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乡愁》书评

朱科：乡愁，美丽的误会

朱科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托马斯•曼撰文谴责法西斯对德国文化的歪曲和破坏，并在公开场合把纳粹领袖描述成一个易怒的神经病，招致民族主义者的仇恨，最终被迫流亡国外。之后，曼又宣称纳粹德国不再是他的祖国，并说：“我所在之处，便是德国”（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1952年，在美生活了14年而且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托马斯•曼，因为不满美国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而移居瑞士。在勤于笔耕之外，他还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支持德国统一。就像写《乡愁》的余光中回到物是人非的大陆，却添了新的“惆怅”；对台湾拥有无尽“文化乡愁”的大陆文人到了“福尔摩沙”，却又很难找到想象中的那种“民国范儿”……乡愁，多半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是个体由“感伤”发展到“意识到自己的感伤”，并由此达到“自我崇高”的“刻奇”（Kitsch）。托马斯•曼热爱他的祖国，流亡海外多年，但对乡愁却保持警惕。因为，乡愁是笼统、暧昧且危险的，是裹着“逝去的美好”一类糖衣的浅薄的情感炮弹。当你在明处深情款款地抚今追昔，却不知正被在暗处操控情感炮弹按钮的人们冷冷嘲笑。用傅铿先生新书《烟雨乡愁》封底的话说，“故园无从返回”，乡愁则是怅惘和忧伤。忠于内心的自由，对生命中的美好充满渴望，追求高尚的人性和生活的价值，如此，哪里都是故乡，哪里都是祖国。1. 站在红场大骂美国总统“美国人告诉苏联人，我们很自由，可以站在白宫门口大骂总统。结果苏联人告诉美国人，我们更自由，可以站在红场大骂美国总统。”这个苏联的经典笑话大家都很熟悉，已经被聪明的国人改编成了若干个版本。先不管其中的价值观是否“普世”，至少可以认定一点，不管是在自由的美国还是“更自由”的苏联，批评美国根本不用花什么代价，是一件很安全的事。不过，是选择在自由的地方还是“更自由”的地方批评美国，却是十分微妙的。是的，美国是一个拥有3亿多人口建国仅两百多年的世界头号强国，是“五毛”口中的人权地狱，是“美分”眼里的民主典范，当然也是中国的超级富豪、裸官家属、中产阶级产妇、大喊“再也不回来”的留学生梦寐以求的流着香奶与蜂蜜的“应许之地”。如果能看透国人对美利坚附着了各种“魅惑”或者“乡愁”，也就不难理解当傅铿先生在2010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美国民主的除魅》后，许纪霖先生的那句随兴之语：“美国待你如此优厚，你还要批评美国”。虽然当时傅先生出于友谊，无言以对，但心中却有欲吐又隐的另一番话：“美国的民主也不过是模仿一个公司的管制模式。国内的公知们似乎还难以实地体察到，有一些‘普世问题’（Universal Issues）同样司空见惯地存在于世界发达国家，比如巨大的贫富收入不均，无权者的尊严和权益得不到保障，公民的自由常常受到侵犯，以及无处不在的隐含歧视……”其实，聪明如“五毛”、机智如“公知”，对美国的批评和幻想，都属于观点先于事实的“拿来主义”。对所掌握的“事实”精心剪裁，无论如何也要使其最有利于己方观点。什么价值无涉？Go to hell！高级“五毛”骂美国一般会名利双收，还能用沾满鲜血的票子将子女送往“万恶的美帝”；低级“五毛”虽然占不到实际的便宜，却也能一边过过嘴瘾、假嗨几下，一边扮“爱国青年”，在酒友面前吹一吹牛逼。国内的“公知”对美国的“乡愁”，多半像是明治维新前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一半靠阅读典籍，一半靠合理想象，稍稍触碰点实际，幻梦就容易破灭。或者说，他们早知道美国也如其他国家一样，沉疴遍地、问题重重，只是“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罢了。说美国的好话，抑或见不得别人说美国的不好，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彼而意在此，彼与此都心照不宣了。2. 抵制诱惑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它屈服？记得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大家在惋惜之余也十分费解，为什么MJ在取得世界级音乐成就的同时，为人处事时而如孩童般幼稚、时而如狂人般怪异，为何“德艺双馨”对于他来说就那么困难？当然，最庸俗的说法就是，“天才与疯子只在一线之间”。但一位台湾知名音乐评论员不落窠臼，解释得相当精彩，“他的影响力无与伦比，近乎上帝般的存在，但肉身却和我们一样，浊骨凡胎”。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管不住“那话儿”的知识分子身上。“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本雅明、“第二性”的波伏娃，以及“我控诉”的左拉、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这些大文豪、大知识分子，在为人类贡献卓尔不群的思想、智慧以及独特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容易被“酒神”迪奥尼索斯灌醉，都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深深沉湎于欲望的泥沼中。傅铿先生新书《烟雨乡愁》的《圣人托尔斯泰的最后车站》《狐狸的情书》《本雅明的俄国之恋》《法国式浪漫的代价》诸篇，则毫不客气地爆出这些大家们的荒唐史。托尔斯泰年轻时经常到妓院里胡闹。1862年，“真诚地有点过分”的他与妻子索菲亚结婚时，硬是要让妻子看自己年轻时的日记，里面有他与各种女人鬼混的记录。1925年，35岁且有一妻二子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却用魔术师一般的才华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把学生汉娜•阿伦特迷倒，并成为采走汉娜初贞的“折花人”。其后，汉娜给自己施下了“海德格尔情结”的魔咒，对曾经的导师念念不忘，两人分分合合，虐恋长达半个世纪，一直到海德格尔去世。1926年，已有妻儿的本雅明得知，自己在俄国的热恋情人阿斯娅因精神崩溃被送入疗养院，只身赶到莫斯科去看望她。而当他到达时，这个“能够保持若即若离的神秘能力”的女人，还吸引了其他好几位痴心的追求者。更离谱的是，两年后，阿斯娅来到柏林，本雅明找妻子借钱租了一个公寓与阿斯娅同居，而公寓离他妻子和10岁儿子的住宅不到两英里。萨特与波伏娃在哲学和文学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处理情感的手法上也同样惊世骇俗。面对情人萨特的移情别恋，波伏娃毫不示弱，迅速结识了美国名不见经传的作家阿尔格伦，进赌场、抽大麻、体验小偷生活。之后，两人在公寓里相互开发身体的快感，展开了一段短暂却销魂的恋情。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还获得了法国文学奖“龚古尔奖”。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相貌极其俊美并且心地善良的贵族少年格雷，被亨利•弗敦勋爵教唆“抵制诱惑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它屈服”，并向画像许下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管不住“那话儿”的知识分子，给身前身后人带来的沧桑与委屈又有谁去承担？3.乡愁啊，你的名字叫孤独《烟雨乡愁》一书集中谈及对故国“乡愁”的是《点点乡愁烟雨中》《故国神游》《烟花三月海上游》等随笔，这是全书感情最充沛、最炽热，也最动人心弦的部分。《点点乡愁烟雨中》一文里，傅先生苦等多年拿到绿卡后，一次独自在纽约中城坐地铁去取回国的飞机票。半途中听到艺人的笛声，顿时感到特别的苍凉，竟至于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住心头的那一阵心酸。原来，那次与吹笛艺人的邂逅，“勾起了一缕在心中郁结了八年多的乡愁”。在几经辗转的回国飞机上，傅先生听到一位女士在说上海话：“先生，侬的东西落脱了”，又使他的心中“升起一阵难以抑制的酸楚”。这当然还是因为乡愁。《故国神游》中的三篇短文，傅先生将对故乡的那种复杂情感，描绘得如梦如幻、虚实难分，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当傅先生在朋友的陪伴下“半醒半睡”地参观世博园时，仿佛真的身处《石头记》里的太虚幻境、《神曲》里的天堂。不过当看到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时，傅先生仍然敏锐地捕捉到“一种虚情假意之感觉”“未能感受到美学上的陌生化美感，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好大喜功”。在重游雪窦寺时，他也批评“中国的强盛也体现在了旅游胜地的铺张建筑上，而不是更注重艺术的原创和文化的再现”。时下的中国，不管是一线的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的内地小城市，公共场所的乞丐屡见不鲜。有的是真可怜真有难言的困窘，有的则充分利用了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将乞讨当成了职业且收入可观。美国的地铁似乎也不缺流浪汉，只是身板挺得直，乞讨并不低三下四，以至于去国经年的傅先生，在上海的地铁车厢中看到一位不满20岁的少女，双腿跪着行走在每位乘客面前行乞无人理会时，“感到一种深深地内疚，顿时心泪如雨。”（《生命如一支歌》）也许是乡愁让他将身边的每一位同胞都看作了“命运共同体”。我的父亲从未长期客居他乡，但对年轻时期乃至少年时期的故乡，怀有浓厚的感情。数年前，忙于工作的他，竟然抽空不知不觉写下二十多万字的回忆散文。傅铿先生与我的父亲年纪相仿，我在读到《烟雨乡愁》中的这些怀乡文字时，不免心有戚戚焉。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有言“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陌生人”，傅铿先生也说“一个理解人的陌生人便是一位真朋友”。乡愁，是海外游子的羁旅情思，是“身居故乡，心灵却永远生活在别处”，是做奴隶而不得就发疯似的怀念“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说到底，乡愁是一种不可名状又难以释怀的孤独。傅铿先生在全书末尾《可悲的单相思》一文里，引用了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描述的“极权统治下的知识人的两种人格”：一种人是外在行动上紧紧跟从组织，言辞上口口声声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内心则自以为是仍在抵制；另一种人则是真诚地接受了伟大真理却仍抱着解不开的疑虑。前一种人米沃什称之为“变色人”（Ketman），即可以承受口中的言辞和心中的信仰之间的矛盾，从而适应统治者的种种新要求，而内心则依然自信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自由思想者。米沃什认为，“变色人”是一种典型的奴性知识人，“他的主要特性便是害怕为自己而思考”。这段话不知戳破了多少人自以为是的“思想乡愁”，又会让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陷入新的孤独呢？【此文已在2015年12月20日《湖北日报》读书版发表。发表时限于篇幅进行了重新改写】http://ctjb.cnhubei.com/html/hbrb/20151220/hbrb2806893.html

《烟雨乡愁》自序 （傅铿）

1985年，余英时先生为董桥先生主编的《明报月刊》之《中国的情怀》专栏写了一篇乡愁浸透纸背的随笔，题为《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其中讲到了一个佛经中陀山鹦鹉的故事：“昔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余先生并说，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所透露的情怀，与中国士大夫“志于道”的精神是相契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等格言，都出于同一种情怀。而更为感人的是，陀山鹦鹉所为是出于一种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1978年，余先生回访阔别了29年的故土，后来记叙说：“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部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一个月的故国神游之后，余先生写下的一首七绝，最为精致地体现了海外游子的乡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同样情形，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唐德刚先生便迫不及待从加拿大绕道回访阔别了25年的故国，“当飞机进入中国领空，面对久违的故乡山河，唐德刚异常激动，用手绢掩面去卫生间大哭一场。”唐先生说：“不幸而逋逃海外，朋友，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捧着这本难念的经，在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条件之下，再回到你生长的地方，你情感上能没有强烈的反应？”1938年，唐德刚还是一个中学生，随学校3000学生从安徽逃难到湖北，第一个夜晚星月之下就在黄鹤楼前的花岗岩石广场上露宿。“上有清风明月、下有浩浩江流……就在这诗情画意之间，我们这群孩子，便呼呼大睡了。我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暖暖的。原来已日高三丈。揉眼四顾，发现周围全是人腿。我就睡在人腿如林之中。”原来那广场白天是一个露天茶馆。更妙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唐先生随星云法师到黄鹤楼故地重游，他又去寻觅那块曾经在上面睡过的石头，在大致的方位上，“看看来往仕女的大腿，碰碰腿下面的石头—真是石板如旧而人腿全非！”随后即兴口占一首七绝，诗曰：　　　　机声弹影忆当年，曾在楼前石上眠，　　　　黄鹤既飞不复返，谁知今日又飞回。余先生说“城郭如故人民非”，而唐先生更是诙谐地说“石板如旧而人腿全非”，正是这种亲身经历的沧桑之感，促成了他们悠远绵长的文化乡愁。余生也晚，没有两位大师在国内时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经历。然而回想起来，近年来我的几次故国神游则可以说是写作这本《烟雨乡愁》的灵感源泉。2010年的上海世博之行是我第四次故国之旅，也是一次让我深刻体味到什么是乡愁的海上之游。10 月底，我踏着世博会的尾巴来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上海城：整修一新的外白渡桥上彩灯如梦如幻，红、紫、绿、蓝、黄，把苏州河口染成了一个魔幻般的龙头。淮海中路和浦东世纪大道上两边的梧桐树则披着绿色的灯光，树上还缀满了红色的小灯笼，车行在路上仿佛是穿越过一片绿野仙踪般的世界。世博的“太虚幻境”更是属于刻意营造的梦幻世界；外滩的万家灯火也在营造一层层的梦，从南边的外白渡桥的五六种色彩的灯光，经艳魅的东方明珠、绿顶的和平饭店北楼，到眼花缭乱的海关钟楼，再到后现代的莲花大楼，至少有五层深的艳丽之梦。11月10日晚，好友许纪霖、严博非和陈克艰三位上海滩知识界大侠，专程赶到我落脚的徐汇区的一家餐馆小叙。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席间纪霖兄得知，我在工作之余，读书耕耘有加，便随兴对我说了一句：“美国待你如此优厚，你还要批评美国。”我无言以对，只是说：“兄长的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境！”我在心中欲吐又隐的一番话是：“我在美国的大公司里不过是一个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见的螺丝钉。螺丝钉只有工具价值，对我的小天地以外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大隐隐于市，而我不过是小隐隐于大公司。”我在《读书》2010年第10期上发表的《美国民主的除魅》的主题恰恰是：美国的民主也不过是模仿一个大公司的管制模式。国内的公知们似乎还难以实地体察到，有一些“普世问题”（Universal Issues）同样司空见惯地存在于世界发达国家，比如巨大的贫富收入不均，无权者的尊严和权益得不到保障，公民的自由常常受到侵犯，以及无处不在的隐含歧视。美国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15% 以上，整个欧洲更是高于20%。发达国家在向不发达国家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之时，同样常常是为了面子而掩盖自己的“普世问题”。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给香港《苹果树下》专刊写了一组政治小品文，收在本书里成为《沉疴遍地的国土》一文，主要便是想引起读者对那些“普世问题”的思考。读者当能理解，批评美国，是希望美国变得更加机会平等，更加尊重人，更加公平。次日（11月11日）一早，一位友人陪我去游览了苏州的寒山寺。上午观赏了枫泊桥，爬了足有7层高的塔楼，撞了闻名于世的寒山寺大钟；然后在寒山寺对面一家笼罩着蒙蒙禅意的茶馆中坐了一整下午，聊一些悲欢离合的琐事。一潭池水上漂着满满的荷叶，四周则是清竹和写有张继诗的多幅碑帖。那份四周的幽静和心中的馨香此前还从来没有体会过；惭愧在上海居住了30 多年，居然从来不知道方圆一百里之内就有如此宁静悠远的人间桃源。此前曾与王焱先生电话联系，得知《狐狸的情书》一文虽经王兄多次努力，还是未能排上《读书》杂志，将刊于《社会学家茶座》。回国之后不久又写了《人生若只如初见》、《故国神游》和《点点乡愁烟雨中》等抒情随笔，脑际中常常萦回着寒山寺迷蒙的云雾，茶馆中悠远的禅意，人生中刹那间的惊鸿一瞥。2012年马丁•路德•金假日（1月17日）刚过，在花旗银行做了12 年的“主机电脑螺丝钉”之后，我终于被当作一件无用的工具而辞退了。老实说，来到美国20年了，再一次失业后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痛快。不用每天去操心那些琐碎枯燥的电脑程序，也无须去应付那些装腔作势的工头和老板的脸色。每天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了，短期内仿佛回到了出国前不用坐班的那种天堂日子。刚失业，灵感即如泉涌，一两天里很快写完了带着蓝色乡愁的《海上鹭鸶的表现主义海派画》一文。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又一口气读完了英国艺术史家罗斯•金的《巴黎的评判—印象派诞生的革命性十年》，随即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随笔《画布上的恶之花》。从罗斯•金的那本书中读到的19 世纪法国社会的细节，如一个模特儿和体面的专业人士的年收入、花都卖身女子的数字，比枯燥的历史书还要详尽。那两篇随笔都是在一种“有闲”的兴致下一气写成的，蕴含着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情愫；尤其是“海派画”一文，字里行间仿佛有一种微醉之后的“神怪之语”。等到3月百花烂漫之际，我再一次踏上故土，做了为期一月的神游。此次故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地是北京。住在金鱼胡同与王府井交界的一家旅店里，举目所见，与我1989年底见到的北京相比，真可谓是面目全非了：在金鱼胡同上坐北面南，正对面是一家中式的颇有气派的半岛酒店，正门竖立着一片巨大的紫花牌楼，旁边是超级豪华洋气的和平饭店，朝东的斜对面是一座在巴黎司空见惯的巴洛克式建筑，西边则是人山人海的各种高档商场，以及古色中掺有今香的王府井大街。那些玻璃建筑的超级商场的外墙上到处都是欧美名牌的各种时髦款式，而这类标着天价的名牌商品，对平民百姓来说，则犹如种种朦胧的迷梦漂浮在蓬莱仙阁的云雾之中。我在当年4月19日的一条微博上写道：“今日皇城王府井大街，已经全被消费主义的文化所占领：四角都是巨型的购物中心，各种西方的大名牌，Cartier，Channel，Lacoste，抢夺着人们的眼球。然而最妙的是，从王府井大街到金鱼胡同，法国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与牌楼门面的半岛酒店，争奇斗艳，东正教风格的天主教堂与商业摩天大楼并驾齐驱。”在那次北京之行中，我与三联书店签下了思想性随笔集《知识人的黄昏》的合同。当时有意没有把一些更带趣味性的文艺随笔收入《知识人的黄昏》一书，想着今后总会再有机会出书；但当时绝没有想到会与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务印书馆有缘。也是那次北京之行，在和平饭店的大堂里与王焱先生喝着啤酒，从午后畅谈到黄昏；兴犹未尽，再移座到王府井附近的眉州东坡酒店用餐，餐后再送其到灯市口地铁站互道珍重而别。本书的文章中除那篇《画布上的恶之花》外，还有好多篇均是在王焱先生主编的《社会学家茶座》上刊行的；尤其是那篇《海上鹭鸶的表现主义海派画》，2012 年春天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审的犹豫之下最终被拒，后又历经种种周折，最后还是刊于《社会学家茶座》。到5月份回到美国后不久，得知出国前的一位香港友人林道群做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并在协助董桥先生做一些编辑工作，没有想到林兄会来函约我为《苹果树下》专刊写稿，要一些写得“好看”的千字左右短文。于是从2012 年6 月开始，我便在那株“苹果树下”隔周发一篇趣味性的小品文。承蒙林兄错爱，那些小品文不时会刊登在周日的专刊《苹果树下》，有时与董桥先生的文章竟刊在同一个版面上。时间长了，后来有些文章像雷雨一般轰然而下，难以控制住字数，于是两三千字的文章也偶尔在周日《苹果树下》专刊上面世了，其中写唐德刚的那篇《时间的尘埃》是自己感到还算比较情文并茂的。出国之前就非常欣赏唐德刚先生的文字和学问，到了美国之后又添了游学的经历，体味过相同的生存艰辛，以及同样隔海相望的文化乡愁。所不同的是，唐先生是科班中的佼佼者，而我不过是一个小票友。但票友才能够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同情。2001年首次回国时，好友李天纲送了我一本由一些中年学人写的随笔集《另外一种散文》，对我启发甚深。文章千古事，无论是写人、叙事、记游或议论，优美的文笔才能让读者享受到文字的乐趣和韵味。其中的几篇学者散文，比如李天纲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张汝伦的《乡愁》，葛兆光的《唐诗过后是宋词》，高瑞泉的《智慧之境》，以及郭宏安的《墓中人语》，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复诵读过几遍。当然我最为心仪的散文作家非董桥先生莫属，在他众多的文集中，最为喜爱的要数《从前》，那30 篇描写故友的文字可说是字字珠玑，篇篇神来之笔。此外由他人编的集子《旧时月色》和《旧日红》也收集了董先生的精华。让我全心佩服的高手散文还有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赵越胜的《燃灯者》和张宗子的《书时光》。每逢遇到写作者的障碍（Writer's Block）时，我都会把他们的书拿出来再读一遍。如果读者诸君在本书的某些篇章中看到了上面几位高手文字的影子，那就权当是我这个鹦鹉学舌者对他们的致敬吧。再回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情怀。在本书附录上海《文学报》的采访中，我借用了那个美丽的陀山鹦鹉的故事；2014 年6 月在《苹果树下》的一篇小品文中，我又曾写道：“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情怀”实际就是一种文化乡愁。余先生曾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余先生又说：‘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我仿佛豁然之间感悟到，‘中国情怀’与董桥先生说的‘旧时月色’是相通的：都是一种对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的眷恋之情，是一种文化乡愁。”也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的牵线，我得以认识了商务印书馆蔡长虹女士，从而才有今天这本《烟雨乡愁》。尽管这可以说是互联网天公作美，但我还是要万分感谢蔡女史。此外我在这里还要特别对《书屋》杂志的刘文华先生遥致谢意，通过刘先生的督促和纵容，本书中的诸篇文字才得以写成和面世。如果说《知识人的黄昏》是一本以思想为主的社科随笔集，那么《烟雨乡愁》则是一本追求趣味和品位的文艺随笔和小品集。　　　　　　　　　　　　　　　　　　　　　　　　　　2014年6月于普林斯顿http://site.douban.com/commercialpress/widget/notes/8718734/note/522601554/