦的人”，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已得到改善。未来有可能一片漆黑，但19世纪的人设想的那种革命，也不再有发生的可能。“改变世界”这四个字，霍老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要给自己内心的选择一个交代。即使归了道山，他留下的著作仍在一次次向读者们确证，这枯槁老人仍旧保持着一份足够真挚的左翼信仰，它曾在适当的环境里，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像休眠已久的胚胎一样，重焕生命的迹象。

《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8日：重现马克思的成长

这篇短文，是评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欧洲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的，但是其中一开篇就引用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里的话，对于惜墨的书评文来说，一本书能有被引用的待遇，绝对是属一种礼遇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好，重现马克思的成长，套用一下：《如何改变世界》有着一个无书可比肩的副书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这何尝不是再现马克思的思想成长的呢？！--------------------------------------------------------------------------------------------------------------------------------------------------------------------------------------------------------------------------------------------------------------郑渝川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生前曾在一次聚会上，与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碰面。后者问他怎么看待马克思，并称“此人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引自霍布斯鲍姆所著《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索罗斯是在世纪之交说这番话的，仅仅几年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让卡尔·马克思这个19世纪的人从欧美世界“历史的故纸堆”，重新回到最受公众关注的思想家之列。但很多人注意到，马克思要比其他许许多多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更难读懂。马克思生于181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仅有30岁，而后的35年里，他还撰写了篇幅惊人、题材广泛的作品，包括后来被汇编为《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其他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著，时政、军事、经济等各类题材的报刊专栏。正如霍布斯鲍姆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及其忠实伙伴、长期的财务支持者、著作整理者和诠释者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后来者，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重要概念的理解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成熟成型过程。马克思从最初的青年黑格尔派，到对早期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再通过不断失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实践去提炼升华认识，不断扬弃不同阶段的理论局限，并与无政府主义等19世纪各种热门的理论纲要展开竞争。因此，要读懂马克思，不仅需要相对系统而完整的阅读他本人创作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各时期作品，更要结合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长过程。中信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欧洲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一书。冷战结束后，德国政府重启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项目（MEGA项目），出版两人撰写过的所有文献，其中就包括以前没有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注意到的来往信件，“甚至包括他们在信封背后写下的随笔”。斯珀伯的这本传记收录了上述项目所新披露公开的大量细节，通过马克思的私人生活、公共活动、知识形成、发表作品及因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分析，搭建起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的虚拟场景，使得读者能够更为客观真切的了解马克思的理念。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成长”讲述了马克思的家族背景，以及青年马克思的德国哲学背景。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来源就是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马克思1836年入读柏林大学，接触到黑格尔的思想，这使得他抛弃了父亲指定的学科和职业选择（法律和律师），从黑格尔哲学走向更为宽阔的政治哲学。这也带来了他个人和家庭的长期财务困境。而后从事《莱茵报》编辑的工作，则使这个年轻人进一步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作了转向。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而不无冒失，习惯于通过雄辩和批评政论表达观点的“革命学徒”。书的第二部分“斗争”讲述了马克思如何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书作者指出，《共产党宣言》透露出了对资产阶级及其革命的赞美，因为马克思毕生强烈反对以普鲁士和沙俄为代表的腐朽君主专制，他赞叹资产阶级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在几十年后经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发扬光大。《共产党宣言》最为惊人的预言是带有超前性的，即资本主义崛起与推广，将最终使得民族与民族主义消亡，经济、社会和文化全球化将不可避免的实现。当时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和英国依法治国、立宪制政府和公民自由保障发起攻击，认为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的虚伪，而马克思则认为上述标志是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及迈向社会主义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显露出了马克思理解革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当他和恩格斯被迫卷入普鲁士等国的一些“早产”革命而变得更为激进时，事后就不得不反思一次次挫折。家庭财务状况的困顿，法国政局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一家人在1850-1870年间不断辗转于法国、英国、比利时。马克思一次次送别早夭的孩子，在颠沛流离中大量阅读、创作与总结。来自德国流亡爱国者、社会主义者其他流派等方面掀起的论战，以及普鲁士、奥匈帝国安插在流亡者中的探子的挑唆，也均磨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值得一提的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根据MEGA项目披露的通信信息指出，在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尽管发表了公开称赞，私下里却断言巴黎公社的举措并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索罗斯对马克思的称赞，其实来源于马克思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巴黎公社起义之后，马克思受到欧洲各国官方的密切注视，他也因此退出了与工人行动、民主革命相关的任何行动，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了纯粹的理论家。马克思是一个19世纪的人，有生之年未曾洞察到20世纪才会出现的“科学管理”、消费主义、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分离，但他已经意识到，资本的集中化必然不断推动生产率提高，自由贸易无从阻挡，机械化和技术水平也均将提升，竞争会反复强化，劳动者很难摆脱异化。在马克思的晚年，美国和英国走向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使得经济危机的烈度被加深，这就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脆弱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周期化的认识。

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访谈）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1摘要: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93岁高龄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出版了新书《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Little Brown & Company, 2011 ）。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本文刊载于英国《卫报》2011年1月16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亨特：这本书的核心有没有一种辩护的意味？也就是说，即使马克思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再适用了，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所提的问题是对的，而且过去20年中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思考的差不多。霍布斯鲍姆：是的，的确是这样。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时期重新发现马克思，是因为他在1848年对现代世界所作的预言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我认为，那就是他吸引了很多新的观察家们去注意他的著作的地方，矛盾的是，首先被吸引的是商业人士和商业评论者们，而不是左翼。我记得，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纪念时期，当时左翼并没有制定太多的庆祝计划。让我觉得惊奇的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编辑说他们想刊登一些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东西。后来，我与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共进午餐时，他问道：“你对马克思怎么看？”尽管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对我说：“这个人确实是有些东西的。”亨特：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像索罗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喜欢马克思，他们所喜欢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能量、打破偶像及其潜力等的描述，吸引乘坐联合航空公司航班的总裁们的也是这部分描述？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是全球化，是马克思预言到了全球化这一事实，并且可以说是全面的全球化，包括品味和其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这让以上这些人钦佩不已。但是我认为更聪明的一些人也看到了马克思关于危机呈一种锯齿状发展的理论。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官方理论都排除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亨特：这就是“经济繁荣—萧条周期的终结”的论调，而且不止是经济周期吧？霍布斯鲍姆：一点没错。从上世纪70年代起，首先是在大学里，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最后是自1980年的撒切尔和里根，这时期出现的我认为是资本主义背后的自由市场原则的病态畸形：提倡纯粹的市场经济，拒绝国家和公众行为，我认为这是19世纪任何一个经济体实际上都没有实行过的，即使是美国。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这也是和自1945年至70年代早期这段资本主义最成功时期的实际运行方式相冲突的。亨特：您说的“成功”是就战后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言吗？霍布斯鲍姆：我说“成功”是因为它既创造了利润，也确保了诸如政治稳定和社会上相对满意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这些方面。但它并不理想，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人性化的资本主义。亨特：您认为对马克思的兴趣的复兴也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国家的终结吗？列宁主义的阴影已然扫清，从而可以回归马克思著作的原初性质上去了？霍布斯鲍姆：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家们不再害怕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能以比以前平稳得多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不易为激情所扭曲。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末变得更为显著。你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经济是由所谓的西北世界（西欧和北美）有效地推行的，它们推进了这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起初，它看上去运转得相当好——至少在原先的西北世界是如此，但即使是从一开始，你也能看到它在全球化经济的边缘区域所引发的大地震。8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90年代前期，俄罗斯出现经济灾难。然后就是世纪末这次几乎席卷全球的巨大经济衰退，从俄罗斯波及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我觉得，这一切使人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有一种根本的不稳定性，而这一点他们早先是排除了的。亨特：有一些意见认为，2008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欧洲和英国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现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正在以日益明显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它们的经济。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否可以说是轮到我们去遭受他们10年前所遭遇的危机了？霍布斯鲍姆：金砖四国的真正崛起是过去10年的事，最多不过15年。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我认为，假设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是种冒险的做法，正如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资本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家族，蕴含着多种可能性。从法国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到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因此，认为金砖四国的崛起只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相同的东西，是错误的。亨特：您提到了经济崩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的问题。在书中，您摒弃了那种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今天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政治规划的看法，那么，作为一项政治规划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将何去何从呢？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可以说并未提出过什么政治规划。从政治上来说，马克思的明确规划是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群体，在政治上行动起来去夺取权力。除此之外，马克思便故意语焉不详，因为他不喜欢乌托邦。相反，我要说的新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指示。马克思所写下的只是关于公有制的一些想法，总计起来也不比英国工党党章第四项条款更多，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实际上都不足以为政党或大臣们提供指导。我的看法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头脑中的主要社会模式是一战中的国家主导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们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的，但的确为社会主义如何运作提供了一些指导。亨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左翼，在政治上都未能利用过去几年的危机，对此，您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距离您最欣赏的政党之一——意大利共产党的终结已经20年了。您对当下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左翼政府感到沮丧吗？霍布斯鲍姆：是的，当然了。事实上，我在书中尽力想表明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它在革命方面出现了危机，在社会民主方面也是如此。新的全球化经济下的新形势最终不仅消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消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工人阶级向其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政府对于这种压力的反应能力实际上是减弱了。于是，左翼退缩了，他们提议说：“看，资本家们干得不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赚尽可能多的利润，坐等分红。”当部分分红以创建福利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时，这还行得通；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它就行不通了，然后你就不得不像布莱尔和布朗所做的那样：让他们赚尽可能多的钱，希望钱多到可以溢出来一些让人民生活好转起来。亨特：您是否认为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从左翼来说，一个自觉的、易于识别的大众工人阶级的终结？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它对社会民主政治至关重要。霍布斯鲍姆：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正是围绕着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政府和改革才逐渐成形。这些政党从来不是、或者只有极少数是完全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总是由联盟构成：由某些自由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由少数派——宗教和文化上的少数派所组成，在很多国家可能还包括各种穷苦的工人、劳动阶层。美国是个例外，那里的工人阶级在长时期内、当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然是大规模的、易于识别的团体。我认为，这个国家迅速地去工业化不仅对工人阶级的规模，而且对其意识都是个灾难。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纯粹的工业工人阶级本身是足够强大的。可以说，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成为更广阔的社会变动的骨干力量。在左翼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巴西，它拥有一个典型的19世纪后期式的劳工党，其建立在工会、工人、广大穷人、知识分子、思想家以及各种左翼的联盟的基础上，从而产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统治同盟。你不能说它不成功，在执政8年之后，即将离任的总统仍有高达80%的支持率。今天，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最让我觉得自在的是拉丁美洲，因为在这里，人们仍在运用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谈论、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亨特：就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言，您的著作中非常强烈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今天，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巨大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包括会议和集会。如果我们去看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或是看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表现，会发现真正的热情。今天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让您觉得激动吗？霍布斯鲍姆：我不确信是否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目前的政治局面，学生激进运动将会出现。这是从积极方面来看的。从消极方面来看呢，回顾一下1968年声势浩大的学生激进运动，现在的学生运动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不过，我当时和现在都是这么想的，让青年们觉得他们是左翼，比让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到证券交易所谋个职位要好得多。亨特：您认为像哈维和齐泽克这些人在学生运动中起到一种促进作用了吗？霍布斯鲍姆：我觉得齐泽克可以正确地被称为一个表演者。他具有非常独特的煽动本领，这确实有助于让人们产生兴趣，但我不能确定阅读齐泽克会使人更进一步地重新思考左翼问题。亨特：让我们把话题从西方转到东方。您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出新的地位并对此作出反应。霍布斯鲍姆：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共产主义走了，但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元素保留了下来，当然是在亚洲，也就是主导社会的国家共产党。这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对局势的潜在不稳定性的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趋势，迅猛增长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口中的受教育群体会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毕竟这部分人的数量将达到数千万、也许是上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似乎也正在吸纳大量的技术型的领导人才。如何将所有这些拧成一股绳，我还不知道。在这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即工人运动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能为工人组织留有发展空间，这点还不清楚。亨特：为了理解您所说的同盟，让我们来谈谈英国政治吧。我感觉就财政观念、削减开销、收入不平等等方面而言，联合政府有种上世纪30年代的气息，而卡梅隆几乎就是斯坦利•鲍德温的翻版。您怎么解读？霍布斯鲍姆：在以消除财政赤字为由所提的各种措施背后，显而易见有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即解构原有的安排并将其半私有化，不管是养老金体系、福利体系、学校体系，抑或卫生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党或自由民主党的竞选纲领都没有规定这些事情，可是从外面来看，联合政府是比第一眼看上去要更为激进的右翼政府。亨特：您认为工党应该做何反应？霍布斯鲍姆：工党总的来说从竞选时起就没有提出过一个很有效的反对意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日复一日地在选举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工党首先应该多强调它过去13年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做法，那段时期社会没有崩溃，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学校、医院和其他许多文化领域，所以那种认为社会的一切方面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拆除并碾为尘土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去保卫大多数人认为根本上需要保卫的东西，那就是提供某种形式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亨特：您认识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米利班德家族是您的老朋友了。您认为拉尔夫会怎么看他的两个儿子间的竞争及其结果——艾德（Ed）领导工党？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父亲，他肯定会非常骄傲。他当然会更倾向于他两个儿子中的左翼。我觉得，拉尔夫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确实是与解散工党、走议会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他希望一个适当的社会主义政党能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拉尔夫最终与工党和解是在工党最没有作为的那一段时期，即乏善可陈的本尼特（Bennite）时期。我依然认为，拉尔夫所确切希望的东西相比于他的儿子们至今所做的事情要激进得多。亨特：您的新书题目叫《如何改变世界》，在最后一段您写道：“取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仍然是可信的。”这个希望清晰可见吗？霍布斯鲍姆：现如今并没有什么清晰可见的希望。《如何改变世界》记述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做的事情，其中一些是通过并非直接源自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其他政党如工党、劳工党等等世界上的执政党或潜在的执政党来完成的，其次是通过俄国革命及其所有的结果来完成的。卡尔•马克思，一个赤手空拳的预言家却激励了重大的变革，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21世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既非纯粹的市场也非纯粹的自由民主就足够能应付的。到那个程度，一个不同的组合，一个不同的公与私、政府行为和控制与自由的结合必须发展出来。你怎么去称呼它，我不知道。但它完全可以不再是资本主义，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英美资本主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年第3期：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匠心独运之作——读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许华卿/文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享誉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和思想大师。《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以下简称《传奇》）是作者生前整理的最后一本专著。读罢此书，深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匠心独运之作。一、文本史、思想史交相辉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见惯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主线大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前有马克思、恩格斯，中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后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四小”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初览《传奇》一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部以文本史和思想史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是该书显而易见的特色。该书分为两大部分，我认为这是作者有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了发生史和发展史的区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以文本史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史；第二部分主要是以思想史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这两大部分可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以，细读该书就会发现，虽然文本史的分析占据了很大篇幅，但文本史只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发生史中叙述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独特视角，是用文本的“真实”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如果从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看，两大部分其实包含了四个方面前后相继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史，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前提；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产生过程，这主要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重点文本的创作和接受过程展现出来。此间虽然对《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略显“离经背道”，但瑕不掩瑜；三是马克思主义确立后在世界上的发展和流变，以不同的时间段划分了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其历史的分期有可取之处，但对个别历史时期的把握却存在西方中心论或囿于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的认识论偏见，比如，在“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1983—2000年”一章中，作者显然很少关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四是作者从自认为的工人阶级立场出发，通过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以及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现状，深刻回答了“两个必然”，发出了“现在又是应该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时候了”的呼喊，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满怀期待。如此，我们就能看清作者力图通过文本史和思想史展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本意。文本史和思想史本难分两途，否则，单纯的文本史研究往往流于考证而缺少理论提升，而单纯的思想史研究则往往失之空泛而缺少严谨的史料分析，能别两者之异同并“分而述之、合而统之”使其服务于自己的研究者非“大家”不能。该书第一部分看似是对马克思主义几个重点文本的研究，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文本之后历史的深刻洞察，文本仅仅是历史的坐标和我们借以认识历史的媒介，是作者构筑并用以展现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的一种表现手法。该书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其视野的宏大和知识的广博却又远远超出了我们惯以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局限，不仅向作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且深入剖析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或者发生作用的诸多思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长和流变谱系，使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把文本史和思想史的雕琢鬼斧神工恰到好处，如果我们不苛求其文本选取和思想“偏好”的话，在马克思主义发生史中以文本研究为重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思想研究为主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据此我们既能找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更能发现其缺点和不足所在。可谓大家手笔、匠心独运。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到回答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萦绕世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围绕这一问题，国际共运史发生过与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苏论战等诸多论争，这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动了国际共运事业的发展。这一问题以其独特魅力为任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孜孜以求，但说清道明却非易事。当前，世界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绝不仅仅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才是科学的和符合马克思本意的。《传奇》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立意鲜明且独到精辟的分析，虽然其见解带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性而较少考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但却鞭辟入里、情理交融。对历史中现实的呈现和对现实中历史发展趋向的把握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首先必须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传奇》一书通篇贯穿了这一根本方法，充满着科学的历史研究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坚持落入僵化教条式说教的窠臼，这一方面得益于于作者令人望其项背的文本史和思想史功底，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严密的逻辑体系和高超的文学表现手法使然。该书两大部分实际上有所侧重分别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大问题，呈现给作者的犹如一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交响乐，读后使人茅塞顿开。该书第一部分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发生史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呈现出的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宏大叙事，而是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十分细腻的“白描”和严密的逻辑构建，把这一原本易流于平铺直叙的问题刻画得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真正做到了让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诸多局限，力图还我们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然，作者对文本和相关人物的选取评价肯定不会得到全部的赞同声，但他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视角和方法。该书第二部分作者事实上以思想史的形式回答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却并没有给出教条主义的结论，而是“润物细无声”贯穿全书始终，初看不易觉察，细细品读就会感到“于无声处听惊雷”，使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沉浸于一种“在与不在”的自我感知，既循循善诱交给读者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又不去刻意规制读者的想象力，而是努力营造一种广阔的想象空间并提供尽可能多的可供想象的知识点，我想这可能正是该书的魅力所在。所以，开放性应该是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首要原则，但作者又不是搞无原则的“开放”，而是同时强调工人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尽管作者对“市场”，对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的认识可能存在我们所认为的诸多“偏差”，但他对在21世纪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始终不渝，字里行间洋溢着“如何改变世界”的深刻回答。《传奇》一书所体现的诸多思想亮点是“他山之石”，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可以攻玉。三、一家之言的世界社会主义主义简史要透彻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背景，霍布斯鲍姆显然十分重视这一点。所以《传奇》一书还称得上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主线成一家之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简史。学术研究能“成一家之言”者寥寥，其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非此不能立言。当前，“萧规曹随”诉说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历史者多，但把握独到而精当者却很少。我们习惯于沿着传统的思维定势和知识框架构建“历史”，但“大家”却往往能“跳出其外，观乎其中，得独到之见解”。霍氏在《传奇》一书中对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简单勾画，否定乌托邦小说和基督教共产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认为卢梭等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提供了思想资源，深入细致分析了三大“空想”思想家（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被马恩“挑选”的原因，认为是“无产者”现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马恩对以前社会主义有益思想的吸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史和思想史勾勒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展示出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洞察和热切关注，但他同时确证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并没有消亡，而是继续存在并沿着自有的逻辑发展。据此脉络我们看到的确是一部世界社会主义简史。《传奇》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重点（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和著述）和马克思之后的重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深入剖析，提纲挈领地全景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给人以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之感，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更侧重于对思想家、理论家等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描写，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着墨较少，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以葛兰西的突出影响来概括，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关注相对较少，不能不说是该书刻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盲点”所在，但我们也绝不能据此否定该书世界社会主义简史的独特价值。因为，通读全书我们发现霍布斯鲍姆是一位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他却不以我们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至少表面上带有更少的意识形态性。正因如此，他带给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史就显得独特而富有新意，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纲展现出来。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其观点和分析框架，但在大力倡导学习世界社会主义史的今天，有这样一本视野宏大、思想深邃、视角独特的世界社会主义简史以资借鉴确也是难能可贵的。本期链接：http://www.cctb.net/qkzz.jsp?rootClassInfoId=139&qknf=2014&qkq=1094

《南方周末》2014年4月10日第1573期评论·文化解码：真的读点马克思

“法后圣”，更应“法先圣”德国汉学家施耐德来敝校讲学。课后跟我说：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观念非常陌生。我颇感诧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至迟在中学已进入政治课本；上大学，读硕士、博士，都是必修；各级学历考试必考——我们的学生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料，前段时间偶然跟学生谈到“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他们一脸茫然：不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而是根本就没听过！当年读大学时，常从一些老学者文中见到此说，很是费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性”与“逻辑性”怎么可能“统一”？又如何“统一”？搞懂这句话，费了我很多工夫。可是，今天的学生竟然没有听过！这下我信了施耐德。我讲这事，并非哀叹人心不古，更不是以己度人。在正常情况下，“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原非人人皆须掌握的常识，更何况其后原有西方思想史上一条漫长线索做背景，确实不易弄懂。但问题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学生们对这些概念还闻所未闻，其故何在？我不由得起了疑惑，向学生打听，他们的政治课都讲些什么？学生给我讲了他们的课表，科目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主要的好像只有一点：二十多年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代。后者讲授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生常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起，简称为“马哲毛邓三，科学发展观”，朗朗上口。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这部分内容还会与时俱进，层累增高。用古人的话说，这是旗帜鲜明地“法后圣”。我当然不敢说，花在“后圣”著作上的时间太多，是造成对“先圣”经典掌握不佳的原因。但人的精力有限，课程体系重心既已明显偏向“当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源头的了解势必不足。明清以八股取士，已有“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局面。功令所系，原也无可奈何。有人会说：先圣后圣，如出一贯；咸与革新，后来居上。诚然，诚然。我虽研习历史，并无好古之习，决不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已把真理说尽；今人面对时代所需，自应日新又新，才显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水源头，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下的睿智篇章，这恐怕也是没有人反对的。20世纪以来的大学者，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是否信仰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都不敢等闲视之。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是在马克思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的。记得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他每次动笔前，都会先读几页马克思。显然，即使单纯为了激活思想能力，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访马克思，就像到其他一些如今正时兴的思想家那里拜访一样。其实，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因他永远正确；而是因为，他永远可以向后人提供不断的思维灵感。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论点，今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有些甚至已被推翻，但他的批评者们，也还是要到他那里接受启示。因此，对陈先生的超越，毋宁是向他的致敬。关于这个道理，可以参看林毓生先生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这个委员会培养博士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花上几年时间，精读一部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经典。学生们通过紧随大师思路亦步亦趋的过程，慢慢习得进行原创性思考的能力——即使他们后来的研究与此经典无关，甚至根本就忘掉了它的内容，也不妨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只有学会“马克思式的”思考，才具有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能够替代马克思。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必须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而不能满足二手的转述，更不能仅从“后圣”身上揣想“先圣”模样。常听人说，大学教给学生的不应是定型的知识，而应是思考的习惯、思维的方法和人文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作品，确可当此使命。因此，“两课”既是人人必修，是否更应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多做停留，真的读点马克思，也读点真的马克思呢？（作者王东杰为四川大学教授）

《经济观察报》2015年3月16日第52版观察家·阅读：回望马克思——读《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导语：在承认马克思的非凡智慧与洞察力的同时，祛除那些别人加之于马克思头顶的神圣光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解放与拯救。赵渤/文整个人类思想史就是一部遗忘的历史。就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继承了他辩证法衣钵的马克思就敏锐地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把这位老权威当作“一条死狗”（语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来对待了。不知道马克思有没有预见过他自己的命运。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的开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称“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ricHobsbawm，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2012年10月1日病逝于英国伦敦，犹太裔）讲了一个颇具深意的现象：马克思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墓地，他们死的时候，斯宾塞被称颂为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是个名声不大的穷人，虽然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声称“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到了今天，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像朝圣一样寻访、拜谒马克思的坟墓，却几乎没有人关心斯宾塞也葬在同一个地方。当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是无数批评与非议的对象。然而，这也许从反面说明了他的魅力，没有人会对一个错得不值一驳的人持续不断地穷追猛打。比如，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对那位遭到恩格斯狠狠批判的欧根·杜林感兴趣了。直到今天，左右两边的政治争论，还把马克思树立为一个标志性的靶子，比如美国共和党批评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幽灵依然回荡在世界上空，他依然被视为“另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代表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狂风骤雨中，霍布斯鲍姆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研究者正在重新发现他的价值。索罗斯这样的人也开始有兴趣和人谈论马克思了。远在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宣布全球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资本的力量将冲破一切阻挠和藩篱，“后冷战时代”的新一轮全球化是在继续着这一轨迹，但同时，也受到和当年类似问题的困扰，持续不断的危机与调整的交替。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指出的问题，依然在缠绕着今天的世界。他没有给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不大正确，但要求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人不仅先知先觉，还能开出药方，毫无疑问是一种苛责。马克思的价值并只不在于人们愿意屈尊俯就地去接受他的一些“没有被证明是错的”观点，也不在于有的人像叫卖大力丸一样努力推销马克思的观点如何“有效”，如何能够改变现实。马克思并不是这种万应灵药，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在于，他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分析与理解历史的范式。比如，霍布斯鲍姆在不同场合引用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的话：“如果有谁试图把历史进程梳理出一个头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借助于马克思的范畴或由此衍生出来的范畴，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许多严肃的、对马克思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都不拒绝承认马克思的学术贡献，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自由市场的有效性理论日益被视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反对者退缩到落寞的角落顾影自怜。然而，任何理论或学说的现实性胜利，以及对手的溃败和退缩，都有可能导致它在智识上的教条化和僵化。对于市场理性选择与自我纠正机制的信徒们来说，理性而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对立统一与永恒的争论，才是构建灵活的现实智性的正当之途。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的遗产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二是以俄国革命为特征的革命遗产。后者曾经占据过全球的半壁江山，而前者也改变了历史：经过“大萧条”时代的金融危机和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再也没有回归其旧面貌，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其内核和表现形式都经历了改造，福利国家得到了构建，而平等、社会公正、族群融合、反歧视等自由主义的理念，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取得了极大的共鸣和融合。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苏维埃版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与其初始面貌出现了很大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著中关于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被进一步“丰富”和突出，而且被高度原则化。这有时并不一定反映他们二人的本意，比如晚年的恩格斯对于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变革、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思路，给予了高度支持。作为19世纪一个思想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官方版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一些在马克思的旗号之下上演的悲剧，其责任不应被追究到马克思的头上，就像耶稣基督不应为中世纪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的屠杀背负道德责任一样。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承认，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并没有实现，如工人阶级将会日益绝对地贫困化。但就像批判但尊敬马克思的波普尔所说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它是无法预测，也无法以决定论来解释的。对马克思的真正理解是，他并不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预言”的错误，恰好说明他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不科学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真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他创立了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反对为未来的历史进程设定详细的蓝图。1843年马克思写道：“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并未为未来社会的建设留下一本施工路线图，他拒绝猜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细节。马克思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出具体的阐述，而且他认为共产主义也只能从社会主义中演变出来，而不可能人为地构想和设计出来。从根本上，马克思反对用反历史的意志主义去规定历史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强调“自发秩序”的哈耶克是很相似的，尽管他经常被后两位思想家树为批判的靶子。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是带着把马克思神圣化的企图，总是试图通过探索经典著作来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钥匙，但经典著作并没有提供现成的操作手册，人们可以学习的只有分析历史的方法。正确的做法是把马克思的思考与分析方式应用于现实的情境。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提供的只是方向和方法，从中可以得出多样性的、不同的结论，所以在他看来，并不存在“正确”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分本身就隐含着对马克思的教条化。当然，这并不妨碍霍布斯鲍姆本人倾向于一定的流派，比如，他显然对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推崇备至。历史的悲剧性在于，如果要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政治性的组织和大众化的运动，就必然要对把思想改造为某种简单化的公式，而这种改造可能是粗暴的，甚至可能是完全违反原貌的。比如，19世纪末推崇马克思的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就相信，大众接受马克思的过程必定伴随对马克思学说的庸俗化，于是他拒绝走大众路线，而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的神秘力量之上。但如何解决从思想到实践的矛盾，霍布斯鲍姆也并未给出任何现成的答案，也许这是没有答案的，而这或许也是所有严肃思想家的悲哀。在20世纪也许没有哪个人的形象像马克思这样被如此崇奉和扭曲。在承认马克思的非凡智慧与洞察力的同时，祛除那些别人加之于马克思头顶的神圣光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解放与拯救。《经济观察报》官网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318/273746.shtml

《今日中国》英文版2014年第7期BOOK REPORT：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s that Revolutionized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s that Revolutionized the World By ZHANG LETIAN & HOU TIANBAO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Author: Eric HobsbawmPrice: RMB 88 (hardback)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n March 2014, BeijingBRITISH historian Eric Hobsbawm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serious historiography. But in 2014, he became a hit in China’s literary circles. The scholar’s sudden popularity began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edition of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In less than a month, the first run of 3,000 copies was sold out, and a second run was hastily printed. For an academic book priced at RMB 88, the market was unexpectedly eager.Hobsbawm was born in Egypt in 1917. At two years old, he was brought to Vienna and soon to Berlin. In 1933 when Hitler took charge of the government, Hobsbawm went to Britain to attend middle school. He read history at Cambridge. Having lived under Hitler’s rule, Hobsbawm became interested in Marxism. During his Cambridge years, he was activ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 and remained in the party until it dissolved in 1991.Politics was an obstacle to his teaching career, but also gave him opportunities to make broader contacts and conduct extensive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He established a solid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published 14 monographs; the most famous, The Age of Extremes, takes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20th centur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40 languages and sold over five million copies. The Guardian listed it among “the 100 greatest non-fiction books.”How to Change the World, which he finished at the age of 94, is Hobsbawm’s last monograph. The subtitle,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implies that it is a summary of the author’s life-long research into industrial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This book explores Hobsbawm’s multiple and often conflicting identities–theorist, skeptic and believer. It also shows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convictions as well as a sense of reality and compassion. In the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Seeking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Marxism,” Yu Wujin,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wrote; “It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n which the author had insisted all his life, and also the review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Marxism – his guiding thought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act, the book unfolds the thinking of a man nearly a century old on the historical fate and future trajectory of Marxism. It is worth serious reading.”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reviews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The second part is more weighty, depicting Marxism in practice, or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book elaborates on the struggles and splits of left-wing parties, of various workers’ movement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world. Hobsbawm’s knowledge is exhaustive, even down to minutia such as how many Indian, Bengali and Marathi versions there were of Das Kapital in the 1950s and 1960s. Marxism is important, not for its inherent qualities, but because of the complex social reforms and changes it stirred over the century after Marx die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to understanding the 20th century. There are two attitudes towards the works of Karl Marx: some revere them as scripture, to follow loyally without deviation; others respect them along with those of Nietzsche, Freud and Heidegger, as a theory rather than a covenant.Hobsbawm rejected the first attitude and emphasized that Marxism is not a religion. He argued that we should face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putting the words of Marxism into deeds–from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o “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preface he wrote: “For the past 130 years it has been a major theme in the intellectual music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through its capacity to mobilize social forces a crucial, at some periods a decisive prese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I hope that my book will help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its and humanity’s future will be in the 21st century.”Hobsbawm favors the second view, but is much more upbeat about the prospects of Marxism. After Karl Marx died, he sai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came to the constant attention of politicians, scholars and the literate public. For this reason alone, Marxism will not die. It is also evident in the book’s warm reception. Although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was intended for an audience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t has also been applauded by businesspeople. This welcome was a surpise, even for the publishers. Bu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Marxism was a recurring topic, so this might be expected. “Once again the time has to come to take Marx seriously,” reads the last sentence in the book. In a changing era featuring informatization, fragmentation, diversity and entertainment, we should start reading Marx seriously again, and think about the thought that caused such colossal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st century. ZHANG LETIAN is a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and book reviewer; HOU TIANBAO is an editor at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霍布斯鲍姆的书更值得中国领导人推荐

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久违的“洛阳纸贵”再现坊间；习总提了句《李自成》，大笔订单跟风而上。可不要以为这是中国才有的事。巴西总统卢拉曾说，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是本好书，霍老在巴西的知名度瞬间飙升，《极端的年代》也跟着畅销一时。霍老的书常常如此，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受到不同人群的重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在我看来，要比托克维尔之类更值得中国领导人推荐。霍老名满天下，不过对于他，人们总是这样介绍：“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后者意外贬低了前者的价值。霍老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1932年加入过英国共产党。他在《如何改变世界》中特地谈到了那年有多少“聪明才俊”被动员起来，宣布支持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单是美国就有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德莱赛、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斯坦贝克、桑顿·怀尔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大脑，西班牙语世界，所有诗人都支持共和。霍老敏锐而清醒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那些天才人物的吸引，现在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如他自己，其动机纵然经他多次阐释，也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敌人们耻笑他伪善，乡愿，死也要抓住年轻时的幻想，同情者则说，霍布斯鲍姆并非糊涂一世，别人是因为明白而放弃，他却是因为明白而坚持。在柏林当学生时，霍老适逢希特勒掌权，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时就认定，这一生都离不开政治了——确切地说，是左翼政治。与其说人是因为笃志于一种抽象理念而进入政治行动的，不如说主要是出于经验，霍老在《新千年访谈录》里就是这么讲的，当访谈者问他，当英国共产党式微并弊端尽显时，他为何不与它决裂，霍老回答：“我想我是可以那样做的……但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当我再1932年加入共产党后，这种忠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准备要做的事情。我还能记起为了那个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所有朋友和同志们，他们为了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身陷囹圄，受尽酷刑。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放弃了事业成功的机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去为党工作的人们，他们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我从未做出过这种牺牲。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新意……”共产党的毛病，事实上每个左翼政党多少都有，那就是要其成员放弃独立思考，惟党的利益是从。霍布斯鲍姆并不讳言。可是，经验要求他去做一些尽忠的事情，最起码待在党内，忍受相对的贫穷和不利。他甚至坦率地说过，他一直尽量避免去提到苏联那些让他难以启齿的真相，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同志们的感情，为此，“选择性失明”的罪名落到他的头上，逃都逃不掉。所幸，他在94岁高龄上完成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为自己正了名：我不是党徒，我也不能像马克思所教诲的那样“改变世界”，但我至死都要改变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英国共产党于1960年解散，而霍老则以自己的方式——耕耘学术，守住并延续了他忠于本党的许诺。他最受人诟病的立场问题，在该书的第十五章就已澄清，他说，与其哀惜苏联东欧版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如为冷战的结束欣慰一下——这事关人类的大利益；胜利的资本主义世界继续鞭尸，“就像波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但是反犹主义仍继续存在一样。”在“七个犹太人改变了世界”那个有名的段子里，归于犹太人马克思名下的格言是“金钱就是一切”。虽然以偏概全，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熟悉并不太喜欢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似乎恰恰是马克思打开的账户，是他，第一个强调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这个理论被引向世俗拜物教，那也是马克思的责任不是？另一个矛盾就更加妇孺皆知了：马克思畅想的是一个大同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却被认为铸造了20世纪，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每有人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席间必有人冷笑着提斯大林和古拉格。马克思死于1883年，毫无疑问，他没能料到“后来的事”。不过，就此为马克思撇清干系，这格调就太低太俗了。霍老承认，做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有时是种煎熬，他宁可去做个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不想研究20世纪，他所研究的东西并非不重要，只是“不受欢迎”。饶是如此，霍老还是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极端的年代》和《如何改变世界》，我们看到，他用一种不温不火、细水长流的博学，洗净了身上党徒和乡愿的嫌疑：从左翼政党斗争、分裂，到林林总总的工人运动，到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衰，到异议分子的受压制，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博学势必让人平和，鲜发偏激之论；我们还看到，他神奇地将理论家、怀疑论者和信徒等多种彼此冲突的品质集中到自己身上——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受这一番“煎熬”的了。霍老用英语写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数不多，因此，《如何改变世界》辐辏了不少过去写好的文章，但大多数内容，英语世界的人都未曾看过。此书的第一部分评介马恩作品，第二部分分量更重，霍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被付诸实践——“改变世界”。他几乎熟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甚至连《资本论》在五六十年代有多少个印地语、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译本这种“冷知识”，他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如同基督教，亦如同两希先哲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多么神圣，多么近乎真理，而是因为它在马克思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激发了如此复杂的社会变革，引起了纷然杂陈的事件，成为后人理解20世纪时不能不审视的一个核心要素。传统上认知马克思作品，向来有两种态度，其一奉为圣经圭臬，无可替代，必须忠实地执行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铺就一条通往取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大道；其二则将其降低到众多理论着作之一的位置上，和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一样，可以研读，却不能按照它来行动。当然，霍老否定了第一途的狂热，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必须正面从理论进入实践——从“认识世界”进入“改变世界”——时所触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关系。而相比第二途，他的态度又要更加热忱，他说，马克思死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地被人提起，不断地唤回到公众、学者、政治家的话语之中，仅凭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真正消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最风光的年代，但那是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光，也是因为苏联的强势带动。霍老提醒读者——借句鸡汤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把党争搁置一旁，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强大、坚韧、长于转圜变通，的确超出了马恩的预料。想想七十年代，眼看着两极对峙的天平朝着苏联一面倾斜，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骇浪，将局面一下子扳了回来。再想想更早些时候，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崛起，“第三世界”这一政治术语问世，马恩所设想的阶级斗争似乎被民族革命的洪流所淹没，成了一桩（说得好听点）“过于超前”的设计。然而，霍老总是在走远了的时候把我们拉回主题，他说，即便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百年）后左翼的大退潮之中，马克思的着作仍是一件利器，被用来分析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他又说，第三世界的新生事物，与古旧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没有关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无法抵制运用‘第三世界’概念的诱惑，因为这一概念似乎符合一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世界……的修正模式，因为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上去保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遥远的社会革命前景。”在《如何改变世界》里，我们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柳暗花明的勾连论证。如果说它们有时让人生疑——“作者何以还能保持乐观，还能坚定地扞卫他的左派立场？”——那也是因为作者本人已极尽其详地勾勒了历史环境的变化，说明了当下的处境与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早已有霄壤之别。“改变世界”这一宗旨，一百年前就被人淡忘了，因为“左翼取得的巨大成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万一取得胜利，他们将如何从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掘墓人”的位置上，转移到国家经济的管理者的角色之中。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诊为即将病入膏肓的患者，后来一次次从“危机”中奋起，甚至还变得更强了。要是把所有相关的灾难都推到马克思头上，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么做，就像把车祸归咎于发明汽车的人，把赌博归咎于发明扑克和筹码的人一样，无异于思想的懒惰和投机。《极端的年代》全书最后一个词是“黑暗”：“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若非社会为之一变，便是一片黑暗。”这是一个化石级的老左派会说出来的话。但是，霍布斯鲍姆又从不讳言一个现实，即左翼运动当年力图拯救的“受苦的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已经改善得太多太多。未来有可能一片漆黑，但19世纪的人设想的那种革命，也不再有发生的可能。“改变世界”这四个字，霍老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要给自己内心的选择以一个交待。即使归了道山，他留下的着作仍在一次次向读者们确证，这枯槁老人仍旧保持着一份足够真挚的左翼信仰，它曾在适当的环境里，比如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像休眠千年之久的胚胎一样，重焕一些生命的迹象。 (责任编辑：收获)链接：http://news.banbijiang.com/dushu/suibi/2014/0412/147859.html

是偶然，还是巧合？

从2014年1月起，霍布斯鲍姆的著作陆续有中信社（五种，其中一种为霍氏遗作）、社科文献社（1种，为霍氏旧作）等陆续出版，而中央编译社的这本是霍氏离世前的真正最后一本力作！2014年的学术阅读，就从霍布斯鲍姆开始吧！毋庸置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如何改变世界》乃是霍布斯鲍姆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既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史学观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反思和探寻。……事实上，正是这部著作展示出一个世纪老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的思索，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阅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俞吾金

《经济观察报》2014年4月7日第57版观察家·书评：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做个悲观主义者

云也退/文　　马克思有句名言，出自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历史学家呢？可不可以说“历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回顾过去，但问题在于预测未来”？似乎是可以的，虽然预测两个字太弱，压不住转折关系的后一半。可是想来想去，关于未来，除了预测之外，还能怎样呢？　　21世纪，前所未有的难以捉摸。霍布斯鲍姆这位寿近百岁的历史学家，有幸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以令人称奇的脑力和热情在九旬以后仍继续写作，许多文章收入了他逝世后出版的《断裂的年代》里。霍老的代表作是“年代四部曲”，眼下中译本又重装上市，做出过一个著名的区分：“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19世纪上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下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20世纪则到1989年冷战告终，“极端的年代”失去了一极之后宣告“历史的终结”，就戛然而止了。即此，霍老的历史感受力可称一流，可他仍不满足，在新世纪之后依然不懈地回顾那个短暂的世纪，要检讨出更多更微妙的结论来。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掌握了预知未来能力的人物，但她只能预知悲剧，故而被别人视为不祥的乌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预测未来都是卡珊德拉，一方面是因为进步主义历史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悲剧的预测，总是更有把握，也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更加珍爱自己的青葱岁月，爱屋及乌于过去的事物。霍老当然也是一位卡珊德拉；虽然讨论的是20世纪，可在行文之中，他免不了要带上身处新世纪的彷徨：现代社会让艺术的位置模糊尴尬，艺术家自觉地被商品化，“先锋派失败了”，音乐在20世纪末就已饱和，传统价值和观点遇到危机，认定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遭到抛弃，伟大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在消费社会的洪流中黯淡无光。　　霍老是相信“改变世界”论的，他生前最后一部大书，就是盘点马克思主义“传奇”的《如何改变世界》。他信马克思主义，崇拜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先驱人物威廉·莫里斯，不过他身上并无左派让人厌烦的气味。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其乐融融；正宗英国左派无法安放霍老的位置，因为在柏林墙倒后，霍布斯鲍姆就公开说，社会主义已经死了，随后他又积极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托尼·布莱尔上台。他在理论上仍然忠于威廉·莫里斯那一路，有心彻底改变英国，但在实践中，他愿意接受来自英国官方的各种荣誉。　　他也甘愿担着乡愿的罪名，坚决不摘左派的帽子：“改变世界”不成，退回“解释世界”总可以吧？在解释的时候投入一些批判，总是能够做到的吧？霍老的态度都未必是批判，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在英国、欧洲和世界）的失败这一不争的事实，但又强调，要紧的是对此持以同情。同样的，对布尔乔亚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一战结束后的趋于消失，也要给予一种渊博的、严肃的致意——那个环境熏陶他成为一位精英知识分子，而且，甚至可以说，帮助他站在惨淡平庸的现实之中，仍能平心静气地哀悼过去。　　《断裂的年代》远不止哀悼他未遂的梦想。就在逝世前不久，他为《断裂的年代》写了自序，活到近百的年纪，要么昏沉糊涂，要么异常的清醒有力：“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但不讴歌它，而是将它放入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这份清晰和平和，使得他继续表达了以下的看法：“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世纪成就不凡，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受众大大减少，只剩了年事已高的人、附庸风雅的人或沽名钓誉的有钱人。”他坦率地肯定民主化的美国是媒体地球村的霸主，这又要比法国那批学院派左翼老愤青要高出一大截。　　西方的白人文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以降的“西方正典”，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马勒的古典音乐，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蒙克的绘画，乃至《新共和》、《纽约客》之类云集文人雅士的媒体——如果你拥抱所有这些，不必为之羞愧，不必感到落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你有必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衰落。消费文化、大众媒体与民主，一再降低“文化”的准入门槛，同时扩大它的外延；业已成为经典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确定”的东西，被扔进了一个民主化的、无比多的选项群之中，因此鹤立鸡群的地位不复当年。　　霍布斯鲍姆常常能从一些很具体、又少人涉足的角度解释大的历史趋势。例如他写到宣言这一文体：“宣言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不是它们呼吁实现的目标。大部分呼吁都浅白直露，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一类的宣言汗牛充栋，许多很快即成为明日黄花。……我们今天读《共产党宣言》的理由和我15岁时读它的理由一样，是因为它精彩迷人的文体和激情洋溢的措辞，主要是开头几页关于世界变化的意气风发的分析性展望。”一言以蔽之，宣言的传统要旨，在于掷地有声的“确定”；而现在，“想发表宣言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媒体宣传，而不是传统的集体行动，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涣散和混乱。”这种“涣散和混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地方，能够说出这一点，历史学家就已克尽其职。　　“不确定”对“确定”的反叛与颠覆，所造成的结果，在霍老看来近乎双输。《先锋派失败了》一文就是最好的解答：与“短暂的20世纪”一同诞生的先锋派——达达主义和概念艺术，不只是决裂于那些过气的经典艺术，取其地位而代之，而是竞相宣告“艺术死了”。这种砸场子的行为，并没有为先锋派赢得受众之心。正如霍老所写，1996年7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60部歌剧中只有一部是出生在20世纪的作曲家所写，这意味着文化整个地在衰落；古典音乐、爵士乐、雕塑以及摇滚乐，对于21世纪来说全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它们的欣赏者每天都在流失。　　霍老屡次提到杜尚，他认为杜尚代表着先锋派里的幸运儿，他在废除艺术、贬讽艺术的一群人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运气不错，他是在纽约做的这些事……若是在巴黎，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因为他在巴黎不过是众多富有才华、爱开玩笑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作为艺术家还挂不上号。”从杜尚开始，艺术家，或所有想凭靠创作才华出人头地的人，将自己的命运同无孔不入的媒体绑在了一起，也同偶然绑在了一起。六十年代以后冒出来的艺术越来越“乱人心绪”，而不是像以往，不管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印象派等等那样让人或安宁、或愉悦、或庄重，沉浸在审美的享受之中。　　不仅艺术，科学也在证明同样的历史趋势。在写爱尔兰分子生物学家贝尔纳的书评中，霍老把这位涉足政治、立场亲苏的科学家称为“进步的危机”的产物。“漫长的19世纪”结束于一场流血漂橹的大战，摧毁了之前的进步幻梦，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只有在捞足了好处的美国得到延续，十年之后又被大萧条所终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岁月异常凶险，社会混乱动荡，知识分子百般迷茫，如同赌博一般投诸一些诱人的意识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战后，西方在两极对峙的夹角里慢慢复苏。贝尔纳是这种时局下出现的专业精英，贝尔纳投身苏联，正是因为他对欧陆的前景倍感失望，而在计划经济的苏联那里，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稳扎稳打的进步——某种“确定性”。“实际上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然而，他是国际上为苏联摇旗呐喊的重要公众人物。”　　在少数几则品评人物的文章里，霍老对贝尔纳倾注了充分的同情：他显然想到了自己，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渴望在混乱中抓住确定，也是同样的对“这个世界可以更好”抱有信心。为了这份信心，贝尔纳站错了队，名誉大损，他“为李森科所做的学术辩护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即便如此，哪怕意欲“改变世界”的左派都死绝了，“解释世界”的左派也不会死。　　只要退回到“解释世界”、“回顾过去”的任务之中，霍布斯鲍姆就立于不败之地。他太渊博了：他知道犹太宗教当局曾警告教徒们不要沉迷于国际象棋，并因而提醒我们注意，第一位出名的犹太国际象棋棋手阿隆·亚历山大的生存年代刚好与启蒙运动相吻合；他知道一大批兴起于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名人——他们之中有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法国人——是靠着家族生意的补贴，或者亲友接济来坚持文化创作的；他不仅了解文化，而且精熟文化背后的产业，他熟悉欧洲的文化节，他知道1848年革命之前意大利半岛所上演的歌剧的情况，他知道1930年代英国的报纸和广播有多少受众，普遍在传播的是怎样的观点；他给奥弗里《病态时代》一书撰写的书评，显示了他似乎更加配得上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他拥有比作者更全面的相关知识。　　在关于宣言的论述中，霍老有一条震撼人心的洞见：“在所有的宣言中，最为出色的都是谴责现实的部分，至于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除了“一切都不确定”之外，这时代没有第二条真理可以宣说，正因如此，也靠了传媒工具的更新换代，“谴责现实”才成了每个想说点什么的人的第一选择。悲观成了地球村里每个人的村民身份，可是我们很有必要跟霍布斯鲍姆学学如何做个悲观主义者：这需要智慧，需要学识、风度、眼界——特别关键的是，需要你走出悲观，深入过去，去重建一个昔日时代的情绪和心态。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06月9日【为松荐书】

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起，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成为出版界和读书界的热点。霍布斯鲍姆无疑是当代左派史学的杰出代表。我们出过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此书与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民族主义理论的三部经典。但人们更多的时候说起他，是因为他长的十九世纪与短的二十世纪的四部曲。萨义德就说，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他像一位优秀的中长跑选手一样柔韧、有把握。有人说，大部分历史学家要么是短篇小说家，要么是长篇小说家，老霍兼而有之。也有人八卦道，老霍长得不好看，而且是宅男，结婚也晚，有时间写出大量作品。我更倾向于把他的写作看成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公的谴责与打击。他在回忆录里说：世界可不会自动变得更好。这让我们想起梁漱溟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